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对儒学一枝“独秀”

  世界上的事，就是这样，人不在风头上，可能看事件就是另一种眼光，1937年，陈独秀相当于布衣了，他写下了《孔子与中国》。

孔子有没有价值？陈独秀肯定了两点。

第一对宗教迷信的否定态度，“自下古以至东周，先民宗教神话之传说，见之战国诸子及纬书者，多至不可殚述，孔子一概摈弃之”。（1）（这也许使国人逃脱了类似西方“黑暗的中世纪”。）

第二是“建立君、父、夫三权一体的礼教。”当时有它的价值。春秋之末，封建颓式无可挽救，社会很乱，人们，特别是诸候大夫，谁也不服谁，于是孔子在封建的躯体中抽出它的精髓——礼教，来束缚封建诸候大夫以及陪臣，使他们认识到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以维持当时离析分崩的社会。（长乱对多数人都苦，选择礼教，是当时多数人理性的选择。）

以下，陈独秀对礼教局限性进行了说明，科学与民主，是人类社会进步之两大主要动力，孔子不言神怪，是近于科学的。二千年前孔子的礼教，来支配现代人的思想行为，是反民主的，人们把不言神怪的孔子打入了冷宫，把建立礼教的孔子尊为万世师表，中国人活该倒霉。

“孔子的礼教不废，人权民主自然不能不是犯上作乱的邪说，人权民主运动不高涨，束手束足意气销沉安分守己的奴才，那会有万众一心反抗强邻的朝气”。（2）
在学术问题上，在西方历史上，民意、政府随学术的走向而互动，在中国历史上，学术随政府的意向而互动。

因此在对待学术问题上，陈独秀认为，学术乃人类公有之利器，没有古今中外之别，这是学术要旨。先明确这一点，才可言学术。国粹论者，不明此义也。对于学术，只当论其是与不是，不当论其古与不古；只当论其粹与不粹，不当论其国与不国，以其无中外古今之别也。（4）

陈独秀认为学术，必守三戒：一曰勿尊圣。尊圣者以为群众的意见早就在圣人著作之中。这样圣人岂不是全知全能之上帝？二曰勿尊古，尊古者以为不师古，则无可足取。岂知最初的古人有老师吗？犯此二戒，则学术将无进步可言。三曰勿尊国，即学术无国界，学术乃公有文明之物，哪一国的学术都可以，只要他说得对，一听是外国学术，就排斥，这会堵塞民智。 

陈独秀在学术上还认为，中国学术不独立之最大原因，莫如学者自身不知学术独立之神圣。譬如文学自有其独立之价值也，而文学家自身不承认之，必欲攀附《六经》，妄称“文以载道”，“代圣贤立言”，以自贬抑。法律上之平等人权，伦理上之独立人格，学术上之破除迷信，思想自由，此三者为欧美文明进化之根本原因。

陈独秀引用了辜鸿铭在北京大学教员会议席上的讲话，“：如今没有皇帝，伦理学这门功课可以不讲了”。柏林大学有一位教授对中国新去的留学生说：“现在凯撒都没有了，你们来到德国学什么？”原来没有皇帝便没有学术吗？这种思想固然很可笑，但我们且莫笑，我们若仍旧迷信个人有超越民众的力量，岂不是和他们一样可笑。

在陈独秀的早期著作中，曾对儒学的“仁政”进行了批判。从以行政学的角度看，仁政自然优于虐政；以政治角度看，仁政之伤损国民自动自治之人格，这与虐政没区别；以治乱角度看，王政之治乃一时的而非永久的，乃表面的而非里面的。共和之治，是永久的而非一时的，乃里面的而非徒表面的也。（3）

对孔夫子“仁政”脆弱性的质疑，在1918年《新青年》第五卷第一号，当谈到政治问题时，针对当时军阀混战，陈独秀指出，当排斥武力政治，以理论言，单独武力，决不能建设现代国家，以事实言，袁世凯、张勋相继以武力政策，都归失败；倘在继之者，其效果也可想而知。目下政治上一切不良现象，追本求源，都是“武人不守法律”为恶因中根本恶因。无论何人，一旦有枪在手，无所不为，国法人言，无所顾忌，尚复成何世界！此武力政治倘不废出，不但共和是个虚名，就是复辟君主也没有办法。不但宪政不能实现，就是专制皇帝，也没有脸面坐在金銮上发号施令。所以我们中国要想政象清宁，当首先排斥武力政治，“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有什么政治法律可谈呢？

对思想自由，陈独秀写下了《公仆变了家长》一文，“古时专制之国，皇帝就是家长，百姓就是弟子，此时共和国，总统就是公仆，国民算是主人。家长式的皇帝下一道上谕，拿道德不道德的话来教训百姓，原不算稀奇。现在公仆式的总统也要下一道命令来教训国民，这是怎么一回事。”（6）

瞧了以上之言，各位不觉得陈独秀文若其名，其见识真有点一枝“独秀”吗？

（1）《陈独秀著作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三册，377页
（2）同上，388页
（3）同上，第一册，265页。
（4）同上，第一册，372页。
（5）同上，第一册，372页。
（6）同上，第一册，4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