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鹏程为陈独秀《小学识字教本》作序

陈先生一生被捕五次，最后一次是在一九三四年，关在南京老虎桥监狱。这本书即起稿于狱中，名《识字初阶》。暮年栖旅四川江津，重新修订之。面目初具而未出版，仅油印了五十册，供学友参阅。一九七一年，梁实秋先生以其保存之一册在台湾影印出版，改题《文字新诠》。一九四六年广州中山大学校长王星拱则将其藏本交予严学窘抄存。一九八二年拟由该校印出，故又请刘志成先生校订整理。然周折稽延至一九九五年始由巴蜀书社印出。二〇〇九年上海人民出版社《陈独秀著作选编》六卷本亦收录了《文字新诠》本。

这是出版情况。油印本另存于天壤者，则如章太炎藏本，已由其后人回赠陈独秀外甥；广西大学沙少海教授所藏，也曾提供给刘志成校勘过；梁实秋先生保存那本，更由其女连同《文字新诠》捐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原魏建功所有一本，亦由台静农先生捐予上海鲁迅博物馆收藏了。此外，据知还有一直努力想出版这本书的何之瑜先生，曾约请魏建功台静农一同编辑，并致函胡适，祈作总序。奔走甚劳，而时势所格，未得竞功。

一部油印残搞，历劫以来，居然能得到这么多人的爱惜护持，实在太不容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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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中还有许多细节，可备掌故。首先是本书之缘起。陈先生固然一直在做文字研究。《实庵字说》《识字初阶》也确是在狱中起稿的，但编写现在这样的一本《小学识字教本》之直接因缘，却是教育部长陈立夫委由国立编译馆约请陈先生作的。而此书后面的故事，则皆因双方这次合作未能圆满之故。

不能圆满之原因有二，一是书名，二是性质。陈立夫建议书名改为《中国文字基本形义》，因为内容虽然精彩，但“实属程度太高”，非小学生所能知。陈独秀则辩解：“许叔重造《说文》，意在说经；章太炎造《文始》，意在寻求字原。拙著教本，意在便于训蒙。主旨不同，署名遂异。以其内容高深，不便训蒙者，朋辈中往往有之。此皆不知拙著第一种乃为教师参考而作。儿童课本别有一种，但编排单字三千后，不加诠释，绝无高深之可言。”

合作既未圆满，陈独秀乃转请国立编译馆长陈可忠替他油印五十份，分赠友朋，以免遗佚。这便是油印本的由来。

因合作尚未完结，陈先生的写作也没完成，所以匆匆油印的这个本子，事实上只是残本。下篇论字根孳乳之字，第一章是字根并合者，第二章则还没有内容。据何之瑜说，第一章甲是复体字，丙是象声字。乙合体字及丁的部分也都未完成。一九四二年五月十三日上午陈先生写至“抛”字时，适有访客，嗣后则病，至廿七日竟不起。英雄撒手，抛却一切矣。

后来梁实秋先生在台湾将油印本印出时，则是和赵友培先生合作的。赵先生当时主持《中国语文》杂志。此书即由赵先生改题《文字新诠》，初印五百册。后又经赵就影印本校阅改正若干油印致误处，请李立中先生重描全稿后再次影印。唯因避时讳，当时未署作者陈独秀之名、未收其自序。仅由梁先生序，语文研究中心出版。

巴蜀书社本较为特别，一是书名加了副题：同源词研究，二是改动极多。吴孟明先生曾详细比对了油印本和《实庵字说》等资料，明确指出刘志成之“整理”实系妄改妄删。因此这个本子殊不足据。但因这是大陆上最早正式印行的本子，广为学界采用，所以颇生误导。内容且不说了，“同源词研究”云云，亦是错的。许多后学由同源词这个角度去理解陈先生这本书，如厦门大学二〇一三年硕士论文《小学识字教本同源字汉字教学法研究》即为一例。其实陈先生不是论汉字中的同源词，是论整体汉字。在解说文字孳乳之原理时，会就其音声关系说之，看起来像是在描述词源与其声近义同之词族。可实际上陈先生也用引申、形变等原理去说明字的孳乳，故其字根半字根之体系，绝非同源词研究，与王力先生《同源字典》一类工作并不相同。

而由这种乱改乱理解的现象看，我们便知此书对世人来说，大抵是钦其宝而莫名其器。大家推重陈独秀这个人，于是爱屋及乌，珍重其遗泽，都愿意为此书之流传做点事。其书之流传刊布史，便因此可以见人情之美，弥足珍贵，也可见陈先生在许多人心目中的地位。但学力不及，也可能出现热心过了头反而干成傻事的情况。

所以，理解书的内容是非常必要的。一本书之价值毕竟仍在它本身，不能仅是书以人重。谈一本书，更不能只在书本之外围的故事上打转。因而底下我就要对它略作导读。

陈先生著作很多，然而大部分只是“言论”或“意见”，仅这本书最见学力。且陈先生的事功，在建立了共产党之外，主要是推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可这本书之性质，虽自称是要深化新文化运动，却实在是要带领人深入传统文字与文化中去的。故此书在陈先生著作中甚是特殊。

但特殊而不偶然。陈先生本来就关注语言文字问题，学术所长亦在此。历年所作，如《说文引申义考》《字义类例》《干支为字母说》《连语类编》《荀子韵表及考释》《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屈宋韵表及考释》《晋吕静韵集目》等皆属之。事实上这也是当时风气，论学而不通语言文字，几乎便缺了入场券，故第一流学者多驰骋于此。

当时论语言文字，还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国事日非，士人盱衡时局，多谓首应启迪民智。而启迪民智就应教民识字。梁启超序沈学《音书》时说：“国恶乎强？民智斯国强。民恶乎智？尽天下之人而读书，而识字，斯民智矣！”可说乃一时之共识。

但大共识底下，分岐殊甚！沈学、庐戆章、吴敬恒、蔡锡勇、王炳耀、王照、劳乃宣、朱文熊、黄虚白、刘孟杨、江亢虎等各有方案。或模仿日本假名，用汉字部件作拼字符号；或采速记符号为拼音之用；或迳以拉丁字母为之。一九一三年通过的国语注音符号，亦属于此一脉络。

在此脉络中，注音符号并不取代汉字，只做为识字之辅佐。钱玄同对此不表同意。一九一八年在《新青年》四卷四期上发表了《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认为根本之道是废汉字，改用世界语（Esperanto）。

陈独秀不赞成如此激进，主张“先废汉字，且存汉语，而改用罗马字书之”，并于一九二九年写成《中国拼音文字草案》交商务印书馆（后稿佚失），形成了国语罗马化的风潮。继起者有黎锦熙、赵元任等，至一九二八年教育部遂公布了“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作为国语字母第二式，一直在台湾及海外和注音符号并用到现在。但性质上亦仅是汉字之辅助，不废汉字。

另一条脉络却又马上出现了，那是苏联主导的。一九二九年瞿秋白《中国拉丁化字母》由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出版社出版。吴玉章、林伯渠和几位苏联专家在此基础上拟成了中国拉丁化新文字方案，于一九三一年海参崴中国文字拉丁化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通过，然后由苏联远东地区新字母委员会负责推广。三年之中，出版课本、读物、教材、词典十余万册，并渐次辐射至上海等内陆各大城市，成为尔后汉语拉丁化拼音的主要源头。目标是通过拼音，逐渐取代汉字，以达成废除汉字之目的。直到改革开放后才改弦易辙，以拼音作辅助汉字识读之用，立场与国语罗马字拼音类似了。

陈先生在此时代大潮中，刚才已介绍了，原是主张废汉字的。但在写《小学识字教本》时显然已不再激越，云未来虽可能实施拼音化，但在未实施前，识字仍不可免、识字之法仍不可不讲究。

对于识字之法应如何讲究，他却与大部分文字学家不同。大部分人都奉《说文解字》为圭臬。《说文》的体系，是把字用五四〇个部首系联起来，每个字再用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六种造字法）去解释它如何被造出。字形依小篆，参照古文以说来历。陈先生反对如此。他不采部首分类；批评许慎写《说文》之目的不是为了解字而是为着解经，故往往依经为义，穿凿立说；又谓许慎不通古文；还改班固《汉书·艺文志》象事、象形、象意、象声之说为六书。所以他要另立体系：“取习用之字三千余，综以字根及半字根，凡五百余，是为一切字之基本形义。熟习此五百数十字，其余三千字乃至数万字皆可迎刃而解。以一切字皆字根所结合而孳乳者也。”全书上篇释字根半字根，下篇释孳乳之字。

这是个全新的体系。字根这概念，现代人绝不陌生，因为中文电脑打字就是依字根来拼合的。只是打字之字根完全就字形拆分，再予组合；陈先生的字根却兼顾形音义。按理说，《说文》的五四〇个部首便是字根，数量也与陈先生所定的五四五个字根相近，可陈先生不认同，曾有信给陈钟凡说：“人旁、鸟旁、草木旁、水火旁、牛旁、口旁、金石旁等等，其字均甚多。但右旁之声，谓之谐音而无义，则将何以别之？”此虽主要是批评《说文》的形声说，其实也同样指摘了它的部首法。因为一个部首底下有许多字，这些字之义未必都能由部首去理解。因此他另行分类，分成象数、象天、象地、象草木、象鸟兽虫鱼、象人身体、象人动作、象宫室城廓、象服饰、象器用十大类。

基本字根再孳乳出许多字。因此“孳乳”是他描述文字衍生变化的主要方式，下篇谈的就是孳乳的状况，今存复体与象声两部分。也就是说，孳乳有由形孳生的，也有由音孳生的。而义的部分，我觉得陈先生是用引申来描述的，例如子字：“象无发之胎儿形。引申之草木种、鸟卵亦曰子”；旡：人困倦张口打呵欠及欠伸，亦由气息之不利不足，故引申为欠缺字”都是。如此解字，他就用不着六书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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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传统六书说，陈先生不采指事会意等旧称，只说象天、象地、象人、象物，等等，所以也非只象形。此外，他不谈转注。《说文》解释转注，举考、老为例，他说考、老却都是人老扶杖之形。形声，他尤不以为然，凡《说文》云从某声的，他多由形义上去解。这当然都是其特识所在，文字学家对此也必会有许多异同之见，可与其商兑。（例如《说文》之形声，他认为只记音，与义不相干，可是也有不少人主张《说文》形声字多兼义甚至声必兼义。另有些人则说兼义者即转注，不兼义、仅状声的才是形声。陈先生又虽反对《说文》之说谐声，可是仍说象声，如霆字云：“凡象声字，皆借音无义”，下篇也有一节专谈象声。然则象声与形声究何以别？）但一个体系，创始为难，其中精思卓绝之处未必不能与《说文》争锋。

其中较特别的是假借。这是与许慎说一样的。书中论假借处甚多，如亦字：“今语云也者，同声假借也”；于字：“战国时始假用同音之于，故《诗》《书》《易》用于，《论语》用於”；可字：“可加人作何，正为负重之义。后假为谁何字，遂以荷为负荷字”；淮字：“金器铭文中，淮多用为汇义。《说文》篆文训水渡之津，当为假借”。可见他与传统六书说仍有牵连未能尽去之处。

此外他对许慎的古文篆文也常不以为然。有时说许伪造篆文，有时批评许说古文省者皆颠倒，自引许多金文来证明己见，甲骨则用得较少。

这是他这本书的大体状况，其努力，或许可以另一同辈而略晚之文字学家唐兰先生来做对照。唐先生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就作过《说文注》四卷，但后来他也自创一体系，反对《说文》，倡三书说：象形、象意、象声，并主张文字学应与声韵训诂分开，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还写了《论古无复辅音，凡来母字，古读如泥母》等文。

陈先生放弃《说文》体系，另由象天、象地、象数、象人、象物等方面说字根，类似唐兰另立三书说，而更体系宏博，都显示了文字学在二十世纪独出机杼、开立新局的努力。但陈先生主张形音义合为一炉而冶之，却与唐先生不同。至于复声母问题，那就更不一样了。

复声母，是一八七四年艾约瑟（Joseph Edkins）提出的，高本汉继之。国内最早是林语堂先生，约与高本汉同时，撰《古有复辅音说》，其后吴其昌、魏建功、陈独秀等续有申论，是近世音韵学上一大聚讼点。目前大概已论定了我国上古确有复声母，如今则连方言中都几乎消失了。详细的情形，可参考竺家宁先生《古汉语复声母研究》，一九八一年台湾文化大学博士论文；及竺先生编的《古汉语复声母论文集》，一九九八年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唐兰乃反对此说的主要代表。曾热心出版陈先生著作的严学窘先生则是复声母说之支持者，对它进行过全面拟构，可说是陈先生之同声相继者。这也是极有趣的事。

陈先生这本书大体内容如此。因体系特殊，故每个个别文字之解释也几乎跟传统字书都不相同。每个字独立作解，非常新颖。他与台静农先生的函札中又还保留了许多增删修订的痕迹。读之悦然、肃然，可看出煞费苦心处。先生暮年殚精竭虑之写作情状，如在眼前。其中除了大量运用金文及各种典籍文献外，还充满了社会史、人类学眼光，论图腾、论纹身、论父系母系、论焚俘，都很精彩。

近年，新星出版社已成功出版了《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极获欢迎，且引起文化教育界之广泛关注，对现行语文教材适用性之类问题，都产生了积极之反响。这种让汉字回归生活，重视传统“小学”（文字、声韵、训诂）识字教学之做法，大家认为颇值得现今为人师表者借鉴。但《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毕竟只是用于童子发蒙时看图识字的课本，还不足以涵括教学之所需。而陈独秀先生这部《小学识字教本》恰好是一本专门写给教师使用的教材，陈先生在其书《自叙》中已明确说过这一点。因此我觉得新星出版社能选用这本书与《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并行，以辅现今教学之需，是极具意义的。陈先生这书，意义甚多，无论在研究陈先生个人生命史、学术成就，或文字学等各方面，均值得钻研阐发，但仅实用于教学识字这一端，其实也就很可观了。就此而言，我们当感谢新星出版社。

我少时即颇读梁实秋先生所印《文字新诠》，现在还是大陆梁实秋研究会会长；台静农先生则是我座师、邻居。曩常由台公处得见陈先生论及此书编写过程的函札。故以上小记梗概，而写来实不胜枨触。

二〇一三年我在成都都江堰筹备文庙重建开园，曾得到郫县民俗馆之支持，把陈先生晚年在江津生活时的卧榻搬到文庙名宦祠来展陈。那是张大架子床，雕刻朴而精，榻前还连着四张带几小椅。友朋来访，可在榻畔款语清谈。据说先生就是在这张床上故去的。主人收得，珍什不肯出门。为支持我办文庙，才特请了四五位工人来专车装卸，令我文庙另添了一段掌故。

陈先生提倡新文化运动，有与孔子不合辙处。然古来大政治家多喜谈小学，王安石、章太炎、陈先生皆然。盖体国经野，正名百物，其中自有大经济、大包括在焉，皆夫子所谓“正名”之学也。由是观之，此书立名虽卑，内中不可小觑，愿读者善循绎之。序文已太长，我不能再继续申说了。丙申立秋，龚鹏程写于燕京博望馆。

龚鹏程

龚鹏程，1956年生于台北，祖籍江西吉安，是当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

曾获台湾中山文艺奖等，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擅诗文，勤著述，知行合一，道器兼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