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道非常人陈独秀 ----读余世存《非常道》感陈独秀

从知道陈独秀这个人起，我就对他有了不同一般的喜好，在我的眼里他不是一尊历史人物了，是一道精神食粮、一顿思想大餐。每每读到他的或者是关于他的文章就好象又亲近了他一点，而每每这亲近意犹未尽时，恨不得能穿越时空到他身边，看他如何做，听他如何说。当然，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往往只会导致更多的举一反三的遐想，念念的只是这个非常人物在非常社会中的非常人生。

最近在读余世存先生的《非常道》时，又发现了其中关于陈独秀的段落很多，重又对陈独秀的人性、人格、思想细细的品位了一回。

书中先有写到：

陈独秀在上海指挥过多次罢工运动，每有重大决议，如应否罢工，什么条件，如何谈判，可否签字，等等问题，都是工运干部和他一起开会决定的。经常是夜里到某同志家里开会。向警予回忆说，有一天晚上夜很深的时候才开完会出来，在弄堂里，陈独秀一面走，一面说：“他那个三番没有和成，真可惜，已经听张了，七条一定有，但总不出来……”直到看弄堂的开了铁门放大家出去之后，陈才不再谈牌经以为掩护。

这里的陈独秀机警的好象迂腐了，更想落后的老套电影里的做作掩护，但是看的出他的用心良苦，又不乏文化人的幽默。想想那时那地的环境的艰辛苦恶，经历过风雨的他是用怎样的小心做着如此大胆的工作，这工作比得上成千上万人的事业成就，哪怕他最终没有做到最好。但是在上海的工人运动史上，陈独秀是一位旗帜性的人物，是他开创了工人运动的局面。

接着又通过李大钊的丧事，带出陈独秀。写到：

　　李大钊灵柩停放六年，无法安葬。1933年4月初，已病得奄奄一息的赵纫兰带着女儿来到北平，请北大代办安葬。蒋梦麟校长答应了。当其时，国民党正在江西“剿共”，北平城里也到处捕共产党人。蒋梦麟、胡适、沈尹默、周作人、傅斯年、刘半农、钱玄同、马裕葆、马衡、沈兼士、何基鸿、王烈、樊际昌等13名北大教授自愿发起公葬，每人捐20元。北大教授李四光等人捐10元，马寅初等人捐20元，梁漱溟等人捐50元，外地有鲁迅捐50元。公葬之际有两幅挽联广为流传，其一：为革命而奋斗，为革命而牺牲，死固无恨；在压迫下生活，在压迫下呻吟，生者何堪。其二：南陈已囚，空教前贤笑后死；北李如在，哪用吾辈哭先生。

     李大钊的葬礼迟迟不得落实，着实牵动了其时的人心，更加让人们想到了另外以为新文化的先锋----陈独秀。可见他在当时的影响之广大，不是一般文化人可以比拟。

    再有风霜傲骨的性格凸显的历史事迹，让人在替他命运担忧中，又为他的侠骨风情高声叫好。书中这样记述：

　　陈独秀在1919年的《每周评论》上曾有过《研究室与监狱》的名论。他说：“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最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而这些话，并非他徒逞一时之快的豪言壮语，而是身体力行的自箴之词。1932年他第五次被捕，在解往南京的火车上，他呼呼酣睡，了不在意。在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向他求字时，他率尔而应，提笔就写了“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几个大字。在狱中，他听到有可能处死的消息，却毫不畏惧地说：“我脑筋惨痛已极，极盼政府早日提我下狱处死，不欲生在此恶浊社会。”

王森然的涕泪号哭象是一座无形陈独秀的墓志铭，警醒这世代的中国人都不要忘记这个曾经的中国领军人。

　　陈独秀寂寞地死去，王森然说，跟他一起致力于新文化运动的人，或居党国显要，或受社会崇拜，“以先生之学历，若求高名厚利，与世人争一日长短，将何往而不自得耶？”“先生不因个人荣利，而一变为世之所谓新官僚，就此而言，实值吾人矜惜也。”“呜呼先生！满腔热血，洒向空林，一生有毅力，无用武之地，吾不反为先生惜，吾惊为民族哭矣。”

下面还有写到：

《新青年》为编委轮流制，编委七人：陈独秀、周树人、周作人、钱玄同、胡适、刘半农、沈尹默。钱、刘化名写文章在《新青年》发表，驳林琴南的复古谬论，胡适对此大加反对，认为“化名写这种游戏文章，不是正人君子做的”，并且不许刘半农再编《新青年》，要由他一个人独编。沈尹默对胡适说，“你不要这样做，要么我们大家都不编，还是给独秀一个人编吧。”周氏兄弟对胡适的态度也大加反对，他们说：“你来编，我们都不投稿。”胡乃缩手。

陈独秀不大于胡适，但是在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的领导姿态早早就显现出来。

陈独秀在爱国声中问：此残民之国家，爱之何居？

陈独秀问：（现代中国）究竟是城市支配农村呢，还是农村支配城市？

这两句问难是问天、问人、还是问自己，这些我们都不得而知，这问好象最淳朴的哲学问题：我是谁？我从那里来？我要做什么？但是当人们的思想还停留在这些的时候，他有了如此的问难，他是替几个时代的中国人问出了这问题，其实他又在替人们解答着问题。于是更有人给了他等同与上帝的赞美之词：

蔡元培说：“近代学者人格之美，莫如陈独秀！”

又一次有了胡适和陈独秀的比较，这次是胡适自己的比较结果，又是一次赞美：

胡适跟陈独秀关系非常，或畅谈，或争论。有一次争论得厉害，陈独秀问：“适之，你连帝国主义都不承认吗？”胡适生气了，说：“仲甫，哪有帝国主义！哪有帝国主义！”拿起拐杖，在地板上连连笃了几下，就走了。而他在检讨自己时对陈独秀的苦干精神是佩服的，他说自己“一方面不能有独秀那样狠干，一方面又没有漱溟那样蛮干，所以我是很惭愧的”，他崇敬两人的精神，相形之下他自己显得软弱多了。

　 少年风采，崭露头角的陈独秀和老乡吴樾同为革命愿洒鲜血，依稀可见那满腔的激情，就是过了这一百年也冲淡不了：

陈独秀20岁时，与革命党人吴樾相争刺杀满清五大臣，竟至于扭作一团、满地打滚。疲甚，吴问：“舍一生拼与艰难缔造，孰为易？”陈答：“自然是前者易后者难。”吴对曰：“然则，我为易，留其难以待君。”遂作易水之别。后吴引弹于专列，就义，重伤清二臣，时年26岁。

再有“南陈北李”的侠义称号，被几代人不忘，傅斯年只不过是较早敢说出来的人而已。书中写到：

　　1927年李大钊就义，报纸上发表消息有谓李在北平“就刑”。傅斯年反驳说，不是“就刑”，是“被害”。1932年陈独秀被捕，他为之辩诬，说陈是“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

下面的两段语录一方面透露出他的成就感和对自己工作成果的自豪；另外段则表示出了对于党派为了利益不顾惜国家的争斗显现出来他的无奈。书中这样记录：

民初，陈独秀说：“我办报十年，中国局面全改观。”

陈独秀说：“我只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我在此所发表的言论，已向人广泛声明过，只是我一个人的意见，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了，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将来谁是朋友，现在完全不知道。我绝不怕孤立。”

同乡人悲怜同乡人，无论你倡导的是白话，他支持的是文言，大家毕竟是同乡人，而且主义之争其实次要，正义推广才是最为重要的。所以书中还有这段记叙同乡之情的一段：

1919年6月，陈独秀被捕后，全国各地各界函电交驰，施行救援。其安徽乡人也不甘人后，识与不识，皆为之说话。反对白话文的桐城派古文家马通伯、姚叔节等，认为陈“所著言论或不无迂直之处。然其学问人品亦尚为士林所推许”，吾等“与陈君咸系同乡，知之最稔”，恳请准予保释。安徽省长吕调元也说：“怀宁陈独秀好发狂言，书生积习。然其人好学深思，务乞俯念乡里后进，保全省释。”六年后，胡适跟陈独秀提及时还念念不忘：“在那反对白话文学最激烈的空气里，居然有几个古文老辈肯出名保你，这个社会还勉强够得上一个‘人的社会’，还有一点人味。”

沉淀在历史中的话语是让我们这些后来者细细品味的，陈独秀的话表达的不仅仅是他个人的观点，否则他的言论就不会这么让人关注了，他的适时实景的话语还有：

陈独秀不同意无条件的爱国主义，他说：“国家者，保障人民之权利，增益人民之幸福者也。不此之务，其国家，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又说：“保民之国家，爱之宜也；残民之国家，爱之何居？”

陈独秀说：“若夫博学而不能致用，漠视实际上生活上之冷血动物，乃中国旧式之书生，非20世纪新青年也。”

陈独秀曾有“万恶孝为首”之说，一度社会上宣传说他组织了“讨父团”。1921年，陈炯明问他有关讨父团的事情，陈回答说：“我的儿子有资格组织这个团体，我连参加的资格都没有。”

　1939年，周恩来等人劝陈独秀去延安，但陈拒绝了，最终客死四川江津，临死前为乞食曾给一地主抄家谱。王康参观当地陈之旧居，留言道：“都称缔造者，孤魂自飘零，为人作家谱，痛煞后来人。”

反叛者的角色总是带着也些令人辛酸的感觉，彻底的反叛和反叛的彻底都在他的身上表现出来了，尽管最后的这点表达显得疲乏无力，但是他是这样说的同时坚持的着：

陈独秀在狱中，监狱方面不允许其保外就医，而且不准亲属探监，不准通信，不准读书看报。陈绝食斗争，才渐渐放松一些，他抗议“你们执行恶法，我拼老命也要反抗。”典狱长说：“恶法胜于无法。”陈独秀说：“恶法就要打倒。”典狱长说：“我无权打倒它。”

我们可以为他冠上很多称号，革命家、共产主义者、诗人、书法家、斗士、思想家等等，但是在于我，他是一个怀宁人，我的老乡；他是一个中国人，我的先知；他有是一个自由的追逐者，我们的启明星。尽管他的一生坎坷、付出无尽，却晚景凄凉，但是总有给他的评论可以宽慰他的在天之灵：

陈独秀晚景凄凉，为其做传的王森然说：“夫中国人民，以保守为天性，遵已动为大教，其余，陈氏之反宗教军阀及孔子主义并赫赫然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相率惊骇而诅之，良不足为怪！顾政见自政见，而人格自人格也，独奈何以政见之不同，党同伐异，莫之能胜，乃密报私隐以陷害之？此村妇相诛之穷技，而不意其出于革命领袖阶级也。造成这不黑不白、不痛不痒、不战不和、不守不走之中国现局，使光明俊伟之人，无以自存于社会，伤之者又不能自富所处之时代。呜呼，如此鸡鸣狗盗，横长权柄，乃国之大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