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孔之见——从陈独秀想到新文化运动的功过得失

作为一场思想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自然不像政党或军队那样，存在具有直接行政权力的领导人，但由于蔡元培、陈独秀、胡适当时的社会地位和发挥的作用，他们与这场运动的关系不言而喻。1940年蔡元培病逝后，陈独秀在悼念文章中即明确指出：

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1）

陈独秀没有将新文化运动的功劳完全归诸于几个“先知先觉”的鼓吹，也没有机械地将这场运动当作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他还以当事人身份，澄清了谁是这场运动主要领导人的问题。在各党派功利性地各取所需，分别不遗余力地抹煞、篡改新文化运动的事实、内涵和意义，甚至以他人作为这场运动的领导人而加以宣传时，这篇文章具有特殊的澄清意义。

无可否认，新文化运动在企图将中国拖出中世纪愚昧、黑暗的沼泽地，并让中国跻身现代文明国家之林的努力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这种成果在当年和今日都是有目共睹、无可置疑的。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科学”和“民主”等口号，很快就不再仅仅局限于思想界的狭隘圈子，而是如熊熊火焰般在中华大地燃烧了起来。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新文化运动是一场荡除支配人心几千年的旧思想的大风暴，它以摧枯拉朽的气势清除着一切自然的、人为设置的、阻碍国人觉醒和国家进步的障碍物。在这场运动中，许多在当时大逆不道却又符合世界潮流的主张，都或快或慢地在现实生活中成为天经地义的原则。而陈独秀等新文化先驱那渊博、开阔、深刻的思想，直到今天也常常是后人汲取营养的宝库。因此，应该毫不犹豫地承认，新文化运动的功绩对当时及后世的惠泽都是相当巨大的（进一步讲，一批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能够在短短几年间产生如此巨大的作用，这不仅是空前的，亦有可能是绝后的）。

作者始终对新文化运动持肯定立场，但看到后来一幕幕旧思想依托新躯壳死灰复燃的历史惨剧，作者又觉得以往对新文化运动的评价似乎过分拔高了，并且有意无意地在不少方面忽略了这场运动存在的不足。得出这样的结论，并非是指责新文化先驱推崇并宣传的理念本身，恰恰相反，作者始终坚信，新文化运动的理念和新文化先驱的言行始终是笔宝贵的财富。而且，作者对新文化运动的指责，是以充分肯定其巨大的历史功绩为前提的。

作者指责新文化运动存在的不足是：新文化运动在当年就孕育着旧思想借尸还魂，最终吞没新思想的可怕因子——这场运动持续的时间太短暂了，新文化运动的诸多理念还没来得及撒播到中国的各个角落里发芽扎根，就被一场更加声势凶猛的声浪携卷压制了下去。

在西方历史上，启蒙运动是一场长达数百年的拉锯式运动，通过不断的争论及无数启蒙巨子充满真知灼见和战斗性的著作不断为新思想的深入人心扫除障碍（自然还包括不计其数的先知先觉者被旧势力压迫、杀害所付出的血的代价），最终才使得启蒙运动的理念被社会大众所接受。但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即使以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算起，也仅仅持续了五六年，仅从时间的短暂就应该对这场运动究竟会产生多么深刻和广泛的影响打个问号。因为解决一个比西方社会问题更严重，国人又目光短浅、更具思想惰性的国家的社会问题，是根本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的，这场运动充其量只是对本来就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及那些与城市联系紧密的国人施行了精神洗礼。它对远离城市的其他阶层的影响微乎其微的，更别说在广大农民中引发思想地震了——甚至连思想痉摩也没有（农民受民间文化，如关帝、三国、水浒之类的影响，要远远大于正统文化）。对于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来说，忽略农民的存在，任何改革运动都意味着徒劳无功（或者是功败垂成）。新文化运动的不彻底性，恰恰是忽略了（尽管不是有意的忽略）农民这个在中国的发展中占据举足轻重地位的社会阶层的存在。农民意识的保留和蔓延，为旧毒素的死灰复燃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除了新文化运动当时的不彻底性和影响的局限性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影响了这场运动取得更大的成果（甚至一些已经取得的成果都因此得而复失）。这就是以陈独秀为首的新文化运动“左翼”力量的转向。从某种意义上说，陈独秀等人自投身政治运动后，就逐渐背离了新文化运动所鼓吹的以“民主”和“科学”为核心的种种理念——陈独秀等人自然不认为自己的转向是对新文化立场的背离，恰恰相反，他们在很长时间都相信，自己的转向正是为了新文化运动的理念得到更广泛、更有效的传播。在此之后，陈独秀等人长期热衷于通过政治势力及暴力革命来一劳永逸地解决中国社会积弊如壑的种种问题。

投身政治运动时，陈独秀等人的理念是崇高的、理想化的。但问题是，投身政治运动后就必须遵从政治场上的规则。而政治场上的规则往往与新文化运动的理念背道而驰。如：新文化运动中的陈独秀呼吁具有独立思想的新人出现，投身政治运动的他却为了将个人融化到整齐划一的政治组织中殆尽心虑，并且不断宣扬纪律和服从的重要性；新文化运动中的陈独秀对追求“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论调嗤之以鼻，投身政治运动的他却将马克思主义尊奉为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圭臬；原本推崇自由辩论的他们，也变得热衷于以自己尊奉的思想作为衡量他人思想的准绳，并轻易地为持不同见解的人贴上落后、反动等耻辱性标签；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些理念实际上与新文化运动试图推翻的“定于一尊”的旧思想如出一辙，因此也就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敌人，并且为这场运动的寿终正寝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新文化运动最终没有将中国引导到良性发展的轨道上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后来的政治势力对新文化运动理念的歪曲、背叛和埋没。政治势力总是功利性地各取所需，对这场运动的事实、内涵和历史意义作出各自的诠释，而新文化运动中的双子星座——陈独秀与胡适——对这场运动最正统的解释，反倒被抛到了无人理睬的灰暗角落。

以上情形固然能够解释新文化运动无法发挥最大能量的原因，但作者认为，这只是部分原因（哪怕是最重要的原因），除此之外，还应该从新文化运动本身找出另一个原因：

固然，新文化运动中的许多理念在后来被有意无意地歪曲、背叛，甚至是故意埋没了。但可以换一个角度来思考：如果新文化运动创造出了无数个能独立思考的“用头立地”（黑格尔语）的人，那么，别居用心的少数政治人物出于政治目的对新文化精神的歪曲、背叛又岂能得逞？更遑论重新在中国取得正统地位？正是新文化运动的不够深入和国人思想的不成熟性，使得旧思想死灰复燃，最终扼杀并取代了新文化运动的成果和理念（这也正是新文化运动之后的一系列革命运动、社会动荡只能发生在中国而不是西方的重要原因）。

陈独秀和胡适都没有将新文化运动的功过简单地归于个人名下(他们并不否认自己引领潮流的作用，尤其是对唯物论不以为然的胡适来说，他更看重个人在历史创造中的作用，他在《<新文学大系·理论卷>导论》中，就浓墨重笔将自己在国外的思考作为这场运动的源头)。出于同一思路，作者觉得将新文化运动的种种后果与其过度归咎于陈独秀、胡适等人，毋宁说这是被过于强大的旧思想所拖累的必然恶果。因此，新文化运动功败垂成的悲剧，或许只有通过继续坚定地剔除旧思想在中国社会占据统治地位的现状才能避免。

在整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及沦为托派小组织领袖的三十年代前期，陈独秀没有就新文化运动草草收场和远未完成设定目标做过反思和论述。在当时，他矢志不移地坚信组党革命才是实现新文化运动各项目标的最有效手段。胡适虽然始终坚守着新文化运动的立场，但以他的文人身份，再加上以国共两党为首的政治集团的崛起，胡适对中国社会各界的影响力实际上并不容高估，更何况，他在如日中天的“左翼”力量眼中早已是负面人物了。

直到晚年，目睹了中国社会种种巨变的陈独秀，痛定思痛，再回过头来考察新文化运动的功过得失，才形成了“五·四”运动并未结束的结论。1938年，陈独秀撰文反驳社会上甚嚣尘上的鄙薄“五·四”的论调。在文中，他罗列出了“五·四”时代应该完成的任务：

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及卖国贼。

反对旧礼教的束缚，提倡思想解放，妇女解放，以扫荡封建的残余。

提倡科学，破除迷信，建设工业。

反对古典文，提倡语体文，以为普及教育和文化的工具。

提倡民权，反对官僚政治。（2）

以这样的标准来衡量，新文化运动的任务不仅在陈独秀晚年时没有完成，甚至到今天，似乎也没人敢大言不惭地说这样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后人确实应该对此感到汗颜。

陈独秀在晚年能看得如此透彻，确如空谷足音、难能可贵。他也因此萌生了继承“五·四”事业，完成新文化运动未竟之功的雄心壮志。但以陈独秀的处境和中国当时的政治局势而言，他的意见不会受到任何的重视，他想要实现自己的雄心壮志，更是无从谈起。与此同时，不仅一般民众无法感受到他的意见的价值，即使在那些以时代指导者自居的各党派领袖人物中，也几乎没有人反省过这些敏感而重要的问题——他们当时正忙于角逐天下的宏图大业。这样的目标显然比完成新文化运动的未竟之功更能激发他们的兴趣。

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任务任重而道远。一代思想巨子高挚的启蒙火炬或许只有后来者接过在手，再接再厉，继续奔跑下去，中国的现代化庶己有望。正如李慎之所说的：

欧洲的启蒙不但也经过了一个世纪的时间，而且它是继承了几个世纪的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反对中世纪以神本主义为基础的专制主义与蒙昧主义的历史而来，而且也经历了各种风刀霜剑，我们这八十年的挫折，并不足以使我们灰心丧气，只能使我们再接再厉。灰心丧气只能延长痛苦，而决不能回避问题，中国要现代化，启蒙是必不可少的，个性解放是必不可少的。（3）

注释：

（1）陈独秀：《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545页；

（2）陈独秀：《“五四”运动时代过去了吗？》，同上，477页；

（3）李慎之：《重新点燃启蒙的火炬》，《<中国启蒙文粹>的序言》；

姓名：冰云（蒋兵魁）

年龄：33岁

职业：企业知识产权管理人员邮箱：jbkbingyun@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