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与徐拱禄

1911年春节前，徐拱禄从广西桂林回到杭州，找到督练公署想归队新军八十二标，却暂时安排到浙江陆军小学任教，正是这次偶然安排，在陆军小学结识了陈独秀，并建立了一段兄弟情义，他们来往甚密，交谈甚深。徐拱禄的亲属们都知道陈独秀为徐拱禄四子改名，叫徐崧年，这样与他的三子陈松年同名，祖同一辈人，以表示两家的儿子亲如兄弟，两人也就结拜兄弟。详细内容我已在“陈独秀研究网”《我的祖父徐拱禄与陈独秀的一段友情》一文中说了。

徐拱禄是一位普通的辛亥革命志士，他为何能与陈独秀建立这段友情呢？徐拱禄又是何许人也。徐拱禄（1877-1938年），字星环，浙江永康人。 出身于贫苦家庭，十五岁学徒，目睹清廷腐败，民不聊生，激起他对国家、民族的前途的关注和忧虑。戊戌变法期间在永康组织“大脚会”，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与大凯和尚习武参加“百子会”、“九龙党”，尔后随九龙党一起加入沈荣卿领导的“龙华会”。光绪三十一年初（1905年），徐拱禄在县前头最热闹的集市上，公开抨击清政府腐朽没落，宣传革命，当众剪掉辨子，遭清政府报复烧毁烟店。背井离乡，来到绍兴大通学堂，成为第一期学员，参加了光复会。徐在大通学堂学文化、学军事，接受民主革命教育，正式投入反清革命活动洪流中。毕业后受光复会指派考入杭州弁目学堂，打入清军，在军中宣传革命，发展光复会员。皖浙起义前期，徐参加了秋瑾在杭州组织的秘密组织，参加策划皖浙起义。

            皖浙起义失败后，反清力量受到较大摧残，整个浙江一片白色恐怖。这种形势一时难以扭转，革命军人提出“欲向别省先求发展，藉为本省革命造成有利条件。”徐拱禄又跟随蒋尊簋、夏超、吕公望等革命志士赴广西桂林，在陆军小学任教官，参加了同盟会，进行革命活动，计划再一次发动武装起义。由于年青人革命激情过早暴露，大部分同志被迫陆续离开桂林，蒋尊簋也调离广西。1911年春节前徐拱禄回到杭州。

在徐拱禄的民主革命生涯中，最有影响的一件事，莫过于与陈独秀建立了一段兄弟情义。陈独秀和徐拱禄，他们都是革命的先行者，资深的革命志士，革命多年，未有所获，情感相融，谈得十分投机。他们之间谈话内容极其广泛。他们俩人交谈的角度不同，直抒已见，又相互尊重。陈独秀是很孤傲的人，他绝对不会为了向徐拱禄打听什么事情，向徐示好，拉近关系，建立友谊。徐拱禄也是一位诚实正直的军人，也不会去奉承迎合。他们的友谊是建立在相近或相同的政治思想基础之上。他们当时谈些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他们俩出身于完全不同的家庭环境，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性格也不相同。我们只能用他们的辛亥足迹诠释他们的政治思想，找到相同的政治思想基础，以及思想变化的轨迹。

陈独秀出身于1979年10 月9日，徐拱禄出身于1877年1 月9日，陈独秀比徐拱禄小两岁，他们是在同时代环境下成长的人。陈独秀出身于封建文人之家，自幼饱读四书五经，从小就受到封建传统文化的熏陶，加上长辈无不用封建伦理道德教诲，希望把他们培养成忠君忠祖的孝子，走科举仕途，做官发财，光宗耀祖。

徐拱禄家庭虽不是书香门第，也算是“耕读之家”， 耕是是生存之本，“读”是进身之阶，是乡民攀登社会阶梯的唯一途经。即使家庭不算富裕，由于长辈重视，形成尊重读书人的良好风气。徐拱禄七岁入私塾，经常因经济结据辍学，在家由父亲亲教，父亲去世后由长兄督读，四书、五经之类的书。陈徐他俩在思想还末成熟时，应该是一名循规蹈矩的子弟，先后，由长辈、塾师、兄长督读经书。本应沿着父辈所拟定的人生轨迹走下去的，然而甲午战争的枪炮声打破了他们的平静的生活，激发出极大的爱国热情，走上寻求强国富民的革命之路。

甲午战争彻底打碎了“天朝上国”的迷梦，中华民族遭此奇耻大辱，“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国人开始重新认识自己，认识世界。《马关条约》签订清廷割地赔款，两亿三千万两白银的赔款，相当于日本当时七年的财政收入，为啥一个泱泱大国却输给千百年来拜中国为师的小岛国。中国失败之惨烈，丧权辱国之沉痛，深深扎根地民族的心中。那时陈独秀才十五岁，刚开始关心国家大事。他回忆自己少年时代时说：“我十年以前，在家里读书的时候，天天只知道吃饭睡觉。就是发奋有为，也不过是念念文章，想骗几层功名，光耀门楣罢了。哪知道国家是什么东西，和我有什么关系呢？到了甲午年，才听见人说有个什么日本国，把我们中国打败了。到了庚子年，又有什么英国、俄国、法国、德国、意国、美国、奥国、日本八国的联合军，把中国打败了。此时我才晓得，世界上的人，原来分做一国一国的，此疆彼界，各不相下。我们中国，也是世界万国中之一国，我也是中国之一人。一国的盛衰荣辱，全国的人都是一样消受，我一个人如何能逃脱得出呢。我想到这里，不觉一身冷汗，十分惭愧。”

甲午战争时，徐拱禄只有十七岁，还在学徒中，在柜台前服务，初入社会。听到战败的消息时，十分震惊，无比沮丧。来买烟的客人中，各阶层人都有，聚集在一起，各抒已见，表达自己的真情。使徐拱禄真切感受到民众在哭泣、悲歌、呐喊和抗争，是这样刻骨铭心。甲午惨败令人心碎，西方列强战后在中国恣意划分势力范围，把中华民族推到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古人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凡读点书的人都知道家、民族、国家之关联，都会有一种家国情怀和责任感。

中国人从此真正开始了民族觉醒，救亡图存。复兴中华而为历史的主旋律，社会各阶层民众以各自的方式拯救民族危亡。在这样的大时代的背景下，一个个大事件不断发生，1898年发生了戊戌变法，“百日维新”的失败、戊戌六君子的惨遭杀害、八国联军的侵华战争、《辛丑条约》的签订等，这一系列惨酷的事实，给中华儿女，知识青年强烈的刺激，使他们目睹清王朝的腐败和外国势力的侵略，很多革命志士，立志救国，投身革命。

陈独秀和徐拱禄都都是热血青年，有一颗爱国之心。受到戊戌变法的影响，以及一件件丧权、辱国的事件，使陈独秀猛然惊醒，不再相信变法维新，彻底放弃科举仕途，决定到先进的国家探索强国富民之路。陈独秀回忆道 “我们中国何以不如外国，要被外国欺负，此中必有缘故。我便去外国查看一番。”由此可见忧虑国家命运，并期待祖国振心的爱国心，正是促使陈独秀出国留学的主要动机。

陈独秀留学日本是断断续续的，曾五赴日本。陈独秀在1902年第一次留日期间，参加了“励志社”，开始接触民主革命思想，尽管由于不满“励志社”某些立场，退出“励志社”。毕尽是陈独秀生平第一次参加社会团体，并开始从事社会政治活动，表明了他对国家民族命运以及社会政治问题的强烈关心。陈独秀自幼思想活跃，易于接受新事物，在留学日本期间，接受很多新的进步思想，也结识了很多革命党人，在他第二次留学日本时，断然抛弃了对维新派的信仰，开始由支持立宪改良的“康党”而转变为拥护共和革命的“乱党”。勇敢地转入民主革命派的怀抱，完成了由“康党”变为“乱党”的过程，留学日本遂成他革命生涯的开端。

1898年（农历戊戌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改良主义者，发起戊戌变法运动，以变法图强，救亡图存为目标，进行广泛的宣传鼓动，希望通过改革，使中国走向独立民主和富强，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热情，激发人民爱国思想和民族意识。初登政府午台的维新派志士需要做的事情很多，从思想启蒙到制度变改，从强兵富国到科举改革，但想不到维新人士所热衷的要务，除了政府变法之外居然是妇女的“不缠足运动”。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认为“缠足是中国落后的根源之一，它导致妇女才智受到严重束缚，成为国家累赘，妇女若能去除缠足恶习，并得到相应教育，将成为国强种的重要推力。” “不缠足运动”是戊戌变法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封疆大吏张之洞到秀才童生，一时似乎都把“不缠足”当成了非办不可的要务，康有为初出茅庐第一件“维新事业”就是组织“不缠足会”，不缠足会则雨后春笋般四处绽放。

戊戌变法时徐拱禄刚21岁，受到戊戌变法的影响，开始接受新思想、新知识，变法维新，救亡图存的要求相当强烈，在历史洪流中挺身而出来，投入这场“不缠足运动”，徐拱禄在浙江永康与胡叔刚，以及志同道合的年青人，成立了“大脚会”。这些发起和参与“不缠足运动”的志士都是不折不扣的男人，而且是当时在中国站在时代前列的男人。历时仅一百零三天的变法终于失败，各地不缠足运动也就烟消云散。这小小的政治运动地失败，彻底打碎对清政府不切实际的幻想，改变了徐拱禄的一生。

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大意义事件，它是一次资产阶级变革社会制度的初步尝试，是一次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清政府失去一批倾向原体制内下实行改革的精英和支持者，代之而起的主张激烈变革推翻原有制度和政府的革命者，最后造成了清朝的覆亡。不难看出康有为、梁启超的思想对陈独秀和徐拱禄有较大影响，并认识到维新派的改良道路是行不通的。

浙江会党多是以反清复明为宗旨而建立的秘密政治团体，到了辛亥革命时期，浙江会党是光复会的同盟军，已经成为遍布全省的一支重要的反帝反封建的社会力量。会党的成员，多数是农民、城市小生产者，他们如此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的情绪，最深的根源还在于广大农民、城乡小生产者迫切希望改变他们贫困的屈辱的经济政治地位的反映。浙江会党的领导人，好多是具有爱国思想的进步知识分子。这些人成了会党与革命党人联系桥梁、会党走上革命的带头人。由于革命党人联络会党，与光复会建立了联盟，使会党性质逐渐变化，接受光复会的政治纲领，树立起推翻清朝专制统治的奋斗目标。会党骨干进入徐锡麟、陶成章、龚宝铨等举办的大通学堂受训，成为光复会的会员，接受光复会的领导，龙华会成了秋瑾的“大本营”，积极参加革命党人领导的武装起义，使会党进一步革命化，成为真正的革命党人。

徐拱禄在会党中思想不断变化提高，从民族主义逐渐向资产阶级民主义转变，渐渐明白一个道理，救国救民必须反对清朝，“要反对清朝，一定要投入到反清洪流中去”。光绪三十一年春（1905年），永康集市那一天，徐拱禄毅然站上台子上向民众宣讲革命，提高民众的认识，宣传民有、民治、民享的民权主义，不做封建君主专制的奴隶，不做古圣先圣贤的奴隶，不做天命的奴隶。提倡自由、平等、民主，使民众从世世代代的奴隶意识中解放出来。并倡导：男女平等，男人不留辫子，女人不缠足。他带头剪去自已的辫子，以示与封建的清王朝作最后决裂。剪辫子这在当时是大逆不道的行为，是要受到清庭的注视及至围捕镇压。当时清政府在民主思潮迅猛发展的形势下没有抓他，但恨之入骨。随后指派人焚烧徐拱禄等四人合伙开的烟店。当时徐痛恨万分，但心里十分明白，九龙党和龙华会的朋友来店歇脚、买烟，联络或打探消息等，成了会党的驻点，引起清庭的注意，深深感受到清庭的政治压力。加上烟店损失严重，无法生计。当时上有母亲，下有两个幼子，妻子还有身孕，万般无奈，只好把家托付给长兄星灿，被迫离家出走。

陈独秀转变为革命派以后，他进行革命活动的主要舞台在安庆和芜湖。1904年陈独秀背了一个包袱，拿了一把伞出走，来到芜湖办起了《安徽俗话报》，宣杨反帝爱国和民主革命思想，唤起民众，开启民智，反对封建专制。不到半年《安徽俗话报》发行至3000余份，名列全国白话报之首位。同年11月，应章士钊之邀到达上海，加入了以暗杀和武装起义为宗旨的“爱国协会”，同蔡元培等跟从杨笃生试验炸药。协会机关被破获后，他又回到芜湖，一面继续办《安徽俗话报》，一面在安徽公学任教，培养和联络革命志士。1905年夏，陈独秀等创办了秘密的反清团体“岳王会”，任总会长。他摒弃了单枪匹马舍命一拼的暗杀行动，侧重在新军中发展会员。1908年著名的熊成基武装起义就是以“岳王会”会员为骨干发动起来的。辛亥革命时期的仁人志士进行革命活动一般采用下列三种方式：创办报纸进行宣传鼓动；开办学校，培养革命干部；组织秘密团体进行暗杀活动或武装起义。这些方式，陈独秀除了没有持枪上阵、冲锋杀敌外，全都采用了。

徐拱禄脚穿布鞋，身着兰色长布衫，手拿红色油纸雨伞，肩背用方布包了几件换洗衣服的袍袱，徒步耒到杭州。考进清朝末期举办的浙江武备学堂第五期，若在武备学完毕业，前程似锦。徐拱禄不忘初心誓言，即入龙会的誓词：“驱除鞑虏，万死不辞；若萌异心，神人共殛。”忍痛离开武备学堂，投考大通学堂，辗转来到绍兴大通学堂，加入光复会。大通学堂经常举行演说会，陶成章和徐锡麟亲自担任主讲。徐锡麟讲到清政府的黑暗统治时，挥拳击桌，声泪俱下。学校还订有《革命军》和《浙江潮》等革命书刊，供学生阅读。大通学堂从开学之日起，革命演说不断，反清烈火越烧越旺，革命思想坚定不移。徐拱禄在大通受到革命教育，开阔眼界，也接受了较为系统的军事教育。大通学堂实际上，它即是一所为革命培养、聚集人才的学校，又是光复会在国内的“大本营”和领导中心。这样徐拱禄正式投入反清民主革命斗争中。

徐拱禄在大通学堂年龄稍大，处世稳重，武功高强，再加上以前是九龙党、龙华会的骨干，深得陶成章、徐锡麟信任。在校期间就与他们一起从事反清革命活动，和一些骨干分子常聚会、开会和参加革命活动；有一次被派往武义县给龙华会副会长周华昌送信，可能是准备响应1906年12月31日湖南萍浏醴武装起义的一次联络工作； 大通毕业后，指派考入杭州弁目学堂，打入新军，宣传革命，发展光复会员；皖浙起义前期，徐参加了秋瑾在杭州组织的秘密组织，实为皖浙起义的杭州内应核心；秋瑾被捕前，徐受光复会的指派到绍兴营救秋瑾，送信让秋撤离，并带回秋的指示，把大通学堂骨干学生三十二人组成的敢死队，迅速撤离杭州。徐拱禄始终把光复会誓词“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作为奋斗目标和追求的理想。

光复会是全国性的革命组织，是长江下游革命势力的总汇。是东南数省之统领，也是我国社会进步力量的代表。光复会是以爱国知识分子为骨干的革命团体。建立之初，人数不多，力量不大，他们为了开展武装革命，必须扩大组织，“大家注意力集中到运动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五省会党方面，动员参加”，才有一批会党成员加入光复会，而带头入会的会党首领，也是一批具有民主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由此可见，光复会的会员，主要是两部分人，一是爱国留学生，二是会党成员。光复会就是清末这批怀有强烈爱国情绪的新型知识分子的革命集团，它的出现，标志着由一批具有民主思想时代新人唱主角的辛亥革命已经揭开序幕。

在同盟会之前革命组织中，而陈独秀在此前较倾向光复会系统而不是孙中山的兴中会系统。光复会的出现在1904年，比同盟会要早一年，但它并没有提出明确的纲领，只有“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的誓词，两会的宗旨、行事作风等分歧也是毋庸回避的。主要分歧，反映在光复会方面的是光复会主张宣传革命之外，主要在于革命的力行和实践，认为暴力取得政权后，才能实行民主政治。因此，光复会自始至终，从领导人陶成章起，深入内地，打进基层，实行武装革命，从不少懈。而同盟会虽也重视武装革命，但领导人居国外时间多，宣传也多于力行。光复会对这点意见较深，两者分歧点在此。徐锡麟就义时尚言：‘我与孙文宗旨不同，就是指此而言。’他说：“光复会坚持由‘鼓吹’而趋向‘力行’，就是重视武装革命，自癸卯至辛亥之间，没有一年，没有一月，不在进行武装革命。清朝统治集团残酷镇压，同志被杀的、被密拿、被缉的、起义就难的，前后不下五千人。时隔五十载，姓名湮没无闻，比比旨是。”岳王会与光复会的主张十分相近。

陈独秀与光复会的密切关系，光复会成立前陈独秀参加了与光复会有渊源关系的军国民教育会暗杀畴组织，结识了后来光复会的重要人物蔡元培，刘光汉。光复会成立之时，陈独秀在上海，加入其中。光复会成立之后，陈独秀邀请刘师培等光复会员赴芜湖安徽公学等校执教，光复会在芜湖得到迅速发展。陈独秀组织了岳王会，该会应该为光复会的外围组织。

辛亥革命知识分子义无反顾的挑起了历史重任。首先他们在国内外创办大量革命报刊、发行革命书籍，向民众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这些刊物将资产阶级的政治学、史学、社会学等许多新理论介绍到中国，大量传播资产阶级的革命思想，严厉批判中国的专制主义，宣传爱国主义和反清革命。激发民主革命思想推动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诸元素中注入现代气息，使中国由传统向现代化门槛牵迈出了重要一步。知识分子作为当时社会精英，其动向反映着时代脉博的跳动，也就是社会前进的动力。他们制定革命纲领。多次组织发动武装起义和爱国运动，可以说辛亥革命是新型知识分子领导的，并且以之为主力军。

历史专家们评说辛亥革命时期的陈独秀，戊戌变法时，投向维新派。20 世纪初陈独秀感时忧世，他经历曲折，思想不断变化，但是他最终得出一结论：救国救民的唯一道路是民主主义。他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积极投身于革命运动，成为一名勇敢的民主战士。陈独秀既不认同当时 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家，也不认同梁启超的立宪派，而是独树一帜提出改善国民性入手。在他看来，中国国民思想太落后，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养成的奴性思想严重，最紧迫的是改变国民性。二次革命失败后，陈独秀苦苦的沉思中探寻新的革命出路，逐渐认识到“中国要进行政治革命须从思想革命开始，首先要革中国人思想的命”于是发动了“新文化运动”,他成为中国思想的旗手。

陈独秀在杭州寄情于美人友人和山水，虽可掩一时消沉，但陈独秀终是忘不了革命事业。陈独秀与徐拱禄相识这一段时间，正是辛亥革命前夜，武昌首义后，浙江新军立刻响应，准备光复杭州。徐拱禄已回到浙江新军八十二标第一营，参加了八月二十二日，庄之盘、 勇忱由沪至杭，在西湖刘公祠秘密集会，聆听上海来的同志介绍武昌起义的经过。次日再开会于凤林寺秘议，又无结果。第三次集会于二我轩照相馆楼上的酒肆，结果还是没有定议。最后由童保暄邀集革命党人在其家中商讨起义的作战方案，分配战斗任务。十一月三日夜上海光复，翌日消息传到杭州，全城人心激动，革命党人立即决定于当晚十二时发动起义，分头紧急通知各单位的革命同志，以呜炮为号，按原定计划和线路开进杭城光复杭州。这一切情况，陈独秀都在掌握之中。徐拱禄还参加攻克金陵战役，在南京亲临现场，目睹了欢迎孙中山的盛况和孙中山的风采，统制中国260多年的清朝政府，在人民革命的浪潮中被推翻，绵延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终告结束。

武昌首义后，浙江新军立刻响应，而杭州陆军小学堂，也成了当时革命党人的通讯联络机关。陈独秀也立刻投身革命宣传。写下多篇革命檄文四处张贴，其中一篇还特别交给陆军小学队长周亚卫和新军排长高文蔚（均为光复会会员），由他们贴在城内鼓楼门侧，使得“省垣官吏闻之悚然”。11月5日，杭州光复，陈独秀与安徽同盟会的管鹏等人，督促新军响应，新军惧而求降。陈积极参加安徽的光复，后任都督府秘书长。

陈独秀与徐拱禄他们都是革命道路的探索者，他们的思想演变和曲折经历，能反映中国民主革命的曲折复杂与艰难困苦的状况。他们出身不同、经历不同，性格也不同，在乱世中各自不屈的坚守，追求革命理想，形成相同的政府思想基础，最终统一在激进民主派投入到革命洪流中，用革命暴力手段，推翻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他们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跌宕起伏的人生道路是当时社会政治生态的一个缩影，陈独秀是知识分子与打破旧传统追求新思想为主要脉络。而徐拱禄则是生活在底层受到压制，是“平民辛亥”的典型的代表。清末民初正是这两股无数主流民意汇集而成的历史洪流，促成了辛亥巨变，创造了不朽的篇章。

                                                                                                                     徐拱禄之孙徐柏刚      2017年2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