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七”会议是共产国际逼出来的 ———兼 评中共湖南省委不同意打倒陈独秀

1927年8月7日，中国共产党中央由瞿秋白主持，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这是我党历史上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会议主张党独立地领导中国革命，以武装斗争推动土地革命，夺取政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决定以革命基础较好的湖南、湖北、江西、广东四省为中心，发动秋收起义。从这一年秋天到第二年春天，武装起义的浪潮激荡在全国各地。由于这些起义，共产党在广大农村里的影响扩大了。中国自从产生了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

尽管“八七”会议在中共党史上具有重大意义，但实质上这是一次被共产国际逼出来的会议。当时，由于受共产国际的操纵，这次会议没有同意时任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出席参加，并在他缺席的情况下，会议不仅批判了陈独秀的错误路线，而且还撤销了陈独秀的领导职务。象诸如此类共产国际独断专行的错误干预，曾经使中国革命多走了许多弯路，也使革命斗争多遭受了许多损失。因此，我们深入探讨和镜鉴“八七”会议的负面历史作用，对于当今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八七”会议是共产国际逼出来的。

毛泽东曾说过“中苏关系，我看总是要扯皮的，不要设想共产党之间就没有扯皮。世界上哪有不扯皮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扯皮的主义，就是讲矛盾斗争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44页）  在共产国际、联共（布）、斯大林这三座泰山的压力下，党的第一代领导人陈独秀被迫于1927年7月12日起，“自此即不视事”，离开了中国革命运动的政治舞台。由张国焘、张太雷、李立三、李维汉、周恩来五人组成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实行共产国际的“左倾路线”。当时的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运动的整个指导过程是：左一个决议，右一个指令，可一旦革命失败了，他们就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在这种形势下，陈独秀成了共产国际造成大革命失败负主要责任的“替罪羊”。他在当这个“羊”以前，从事新民主主义革命已20余年，其中创建中国共产党并连任五届中央总书记。在那“百年魔怪舞翩跹”的峥嵘岁月里，陈独秀革命意志坚强，越是艰苦，越是危险，他越是冲向前，坚定地站在暴风骤雨式的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上。而在共产国际和联共（布）所操纵下召开的“八七”会议，却撤销了他的领导职务。“斯大林通过他的代表，把他在联共（布）党内进行权力斗争的经验，传经送宝式地送给了中共党内，这一套后来竟然被王明、康生等发挥到了极致；同时，通过他的代表掌控中共党内的会议，继续推卸其在大革命中的责任，以维护其权威，给人造成一种共产国际永远是对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永远是幼稚的印象。”（《晚年陈独秀》1927—1942，祝彦著，人民出版社2006.11）  这样就导致加深了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矛盾。

二、“八七”会议开了党内生活压制民主的不良倾向先例。

当时的共产国际一边说陈独秀犯了路线错误，又一边不让他出席“八七”会议，搞“缺席审判”，这种党内生活压制民主的作风是极其错误的。会议召开之前，临时中央还是准备让陈独秀以中央委员身份参加会议，但遭到了共产国际代表的坚决反对。对于陈独秀的所谓错误，会议只是进行了批判，最后没有做出任何结论。特别关于陈独秀总书记职务被撤销，会议并没有总结错误经验教训，也没有作结论，单单只给予组织处分。这正如周恩来所言：“八七会议在党内斗争中造成了不良影响，没有让陈独秀参加会议，把反对机会主义看成是对机会主义错误的负责者的人身攻击”。（《周恩来选集》上，1980年版，第172页）  刘少奇也曾在1943年10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也严肃指出：“过去党内斗争有许多不好的，如八七会议，反对陈独秀闹成宗派斗争，不让陈独秀参加，只许反陈的人讲话，不许陈独秀方面的人发言”。

三、为什么叫“八七”会议？而不叫中共中央几中全会？

因为出席会议的人员不是法定人数。到会的代表只有湖南的与尚未赴泸的新任书记邓中夏，加上中央委员到会15人，CY中央委员5 人，共计22人。在共产国际的指使下，坚持“城市中心论”，从此左倾路线开始危害中国共产党，危害中国革命。以李立三左倾为例，他指挥红二军团攻打武汉，该部原有16000余人，损失了11000余人，还丢了洪湖革命根据地；命令红七军攻打柳州，部队由6000人只剩下2000人，丢了右江根据地；令红十军攻打九江，一支20000余人的部队，剩下不足2000人；红三军团奉命攻打长沙，战败兵撤。在白区实行立三路线，同样惨遭失败。如：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和委员6人被捕，三个区委和15个支部全被破坏，近百名共产党员惨遭杀害……

四、“八七”会议对陈独秀的批判定性不准。

“替罪羊”落到陈独秀头上是极为不公正的。毛泽东曾说过：那次会议“太着重了个人责任，未能团结更多的同志共同工作”。（《毛泽东选集》，1967年版，第892页）  事实上，党中央在武汉时期，“陈独秀虽仍为总书记，但他执行的是瞿秋白、谭平山、张国焘三巨头的决定，五次大会前如此，五次大会后更是如此。由此，我们认为，把大革命后期的一切错误或导致革命失败的原因，都笼统地称之为‘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其实除了上面提到的三巨头有重大责任外，共产国际代表维圣斯基自己也承认：“对中国共产党所犯错误我要承担很大的责任，要承担比中国共产党领导更大的责任。”（《陈独秀晚年》1927—1942，祝彦著，人民出版社2006.11）

五、那是一次大的骄傲错误，而不是“右倾机会主义”。

正如毛泽东所言：“在1927年，那时北伐军到了武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忘记了国民党将要袭击我们。结果犯了陈独秀路线错误，使这次大革命归于失败”。（《毛泽东选集》，1967年版，第901页）  当时党内高喊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人们并不清楚“右倾”的含义，却完全是跟着共产国际乱喊的一个政治口号。毛泽东对什么叫“右倾”有个科学的界定：“落在时代的后面，落在当前情况的后面，缺乏斗争性，这是右，这个也不好”。（《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52页）  陈独秀的一生是思想超前的一生，是勇敢战斗的一生，他的革命性、原则性、斗争性最强。那么大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毛泽东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说得好：“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因为在斗争的力量对比上，先进势力一方，暂时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以后总有一天会要成功。”胡锦涛总书记也在今年“8.1”讲话中指出：“1927年，正当大革命蓬勃发展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勾结帝国主义，血腥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惨遭失败。”这些论述都是千真万确的伟大真理！

六、“交枪事件”是当时评判陈独秀右倾的主要依据。

这个“依据”早已不成立了。1982年2月29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十一届五中全会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中说：“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为维护国共合作和所谓兵、工团结，决定自动解除工人纠察武装队。”这个“交枪决定”是共产国际代表和党中央集体研究决定的。但事后又把错误责任推到陈独秀和刘少奇同志身上，这是很不客观的！为刘少奇平反还原了历史面貌，同时也在本质上间接地为陈独秀的“右倾”平了反……对“交枪事件”需要澄清的是：当时武汉总工会主席是刘少奇，交枪经陈独秀与相关人员研究作出决定后，再由刘少奇出面将几千条土枪、破枪交给了贺龙的部队，该部后来实为自己的队伍……。这在事实上决非右倾投降机会主义。列宁说：“在强兵之下，如不实行妥协……却要同敌人硬拼。这是知识分子的孩子气。而不是革命阶级的郑重策略。”（《列宁选集》第4卷第238页）

七、国际共运研讨会为陈独秀平了反。

毛泽东说：“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1987年7月，在共产国际运动史研究会上，出席会议的各国共产党、工人党等的理论工作者，集聚于苏联首都莫斯科。会议热烈讨论了国际共产主义的演变发展趋势和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与会学者结合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实际关系，特别是中共和苏共两党的矛盾关系，许多苏联和兄弟党的学者一致认为：斯大林对陈独秀的态度与处分是错误的，应于平反。并同时充分肯定了陈独秀在中国大革命时期的丰功伟绩。而以瞿秋白、李立三为代表的打着“拥护苏联”的口号，却被莫斯科会议唾弃。这正是：“汉恩自浅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难怪“八七”会议后的党中央主要负责人瞿秋白、李维汉去陈独秀隐居地探视，见到陈独秀因在“八七”会议的前后，遭到国内外、党内外的不公正指责和处分，精神上受到了极大地打击和挫伤，身心健康状况越来越差时，瞿、李两同志一方面表示慰问；另一方面向“开山书记”陈独秀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要陈独秀写个书面检查，然后去莫斯科“学习”。陈独秀听后表示：绝不写书面检查，更不同意去莫斯科“学习”。历史证明：不去莫斯科“学习”是对的。因为凡是去了莫斯科的同志，都没有好下场。如李立三除了被流放到边远偏僻地区“劳改”外，身体上还经受了肉刑……

八、中共湖南省委不同意打倒陈独秀。

临时中央召开“八七”会议之前，共产国际派来了接替罗易的代表即罗明纳兹，因为罗易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犯的错误太多太严重，威信扫地，只好回去。有一天，罗明纳兹特意来到湖南省长沙市，在驻湘俄国领事馆召开了中共湖南省委会议。罗代表竟在会上要求到会人员签名赞成“打倒陈独秀”。主要理由是：“陈独秀一贯不执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当时省委代理书记易礼容坚持不赞成“打倒陈独秀”，他申辩说：“革命失败不能说是他一个人的罪，共产国际及其驻华代表也有份。”易书记的发言，引起了省委成员的强烈共鸣。并表示了湖南省委对陈独秀的不公正遭遇深表同情，对共产国际的错误干预表示了强烈反感和坚决抵制。这是中共湖南省委讲政治、讲正气的一次重大表现，也是湖南党建史上光荣、正确的闪光点。因为反对“打倒陈独秀”，实质上就是反对共产国际的左倾路线。失道寡助，得道多助。当时反对严厉处罚陈独秀的还有中共江苏省委及在中央工作的一些领导人。江苏省委当时被中共中央“左”倾领导指责为“陈独秀派”。所谓“陈独秀派”，即指陈独秀任总书记期间被重用的一些人，如彭述之、尹宽等人，都是从苏联留学回国人员，不满意斯大林“左倾路线”。由于陈独秀被撤职，他们而遭遇冷落，于是他们打着拥护陈独秀的旗帜，企图恢复陈独秀在中央的领导权。1929年初，江苏省委借口反对李立三的“左”倾路线，宣布“独立”。在这个事件中起骨干作用的还有郑超麟、刘伯庄（湖北省委书记）、汪泽楷、蔡振德、马玉夫等（都是省委书记一级的干部），陈独秀当时对此既不鼓励，又不阻止，任之自然。“陈独秀派”的人员为什么要这么作？“官逼民反”。理由为：其一是“八七”会议对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负责人所作的指责不公平，大革命失败不应由陈独秀负责当“替罪羊”，当时陈独秀是按照共产国际、中共中央四大路线开展工作的；其二是大革命失败了，但“八七”会议后的中央否认失败，声称革命更加高涨，号召暴动，搞没有把握的武装起义，徒然牺牲了许多同志，损害了中国革命利益；其三是中央个别领导人作风不正，品质恶劣等。在此中间也有些人名为陈独秀“打抱不平”，实为自己的得失而拼搏，这是应该否认的。

毛泽东说过：世界上的事物是复杂的，我们共产党人的头脑也应该复杂一点，遇事多问几个为什么，多独立思考，绝对不要盲从。在新世纪里，我们学习党史、研究党史和陈独秀也应该是这样。

作者系：湖南益阳毛泽东战法研究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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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0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