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识陈独秀成为武汉党的组织负责人 包惠僧与陈独秀,一个是湖北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书记、中共湖北地方组织的创建者之一,一个是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之一。1920年初,两次不寻常的采访,使陈独秀成了包惠僧革命道路的引路人。1942年夏,一个长途电话,使包惠僧成了陈独秀人生道路的送终人。前后22年,两人虽离多聚少,彼此却刻骨铭心。 包惠僧政治生涯的转机,是从采访陈独秀以后开始的。 1920年2月2日,陈独秀应武昌文华大学的邀请,从上海乘“大通轮”溯江而上,于4日下午抵达武汉。 陈独秀,这位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他的风采言论,早已为武汉进步人士所仰慕,得知他来汉的消息,一时邀请他演讲的人和采访他的记者络绎不绝。据当时报刊报道,陈独秀在汉4天日程安排得十分紧凑。 包惠僧怀着崇敬的心情聆听了陈独秀在文华大学的演讲,又以记者的身份专程到文华大学访问了陈独秀。 “我叫包惠僧,湖北省立第一师范毕业,因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当了记者。”包惠僧见到陈独秀,首先作自我介绍,言谈中流露出自卑的神情。 “当记者也好!”陈独秀热爱青年,鼓励包惠僧说:“当记者也能为社会服务。” “先生《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的演讲太精采了!” 包惠僧说:“您所讲的社会改造的方法,必须打破阶级的制度,实行平民社会主义,人人不要有虚荣心,必须打破继承制度,实行共同劳动工作,不使无产的苦、有产的安亨。必须打破遗产制度,不使田地归私人传留享有,应归为社会的共产,不种田地的人,不应该享有田地的权利。这三个打破,卓识谠论,颇受青年学生欢迎,我是没有一个字不赞成的。” “中国社会的改造,要靠青年。”陈独秀对包惠僧的评论颇感满意,接着说:“我在去年6月就讲过,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随后,陈独秀与包惠僧又谈了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婚姻自由等问题。包惠僧还向陈独秀请教学汉学的门路,要求陈独秀指导他读书自学。 一个多小时的采访很快就过去了,包惠僧受益匪浅,他本来想更多地聆听一些陈独秀的教诲,又不忍心占去这位“圣人”更多的时间,于是起身告辞。 “太打扰先生了,不知以后什么时候能再见面。” 通过这次采访,包惠僧愈益崇敬陈独秀,惜别时无限深情地说。 陈独秀显然被眼前的这位青年感动了,目送包惠僧时,一再安慰他说:“以后一定还有见面机会的,一定还有。” 8日晚上,陈独秀乘车北上返京。包惠僧又特地赶到汉口火车站为陈独秀送行。这样,包惠僧的名字便深深地印在了陈独秀的脑海中。 不久,包惠僧的一位同乡族人包彦臣从上海回到武汉。包彦臣是同刘伯垂一道从广东经过上海回到武汉的。他见包惠僧是搞新闻的,就告诉他,刘伯垂回来打算办报纸或杂志,要他去帮刘伯垂。过了一个多星期,刘伯垂到金家客栈来找他。刘伯垂先将陈独秀写的一封信交给包惠僧,然后才说明自己的来意。他说,他这次路过上海,拜会了陈独秀,陈介绍他参加了他们创建的共产党组织,并要他回武汉找几位同志,一起创建武汉的共产党组织。 像在暗夜里突然看见一线曙光,包惠僧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惊喜和激动。他一遍又一遍地看着陈独秀的来信。包惠僧当然不知道,刘伯垂在找他之前,已经找到了正在武汉筹建共产党组织的董必武和陈潭秋。 刘伯垂找到包惠僧之后,又去找了郑凯卿。很显然,这也是陈独秀的安排。 1920年8月的一天,包惠僧与董必武、陈潭秋、刘伯垂、张国恩、郑凯卿、赵子健聚集在蛇山北麓的抚院街97号董必武和张国恩合办的律师事务所里举行会议,正式成立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会议由刘伯垂主持。他宣读了一份他带来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组织大纲草案,报告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组织和活动情况。接着,研究了小组的组织生活制度和工作计划。在会上包惠僧当选为小组负责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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