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的国民革命论

张争良

（宝鸡文理学院   历史系  陕西   宝鸡   721007）

摘要：“国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在初期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革命口号和策略;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是陈独秀等党的早期领导人从中国社会实践和国共两党合作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具有统一战线的性质和特点，陈独秀赋予“国民革命”以新的涵义，并在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指导下，论述了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同盟军以及国民革命的前途等一系列问题，构成了新民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陈独秀所犯之右倾错误，不能统统归结为陈独秀国民革命理论的缺陷，这只能算理论与实践的背离。关键词：  国民革命 ；《造国论》；陈独秀  ；《资产阶级革命和革命的资产阶级》

中图分类号：Ｋ２　　文献标识码：Ａ

中国近代历史上的革命运动，就其性质论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范畴，毛泽东根据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科学地把它分为两部分，五四运动以前为旧民主主义革命，五四运动后为新民主主义 革命。但整个民主革命进程，又呈现出不同的历史阶段，其具体称谓也不尽相同。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领导的革命运动，通常称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亦称大革命，陈独秀则称之为“国民革命”。研究这一称谓，我们进一步地明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历史环境和特定历史任务，中国共产党人在初创时期对中国社会的观察与认识，如何从中国社会实际出发初步探索中国革命的途径和形式。

     一

“国民革命”一词最早见于1906年孙中山与黄兴、章太炎的《军政府宣言》：“前代为英雄革命，今日为国民革命”，“所谓国民革命者，一国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即皆负革命之责任。”[1] 这里的“国民革命”其含义是组织民众进行反对封建民主共和制度，与历史上推倒旧皇帝而建立新王朝的“英雄革命”相区别。但其“国民革命”及其包括阶级较为模糊，到1922年9月20日，在《向导》第2期`上，陈独秀发表了《造国论》，才正式宣告了国民革命思想的产生。他通过对现状分析，认为:“中国还在‘造国’时代”，“时局真正的要求，是有政治战争的手段创造，一个真正独立的中华民国。”“造国”的方法就是“组织真正的国民军创造真正的中华民国”。这个国民军，是应该由全国被压迫的各阶级爱国者而不为私利私图的有力分子集合起来号召全国各阶级觉悟的大群众组织而成。”在中国“英雄时代贤人政治时代都快过去了，”中国现阶段“决不是哪一个阶级的群众在短期内能够壮大到单独创造国家的程度，”只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联合的国民革命（National  Revolution）的时期是已经成熟了。”总括起来说：“我们造国的程序是：第一步组织国民军；第二步以国民革命解除国内外的一切压迫；第三步建设民主的全国统一政府；第四步采用国家社会主义开发实业。”[2]

 陈独秀国民革命思想的形成与当时国内外形势及中国共产党斗争实践是分不开的。中共一大党纲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推翻资本家阶级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家所有制”。表明了年轻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的政权状况和经济结构还缺乏科学认识，不懂得应该把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作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目标的必经阶段。随着中国共产党艰苦探索的深入，特别是共产国际的指导帮助，1922年3月，共产国际电示中国共产党“中国应于国民革命，”[3] 同日，参加远东民族大会的中共代表张国焘等返回上海，带回这次大会关于中国革命的意见，4日，少共国际代表与马林到达广州，向中共领导人传达了远东民族大会的主要精神。所有这些，都加快了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问题的步伐。1922年4月1日，《先驱》发表《关于中国少年运动的纲要》一文，在初步分析中国国情的基础上，第一次提出了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的思想。指出：“经济的政治的状况，影响了中国阶级战争，使它分成两段。第一段是大的和小的有产阶级起来推倒封建主义的战争。第二步是新起的无产阶级起来推倒有产阶级的战争。”为了要使我们的事业得到胜利，中国劳苦的群众，应分两步去做：“第一步是完全倾覆封建主义，促成中国真正独立；第二步是推翻有产阶级政治，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4]  1922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广州召开一大，陈独秀在会上演讲《马克思的两大精神》：”第一，实际研究的精神，” 号召青年研究“现社会的政治及经济状况，不要单单研究马克思的学理”；“第二，马克思实际活动的精神”，号召青年研究马克思的学说，还须将其学说实际去活动，干社会的革命。”[5] 陈独秀对待马克思主义和各国经验的态度是国民革命思想产生的一个重要条件。1922年6月15日的《中共中央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就民主革命的重大问题发表自己政见的重要文献，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重要开端。1922年7月，经陈独秀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获大会通过。中国二大其制定的纲领，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时期的任务通过党的纲领确定下来：“消除内乱，打到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统一”，“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开拓性地宣传贯彻中共二大精神的理论创新。从思想角度掂量，国民革命思想是一个飞跃，包括革命对象、动力、方法、以及组织革命军，达成全国统一民主政府的建立以及之后发展国家经济的任务与途径等思想都达到了新高度。

                                    二

   陈独秀1922年9月至1923年4月陆续发表了《造国论》、《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形成了完整的“国民革命论”。陈独秀对其国民革命的性质、领导权和革命的前途进行了论述，其中不乏真知灼见。

首先，陈独秀关于国民革命性质的论述。他总结世界历史经验后认为：“人类经济政治大改造的革命有两种：一是宗法封建社会崩坏时，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一是资产阶级崩坏时，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此外又有一种特殊形式的革命，乃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国民革命。国民革命含有对内的民主革命和对外的民族革命两个意义。”[6] 这可以说是对“国民革命”较为完整的阐释。他进一步分析其性质，“殖民地的经济权、政治权都完全操在宗主国之手，全民族之各阶级都在宗主国压迫之下，全民族各阶级共同起来谋政治经济之独立。”[7] “国民革命的性质虽然是资产阶级的革命，他的胜利虽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然而革命运动中的形式及要求却只是一个国民革命，这种特殊形式的革命，本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政治及经济状况所自然演成的。”[8] 不难看出，陈独秀对国民革命的性质具体定性为“资产阶级革命”，但他又认为这种革命不同与西方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后建立的政权是资产阶级专政，而“国民革命成功后之建设时期，必是革命的民主的民众政权”。这个政权既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也不是“工农政府”，而是由各阶级联合的“民众政权。”[9]

其次，陈独秀关于国民革命的领导权的论述。国民革命本身体现了各阶级联合革命的性质，其领导权就自然成为陈独秀探索发重要课题。陈独秀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对中国各阶级状况进行了初步分析。

1923年，陈独秀先后发表了《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中国农民问题》、《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等文章，对中国社会各阶级作了全面剖析。他根据资产阶级所处的经济地位以及对即将到来的“国民革命”所采取的政治态度，把中国资产阶级划分为“革命的资产阶级”、“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和“非革命的资产阶级”三部分。[10] 他把整个农村人口按土地耕种面积分为四个阶级和十个等级，并进一步指出：“农民占中国人口之大多数，自然是国民革命之伟大势力”。他还根据共产国际关于世界革命的理论明确指出：“殖民地半殖民地之国民革命，形式上虽是一国的革命，事实上是世界的革命的之一部分，而且是主要的一部分。”[11] 接着他着重比较了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在先进国纯粹的资产阶级的革命，虽资产阶级为主力军，也不能不惜助于他阶级的力量以扑当时暴君及贵族，所以当时革命的口号往往冒称全民利益，不便公然宣告为他们阶级的利益而革命，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冲突亦尚未剧烈，各阶级的势力也都尚未强大，所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更不能单独革命，他到了真正要革命的时候，必然极力拉拢别的阶级，出来号召国民革命，以求达到他自身发展之目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各社会阶级固然一体幼稚，然而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工人是社会上有力的阶级，在物质上他的力量自然远不及资产阶级雄厚，而在心理上因为实际生活之压迫，往往易于促进他的决战态度，即在纯粹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中，工人阶级一旦感觉得这种革命与自身亦有利益时，往往成为急进的先锋,况且在国民革命中，工人阶级便是重要的分之”。他又认为工人阶级比较弱小，“因为殖民地产业还未发达，连资产阶级都很幼稚，工人阶级在客观上更是幼稚了。详细说起来，产业幼稚的中国，工人阶级不但在数量上很幼稚，而且在质量上也很幼稚。”陈独秀基于以上的分析，对由谁来领导国民革命进行以下这样的论述：“革命成功后，在普遍形势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但彼时若有特殊的环境，也许有新的变化，工人阶级在彼时能获得若干政权，乃视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势力至何程度及世界的形势而决定”，“但是这种未来的机会我们没有预计的可能，也并没有预计的必要，现在只有一心不乱的干国民革命。”[12] 这说明当时陈独秀在起草“二大”文件时，心目中的“真正民主共和国”就是由资产阶级独掌政权的民主共和国。但我们不能认为陈独秀把资产阶级视为国民革命的领导阶级并由此形成了“二次革命论”的错误。这是不符合陈独秀的思想实际，陈独秀文章的出发点是要求国民认清内部的革命势力，发展并凝聚国民革命的真正力量，以成就国民革命。

随着国内革命形式的不断发展、共产党其他人的一些认识和共产国际的指导帮助，陈独秀对领导权问题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五卅运动过后，陈独秀针对五卅运动中各阶级政治表现写成了《革命的上海》，指出国民革命只有在革命的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才能把革命进行到底，“以至于完成全中国的民族解放”[13]；高君宇在1922年就根据无产阶级在人数多于资产阶级的事实，肯定了在“国民革命”中，“无产阶级是要站个主要地位，资产阶级是被召集而参加的”。瞿秋白在1923年党的“三大”召开之前就不容置疑地指出：“无产阶级在社会关系之中，自然处于革命领袖的地位”，“即使资产阶级的革命亦非劳动阶级为之先导，不能成就。”[14]；共产国际对陈独秀的认识起了推动作用。1923年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了《对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的指示》，强调“毫无疑问领导权应当归之于工人阶级的政党”，“只有把中国人民的基本群众，即占有小块土地的农民吸引到运动中来，中国革命才能取得胜利。”[15]

1923年11月，陈独秀主持召开的中共三届一中全会决定：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须“努力站在国民党的中心地位”，“但事实上不可能，断不宜强行之”，“我们的同志在国民党中为一秘密组织，一切政治活动言论行动须受党之指挥”，“共产党员人人都应是一个宣传者，平常口语中须时时留意宣传。”[16] 中共第四次代表大会，在陈独秀主持下会议不但强调指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是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参加，并且取得领导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而且把无产阶级领导地位问题与农民同盟军问题联系起来，指出如果不发动农民斗争，“我们希望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在民族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

通过以上材料分析，可以看到陈独秀对国民革命领导权问题认识没有停留在最初的层面上，而是不断的深入探索和研究。

最后，陈独秀关于国民革命前途的论述。1922年陈独秀在提出“国民革命”主张的同时，也对国民革命胜利的社会形态进行了大胆地创设。他说：“照中国社会的现状，要开发实业，只有私人资本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两条道路”，国民革命胜利后，虽然资本主义有一定的发展，但“采用国家资本主义来开拓实业，是国民革命成功后不能免的境界。”[17] 随着国民革命的发展，国民革命前途这个敏感的政治问题很快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研究分子首先发难，说“国民革命成功后必然发生了两个问题：（一）信仰无产阶级专政的列宁党，将与国民党的左派争政权；（二）赤俄必定帮助列宁党战胜国民党左派，将中国设为他的赤塔共和国来主持中国的一切事业。”陈独秀著之反驳说：“共产党取得政权，乃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事，在国民革命时代，不会发生这类事情”，国民革命成功后之建设时期，中国的“资产阶级当然发展起来”，但是“那时的中国资本主义，已经过国民革命的洗礼，已经是民族的民主的资本主义”。[18] 1927年4月陈独秀在一封关于“国民革命之归趋”的公开信中作了更清楚的说明。他认为国民革命成功后，在经济上并存着四种经济成份，即“家庭手工业与农业、小生产制、私人资本主义的大生产制、国家资本主义”，其中，国家资本主义是重要的经济形式。他认为“中国革命的前途，只有两条路:(一)是由工农及其它被压迫剥削阶级联络一切反动势力，在国民革命的假招牌下，回复到帝国主义的统治”[19]。陈独秀进一步断言：“美国式日本式的第三条路可惜李鸿章没有走，这个年代已经过去了”[20]。他已经初步把国民革命与社会革命衔接起来。在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面临失败的危局时，陈独秀再次指出：“中国革命前途，只有这两条路，找不出第三条路。”[21]

陈独秀对国民革命的前途认识概括起来可分为：第一，国民革命有两种前途，只有工农和其它被压迫阶级领导下的国民革命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西方式的发展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第二，国民革命胜利后必然有一个行向社会主义的建设时期；第三，在建设时期存在四种经济成份，其中国家主义为主干；第四，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由工农为主体构成的国家控制的一种形式；第五，不能跨越国家资本主义的建设时期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

陈独秀对“国民革命理论”的性质、领导权和革命前途等一系列的论述，丰富和充实了国民革命理论。陈独秀在以后的革命实践活动中所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笔者认为不能就此认定陈独秀的国民革命理论不成熟、不科学。虽然陈独秀在理论上有了很高的认识，但在实践革命活动难免不受各种因素的制约，不能因实践中的错误而抹杀他在理论中的贡献，大多数学者把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归结于他在国民革命理论中对领导权认识上。这也不符合历史真实面目。可以通过史料看陈独秀对理论的许多环节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也是科学和行之有效的。陈独秀对国民革命理论的认识水平在当时可以说居全党之最,这是不可否认的，之所以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用科学的理论去指导革命活动，使实践和理论出现了偏差。但并不能就此抹杀陈独秀国民革命理论的科学性、革命性。

                                 三

“国民革命”口号根基于中国历史、社会的情况，具有时代的特征。它初步划清了中国此阶段民主革命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苏俄十月革命的界限。这些界限的划清是探索从中国社会实际出发，制定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点的革命道路的前提，同时也是初步探索中国民主革命道路的起点，具有开创性。

第一，国民革命思想是中国“革命”思想的新境界、新阶段。国民革命以各阶级群众联合的国民军解除国内外的一切压迫，即“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在达到国家的独立，统一之后，再求民主、富强。当时中国共产党只有几百名成员，中国社会处于“一盘散沙”状态。要向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宣战，掀起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浪潮，需要大无畏的勇气和革命精神，更需要科学理论的知道。虽无数志士仁人上下求索，希冀救国救民，但他们没有改变“对外有亲近一派帝国主义的倾向，对内两次与北洋军阀携手”，不敢向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彻底宣战，不敢彻底铲除国内的武人政治。也只有中国共产党以“出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响亮喊出了反帝反封建的口号。

第二，国民革命思想的特色是其“国民性”，它标志着中国精英政治史走向终结。国民革命解放了人民的思想，提高了人民的觉悟，使近代中国革命的政治动员和政治参与发展到了一个高峰。辛亥革命基本上是上层革命和边缘人的革命，对社会底层触动不大。孙中山从唯心主义历史观出发，把社会人群分为三类：第一种人叫做“先知先觉”，是世界上的创造者；第二种人叫做“后知后觉”，只能跟随模仿；第三种人叫做“不知不觉”，不能知，只能去行。他又认为中国四万万人大多数都是第三种人，甚至说：“照我看来，这四万万人都像阿斗”[22]。直到晚年，孙中山认识到革命必须“换取民众”和“扶助农工”，也只是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的“唤取”和“扶助”，并没有解决“代表”和“依靠”广大工农群众的问题。而国民革命字则不然，各被压迫阶级觉醒了，社会被极大地动员起来。像农会及其它组织，搅动了沉睡千年的农村，地主武装瓦解，封建宗法制土崩，封建文化被革命文化取代，传统的农民成为反封建的重要力量，中国社会底层民众开始了闹翻身求解放作主人的征程。

第三，国民革命思想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雏形。列宁指出：东方共产党者“必须以一般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为依据，适应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条件，善于把各种理论和实践运用于主要群众是农民，需要解决的斗争任务不是仅对资本而是反对中世纪残余这样的条件。这是一个困难而特殊的任务，同时它又是特别崇高的任务”[23]。中国共产党人完成这一任务的理论结晶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体系。这座理论丰碑的雏形就是国民革命思想，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其所以规定的革命领导权、动力、对象和任务、性质、前途、国际环境等基本内容，大多是从国民革命思想中发育发展的。国民革命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化的第一步。

参考文献：

  [1]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96—297页

  [2]  陈独秀《造国论》，《向导》第二期，人民出版社影印本，1954年6月，第9—11页

  [3]  李 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

《‘一大’前后》 （二）第17页

    [4] 《先驱》 第5号

    [5]  陈独秀《马克思的两大精神》， 《广东群报》，1922年5月23日

    [6]、[7]、[8] 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前锋》第2期，1923 年12月1日

    [9] 《陈独秀文章选集》 （下）第264 页

    [10]  陈独秀《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向导》第22期

    [11] 《前锋》创刊号

    [12]、[13] 《向导》第4期、第21期

    [14] 《六大以前》第698页

[15]、[16] 《中共文件选集》（1）第105页

[17]、[18]、[19]、[20]、[21] 《向导》第2期、第172期、第193期、第198期

[22] 《孙中山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 ，第731—734页

[23] 《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第1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