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把陈独秀打成“日本间谍”

图注：左，被推举为中国托派领袖、但对托派抗日主张不满的陈独秀；右，国际托派领袖托洛茨基

一、中国“托派”反对联蒋抗日，被共产国际定性为日本间谍

短史记此前，已就抗战初期，延安方面的对内、对外政策的确立，有所介绍。①除此之外，尚有值得一提者，即延安方面与“托派”在抗日问题上的分歧——1937年，延安方面曾向共产国际报告称：“杨虎城部队经改编后托派分子尚未肃清，拟再向其严重提出，否则必会分裂”，桂系的“策略系反对南京容共，反对我们联蒋，有接近日本可能……托派分子拟往勾引”②。由此不难揣知，“托派”的抗日立场问题，当日在延安及共产国际眼中的敏感性。

所谓“托派”，全称是“托洛茨基反对派”，因该派领袖托洛茨基与斯大林长期对立而得名。在抗日问题上，托洛茨基主张民族革命要从属于阶级斗争，反对第二次国共合作、反对向蒋介石做任何妥协。因此，中国托派也跟风主张，“拥护战争，不拥护国民党领导；参加对外战争，但不放弃国内革命”。换言之，即不反对抗日，但坚决反对联蒋抗日。

西安事变时，“托派分子”的活动曾引起共产国际的高度注意。当日，苏联正面临德国的入侵压力，故极不愿中国爆发内战削弱抗日力量。所以共产国际警告延安，须提防“托派分子张慕陶”们浑水摸鱼，向杨虎城等人灌输杀掉蒋介石的建议。共产国际称：

“根据我们的情报，在阎锡山与杨虎城周围，有很多托洛茨基分子，他们冒充共产党人。我们毫不怀疑，他们是按照日本情报机关分配的任务为其工作的。你们必须向阎锡山和杨虎城说明这一点，并同他们一道采取措施制止托洛茨基分子的罪恶行动。”③

国共合作有利于抗日，显而易见。但托派坚持“阶级斗争”高于“民族革命”。这是他们当日指责延安“以抗日为借口，……屈膝于国民党面前”、“红军改编是把红军变成民族爱国主义的工具”的主要理论依据。托派认为，延安联蒋抗日，已是“彻底投降”、“自觉的叛卖”、“完全堕落为小资产阶级的改良派”。④这种论调，在今天看来相当荒诞；但在当时，却也曾有过一些市场。

图注：自苏联归来，掀起“肃托运动”的王明（左）与康生（右）

二、王明归国，为迎合共产国际巩固个人权位，兴起“肃托运动”，指责陈独秀拿日本津贴

“托派”的这种主张，所产生的最直接的一个后果，就是曾当选为“中国托派”总书记的陈独秀，也欲公开表示要与托派脱离一切关系。自1931年当选总书记以来，陈没完没了地与托派内部鼓吹“工人没有祖国”的狂热年轻人论辩，但毫无效果。1932年，陈独秀入狱，1935年，狂热分子背着陈改组了托派领导机构，并把陈开除出托派。

虽然托洛茨基仍坚持“中国托派”必须与陈独秀合作，但出狱后的陈，目睹中国托派们在民族将亡之际，“还将国民政府和日本帝国主义作为同等的敌人，躲在上海亭子间里继续两个拳头打人，既反对国民党又反对共产党，并自以为最革命”，故绝然托人，要求在《中央日报》刊登启事，公开声明“中国有无托派我不知道，我不是托派”。

延安方面，在抗战初期，也对“托派”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譬如，被共产国际指为“杨虎城身边的托派分子”的张慕陶，在张学良被扣押后，支持东北军少壮派杀死主和派将领，对南京开战。延安《新中华报》遂刊文《托派张慕陶等阴谋企图破坏和平统一》，指责张“亟待挑拨内战，帮助日寇”。⑤

按共产国际的立场，延安有必要“采取果断措施反对托洛茨基分子，因为他们竭力企图破坏和平调整中共和国民党的相互关系，挑起一切内部冲突，以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必须仔细审查党的机关、红军等周围的人员，并对可疑分子和挑拨分子采取必要的措施。”⑥事实上，共产国际当日也正在审理“反苏托洛斯基平行总部”一案，该案的最终定性是：托派分子“答应帮助日本侵占中国”。

这种定性模式，为从苏联归国的王明、康生等人处理中国托派问题，提供了模板。王明将托派称作“托匪”，与“汉奸、敌探”并列，指责他们“正在加紧挑拨离间以破坏我国民族力量团结”，是中国抗战“目前最大难关”；康生则发表文章，称陈独秀、彭述之、罗汉等人组织“托匪中央”，与日本合作，承诺“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并接受日本每月三百元的津贴，“劣迹斑斑”的张慕陶，则被定性为“日本侦探”。⑦

不可否认，中国托派当日的主张不利于抗战，确有批判的必要。但由王明等人兴起的“肃清汉奸托派运动”，存在着严重的扩大化倾向，很多人被错划为“托匪”而蒙冤，乃至付出生命代价。事实上，当日的“肃托”，将早已脱离并长期批评托派的陈独秀划为托派领袖，已属荒诞；将虽主张杀掉蒋介石，但并未加入托派的张慕陶⑧，当成托派典型批判，则可窥见“肃托运动”扩大化的缘由——西安事变期间，延安方面，亦有不少人主张杀掉蒋介石，这些人虽与托派毫无关系，但却可想而知其在王明的“肃托”运动中的遭遇。此外，将托派定性为“日本间谍”，同样也缺乏依据。

总体而言，托派“工人没有祖国”、“反对联蒋抗日”等主张，确实不利于抗战。但据1938年的一项统计显示，托派势力已相当衰弱，其组织成员已不足50人。1937年情形或许要稍好一些，但其实质影响力仍可忽略不计。王明归国后，在这个问题上大动干戈，显然与其个人欲积极迎合共产国际，以巩固个人权位，有很大关系。为此，王明甚至向斯大林打小报告，诬蔑毛泽东“也是托派”。⑨

注释：

①参见《抗战初期一次重要的毛周分歧》、《蒋介石：中共不必和国民党谈合作抗日》，短史记第155、156期。②《中央关于同蒋介石谈判经过和我党对各方面策略方针向共产国际的报告》(1937年4月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中央档案馆编，1991年，第183页；③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十五卷），中央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280页、285页；④唐宝林：《中国托派》，《中国革命史现代史专题报告集》，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编，1986年，第418页；⑤⑦王新生：《共产国际与中国抗战时期的反托洛茨基派运动》，《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11期；⑧张军孝：《一个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关于张慕陶的几个问题》，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按托派重要人物刘仁静的说法:“张慕陶不是托派,在我印象中他是共产党的人。”⑨郭德宏：《王明年谱》，社科文献出版社2014，第5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