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李大钊生平史料编年》,有一则启事和两封信,一直在我心里沉甸甸的。 一则启事,是蔡元培、胡适、蒋梦麟、李大钊等人为陈独秀募集讼费的启事:“陈独秀君为社会教育思想自由之故被捕案虽了结,而关于讼费及销毁书籍纸版损失在二千元以上。陈君清贫,同人深悉,遭此厄运其何以堪。凡表同情于社会教育思想自由,及与陈君有旧,愿解囊相助者,上海希交环龙路铭德里二号高君曼,北京希交北京大学图书馆李大钊收转为荷。”这则启事公开发表在1922年9月24日《晨报》上。 两封信,是1923年9月李大钊致胡适信:“前者路过上海,曾往西友寓所访兄,以已去杭州未遇。尊恙已痊愈否?念!蔡和森君所著之《俄国社会革命史》世界丛书内可否纳入?和森很穷,专待此以为糊口,务望吾兄玉成之。”“前谈和森君所编之《俄国社会革命史》一书,已由和森将所取材之书列成一表,现在把它同原稿送交先生。” 前则启事缘于陈独秀第四次被捕。虽然党的二大前后,上海局势异常险恶,中央的一些同志再三劝说陈独秀离沪躲避风头,但适逢中共“二大”在上海开幕,他大义凛然地说:“反动势力对我实行逮捕,也不是头一回,他要逮就让他逮吧,党的‘二大’我不能离开。”二大开过不久,8月9日上午,陈独秀正在位于法租界环龙路铭德里2号的寓所中伏案写稿,法租界总巡捕房特别机关探长西德纳,会同督察员黄金荣等,突然闯进来将他逮捕,罪名是他家中藏有违禁书籍。事发后,党中央迅速通报各地党组织派人来沪,展开大规模的营救活动,同时致电孙中山请其设法营救。蔡元培等社会名流也在北京面见法国驻华公使,请其命令上海法领事释放陈独秀。正在酝酿大罢工的长辛店铁路工会也发出紧急通电,声称18日判决那天如不释放陈独秀,将组织数千名工人举行示威大罢工。迫于群众运动的强大压力,上海法领事只得以陈独秀虽“无共产党之实,但《新青年》有宣传过激思想”为由,判处罚金400块大洋,交保释放。8月18日下午,在党中央机关同志及陈独秀挚友等 的热烈欢迎下,陈独秀重获自由。我这里不想再谈陈的硬骨头和党及社会各界对陈的营救,我只想说一句:陈独秀为革命事业而“打官司”,这打官司的钱没让组织出,不仅自己出,而且出不起,还要朋友们去替他募捐。 蔡和森,1921年即在法国发起建党活动。10月,因领导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斗争,被法国政府强行遣送回国。年底,在上海经陈独秀等介绍加入共产党。并在中共中央从事党的理论宣传工作,是党早期重要的理论家和宣传家。1922年5月5日,蔡和森当选第一届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后,主编团中央机关报《先驱》。同年6月,和妻子向警予在中共二大上一起当选中央委员,并参与制定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9月,任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主编,组织发表并亲自撰写大量文章,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的纲领。一个党中央委员,团中央和党中央两家机关报的主编,居然很穷,居然要靠出卖著作糊口。为什么不想着通过“组织”的报刊、宣传的渠道去解决这些问题呢?从李大钊的信可看出,胡适应是答应帮忙的。1926年胡适前往英国途经苏联,7月31日,“下午往访右任先生,他不在寓,寓中有一人,乃是蔡和森,相别甚久,彼此竟不认得了。我们纵谈甚快。”8月1日,“和森与刘伯坚来谈。他们都盼我在俄国久住一些时。”8月3日离开时,“回想前日与和森的谈话,及自己的观察,颇有作政党组织的意思”,如出来作政治活动,应“充分的承认社会主义的主张”,采“社会主义的社会政策”,“但不以阶级斗争为手段”。胡适的言行,可以看出蔡和森政治品行的“影响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每一个共产党员要不忘初心。我们既要深入思考和回答,“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我们从哪里来、现在哪里、往哪里去?”这些基本问题,恐怕也应学习那一批建党之人清贫的操守,凛然的风骨与无私的奉献。没有他们高尚伟大坚贞的精神境界支撑,再美好的宗旨理想愿景,恐怕早就仅存为一堆枯纸。去年底,中央颁发了《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对照一下,他们不仅是建党的先驱,至今仍然是我们继续前行的楷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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