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信仰马克思主义引路人是国民党元老戴季陶

核心提示：张国焘后来回忆这个时期陈独秀的转变：“他（陈独秀）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较迟，直到1919年初才发表同情俄国革命的文章。到这年底，他被迫离开北京以后，才认定马克思主义是解决中国问题的良方。他的信仰马克思主义，最初也许是受李大钊、戴季陶等朋辈的影响。”

本文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11年第26期，作者：李伟，原题：《从上海发起组到中共“一大”》

“种子在手，唯万里荒芜。或惧力不可逮。吾人肉躯堪当此劳否？此不得不忧者也。”1921年4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李汉俊对来访的日本文学家芥川龙之介说了这样一段话。

此时31岁、精通四国外语的李汉俊说：“如何改造现在的中国？要解决此问题，不在共和，亦不在复辟。这般政治革命不能改造中国，过去既已证之，现状亦证之。故吾人之努力，唯有社会革命之一途。”

职业革命家

南昌路100弄，隐藏在上海繁华的市中心。东侧是时髦的雁荡路，向北百十米就是川流不息淮海路。弄堂口进去十几米右转，4座旧式石库门的房子连在一起。建筑围着松糕般的水泥砂浆外墙，色泽黯淡不堪。2号门的外墙上挂着两块金属牌，一块是“陈独秀曾在此居住”；另一块写着“《新青年》编辑部旧址”。

90年前，这里的地址是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就在这栋房子里，陈独秀见到了共产国际的代表，组建了上海共产党小组，一批时代青年在此聚会讨论马列主义与中国的出路。他们准备成立全国性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

如今，这幢坐北朝南双开间的老式两层石库门楼房，还依稀保留着当年的样子。原来的客堂被隔出了一道墙，进门左手第一间是亭子间，穿过天井的右手边曾是《新青年》编辑部的厢房，厢房的东墙上竟然还镶嵌着一块大理石碑，刻着“中国共产党中央工作组在这里建立”的字样。楼下客堂住着一户人家，里厢房与后厢房也住着一户人家。楼上原本是陈独秀夫妇的卧室和书房，如今也住了两户人家。如此一分为四，便是现今的格局。

陈独秀是在1920年4月间住到这里的。这一年的2月12日，41岁的陈独秀坐火车从天津仓皇回到上海。1917年他受蔡元培之邀任北大文科学长，离开上海前往北京。3年后，他又重新回到了这个让他声名鹊起的地方。

早春的天气还冷，陈独秀到了上海后就感冒了，在惠中旅社躺了几天，接着住进了亚东图书馆。2月14日，他致电京师警察厅厅长吴炳湘：“夏间备承优遇，至为感佩，日前接此间友人电促，前来面商西南大学事宜，匆匆启行，未及报厅，颇觉歉仄，特此专函补陈，希为原宥，事了即行回京，再为面谢，敬请勋安。”陈独秀在狱中被关了3个月，承蒙这位安徽老乡的关照，现在弃保潜逃，内心有所不安，于是写了这封电报表达歉意。

4月份，陈独秀搬到了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这里原是安徽都督柏文蔚的私房。1897年，陈独秀与柏文蔚同榜考中秀才。两人信仰不同，但革命同路，同窗加同乡，感情颇深。于是柏文蔚将这栋房子借给了他。陈独秀住在渔阳里2号，6号住着国民党的理论家戴季陶，7号住着孙中山后来的秘书、同盟会元老杨杏佛。

1897年，陈独秀和柏文蔚同去南京参加科考。他在自传中对那年夏天赶考写得特别详细。在考场上，陈独秀曾对一个从徐州来的大胖子“看呆了一两个钟头”，由此引发了许多联想。“最后感觉到梁启超那班人们在《时务报》上说的话是有些道理呀！这便是我由选学妖孽转变到康、梁派之最大动机。一两个钟头的冥想，决定了我个人往后十几年的行动。”于是，陈独秀开始了革命之路。

陈独秀离开北京，另一方面的原因是，国民党计划在广东开办西南大学，广揽海内外人才，章士钊、汪精卫邀请陈独秀与蔡元培、吴稚晖南下，一起筹办西南大学。陈独秀接受了邀请，与章士钊约定先到上海，再乘船赴粤。陈独秀当时觉得广州的政治空气要比北京好，他在上海接受《民国日报》记者采访时说：“改造广州社会，或易于北京，故吾人此行，殊抱无穷希望也。”

然而西南大学最终没办成。一方面桂系军阀仍旧盘踞广东，孙中山正催促在闽南的陈炯明收复广州。另一方面，筹办大学的180万元的“关余”却被伍廷芳卷走用于他处。于是陈独秀滞留上海，住进了老友柏文蔚的房子。

此时的陈独秀，仍旧像年轻时一样，思想激进、性格暴烈。他没有职业，裘弊金尽，靠写文章、编杂志、到处演讲为业，他开始成为一个职业革命家，从一个演讲会场赶向另一个会场，滔滔不绝，慷慨陈词——

3月20日，在青年会征求会员大会闭幕典礼上演讲《新文化运动是什么》；

3月29日，在江苏教育会演讲《教育的缺点》；

4月2日，在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成立大会上演讲《劳动者的觉悟》；

4月18日，参加由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总会、电器工界联合会、中华全国工界协进会、中华工业志成会、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药业友谊联合会发起的世界劳动纪念大会筹备会，发表演讲《劳工旨要》；

4月21日，在中国公学演讲《五四运动的精神是什么》；

5月1日，参加上海澄衷中学举行的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

从文化运动讲到社会运动，从工人生活讲到官场黑暗，从废除都督裁兵，讲到平民教育，从国内讲到国外。他站在工人们中间高喊“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他要把几千年来“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现状倒转过来。

1920年初，是陈独秀向马克思主义者飞跃前进的时期。他调查研究工人状况，筹办工人刊物，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工会。这年1月，他写了《告新文化运动诸同志》，劝上海的朋友要办报，不必办和人雷同的报，像《店员周刊》、《劳动周刊》，倒有办的必要。他指出新文化运动将影响到产业上，应该令劳动者觉悟到自己的地位。

1920年陈独秀在各种报刊上发表了约20篇关于工人运动的文章。他当时着重宣传的是：工人的重要社会地位；宣传剩余价值学说，揭示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高呼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批判资产阶级言论；揭露招牌工会，号召工人组织自己的工会。

张国焘后来回忆这个时期陈独秀的转变：“他（陈独秀）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较迟，直到1919年初才发表同情俄国革命的文章。到这年底，他被迫离开北京以后，才认定马克思主义是解决中国问题的良方。他的信仰马克思主义，最初也许是受李大钊、戴季陶等朋辈的影响。”

在《共产党宣言》都未曾翻译的时期，在思想上考察陈独秀是否马克思主义者，也许过于苛刻。但不管怎样，此时的陈独秀已经彻底走出了书斋，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中。在他看来，这不仅是一场政治的革命，更是社会的革命。如果不从“社会”层面改造和重新设计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就不会实现最终的成功。

上海1920

陈独秀没去成广东，就在上海法租界的弄堂里搞革命。1917至1921年间，孙中山等人也将法租界（新区）作为国民党的活动基地，国民党党部即设在法租界环龙路44号。与陈独秀的住处在一条街上。

上世纪20年代的上海，是中国第一大城市，有229万人口，是第二大城市天津的3倍。陈独秀在其主编的《新青年》上，发表了“上海劳动状况”的资料，全国工人队伍发展到194.6万人，其中上海有51.4万人，占全国工人总数1/4还要多。这座城市正处于它的青春期，新的阶层在膨胀，新的思想在这里汇集、激荡，工人与商人阶层开始显示出巨大的群体力量。五四运动后，上海掀起了“罢工、罢市、罢课”的“三罢”运动。工人们喊出“不要我们的国家变成朝鲜第二”的宣言，“吾辈数十万工人，愿牺牲生命，为学界商界后援，与野蛮的强权决战”。上海商人罢市并非由商会组织，而是先由南市的中小商户发起，所有店铺一律关门，停止营业；邻近的法租界的商铺也跟着关门了。紧接着英美公共租界的商铺也起而效之。罢市风潮如同多米诺骨牌，只用半天，全市没有一家商店开门做生意。

罢工与罢市显示了一座城市巨大的能量，给北洋政府施加了直接的经济压力。

受过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则是上海的又一大群体。据统计，在1900至1910年的上海，有500多所新式中小学。文化繁荣与自由的上海成为新型文化人的向往之地。出生于绍兴的邵力子在20岁中举后，放弃考进士的念头，来到上海求西学，赴日留学后，再返上海主持《民国日报》。1920年3月，在北京参加工农互助团失败的施存统，与俞秀松来到上海，他俩本打算去福建漳州，投奔陈炯明，但在《星期评论》与上海知识分子交流后，决定“投靠军队，不如投身工厂”。施氏成了星期评论社的辅助人员。

而五四运动后的北京，政治气氛压抑，先是北大校长蔡元培秘密离京，后是陈独秀被捕，出狱后南迁上海，1921年又发生军警殴打北大教授事件。这一系列事件导致北方文化人纷纷南下上海。当时身在北京的鲁迅后来说：“北京虽然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但自从支持着《新青年》和《新潮》的人们，风流云散以来，1920至1922这三年间，倒显着寂寞荒凉的古战场的情景。”相形之下，上海的政治、文化环境要宽松得多，再加上文化事业发达，中外联系广泛，便成为先进知识分子的集聚中心。

值得注意的是，在“五四”前后最早介绍宣传诸种社会主义思潮（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刊物，主要是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邵力子主编的《觉悟》（《国民日报》的副刊）、张东荪主持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其中除《新青年》杂志的编辑部一度在北京（发行部则在上海）外，其余都是上海的刊物。

日本学者石川祯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分析说：“1919年下半年，在上海最积极地宣传社会主义学说的是国民党系的知识分子，其刊物有《民国日报》、《星期评论》、《建设》等报刊，代表人物则是戴季陶、沈玄庐、胡汉民、邵力子、朱执信、廖仲恺等。国民党的理论家们，早在清末与梁启超等保皇派展开‘革命与改良’论战的时候，就曾经宣传过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社会主义思想。因此，五四运动这个前所未有的群众运动日趋高涨的形势，再次引起他们对社会主义思想的关注。”

石川祯浩在比较了中日同期的思想源流后分析说：“同一时期日本的社会主义研究成果，从只言片语到大部头著作，通过各种渠道如洪流般地也涌入了上海。……在《星期评论》上，参考《新社会》、《批评》、《社会主义研究》、《大阪每日新闻》、《大阪朝日新闻》、《德谟克拉西》、《改造》、《东洋经济新报》、《经济论丛》等日文刊物写成的论文和报道可谓铺天盖地。”

法租界相对宽松、自由的社会环境，为这些激进的知识分子提供了活动的空间与展示的舞台。孙中山在上海的活动更是得到了法租界当局的默许，他寓所门口甚至有法租界巡捕站岗，提供安全保障。租界不受中国政府直接管制，华人能够在这里创办报纸、杂志和出版机构。无论孙中山、戴季陶、陈独秀以及后来的李汉俊、李达，这些“革命者”的房产都在租界内。

少年中国

胡适一直认为，陈独秀出走上海，对于他的思想“左”倾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很多年后他在口述自传中说道：“自此以后陈独秀便与我们北大同人们分道扬镳了……在上海陈氏又碰到了一批搞政治的朋友——那一批是后来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

这批“搞政治的朋友”包括：日本中央大学法科毕业的陈望道、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的李汉俊、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师范毕业的李达、上海商务印书馆的沈雁冰（茅盾），及创办了《十月》、《浙江新潮》的俞秀松等人。他们属于辛亥革命后接受教育的年轻知识分子，大都留学过日本，精通一门甚至多门外语，能够直接从外文刊物上获取新的思想，并且很多人参与过各种社团组织。

陈独秀远离了《新青年》的旧同人，他身边迅速聚集起一个新圈子。与北大的教授们相比，他们更年轻，较少文化负担，更富有实干精神，也更加憧憬着革命。李汉俊是他们当中的典型代表。

李汉俊，原名李书诗，字人杰或仁杰，号汉俊，笔名海镜、厂晶、汗、均、人杰、先进等，湖北潜江人。1904年12岁赴日留学，就读于东京晓星中学，后经第八高等学校（名古屋）入东京帝国大学工科，后逐渐对社会科学发生兴趣。1918年底回国，与戴季陶等编辑《星期评论》。其兄李书城为国民党重要人物，同盟会元老，新中国成立后为我国首任农业部长。

1921年4月，日本著名文学家芥川龙之介在上海拜访了李汉俊，并在他的《上海游记》中留下了极为珍贵的记录。同行的还有《大阪每日新闻》记者村田孜郎。

对于李汉俊的样貌与气质，文学家芥川龙之介的描述十分生动：“李氏乃身材不高之青年，发稍长，长脸，血色不足，目带才气。手小。态度颇诚恳，同时又让人感到神经敏锐。第一印象不坏，恰如触摸细且强韧的钟表发条。”接下来，李汉俊的日语水平让芥川大为吃惊，他甚至认为，就讲道理而言，甚至比他自己还要强。

在见到李汉俊前，芥川就对他也有了初步了解：“李氏年仅二十八岁，按信条应为社会主义者，上海‘少年中国’代表人物之一。”

“少年中国”一语译自“YoungChina”，是当时中外新闻界对当时富于改革精神的一般新派人物惯用的称谓，并不一定专指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李汉俊是中共领导人之一，但是芥川并非因此才去见他，而李汉俊也不会对初次见面的芥川谈到成立共产党的事。

李汉俊对芥川说：“如何改造现在的中国？要解决此问题，不在共和，亦不在复辟。这般政治革命不能改造中国，过去既已证之，现状亦证之。故吾人之努力，唯有社会革命之一途。”接下来，李汉俊又说：“兴起社会革命，不能不依靠宣传。是故吾人要著述。……种子在手，唯万里荒芜，或惧力不可逮。吾人肉躯堪当此劳否？此不得不忧者也。”随后，“言毕蹙眉”。

李汉俊对芥川表明了他的政治观点，即“政治革命不能改造中国”，辛亥革命后诞生的共和国或“民国”不久就成了一副空架子，军阀割据，混乱依旧。解决的办法是“唯有社会革命之一途”。也就是说，必须要发动一场社会革命。

李汉俊面对的是一个“万里荒芜”的局面，而他自己则以抱定了“吾人肉躯堪当此劳否”的悲壮决心。

中共“一大”后，李汉俊因与陈独秀意见不合，逐渐脱党，但仍致力于发动工人革命运动。1927年在武汉被军阀胡宗铎、陶钧所杀。李汉俊的女儿李声馥后来在回忆文章中写道：“12月17日下午，胡宗铎、陶钧派兵同日本租界巡捕一起，包围了正在汉口租界躲避的父亲和詹大悲的住所。父亲被捕的时候正在和詹大悲下棋，他当时脚下穿的是拖鞋，继母叫他换了鞋子再走，他说‘不用换，我过会儿就回来的’，结果他们当晚就在现在的汉口单洞门附近被枪毙。第二天武汉卫戍司令部贴出布告说他们是‘湖北共产党首领……执行枪决’。”

再回到1921年李汉俊与芥川龙之介的对话现场，李汉俊决心进行社会革命时表达的壮烈态度，就是这批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态。谈话的最后，芥川问李汉俊：“除宣传手段外，尚能顾念艺术否？”李汉俊的回答只是：“几近于无。”据说他也曾读过被称作“艺术主义”或“艺术派”的芥川的小说。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大部分是经由日本传进中国的。共产党的前身，即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大部分成员都曾留学日本。李达、李汉俊则在留学时对日本的社会主义思潮产生共鸣，因而在回国时带回了许多日本的有关社会主义的文献。甚至有些青年，如茅盾的弟弟沈泽民和张闻天等，赴日留学就是为了搜集社会主义文献。对于他们来说，学习日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是一码事。

邵力子曾这样说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开始时，只是翻译和写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李汉俊、李达、陈望道三人写得比较多，后来周佛海也写一点，他们都是日本留学生。那时，马克思主义书籍主要从日本传过来。”

据说，陈望道、施存统等人在日本留学时就已经与日本社会主义活动家堺利彦、山川均等人有所接触。李达在日本时就写了《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等文章，寄给上海的《国民日报》“觉悟”副刊发表。

这样一个年轻知识分子群体，在上海形成了一个翻译、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舆论中心。他们头脑活跃，热情高涨。他们相信那颗握在手里的“种子”，就是马克思主义、俄国革命。

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核心人物，如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等，都是外来知识的介绍者、诠释者，这绝不是偶然的。“五四”时期，中国知识界宛如各种新思潮的大熔炉，就像董必武所说“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日本的合作运动等等，各种主义在头脑里打仗”，需要像李汉俊那样的先导人物来“把头绪理出来”指点迷津。

1920年的初夏，27岁的毛泽东以“驱张”代表团成员的身份，从北京来到上海，住在静安区原哈同花园附近的哈同路民厚里29号（今安义路63号）。送走了赴法留学的朋友们后，毛泽东在上海实践“工读互助”。他去渔阳里拜访陈独秀，一起讨论马克思主义及组织“改造湖南联盟”的计划。此时，陈独秀认为，中国需要的不是工读互助，而是“直接行动，革那资产阶级据以造作罪恶的国家、政治、法律的命”。

魏金斯基的任务

1920年5月，陈独秀在渔阳里2号见到了一个俄国人。这个27岁的俄国人，4月份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出发，经天津、北京、济南到达上海。见到陈独秀的时候，他手里拿着李大钊的介绍信。他就是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代表魏金斯基，在中国的化名吴廷康，公开身份是一名新闻记者。和他一起来到中国的包括两名助手：季托夫与谢列勃里亚科夫，以及他的妻子库兹涅佐娃、中国翻译杨明斋。

张国焘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魏金斯基：“这位年约30岁的苏俄共产主义者，中等身材，体格强健，目光深黯，英语说得相当流利，发音虽不算纯正，但比我的英语是要好得多……他给我的最初印象不是一个学者型人物，而是一个具有煽动力的党人。他从不以共产国际代表自居，也许因为他只是伊尔库茨克局而非共产国际本部派来的缘故。”

日本学者石川祯浩认为：“单就成立共产主义组织或迟或早来看，决定因素并不在于有无工人运动，或者是否已经接受了社会主义理论，而在于与俄国共产党及共产国际接触是否便利，这是不可否认的。”按照石川的分析：如果按照日本、中国、朝鲜工人运动的发展状况看，成立各国共产党的先后顺序应该是日、中、朝。但现实却恰恰相反，其原因就在于共产国际介入的先后顺序。

如果说“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说法，除高一涵的叙述外再无旁证，那么循石川祯浩的思路，魏金斯基的出现则对中国共产的建立具有直接推动作用。

魏金斯基出身于俄国一个森林工厂管理员家庭。1907年中学毕业后做过排字工和会计。1913年他赴美谋生，两年后加入美国社会党。俄国“十月革命”后，魏金斯基从美国回来，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加入俄共，并在西伯利亚和远东从事革命工作。

1920年春之前，由于苏俄国内战事频繁，中俄交通不畅，俄共代表同中国革命者之间的联系时断时续。直到这一年的4月，俄共远东州委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外国处派魏金斯基前往中国，国产国际在远东各国的工作才开始组织化、正规化。根据国内学者杨奎松的研究，在魏金斯基来之前，俄共（布）与共产国际在华工作都是由个别俄罗斯侨民来做的。

魏金斯基最初的任务是了解中国社会政治情况，与中国进步组织取得联系，考察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的可能性。他将工作进展不断以报告和信件的方式发回国内，这批文件成为研究中国共产党成立历史的重要资料。1995年俄罗斯出版了《联共（布）、共产国际和中国》（文献1920～1925），首次公布了这些资料。

魏金斯基来华时，恰逢“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即“加拉罕宣言”）见诸中国报端，在中国舆论界引起了极大反响。张国焘在回忆录中说：“这宣言约在1920年初才在中国报纸上发表出来。北京学生界和文化团体首先表示欢迎，在上海的全国各界联合会和各派人物也都为之兴奋，共同发表赞许的文件，我也是参加的一分子。在一般青年看来，日本和其他列强都在欺侮中国，只有苏俄是例外。”可以想见，魏金斯基在国内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这个时期的上海还有5000名俄国侨民，是俄国革命前的十几倍。他们中的大多数是随着布尔什维克势力东进逃到上海的，其中出现了一些人开始拥护布尔什维克。当时北京政府尚未承认远东共和国与苏俄政权，相比之下，在上海，魏金斯基的活动条件要好很多。

在上海，魏金斯基一行首先见到了陈独秀。通过陈独秀，魏金斯基先后见到了戴季陶、李汉俊、沈玄庐、张东荪等人，进行了深入座谈。会见的团体包括：中华工业协会、全国学生联合会以及上海学生联合会等等。

随着魏金斯基的工作进展，以及中国革命者不断有代表前往俄国远东寻求援助的情况，俄共（布）和共产国际意识到，在中国存在着加紧革命鼓动工作和组织共产党的极大可能性。在与陈独秀等人不断会面的同时，魏金斯基在上海迅速筹组了“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下设中国部、日本部和朝鲜部。

于是，魏金斯基的主要任务包括：组织共产党，力争在大学生以及沿海工人的组织中发展共产主义支部；在中国军队中进行共产主义宣传；对中国工会施加影响；在中国组织出版事业。

6月，魏金斯基在写给他上级的信中谈到，他已经“和所有的中国革命运动的领袖人物都有了联系”，接下来将各地分散的革命小组联合起来，“群益书局”（《新青年》的出版机构）可以作为组织的核心，而且他已经委托陈独秀向各地的革命者发出信函，准备在这一年的7月召开所有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的联合大会。

随着与陈独秀交谈的不断深入，魏金斯基已经表明了他的正式身份，并提出组建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只不过，按照魏金斯基最初的计划，他打算成立一个社会主义者同盟，其实是各派社会主义者的统一战线，其中也包括无政府主义者。

后来的“一大”参与者包惠僧回忆说：“魏金斯基与陈独秀一见如故……他们曾有这样的打算：把《新青年》、《星期评论》、《时事新报》结合起来，建立一个新的中国革命同盟，并由这几个刊物的主持人联合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或是中国社会党。”

按照杨奎松的分析，这种思路与魏金斯基的个人经历有密切关系。魏金斯基原本是美国社会党党员，“十月革命”后才回国加入俄共（布）。在魏金斯基看来，社会党、共产党，或其他社会主义派别，相互间的转换不应当存在障碍。

1920年7月19日，魏金斯基委托陈独秀召开了一次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联合大会，并由此派生出了包括魏金斯基在内的五人领导核心，定名为“革命局”。根据魏金斯基的建议，在“革命局下”设立了三个部：出版部、情报宣传部和组织部。在魏金斯基的报告中，他和陈独秀、李汉俊都属于五人领导核心。

在当时参加过出版工作的郑佩刚的回忆中，可以看到这个“革命局”的大致轮廓。据郑佩刚回忆：1920年夏天的一个晚上，魏金斯基、杨明斋与随同魏金斯基来的那个朝鲜助手（谢列勃里亚科夫），再加上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一个印度人，和无政府主义者袁振英、尉克水、郑佩刚等，“在陈独秀家中召开了社会主义者同盟会议，传达共产国际精神，讨论积极开展社会革命工作问题”。当晚会议决定先建立一个有战斗力的战斗印刷所，委托郑佩刚全权负责。魏金斯基拿出2000元给陈独秀转交给郑佩刚，作为印刷所的开办费。很快，这个取名“又新”的印刷所就建成了，并迅速翻译出版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

杨奎松据此认为，这个“革命局”就是后来党史上通常所说的“中共上海发起组”。实际上，无论是魏金斯基的上级还是陈独秀，都希望更倾向于把这个社会主义同盟直接变成建立一个纯粹的共产党组织。另一位党史研究专家金立人则认为，“革命局”只是魏金斯基的一厢情愿，陈独秀出于礼节进行配合。“他（陈独秀）对中共发起组成员，及有意向参加共产党的人员，如俞秀松、陈望道、沈玄庐等就没有通知、邀请他们参加社会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会议。”

但不管怎样，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魏金斯基的出现直接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进程。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通常，由陈独秀等在中共第一次大会前结成的上海的共产主义小组，被称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或“中共发起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在建党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它不仅是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而且直接组织并领导了全国的建党工作。

党史专著《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中根据陈望道、邵力子的回忆，认为1920年5月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是该小组的雏形。在这个研究会的基础上，在魏金斯基支持下，7～8月间诞生了有比较完整党纲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称“共产党”或“社会党”。这也是很多党史资料的普遍说法。

但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研究院副馆长任武雄的研究发现，“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可能并不存在”。他的依据是，上海有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说法，主要是根据早期党组织成员陈望道、邵力子的回忆。但其他成员，如沈雁冰、施存统、李达等，或者对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存在加以否认，或者从未提及。如果“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存在存疑，那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又是如何成立的？

按照陈望道的说法：“1920年春，上海复旦大学邀我来教书，当时上海正在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也就是现在大家说的共产主义小组。我就把《共产党宣言》交给研究会出版。”“这是一个秘密的组织，没有纲领，会员入会也没有成文的手续，参加者有陈独秀、沈雁冰、李达、李汉俊、陈望道、邵力子等，先由陈独秀负责（当时就称负责人为‘书记’）。”

但石川祯浩考证后发现，陈望道关于“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记忆是不准确的。因为，陈望道所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的出版者是上海的“社会主义研究社”，即《新青年》杂志的发行者“新青年社”。他认为，“陈望道把‘社会主义研究社’误作‘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了，如此而已”。

“社会主义研究社”，是由陈独秀、俞秀松、陈公培、李汉俊、沈玄庐、王仲甫和施存统7个人在1920年5月组织起来的。这7个人中，除了王仲甫外，其他6个人都是许多回忆录屡屡提到的参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活跃人物。

按照石川祯浩的考证：1920年5月魏金斯基到达上海后，陈独秀以上海的《新青年》同人为核心，开始以“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形式开始活动。“而这种活动转化为有‘组织’性质的活动，则始于‘社会共产党’的成立。”而这个“社会共产党”的成立应该在6月份。

施存统回忆说，在他赴日前的1920年6月，曾举行过两次会议，目的是为了准备成立共产党（施存统认为，“上海小组”自始便称“共产党”），在戴季陶退出后的第二次会议上，由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陈公培、施存统五人起草了党纲。其后，他因为赴日留学于6月20日离开了上海。俞秀松的回忆也印证了这段历史：“1920年春，我们曾想成立中国共产党，但在第一次会议上我们之间未达成一致意见。这第一次努力未能成功，过了一段时间，在第二次会议上，我们宣布了党的存在。”

据此，石川祯浩认为：1920年6月，以陈独秀、李汉俊、施存统、俞秀松等为中心，在上海成立了后来被认为是党组织雏形的“社会共产党”，即“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这时的“社会共产党”，还只是具有简单的纲领、章程的初步组织。

1920年中旬，李大钊和张申府接到陈独秀的信，信中说，在开始酝酿建党的时候，除有信仰共产主义者外，还有胡汉民、戴季陶、张东荪等人以及一些无政府主义者，所以叫“社会党”；叫共产党怕他们接受不了。现在他们都退出了，是叫社会党还是共产党，他拿不准，要同李大钊和张申府商量。

李大钊告诉张申府：“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已称共产党了，其他一些国家原叫社会党的也正改称共产党，你回信给陈独秀，不要叫社会党，就叫共产党。”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在最初成员以外，又陆续有陈望道、邵力子、沈玄庐、李达、周佛海、沈雁冰、袁振英等新成员加入。他们都是陈独秀的朋友，也是这个时期《新青年》、《星期评论》、《觉悟》等期刊的编辑撰稿团队。他们一边反复研究修改党的纲领和章程草案，一边开展马克思主义宣传或工人运动。他们活动的据点就是《新青年》编辑部，也就是法租界陈独秀的寓所。

石川祯浩认为，魏金斯基重视组织建设，试图以“革命局”为核心集结学生团体和工人团体，而陈独秀等中国成员则试图以《新青年》杂志同人为主吸纳人才。这就使他们对建党工作同一个过程，形成了两种不同观感。

《新青年》的转型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组建阶段，是在《新青年》暂时停刊期间（1920年5月至8月）进行的。在这个意义上，从9月的八卷一号重新刊行后的《新青年》，便成为“中共发起组”的机关刊物。

1915年9月，经过近一年的苦苦思考和精心准备，陈独秀主撰的《新青年》杂志（最初名为《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新青年》由亚东图书馆的汪孟邹介绍陈子沛、陈子寿兄弟开办的上海群益书社承担印刷、发行任务，每月出一本，编辑费和稿费200元。汪孟邹是陈独秀的同乡好友。

至1926年7月25日终刊，《新青年》的历时10年10个月零10天，经历了4个发展阶段。从第一卷至第三卷，由陈独秀“主撰”，作者主要是皖籍学人。第四、五、六卷，由同人轮流编辑，作者主要是北大教员和学生。七、八、九卷是过渡阶段。第七卷重新由陈独秀主编，到第八卷开始为中共上海发起组所主要控制，逐步从同人刊物向党刊过渡。1923年6月后的《新青年》（季刊），则成为中共中央的纯理论机关刊物，作者主要是中共党内的年轻理论家。

陈独秀在1920年2月回到上海后，《新青年》杂志的编辑事务也由北京转移到上海，编辑部就设在陈独秀的寓所。

《新青年》的转向，一方面源于陈独秀思想的变化。1920年前后，他正由一个激进的自由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狂奔。而另一方面，他与原出版、发行方“群益书局”的决裂，作者队伍与资金都有了新的来源。

1920年5月1日，《新青年》七卷六号为“劳动节”纪念号。篇幅由原来的每期130～200页猛增至400多页。陈独秀认为，这一期的读者阶层是下层无产者，不应该加价。但是群益书局认为，这一期不仅页数多，又有锌板，又有表格，排工贵得多，如果不加价，亏本太多。陈独秀脾气本来不好，于是和群益书局彻底闹翻。

双方的介绍人汪孟邹居中调停，也无法挽回。汪孟邹的侄子汪原放在《回忆亚东图书馆》中写道：“我的大叔两边跑，两边劝，无法调停，终于决裂，《新青年》独立了。记得我的大叔说过：‘仲甫（陈独秀）的脾气真大，一句不对，他竟大拍桌子，把我骂了一顿，我无论怎么说，不行了，非独立不可了。我看也好，我想来想去，实在无法拉拢了。’”

几天后，陈独秀给胡适写信商量《新青年》的未来，最后写道：“群益欺负我们的事，十张纸也写不尽。”

自此陈独秀酝酿自办发行，于是成立了“新青年社”（石川祯浩认为即“社会主义研究社”），作为杂志的发行方，而资金上则开始接受共产国际的资助。

在与群益书局分手后，经过4个月的停刊，1920年9月1日《新青年》八卷一号出刊。陈独秀没有援引七卷一号的先例，发表一篇表明同人共同理想的《本志宣言》，而是发表了一篇《谈政治》。

在这篇文章里，他说：“你谈政治也罢，不谈政治也罢，除非逃在深山人迹绝对不到的地方，政治总会寻着你的。”《谈政治》对此前的《新青年》的办刊方针提出了巨大挑战。《新青年》杂志的出发点本来是不谈政治的——“盖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石川祯浩认为：“考虑到《新青年》的这样一段历史，《谈政治》就不仅是陈独秀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宣言书，同时也预示着《新青年》的内在性质将发生变化。”

《谈政治》文中并没有说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就承认了“列宁的劳动专政”，并主张通过“阶级战争”和“政治的法律的强权”打碎资产阶级的旧政治。这篇文章也明确地表明，对陈独秀来说，他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是列宁式的马克思主义。在1921年1月题为《社会主义批评》的演讲中，陈独秀主张，中国必须进行的选择，除了俄国共产党的道路以外，不可能有其他道路。

从《新青年》第八卷开始，上海发起组成员李汉俊、陈望道、沈雁冰、袁振英等先后加入编辑部成为编辑骨干。原先胡适、周作人等北京同人的地位与作用大大削弱，逐渐被一批新作者所取代。从第八卷一号起，杂志的封面正中绘制了一个地球，从东西两半球上伸出两只强有力的手紧紧相握。

沈雁冰后来回忆，这一设计“暗示中国革命人民与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俄罗斯必须紧紧团结，也暗示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的意思”。据石川祯浩的考证，这个图案出自美国社会党的党徽。同时，杂志开辟了“俄罗斯研究”栏目，多数翻译自美国的《苏维埃俄罗斯》周报、《国民》杂志，成为中国读者了解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窗口。由于当时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中懂俄语的人才几乎没有，所以只好从英语杂志转译。

刊物与组织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工作重点放在了宣传马列思想与完善组织建设两个方向上。

在数量庞大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中国最早全部翻译的经典是《共产党宣言》。尽管，早在清末就有人介绍过它的部分内容，但直到1920年5月，陈望道才将《共产党宣言》全部完整译出。他也是在在翻译《共产党宣言》前后加入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陈望道后来回忆说，因为学生施存统《非孝》文章的牵连，“我也被加上‘非孝、废孔、公妻、共产’的罪名，随即离开一师（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回家乡义乌译《共产党宣言》。我是从日文转译的，书是戴季陶供给我的。译好后，由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设法出版”。

戴季陶留学日本时曾买到一本《共产党宣言》，打算译成中文。《民国日报》主笔邵力子知道后，就向戴季陶推荐了陈望道。陈望道在家乡闭门翻译，用了三四个月的时间才完工，最后由上海发起组的“社会主义研究社”（新青年社）出版，由“革命局”创办的又新印刷所完成印刷。这个版本为竖排平装本，用5号铅字排印，报纸印造，全书内文共56页，每页11行，每行36字，竖版直排。第一次印刷共印了1000册，但是封面出现了错误，把《共产党宣言》印成了《共党产宣言》。于是，1920年9月改正版面后进行了第二次印刷，封面马克思肖像由红色改印为蓝色。

汉译本《共产党宣言》，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全译本。为创建共产党奠定了思想基础。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共产党宣言》就是这三本书之一。”

这一年的11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办了《共产党》月刊，作为党组织的机关刊物。主编由回国不久的李达担任。

沈雁冰回忆说：“《共产党》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出版的第一个秘密发行的党刊，它与《新青年》的分工是，它专门宣传和介绍共产党的理论和实践，以及第三国际、苏联和各国工人运动的消息。写稿人都是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

《共产党》创刊号上刊登了《俄国共产政府成立三周年纪念》、《俄国共产党的历史》、《俄罗斯的新问题》［即列宁在俄共（布）“九大”的演说］以及专门介绍列宁的文章。文章的作者们用种种化名：“江春”、“胡炎”是李达，“P生”即沈雁冰，“汉”是李汉俊，“CT”则是施存统。

这份中共的第一本党刊大量翻译了马列经典著作与文献。沈雁冰这样回忆翻译列宁《国家与革命》时的情景：“我翻译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第一章，这是从英译的《国家与革命》转译的。我只译了第一章，便感到，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没有读过多少的我，当时要翻译并译好《国家与革命》，是很困难的。于是也就知难而退，没有继续翻译下去。”

尽管翻译存在巨大困难，但其意义却对中国早期党员至关重大。沈雁冰后来说：“通过这些翻译活动，我算是初步懂得了共产主义是什么，共产党的党纲和内部组织是怎样的。”

从陈独秀的寓所向北，步行5分钟到现在的淮海路伊势丹商厦，它的西侧有一套修缮整洁的老式弄堂。这里就是原来的渔阳里6号，戴季陶曾在这里居住。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派俞秀松在这里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9月，“外国语学社”在这里开办，成为党组织的人才基地，为输送青年赴俄留学做准备。1921年初，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这里成为团中央机关。

如今这栋二上二下老式石库门房屋已经成为纪念馆，还依稀保留着当年模样。上海《民国日报》上刊登的该学社的招生广告称，学社设有英、俄、日三个班，还准备开设法语班和德语班；学费各班每月两元。学校由杨明斋负责，他和库兹涅佐娃、王元龄教授俄文，李达教日文，李汉俊教法文，袁振英教英文。许多学生都是通过陈独秀等人介绍来的。

1920年冬至1921年春，外国语学社培养出来的二三十名团员，在杨明斋的安排下，分期分批赴社会主义革命的发源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其中包括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罗亦农、任作民、何今亮、许之桢、曹靖华等，后来都成为中共的重要领导人。

1920年11月，上海发起组协助成立了“上海机器工会”。成立当日，孙中山、戴季陶、胡汉民等国民党重要人物也和陈独秀、杨明斋一起出席。陈独秀呼吁不允许资本家干预工人团体，而孙中山则在长达两个小时的演讲中讲解了他自己所提倡的民生主义。

1920年秋天，重新夺回广州的陈炯明邀请陈独秀到广州，出任广东教育委员会的委员长。这时，上海的建党工作已经开始走上轨道。正在寻求进一步扩大影响的陈独秀，对有“进步”、“开明”之誉的陈炯明抱有很强的期待。

据张国焘回忆，陈独秀到广州赴任前，曾写信给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征求意见，北京的李大钊、张国焘表示赞同。他们认为，陈独秀去广州赴任，可以在广东传播新文化和社会主义新思想，还可以成立共产主义组织。于是陈独秀暂时离开了上海。

马林登场

1921年6月3日，一艘名为“阿奎利亚号”（Acqulia）的客轮抵达上海。船东是意大利的劳尔·特利斯提诺公司。从船上走下了一名自称叫安德莱森（Andresen）的荷兰人，公开身份是记者。他先是住进了永安公司楼上大东旅社，不久搬到公共租界麦根路（现淮安路32号）后又迁到汇山路（现霍山路6号）。

这个人就是共产国际的新任代表——马林，原名亨德立克·斯内夫利特，从事秘密工作时还用过许多化名。1920年7月，马林作为印尼共产党的代表到达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二大”，并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和民族殖民地问题委员会书记。与马林几乎同时抵达上海的，还有一位名叫尼科尔斯基的俄国人。

“他这个体格强健的荷兰人，一眼望去有点像个普鲁士军人。”张国焘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马林，“说起话来往往表现出他那议员型的雄辩家的天才，有时声色俱厉，目光逼人。他坚持自己主张的那股倔强劲儿，有时好像要与他的反对者决斗。他是一个老资格的社会主义者，曾在荷属东印度工作多年，同情东方被压迫民族，譬如他在上海路遇到一个外国人欺侮中国苦力，他竟挺身出来与那个外国人大打出手。但他的谈吐往往过分形容亚洲人民的落后，也有时谈到东方社会主义者的幼稚可笑，使人觉得他沾染了一些荷兰人在东印度做殖民地主人的习气。他是共产国际东方问题的权威，并以此自傲，有时还提到他曾和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中共同制订殖民地问题决议案的事。所有这些表现，使他自居解放的人看来，就觉得他具有社会主义的白人优越感。”

马林的来华有一番离奇经历。他自己说，是在1921年3月离开莫斯科的。马林经维也纳、威尼斯，通过苏伊士运河前往中国。4月途经维也纳时，曾被捕，被判押送出境。尽管各国警方得知他正在赶往中国的消息并加以阻挠，但他搭乘的“阿奎利亚号”还是经新加坡到达上海。

荷兰警方在马林到上海后不久整理的资料中写道，他不仅冒名安德莱森，还自称日本《东方经济学家》的记者。所谓《东方经济学家》，就是在东京出版的《东洋经济报》。不过，马林自称是《东洋经济报》记者，却并非完全捏造；他在前往中国前，曾经凭该报的“三浦”给他的介绍信取得了在日本居留签证。

按照石川祯浩的考证，马林曾经准备在《东洋经济新报》帮助工作；他开始时预定经由西伯利亚到日本，后来改变路线来到了上海，而时间也比当初的计划晚了约半年。他最初申领日本签证，是想在日本及朝鲜开展工作；但是，途中在维也纳被捕，使他的行踪被各国警方察觉。结果，他不仅未能到达日本或朝鲜，在上海的行动也受到荷兰总领事馆和租界当局的监视。

不仅目的地变了，身份也发生了变化。到上海后的马林，最初是作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可是，不久‘伊尔库茨克来的密使通知我说，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会已指定我为‘远东’书记处成员，伊尔库茨克那里决定让我留在上海”。于是，他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的身份中途被降为远东书记处代表了。

马林晚年回忆到达上海时的情景说，由于对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几乎什么都不知道，“在上海需要从头做起”。不过，远东书记处给其在上海的工作同伴尼科尔斯基的任务是明确的，那就是出席中共的大会，并对其进行指导。因此，马林就与尼科尔斯基共同按照这个方针督促上海的共产党领导核心召集大会。

由于陈独秀此时在广州，马林就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代理书记李达以及李汉俊秘密见了面。在马林推动下，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提上了日程。

当时实际上代替陈独秀领导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李达曾经这样说：“6月间，第三国际派了马林和尼可洛夫（尼科尔斯基）两人到上海。他们和我们接洽了之后，知道我们党的情形，就要我即时召开党代表大会，宣布中共正式成立。当时党的组织共有七个地方单位。我发出了七封信，要求各地党部选派代表，到上海参加。”

尚在广州的陈独秀同意了这次会议。在共产国际的催促下，会议日程确定得相当匆忙。这样一次改变中国历史的会议，陈独秀和李大钊都没有出席。

“其作始也简”

会议最初定在1921年7月20日在上海召开，共产国际向各地参会的代表每人提供了100元的旅费。外地来的代表有10人左右，简单计算需要1000元支出。当时中国工人的平均月工资是10～15元，北京到上海之间的头等铁路客票是50元，三等票是15元。这100元的旅费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魏金斯基在1920年1月离开中国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经费就遇到了困难，以至于《共产党》月刊都不能顺利发行。尼科尔斯基的任务之一就是向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提供资金帮助。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约一年后的1920年6月，中共的活动经费约有1。7万元，其中1。6万多元来自共产国际的援助，只有1000元是自筹的。

收到李达发出的会议信件与共产国际的汇款后，各地的代表们开始踏上了旅程。中国最早一批马克思主义门徒，将通过这次富有仪式感的会议宣告了自身的存在。

石川祯浩在《中国共产党成历史》中的一段评论颇有意味：“关于准备参加中共‘一大’的各地代表们是如何理解‘共产党’这个特殊政党的性质的，以及他们有多强的职业革命家意识，没有任何资料；不过，他们在收到巨额旅费之后，肯定会感觉，自己所加入的组织，与从前靠无偿奉献或个人捐助维持的自愿性团体，以及那些没有坚定的主义而反复聚合离散的国内政党相比，性质是完全不同的。”

张国焘在回忆录中说他到得最早，5月中旬就到了上海。这段记忆并不准确，因为此时马林的“阿奎利亚号”还没有到岸。代表们收到会议通知的时间应该是6月底。长沙代表毛泽东与何叔衡在6月29日起程，按照当时的交通状况，路上要走5天左右。北京的另一位代表刘仁静先在南京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年会，时间是7月1日至4日。广州代表陈公博携新婚妻子乘船赴上海的时间是7月14日，到达上海是22日前后。

俄语文件《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说，大会实际开会时间推迟到7月23日，是因为部分代表“直到7月23日才到达上海”。为了等待迟到的代表，开会时间于是推迟了3天。

会议的前期组织工作由李达和他的妻子王会悟完成。王会悟是浙江桐乡乌镇人，其父是晚清秀才，私塾先生。她与沈雁冰是亲戚，论辈分是他的表姑。她与李达结婚后租住在辅德里625号（今成都北路7弄30号），后来，在这个住所召开了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

会议的地点定在了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家（望志路106、108号，今兴业路76、78号）。当时李书城在苏州避暑，房子正好空出来。李书城是国民党要员，有这层掩护，他的家也比较安全。

外地代表住在白尔路389号（今太仓路127号）的博文女校。博文女校校长黄绍兰，曾在黄兴手下工作过，1917年她担任校长后，聘请黄兴夫人徐宗汉为董事长。李达的妻子王会悟，当过女校董事长黄兴夫人徐宗汉的秘书。黄绍兰的丈夫黄侃是北京大学文学系教授。黄绍兰、黄侃都是湖北人，与李汉俊有同乡之谊。李汉俊的嫂嫂即李书城的续弦薛文淑，当时就是博文女校的学生。李书城、李汉俊都与黄绍兰校长相熟。

由于这几层关系，王会悟就以“北大暑期旅行团”的名义向黄绍兰借了校舍作为宿舍。博文女校到望志路李公馆步行只需要几分钟。

1921年4月，芥川龙之介就在那间李公馆的会客室拜访了李汉俊。他描述说：“有仆人即引予等到会客室。有长方桌一，洋式坐椅二三，桌上有盘，盛陶制果品。……除此粗糙之仿制品外，更无可赏目之装饰。然室内不见尘埃，朴素之气令人爽悦。”

3个月后，这间“朴素之气令人爽悦”的房间内，中共“一大”召开了。当时代表共13人：上海小组的李达、李汉俊，武汉小组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小组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小组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小组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小组的陈公博，旅日小组的周佛海，以及陈独秀的代表包惠僧，马林和尼科尔斯基也列席了会议。

代表中，年纪最大者45岁，最小者只有19岁，平均年龄为28岁，正好与毛泽东同岁。除了两位共产国际代表之外，13个中国人当中，湖北籍占5位，湖南籍占4位，“两湖”相加占9位。北京大学学生有3人：陈公博、张国焘、刘仁静，此外毛泽东曾在北大图书馆工作，包惠僧也曾在北大短期学习。13位代表中有4人是在日本留过学的。张国焘主持会议，毛泽东、周佛海负责记录。

1945年毛泽东在筹备党的“七大”时回忆党的“一大”说：“当时对马克思主义有多少，世界上的事情如何办，也还不甚了了。所谓代表，哪有同志们现在这样高明，懂得这样，懂得那样。什么经济、文化、党务、整风等等，一样也不晓得。当时我就是这样，其他人也差不多……我们中国《庄子》上有句话说：‘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

会议前6天主要听取各地代表汇报，并制定党的“章程”和“实际工作计划草案”。会议原定7月30日结束，但这一天会场遭到了法国巡捕房的搜查。

马林到上海后，他的行动就受到了荷兰驻上海总领事馆以及公共租界、法租界当局的监视。这一年4月在维也纳被捕后，马林的中国之行已经受到怀疑。到上海后，警方也没有放松对他的监视。

实际上，警方当时已经得到共产主义组织要在上海开会的情报。石川祯浩考证，日本警视厅6月末得到的情报说：“上海支那共产党”近期将召集各地（北京、上海、广州、苏州、南京、芜湖、安庆、镇江、蚌埠、济南、徐州、郑州、太原、汉口、长沙）代表开会，日本人也将参加。这份报告虽然把预定开会日期误作6月30日，但开会地点却没有错。

于是，王会悟提议最后的会议转移到她的故乡嘉兴南湖的画舫上完成。参加最后会议的代表一共12人，陈公博缺席。陈公博后来解释说，除了前一天夜里租界警察搜查了李汉俊私宅外，另一个原因是，他租住的大东旅社的隔壁房间31日凌晨发生了凶杀案。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因为惹人注目，也没有参加。

在最后一天，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党章和决议。并选举陈独秀为书记，张国焘为组织委员，李达为宣传委员。

12名代表离开画舫时，已是暮霭沉沉，渔火点点。■

〔主要参考文献：《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石川祯浩）、《陈独秀大传》（任建树）、《李达评传》（王炯华）、《我的回忆》（张国焘）、《我走过的道路》（沈雁冰）、《重返五四现场》（叶曙明）、《从共产国际档案看中共上海发起组建立史实》（杨奎松）、《〈新青年〉编辑之历史考辨》（欧阳哲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