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纪念陈独秀诞辰一百四十周年

〔编者按〕今年是陈独秀诞辰140周年，我们发表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撰写的《纪念陈独秀诞辰一百四十周年》一文，以志纪念。

2019年10月9日，是陈独秀诞辰140周年纪念日。早在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就在不同场合多次讲过要正确评价陈独秀。他说：“对陈独秀应该承认他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是有功劳的”，“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2013年10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历史不会忘记，陈独秀、李大钊等一批具有留学经历的先进知识分子，同毛泽东同志等革命青年一道，大力宣传并积极促进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使中国革命面貌为之一新。”值此陈独秀诞辰140周年之际，“讲一讲他的功劳”，总结他的功绩和教训，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一、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领袖

陈独秀出生于1879年10月9日，字仲甫，安徽怀宁人。17岁时考中秀才，次年应江南乡试落第。18岁撰文《扬子江形势论略》。1898年维新变法和1900年八国联军对中国的侵略，使他受到很大震动。1901年至1915年，先后五次东渡日本求学或避难，接受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1902年参与成立东京青年会。1902年至1903年间先后三次举办爱国演说会。1903年，陈独秀回国在安庆筹建安徽爱国会，因被清廷察觉，又到上海帮助章士钊主办宣传革命的刊物《国民日日报》。1904年回安徽创办《安徽俗话报》，这是最早使用白话文进行通俗宣传的报刊之一。1905年在芜湖组织安徽第一个具有军事色彩的革命组织岳王会。1911年辛亥革命后，陈独秀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并参加1913年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这个时期，陈独秀成为安徽地区民主革命的领军人物，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很有声望的革命前驱者。他虽然没有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但他是辛亥革命的积极参加者，这对他后来由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有着重要意义。

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促使人们对如何学习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进行反思。先进的中国人认识到，在中国，仅仅靠西方政治制度的移植是走不通的。要从根本上改造中国，还要有文化的觉醒和思想的启蒙。陈独秀最先吹响思想启蒙的号角，被毛泽东誉为“思想界的明星”。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翌年改名为《新青年》），新文化运动由此发端。初期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内容是：提倡民主和科学，反对专制和迷信；提倡个性解放，反对封建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新文化运动提出两大基本口号，一曰民主，二曰科学，即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陈独秀大声疾呼：“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他明确宣告：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陈独秀由此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领袖和进步思想界的代表人物。毛泽东说过：中国“科学思想不发达”，“名为共和，实则专制”，“不晓得民主究竟是甚么的结果”,陈独秀“平日所标揭的，就是这两样”。

以《新青年》出版为标志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形成一场前所未有的思想启蒙运动和空前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有力打击和动摇了长期以来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唤醒了一代青年。深受《新青年》影响的青年人，有不少后来成为中国革命事业的中坚骨干。比陈独秀小14岁的毛泽东，当时正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后来他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这样谈到《新青年》：“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新文化运动为适合中国社会需要的新思潮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五四运动的总司令

1917年1月，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请陈独秀为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随之移至北京，由一人主编改为同人刊物，并成立编委会。编委们聚会的地点常常是箭杆胡同9号陈独秀的寓所，这里成了新文化运动的指挥部。北京大学也成为当时中国思想界最活跃的阵地。

1918年12月，陈独秀、李大钊创办针砭时政的战斗性刊物《每周评论》，与《新青年》相互配合，协同作战。《每周评论》猛烈抨击封建军阀统治，揭露日本在中国东北和山东攫取权益的侵略行径，号召人民奋起抗争，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又一块宣传阵地。

1917年11月7日，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为世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树立了榜样，指明了方向。陈独秀以极大的热情讴歌俄国十月革命。1918年3月，他明确表示：“二十世纪俄罗斯之共和，前途远大，其影响于人类之幸福与文明，将在十八世纪法兰西革命之上，未可以目前政象薄之。”1919年4月，他发表《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一文，认为18世纪法兰西的政治革命、20世纪俄罗斯的社会革命，都是“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

中国的五四运动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发生的。陈独秀指出：十月革命以后，“中国人也受了两个教训：一是无论南北，凡军阀都不应当存在；一是人民有直接行动的希望。五四运动遂应运而生”。

五四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和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陈独秀参与和领导了这场运动。5月4日，他在《每周评论》第20号发表《两个和会都无用》一文，表明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迷信完全破灭，指出，人类真正的幸福“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这无疑对正在兴起的五四爱国运动有着鼓动的作用。

5月4日至6月上旬，《每周评论》密切关注五四运动发展情况，并连续出版三期“山东问题”特号，全文刊登《北京学界全体宣言》，系统介绍青岛问题的来龙去脉，揭露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北洋政府的卖国行径。

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发表系列文章和随感录，号召人民行动起来。他指出：“公理不是能够自己发挥，是要强力拥护的。”中国政治问题“根本救济的方法，只有‘平民征服政府’”。他认识到，五四运动与过去任何一次爱国运动不同，它所特有的精神之一是“直接行动”，即“对于社会国家的黑暗，由人民直接行动，加以制裁”。6月11日，他直接行动起来，到城南新世界游艺场，向群众散发由他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宣言》提出收回山东主权、罢免卖国官僚、撤销警察机构、市民组织保安队、给予市民集会和言论自由等五条关于内政外交的最低要求，并表明：如果政府不顾市民的愿望，拒绝市民的要求，“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在散发传单时，陈独秀遭到逮捕。教育界等团体和社会知名人士纷纷向北京政府提出抗议，要求立即释放陈独秀，并发起营救行动。7月14日，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号发表《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指明陈独秀的被捕，不但不能损及他的“毫末”，并且是“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文章最后说：“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北洋军阀政府逮捕陈独秀，不仅未能遏制五四运动的洪流，反而促使社会各界通过各种营救活动广泛了解了陈独秀的反帝爱国行动和主张。9月16日陈独秀获释出狱。李大钊高呼，这是“真理”战胜“强权和威力”，这是“光明”的“复启”。

五四运动改变了以往只有觉悟的革命者而缺少觉醒的人民大众的斗争状况，实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全面觉醒。在五四运动中，涌现出一批为追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而积极探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先进分子。数十万学生英勇地走在运动的前头，成为运动的先锋；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显示了强大的力量。陈独秀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同许多社团组织和进步青年密切联系，积极指导和推动运动的发展。毛泽东说：“在五四运动里面，起领导作用的是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大学教授虽然不上街，但是他们在其中奔走呼号，做了许多事情。”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越来越多的中国先进分子集合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很快成为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

三、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传播者和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并且日益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就是酝酿、筹备到建立中国共产党的过程。最早酝酿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通过对俄国十月革命经验的学习，通过亲身参加中国工人运动的实践，他们逐步认识到，要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就必须像俄国那样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使其充当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这时的陈独秀已将关注的主要目光从青年学生转向工农大众，从研究和传播进步思想文化转向建立共产党组织。这是一个重大的转折。

1920年2月，为躲避反动军阀政府的迫害，陈独秀从北京秘密迁移上海。在护送陈独秀离京途中，李大钊同他商讨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陈独秀到上海不久，就开始到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他先到码头工人中了解罢工情况，到中华工业协会等劳动团体做调查。他还约请北京大学进步学生和革命青年深入工人中间，了解工人的状况。3月，他决定将5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7卷第6号编辑成《劳动节纪念号》。其中有陈独秀的两篇文章。在《劳动者底觉悟》一文中，他犀利地指出：“我以为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社会上各项人，只有做工的是台柱子，因为有他们的力量才把社会撑住”。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劳动创造世界的观点，分析工人的状况和地位，并向他们指明“觉悟”的步骤和本阶级的历史使命。这反映出此时的陈独秀已经能够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分析和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在《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一文中，他运用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分析资本家对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掠夺，指出：“像现在个人的工业，牺牲了无数的穷苦工人，利益都集中到少数的资本家个人手里”，“这实在是清平世界里不可赦的罪恶！”4月中旬，他联合七个工界团体筹备召开世界劳动节纪念大会，并在筹备会上发表《劳工要旨》演讲。他受到工界团体的尊敬和拥戴，被推选为筹备会顾问。在他的指导下，上海各业5000多名工人于5月1日举行集会，提出“劳工万岁”等口号，通过《上海工人宣言》。此后，陈独秀主持创办《劳动界》《伙友》等刊物，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以启发工人的觉悟，组织真正的工会。8月，他在《劳动界》上发表《真的工人团体》一文，号召工人“自己联合起来，组织真的工人团体”，以求“改进自己的境遇”。

陈独秀在斗争实践和探索中逐步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并以俄国十月革命为楷模考虑中国的实际问题，实现了由激进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1920年9月，陈独秀发表长文《谈政治》，指出：“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这些言论和行动表明，他已经把立足点移到无产阶级一边，已经站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来。11月7日，他在《共产党》月刊第1号发表短言，旗帜鲜明地表示要跟着俄国共产党走。他说：“要想把我们的同胞从奴隶境遇中完全救出，非由生产劳动者全体结合起来，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国外国一切资本阶级，跟着俄国的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法不可。”

陈独秀、李大钊等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发动和组织工人过程中，积极开展建党工作。1920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发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该会同3月李大钊主持成立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一起，从上海、北京分别向各地辐射，先后同湖北、湖南、浙江、山东、广东、天津和海外一批受过五四运动影响的先进分子建立联系，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6月，陈独秀同李汉俊、俞秀松等人开会商议，决定成立党组织，起草了党的纲领草案十条，其中包括运用劳工专政、生产合作等手段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关于党的名称，陈独秀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主张定名为“共产党”，陈独秀表示同意。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在陈独秀主持下，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取名“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其成员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骨干，陈独秀为书记。11月，陈独秀同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拟定《中国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为达此目的，就要“组织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共产党将要引导革命的无产阶级去向资本家争斗，并要从资本家手里获得政权——这政权是维持资本家的国家的；并要将这政权放在工人和农人的手里，正如一九一七年俄国共产党所做的一样”。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通过写信联系、派人指导或具体组织等方式，积极推动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以及旅日、旅法华人中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实际上起了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作用。在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积极推动下，在共产国际帮助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上日程。

1921 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举行。中共一大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历史由此掀开崭新一页。陈独秀时在广州，未出席中共一大。他向大会提出关于组织与政策的四点书面意见，要求在讨论党纲党章时予以注意。这四条意见，一是“培植党员”，二是“民权主义之指导”，三是“纪纲”，四是“慎重进行征服群众政权问题”。考虑到党员数量少及地方组织尚不健全，中共一大决定暂不成立中央执行委员会，只设立中央局作为中央临时领导机构。在陈独秀缺席的情况下，大会选举他担任中央局书记。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陈独秀为促进两者结合并建立中国共产党作出了杰出贡献，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对此，毛泽东曾指出：“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他创造了党，有功劳。”陈独秀作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主要传播者和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的巨大功绩，是不可磨灭、永载史册的。

四、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

中共一大之后，陈独秀辞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一职，到上海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

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对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革命运动的开展、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对推动1924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运动，特别是建立国共合作、领导五卅运动和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反对国民党新老右派的斗争和批判戴季陶主义等，发挥了重要的领导和指导作用。从中共一大到五大，陈独秀一直是党的最高领导人，中共二大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中共三大国共合作方针的确定，中共四大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的提出，等等，他都起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陈独秀在探索中国革命基本问题方面，也有自己的思考和贡献。比如，1923年，他在《向导》杂志上发表《我们要何种势力管理中国？》一文，就鲜明提出“农、工、商、学生人民势力”是“中国真正主人翁的势力”的观点，强调“这派势力若终不能集中强固起来管理中国，中国便永远没有救济的希望”。对人民力量的正确认识，充分显示了陈独秀的正确立场和远见卓识。又比如，对于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联系，中共二大宣言指出：“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了，无产阶级不过得着一些自由与权利，还是不能完全解放。”“无产阶级便须对付资产阶级，实行‘与贫苦农民联合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二步奋斗。”至于这第二步奋斗，无产阶级是要经过一个长时期使自己的力量壮大之后才能实行，还是民主革命胜利以后便能够即刻实行，中共二大宣言提出了后一种可能性，指出：“如果无产阶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强固，这第二步奋斗是能跟着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即刻成功的。”这个《宣言》是由陈独秀起草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个时期他对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联系的认识。在此前后，陈独秀在文章中也提出过被称之为“二次革命论”的观点，但从中共二大宣言看，他也有过民主革命胜利以后即刻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设想。由于这时中国共产党刚刚成立不久，缺乏革命斗争经验，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复杂国情也缺乏深刻认识，究竟通过怎样的途径和步骤达到社会主义前途，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包括陈独秀还不可能有清楚的认识。

历史表明，在建党及大革命的初期和中期，党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党员群众和党的干部的积极性是非常高的，因此获得巨大的胜利。对此，陈独秀是有很大功劳的。

大革命后期，当国民党内蒋介石新右派势力随着北伐胜利进军日益膨胀、革命联合战线内部斗争愈演愈烈之际，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面临复杂多变的形势和难以处理的问题。1926年上半年，在处理国民党二大选举、中山舰事件（又称三二○事件）、整理党务案事件中，共产国际认为，共产党如果同国民党新右派进行斗争，必然导致国共关系破裂，因而主张妥协退让。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也坚持这种意见。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直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和指导，必须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使得妥协退让的意见在党内占了上风。陈独秀在大革命危急关头，缺乏对复杂形势的明确判断，不善于处理同国民党的关系，结果当国民党右派彻底叛变之时，共产党措手不及，遭受重大损失。

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从客观上讲，一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联合力量暂时比革命阵营的力量要强大得多，并且有更多的政治经验；二是国民党背信弃义地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群众发动突然袭击。从主观上讲，则是陈独秀等人在后期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应当看到，这时的中国共产党还处在幼年时期，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方面都缺乏经验，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较深刻的了解。因此，党的中央领导机关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动摇不定，在大革命的后期，受了反革命势力的欺骗，没有能够领导全党采取果断有力的措施，革命遭到失败就难以避免了。

还需要指出的是，共产国际及其代表虽然对大革命起了积极作用，但由于他们并不真正了解中国情况，也作出过许多错误的指示，出过一些错误的主意。幼年的中国共产党，还难以摆脱共产国际的错误领导和指导。这对酿成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有直接影响。

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它的历史意义仍是不可磨灭的，实际上是未来胜利的革命斗争的一次演习。通过这场大革命，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主张成为广大人民的共同呼声，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迅速扩大，党的组织得到很大发展，千百万工农群众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尤其是通过革命胜利和失败的反复，党经受了深刻锻炼和严峻考验，初步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经验。所有这一切，为党领导人民把革命斗争推向新阶段准备了条件。

五、离开中共中央领导岗位以后

大革命失败前夕，1927年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中共中央进行改组，陈独秀从此离开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岗位。此后，他一面按照中央要求，经常发表一些文笔犀利的杂文，揭露鞭挞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一面反省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关注当前形势和党的路线、策略。对大革命的失败，陈独秀并不认为自己没有责任，但他认为在许多问题上共产国际的指导是错误的，自己是被迫执行，共产国际应负主要责任。为此，他拒绝赴苏商议问题和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恰逢此时，他获悉，托洛茨基认为斯大林应对中国大革命的失败负责。这一看法，得到陈独秀的认同。1929年春，当陈独秀看到托洛茨基论述中国革命的文章时，引起思想上的共鸣。陈独秀不同意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领导人关于中国革命形势“不断高涨”“是直接革命形势”的观点，认为革命已处于低潮。他对临时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不同其他党派合作的“左”的纲领和策略表示不赞成。这些都是基本正确的。但他对革命形势作了过于悲观的估计，反对八七会议确定的武装起义方针，并在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任务、道路等问题上反对中共六大路线，提出了一些错误观点和主张。经过一段时间思考，他接受托派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策略，并开始在中国共产党内部组织“左派反对派”。

这些都是党的纪律所不能容许的。1929年8月1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中国党内反对派问题》的通告。10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中央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斯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点名批评陈独秀。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决定，把陈独秀、彭述之等人开除出党。12月10日，陈独秀发表《告全党同志书》。12月15日，他联合81人发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到1931年5月，成立统一的“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陈独秀为书记。由于这个“反对派”的主张完全脱离中国实际，加之内部派系矛盾很深，所成立的统一组织很快陷于分裂和瘫痪，没有在社会上产生重大影响。当后来托洛茨基提出以苏联为轴心、保卫苏联等损害中华民族利益的口号时，陈独秀开始与其格格不入，到最后终于与之分道扬镳，成为一个不隶属于任何党派的人。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国难当头、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陈独秀发表一系列文章，提出反蒋抗日的主张。1931年10月，他在《抗日救国与赤化》《此次抗日救国运动的康庄大路》等文章中，斥责蒋介石依赖国联主持公理不仅是“妄想”，而且是“奴性”表现。他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在和平谈判的掩盖之下，实行其对帝国主义投降”。陈独秀的诸多言论，表现了他的强烈爱国热忱和坚决抗日态度。

1932年10月，陈独秀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最后被以“危害民国罪”判处徒刑13年。这是他第五次被捕入狱。对于国民党当局罗织的罪名，他回击说：“予固无罪，罪在拥护中国民族利益，拥护大多数劳苦人民之故而开罪于国民党已耳。”这是陈独秀对自己最好的辩护，也是他忧国忧民之心的表露。在狱中，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长何应钦单独面见他并向他求字，他挥毫写下“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

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后，陈独秀被提前释放出狱。出狱后，他坚持发表抗日演说，写下大量抗日文章。蒋介石请他出任国民党政府劳动部部长，被他拒绝。国民党政府出资10万元请他另立党派，遭其痛斥。1938年6月底，陈独秀从汉口乘船溯江而上，于8月到达江津居住，直到1942年5月病逝。尽管陈独秀晚年穷困潦倒，政治上也无地位，但他还是关心时局的进展，为抗战宣传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他以光明正大和清正廉洁在社会上赢得了尊重和声望。邓小平后来曾说过，陈独秀“不是搞阴谋诡计的”。

纵观陈独秀一生，经历十分复杂，既有早年的辉煌，也有晚年的凄凉。他是那个时代站在中华民族和世界进步潮流前列的人物，对推动中国历史前进作出过重要贡献。他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上的杰出人物，也因其一生有过许多变化而成为复杂的历史人物。他由一位叱咤风云的革命者、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转而接受托洛茨基主义，后来虽然脱离托派，但最终没有回到马克思主义的轨道上来。这是他的人生悲剧。在指出陈独秀的错误和悲剧的时候，要看到他的错误有其主观因素和个人责任，更重要的在于有着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他的悲剧，也有着时代条件的限制和影响。毛泽东说过：“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今天讲陈独秀，就要把他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放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全面认识，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对于陈独秀，要全面、历史、辩证地看待和分析他的功绩和错误，把它们作为历史财富继承下来，使之成为有益于后人不断前进的历史借鉴。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应有的立场和态度。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