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钟扬：蔡元培、陈独秀、胡适1949年后命运猜想

　　蔡元培先生依然是孤独的--什么时候他不孤独了，什么时候北大就有福了。①

　　蔡元培先生身后境遇，竟然成了北大乃至中国知识分子现状的一个标志。

　　悠悠六十年，不必区分辨是成就辉煌的六十年，还是风雨仓皇的六十年。中国当代的教育事业曾两度过分工具化（先是阶级斗争工具，后是市场经济的工具）所造成的重创，值得深思；如何将中国教育事业带回到蔡元培所开创的现代化轨道，仍是一个极其庄严的历史命题。

　　三、陈独秀：在九顶“桂冠”下抗争

　　陈独秀本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第1－5届）。“五大”以后，共产国际为令其充当斯大林在中国革命种种策略失误的替罪羊，直接以非常手段解除其领导职务（1927年8月7日），直至开除党籍（1929年11月15日）。1929年陈与彭述之等组成“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动派”（简称“托派”）。1932年10月15日被捕，到1937年8月23日释放出狱，同年中共就陈独秀合作抗日问题提出“三项条件”，关键是要陈公开声明脱离托派并承认过去加入托派的错误。遭到陈的断然拒绝，他说：“我不知过从何来，奚有悔”。②如果说1929年陈是从组织上脱离了中共，1937年则从情感上告别了中共。“沉思熟虑”六七年，陈终大彻大悟，从政治制度的根本处深刻地批判了苏共打着社会主义的招牌执行“党的独裁”，指出“是独裁制产生了斯大林，而不是有了斯大林才产生独裁制”。其实这也是对中共的反思与警示。

　　“朝闻道夕死可矣。”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带着清醒而不屈灵魂逝世于四川江津。

　　陈独秀死后从中共那里前后获得了九顶“桂冠”：右倾机会主义、投降主义、

　　反党、托陈取消派、叛徒、反共产国际、间谍，成为中共党史上的著名反派人物。

　　陈独秀革命一生，死后受此殊荣，与毛泽东的陈独秀观有着很大关系。

　　我在拙著《天下第一刊：〈新青年〉研究》中，曾提到毛泽东从青年时代到延安时代对陈独秀都有崇高评价，“至于毛泽东日后对陈独秀的评价与日俱退，到底是他对陈氏有新的认识，还是个人崇拜意识作祟：自己的谱摆得越大，对先驱者评价就越低。”2008年5月在安庆召开的“陈独秀社会主义思想学术研讨会”上，叶尚志老先生对我的这个观点表示赞成，并希望讲清毛对陈的评价为什么会“与日俱退”。我愿在本书中努力完成叶老交给的历史命题。

　　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得将毛的陈独秀观略作梳理。毛随着他自己的经历与地位的变迁，对陈独秀有个由仰视，到平视，到俯视乃至鄙视的过程。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看书，看《新青年》；谈话，谈《新青年》；思考，也思考《新青年》所提出的问题。”由“言必称康（有为）、梁（启超）”转向了“言必称陈（独秀）、胡（适）”，并模仿《新青年》创办《湘江评论》。《湘江评论》创刊之际恰逢陈独秀在北京被捕，毛非常震惊，创刊号上最重要的文字就是他写的《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文中盛赞陈是“思想界的明星”，甚至高呼：“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圣至高的精神万岁！”毛与斯诺在延安窑洞聊起他漫长的革命历程，还承认：“当我在北大的时候，他（陈独秀）给我的影响也许比那里任何人给的都大。”

　　建党之初，毛泽东曾一度当过陈独秀的秘书，他已由追星族走近了陈独秀。大革命时期陈曾阻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些毛自视甚高的宏文的发表。毛不免对“老头子”心生埋怨，怨他“不把共产国际的命令给党的其它领导人看”，“不和我们讨论这些命令”，没有设身处地去体谅陈独秀对共产国际的命令心里不服组织上服从的无奈境况，事后甚至议论陈是“彻头彻尾的独裁者”。心气甚高的毛泽东，此时或已由仰视而平视陈独秀了。

　　不管红太阳是怎么升起的：是历史选择了毛泽东，还是毛泽东改写了历史？这不是本书题中应有之义。现实是1935年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成了中共实际上的最高领袖。到延安时代，毛终于有暇顾及未来如何写党史，和斯诺的谈话与其说是追叙“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不如说他有志于重写一部以他为中心的中共党史。此时他已高居宝塔山俯视中国大地，陈独秀也在他俯视的视野之中。虽没忘怀陈早年对他的影响，但他已附和斯大林的调子将中国大革命失败的责任推之于陈独秀，甚至说陈是反面教员，是“不自觉的叛徒”。1937年到1938年，苏联“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地反托派”，延安的王明、康生立即造谣污蔑陈独秀为托派加汉奸，甚至是“每月拿日本三百元津贴的日本间谍”。立即有王星拱等社会名流“为正义、为友谊，均难缄默”，投书各大报纸，为之辩诬！过去的看法，王明、康生的行经似乎与毛泽东无关，甚至有违毛的旨意。但仅从1938年3月《七月》（月刊）上发表的毛泽东《鲁迅论》，就知道事实并非如此。毛在《鲁迅论》中说：“（鲁迅）他在1936年就大胆的指出托派匪徒的危险倾向，现在的事实完全证明了他的见解是那样的稳定，那样的清楚。托派成为汉奸组织而直接拿日本特务机关的津贴，已是很明显的事情了。”如今真相大白，1936年7月《文学丛报》（第4期）和《现实文学》（第1期）同时发表署名“鲁迅”的《答托洛茨基派的信》，冯雪峰代笔的，鲁迅认为“一点也不像”他的语气。那么到底是谁叫冯雪峰“代圣立言”的？那“大胆的指出托派匪徒的危险倾向”的观点是出自冯的创造还是另有来头？有待发掘史料另作研究。人们只知道冯当时是中共尤其是毛泽东与鲁迅之间的重要桥梁，只知道毛借用鲁迅的名义说事，与王明、康生的观点没根本区别，而且王、康的言论也绝非什么个人行为。

　　值得庆幸的是，建国前毛泽东曾有两次对陈独秀稍微公正点的评价。1942年3月30日，毛说：“在五四运动里面，起领袖作用的是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大学教授虽然不上街，但是他们在其中奔走呼号，做了许多事情。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

　　1945年在“七大”预备会议上，毛又说：

　　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等同志，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那个时候学习作白话文，听他说什么文章要加标点符号，这是一大发明，又听他说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的，这才成立了党。我说陈独秀在某几点上，好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创造了党，但他在思想上不如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在俄国做过很好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陈独秀则不然，甚至有些很不正确的言论，但是他创造了党，有功劳。普列汉诺夫以后变成了孟什维克，陈独秀是中国的孟什维克。

　　姑且不去计较“总司令”这种比拟确不确，也不去辨析陈独秀是否发明了“标点符号”，也不去细论陈独秀与普列汉诺夫的异同，更不去深研“五四”运动与中共创立的关系，这里至少承认陈的两大功勋：其一、“五四”思想启蒙，其二、创造了（中共）党。但此时的毛泽东大有“粪土当年万户侯”，乃至曹操青梅煮酒论英雄的气势。陈的那点功劳，如今得由毛审时度势，说能讲就讲，说不能讲就不讲。大有民谣所云：“说你行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的味道，强调的是说者的权威。或许由于陈生前不仅拒不认错，而且对“延安派”，多有恶评，毛那“指点江山”的文字，长期秘而不宣，直到他去世后的1980、1981年分别在《党史研究》和《人民日报》上发表（此当为胡耀邦呼唤思想解放的结果）。

　　建国后，毛泽东一代雄主地位的确立，他更有“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豪情。“创造了党”的陈独秀也被视为“俱往矣”的行列，毛对他评价真是每况愈下，而走向全盘否定。

　　一是“著名的大叛徒”、“阶级敌人在党内的代理人”。1955年1月，毛泽东在《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问题的报告》上加了一段话，其中写道：“我们党内曾出现过陈独秀、张国焘等著名的大叛徒，他们都是阶级敌人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我们曾经进行严肃的斗争驱逐了这些叛徒”。

　　二是“坏人”。1955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批判高岗、饶漱石时说：“没有托洛茨基，没有张国焘，没有陈独秀，还不是也行吗！这些都是坏人……没有你，地球就不转了吗？地球还是照样地转。”

　　三是“不愿继续革命的人”。1955年10月，毛泽东说：“本人也有不愿革命的，比如陈独秀不愿继续了，张国焘不愿继续了，高岗、饶漱石不愿继续了，那是极少数的。大多数人是愿意继续革命的。”

　　四是“不可救药的人”。1955年10月，毛泽东说：“像托洛茨基那种人，像中国的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那种人，对他们无法采取帮助态度，因为他们不可救药。还有像希特勒、蒋介石、沙皇，也是无可救药，只能打倒”。

　　五是“反面教员”。1956年4月，毛泽东说：“我们有很多反面教员如日本、美国、蒋介石、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张国焘、高岗。”同年8月，毛泽东又重申前说。

　　六是“反革命分子”、“分裂派”、“是敌我矛盾”。毛泽东说：“我们对待这种犯思想错误的人，跟对待反革命分子和分裂派（像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饶漱石那些人）有区别。陈独秀也有政治纲领，但他搞托派，搞分裂，在党外搞反党活动。”1959年8月，毛泽东在庐山会议讲话中说：“现在的彭、黄、张、周的问题，就有许多人感觉惊奇。……他们有两面性。一面，革命性，另一面，反动性。直到现在，他们与叛徒陈独秀、罗章龙、张国焘、高岗是有区别的，一是人民内部矛盾，一是敌我矛盾”。

　　毛泽东的这些言论实则是他“文革”中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先声。“继续革命”理论的核心内容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与“文革”中以非常手段定刘少奇“为叛徒、内奸、工贼”一样，他给陈独秀加了种种“桂冠”，毫无依据地将之与蒋介石、沙皇、希特勒、美帝、日寇等混为一谈，难道不正与那所谓“两个继续”的理论在逻辑上打通了吗？

　　到“文革”中的1971年，毛泽东更大讲特讲所谓中共五十年历史上的十次“大的路线斗争”，对犯了所谓“错误路线”的十大领袖的集中批判已达到了顶峰：“犯了大的原则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历史上，陈独秀改了没有？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张国焘、高岗、饶疏石、彭德怀、刘少奇改了没有？没有改。”如今众所周知，十大错误路线的领袖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冤案，有的已经平反（如瞿秋白、彭德怀、刘少奇），有的正在呼吁平反（如陈独秀），有的也还要重新审视。十大路线斗争的神话早已破灭。“文革”对国家对人民而言，是史无前例的劫难；对毛泽东而言，则是史无前例的造神运动：对毛的“个人崇拜被鼓吹到狂热的程度”。有趣的是毛自己就是那场造神运动的总设计师。晚年毛泽东仍富有浪漫主义幻想：对外成为“马列主义的顶峰”、“世界（尤其是第三世界）革命的领袖”，“要把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插遍全球”；对内不仅要当党、政、军的缔造者和“伟大领袖（统帅、导师、舵手）”，而且是“十大路线斗争”中战无不胜的英雄、真理的化身：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作为中共的缔造者与前期领袖的陈独秀的历史存在，显然成了毛要当党的缔造者的历史障碍。更何况毛泽东夺取政权之前反对“由一党一派一阶级来专政”，夺取政权之后“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甚至公开承认：“‘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你们说对了”。实则国共都是“以俄为师”，都是仿行列宁、斯大林式的“专政”。毛泽东晚年说自己是“秦始皇加马克思”（按，有人说应当是“秦始皇加斯大林”）。

　　而陈独秀晚年则不遗余力地批判苏联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不幸十月以来，轻率的把民主制和资产阶级统治一同推翻，以独裁代替了民主。民主的基本内容被推翻，所谓“无产阶级民主”、“大众民主”只是一些无实际内容的空洞名词，一种抵制资产阶级民主的门面话而已。

　　即令各国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出现了，而没有民主制做官僚制之消毒剂，也只是世界上出现了一些史大林式官僚政权。决不能创造什么社会主义。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

　　一班无知的布尔什维克党人，更加把独裁制抬到天上，把民主骂得比狗屎不如……把现代变成了新的中世纪。

　　陈独秀是在严厉地批判斯大林主义，其批判锋芒岂止于斯大林？

　　“道不同不相与谋”。上述两点，或许正是毛泽东对陈独秀的评价与日俱退的根本原因。人民期待着毛泽东“修中国历史”时，讲一讲陈独秀的功劳，恢复他的历史真实面貌。结果是恰恰相反，建国以后尤其是“文革”中陈独秀被毛泽东说得一无是处。

　　冯友兰临终说，毛泽东“在几十年中，他兼有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君、师’的地位和职能。”他将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一、新民主主义及以前阶段，二、社会主义阶段，三、极左思想阶段。他说：“毛泽东思想发展的三个阶段，其性质是大不相同的，第一阶段是科学的，第二阶段是空想的，第三阶段是荒谬的。”如此说来，毛泽东晚年的陈独秀观，当属“荒谬”之列。

　　如果说冯友兰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勇，却毕竟是书生之谈。而杨尚昆作为亲历者，他的话就更见证实性。

　　杨尚昆曾说：“毛主席这人，他全部是在矛盾中活下来的。但是基本的是要保存他这个权，所以历史上谁反对了他，他都记得清清楚楚。”例如瑞金时期，“反毛反得最厉害的是任弼时”。“毛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之前还在讲，最后在中共苏区剩下的一个反对他的就是任弼时。”杨估计“任弼时如果他不是，‘文化大革命’也非整死不可。”因此不难想象，秉有九牛不回犟脾气的陈独秀如果活到建国初期，他的处境未必比王明好（王明当时还是中央委员，并允许两度去苏联治病）；如果活到“文革”，他的遭遇未必比刘少奇好（刘少奇虽是“文革”最主要对象，他毕竟还有检讨的姿态），真不知他会以何等方式离开这多灾多难的人间。

　　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逝世于江津时，各方尤其是中共反映冷淡。静尘曾有文鸣不平说：“假使陈独秀在十年或二十年前，噩耗传来，无疑将引起全国甚至全世界的大冲动；可是这个时候，他的死不过像一片小小的瓦片投到大水里，

　　只在水面上略略掀起几圈微波。死非其时，这情景对于一位怪杰的陨落是最凄惨不过的。”联系到“文革”众多开国元勋尤其是刘少奇的悲剧，我不得不信服高语罕所云：

　　独秀先生是一个东西南北到处为家的人，自然也是抱着“到处青山能埋骨”的见解。他今天安息在这里，真可谓“得其所哉”！就他的怀抱、他的遭际以及他对于时局之展望来说，此时撒手而去，也是恰到好处。

　　四、胡适：无地可自由

　　胡适与前述几位不一样，他活到了1962年，真的有幸隔岸观火地见识到中共是如何善待胡适的。

　　1948年末，中共部队已兵临城下，包围北平。身陷围城中的北京大学校长胡适何去何从？传说共产党的广播电台已经宣布任用胡适做北平图书馆馆长了。胡适听了之后，微笑地回答：“他们会用我吗？”1948年12月16日胡适只带了一部16回本的《石头记》钞本和《山海经》稿本，就偕夫人江冬秀乘专机飞到了南京。第二天（12月17日）便是北大校庆纪念日，也是他的生日。这天他至少有三个重要活动，一是出席北大校友会举办的“北大五十校庆大会”，二是出席蒋介石夫妇在官邸举办为他祝寿的宴会，三是与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进行长谈。在校庆会上他流泪痛责自己是“弃职的逃兵”，在寿宴上他对蒋氏夫妇心存感激，对司徒雷登他含泪进言，说服美国“帮助蒋氏”。仅此也就不难了解胡适当时的立场。

　　接踵而来的是，12月25日中共宣布了四十三个头等战犯的名单。1949年1月26日新华社电称：许多学生和教授认为战犯名单应包括战争鼓吹者胡适、于斌和叶青。1949年8月14日毛泽东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再评美国白皮书）中说，胡适是美帝主义和中国反动政府控制极少数知识分子中的头一个代表人物。

　　1954年10月至翌年8月底，毛泽东从反对《红楼梦》研究中资产阶级唯心论入手，发动了一场“胡适思想批判运动”。被视为文艺工作“总监”的周扬再次充当了“鸣鞭”者的角色，他在动员报告《我们必须战斗》中称胡适“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思想最早的、最坚决的、不可调和的敌人”。中国科学院、中国作协联席会议，推选郭沫若、茅盾、周扬、潘梓年、邓拓、胡绳、老舍、邵荃麟、尹达9人组成委员会主持运动。自12月29日起共举行21次讨论会，在全国范围内发表批判文章300万字以上，仅三联书店所编《胡绳思想批判》论文汇编8辑，收文就有196万字，包括哲学、政治、历史、文学、考据学、红学等诸多领域。

　　大陆对胡适的这场大清算，引起了胡适的极大关注。他几乎是无一遗漏的收集并阅读这些批判文字。胡适拿着大陆胡适思想批判计划，“端详许久，不禁笑逐颜开，心中释然”，不无得意地说：“这张单子给我一个印象，那就是纵然迟至今日，中国共产党还认为我做了一些工作，而在上述七项工作中每一项里，我都还有‘余毒’未清呢！”他在答台湾“自由中国之声”电台访问时说，中共之所以要清算他原因有两点：

　　第一，我提倡自由，我一生主张：在一个文明的国家里，人民必须享受思想的自由、信仰的自由、发表思想的自由（就是言论的自由）。这都是共产党统治之下绝对不容许的，因为共产党最怕的是自由，所以我的自由主义是共产党认为最危险的敌人。这是第一点。

　　第二，我提倡怀疑，我一生反对武断主义，反对一切教条主义。我相信一个主义独立的人，对于一切思想、一切主义、一切信仰，必须先怀疑而后可以相信，必须仔细考究而后可以相信。我到处宣传科学大家赫胥黎（Huxley）的话，我们“必须要严格的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对于一切信仰，必须说：“拿证据来”，凡是禁不起怀疑的东西，都是靠不住的。共产党要人人做“马列主义”的奴隶，只许信仰，不行怀疑。所以我的怀疑主义是共产党的一个大敌人。

　　这当然是胡适隔岸观火的“大胆假设”。对于大陆知识分子，尤其他当年的朋友或学生参与清算胡适的行为，胡适也有类似阿Q自慰般的大胆假设：

　　在共产党统治之下，不但没有说话的自由，更重要的是人人都没有说话的自由。

　　大陆上有些文人学者发表文字清算胡适的思想，都是大陆上没有不说话的自由的铁证。我一百分同情这些可怜的人，可怜他们没有不说话的自由，我一点不怪他们。

　　我不但不怪他们，我还有感谢他们--感谢他们在铁幕里替我宣传我的思想。（按，胡甚至说：清算“胡适思想”，等于温习胡适的书。）

　　1955年1月3日，胡适在一封信中说：“俞平伯之被清算”，“实际对象是我--所谓胡适的幽灵！”“胡适的幽灵是搞不清、除不尽的。”

　　1955年12月31日胡适开始写《四十年来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留下的抗暴消毒力量--中国共产党清算胡适思想的历史意义》。可惜这份另类文献终未写完。

　　有趣的是，1949年以后，胡适与毛泽东却时不时念叨着对方。胡适晚年与唐德刚说：“共产党里白话文写得最好的还是毛泽东。”在他的日记与谈话中还时时提到毛泽东。1951年5月17日，还是在日记中写道：

　　毛泽东依据了我在一九二○年的“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改正。他说，他要回长沙去，用船山学社作为“自修大学”的地址。过了几天，他来我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南去了。

　　胡适1920年1月15日记载：“毛泽东来谈湖南事。”毛泽东原拟用“工读互助团”，是采纳了胡适的意见才定名为“自修大学”。毛泽东这年7月7日回长沙，7月9日通报胡适：“适之先生，在沪上一信，达到了么？我前天返湘。湘自去张，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此颂教安。”这是张明信片，现存胡适北京故居（今为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适存件，1584号”。“沪上一信”，不见于存件。毛胡通信不只一两次。胡颂平《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记载：

　　1959年12月26日

　　（胡适）先生说：“毛泽东在湖南师范毕业后到了北平，他和五个青年上书于我--这封信，我是交给竹森生的弟弟竹垚生保管的。在抗战期间，放在上海，竹垚生怕生事，把它烧掉了。”

　　同一天，胡适还与他谈起毛到北大图书馆谋事的真相：

　　胡颂平问：“毛泽东进北大图书馆工作，是他的丈人带进去的吗？”先生说：“不是。……当时北京有个工读辅助会，他先在辅助会工读，很苦。”胡颂平问：“是否先生介绍他进图书馆？”先生说：“不。当时章行严当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当主任。章行严是湖南人，大概是章和李大钊两人把他介绍进去的。他管理报纸阅览室，每月八块钱，那时八块钱也可以过活的。”

　　毛泽东1936年在延安窑洞与斯诺谈起此段往事，不无感慨：

　　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里来阅读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都是些大忙人，没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

　　有人对毛的这段经历过度诠释，认为他从那时起种下了对知识分子的仇视情结。其实青年时代的毛泽东“非常敬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毛泽东不仅办“自修大学”，他之“驱张”（驱逐军阀张敬尧）、不去法国留学等等都借重胡适而行。1919年7月20日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挑起问题与主义之争。9月1日，毛泽东在湖南制定和发布了《问题研究会章程》，一口气列了大小一百四十多个需要研究的问题，表示对胡适的响应。直到1945年7月1日，六位国民参政员从重庆到延安访问，毛还请其中的傅斯年“代问老师胡适好，代问同学顾颉刚好。”胡适曾将这政治家的策略话语，视为“感念旧好，不胜驰念”，于是1945年8月24日致电毛泽东，希望他“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大政党”，以“和平奋斗”的方式解决中国问题。直到晚年胡适还说：“我在电文里用严肃而诚恳的态度央求他……当然，他一直到今天还没有得到回音。”其实解放战争的炮声与五十年代的批胡运动就是毛对胡最响亮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