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的民主三部曲

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然而五四和建党之后，陈独秀的思想、职业和地位都发生了大的变化，《新青年》所倡导的民主和科学也成了未竟之业。科学本无止境，陈独秀崇尚科学之心并无改变，这不必多说。本文意在如实叙述陈独秀民主思想发展演变的全过程，其主旋律为三部曲：《新青年》时期拥护“德谟克拉西”——建党以后以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取而代之——大革命失败后重新高举民主主义旗帜。这不是时下某些文人标榜的所谓“回归五四”，而是经过否定之否定，上升到新的思想高度，至今不但仍然保持着理论上的先进性和深刻性，并且在实践中继续显示出科学的预见性。它属于二十世纪人类创造和积累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应该继承下来。

上　　篇

早在二十世纪初，年轻的陈独秀已经接受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形成了比较彻底的民主主义思想。例如1904年在他创办和主撰的《安徽俗话报》上写的《说国家》，在谈到国家主权时说：“这主权原来是全国国民所共有，但是行这主权的，乃归代表全国国民的政府。”“上自君主，下至走卒，有一个侵犯这主权的，都算是大逆不道。”^[1]开始他的宣传重心主要是反帝爱国，此后则为反清反袁，到1915年9月创办《青年杂志》，他才明确地把民主思想的启蒙作为主旨之一，直到1920年2月。这一时期陈独秀的民主思想包括三个互相联系的基本方面：一、主张人格独立自主和言论思想自由；二、用西方的民主、法治和人权理论批判儒教孔道的仁政学说；三、强调改造国民性，提高人民程度，使成为共和之民。

在宣布创刊宗旨的《敬告青年》里，开宗明义的第一义就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等一人也，各有自主之权，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自处之义务。”世称近世欧洲历史为“解放历史”，“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1]在接下去的文章里，陈独秀从伦理道德与政治制度的关系，比较西洋法治精神和孔教根本教义之异，认为西洋的自由平等独立之说和儒家三纲的等级制度极端相反，此东西文明之一大分水岭。强调“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1]他警告国人，正是因为没有这种觉悟，袁世凯必然和正在复活：“袁世凯之废共和复帝制，乃恶果非恶因；乃枝叶之罪恶，非根本之罪恶。若夫别尊卑，重阶级，主张人治，反对民权之思想之学说，实为制造专制帝王之根本恶因。吾国思想界不将此根本恶因铲除净尽，则有因必有果，无数废共和复帝制之袁世凯，当然接踵应运而生，毫不足怪。”^[1]陈独秀深刻分析了儒家所谓“仁政”、“治世”的弊害，批驳了认为民主共和造成动乱的错误观念。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口共和而脑专制，此政象之所以不宁也。若夫图一时之苟安，昧百年之大计，重现象而轻理想，大非青年之所宜。”^[2]他正告抱着传统的治乱观念的糊涂青年，要在头脑中树立“自由新思想”，认清问题的本质是当奴隶还是当主人：“吾人宁取共和民政之乱，而不取王者仁政之治。盖以共和民政为自动的自治的政制，导吾人于主人地位，于能力伸展之途，由乱而治者也。王者仁政为他动的被动的政制，导吾人于奴隶地位，于能力萎缩之途，由治而乱者也。倘明此义，一切旧货骨董，自然由脑中搬出，让自由新思想以空间之位置，时间之生命也。”^[2]

他认为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反民主的，采取了彻底否定的激进态度：“全部十三经，不容于民主国家者盖十之九九，此物不遭焚禁，孔庙不毁，共和招牌，当然挂不长久”。^[1]中国所谓“民贵君轻、”“民为邦本”、“仁民爱民为民之民本主义”，“皆自根本上取消国民之人格，而与以人民为主体，由民主主义之民主政治，绝非一物。”^[1]“所谓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乃指君主禅让而言，与民主共和，绝非一物”。[1]他把民主和科学紧紧联系在一起，强调“政治之有共和，学术之有科学，乃近代文明之二大鸿宝也。^[1]而“言论思想自由，是文明进化的第一重要条件。”^[1]他毫不妥协地坚决反击守旧派对《新青年》的进攻，高举拥护“德谟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面大旗，在《本志罪案之答辯书》里发出最著名的这一段战斗宣言：“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1]

他清醒地看到，“人民程度与政治之进化，乃互为因果，未可徒责一方者也。多数人民程度去共和过远，则共和政体固万无成立之理由。”^[2]苟安忍辱、目光短浅的国民劣根性使陈独秀不能不深怀忧虑，他在通信中驳斥所谓“代表舆论”的媚俗阿世之词：“吾国民偷目前之苟安，无远大之策略，欲以民意决定外交方针，愚所绝对不敢赞同者也（不但中国如此）。若国之大政，必事事少数服从多数，则吾国之恢复帝政，垂辮缠足，罢学校，复科举，一切布旧除新之事，足下能保不为多数赞成乎？”^[2]既要提倡民主，又要反抗舆论，先驱者就处在这种由现实而生的思想矛盾中。

五四政治运动以后的陈独秀对中国历史、文化和国民性的看法比前乐观，他找出了中国人的民治制度的历史基础：“自古以来，就有许行的‘并耕’，孔子的‘均无贫’种种高远理想；‘限田’的讨论，是我们历史上很热闹的问题；‘自食其力’，是无人不知道的格言；因此可以证明我们的国民性里面，确实含着许多社会经济的民治主义的成分。我因为有这些理由，我相信政治的民治主义和社会经济的民治主义，将来都可以在中国大大的发展，所以我不灰心短气，所以我不抱悲观。”^[3]这段话是在《实行民治的基础》一文中说的，实在有点牵强。此文写于1919年11月，主要内容是参照杜威的演讲《美国之民治的发展》来设计中国的民治，可见此时陈独秀的民主思想仍在吸纳西方现代的民主学说而使之理论化、系统化和具体化。他介绍杜威分民治主义(Democracy)的原素为政治的、民权的、社会的、生计的四种，声明“我们所主张的民治，是照着杜威博士所举的四种原素，把政治和社会经济两方面的民治主义，当做达到我们目的——社会生活向上——的两大工具。”他强调政治只是一种工具，“最进步的政治，必是把社会问题放在重要地位”，“社会经济简直是政治的基础”，“杜威博士关于社会经济（即生计）的民治主义的解释，可算是各派社会主义的公同主张”。^[3]但是陈独秀提出了自认为比杜威更进一步的人民直接的联合自治的主张，其形式就是“地方自治和同业联合两种组织”。^[3]他还指出，“军人、官僚、政客是中国的三害”，实行民治“最后要留意的，就是别让三害鬼混进来”。他的联合自治主张不免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而他关于劳资关系的设想更带有空想的性质：“我们所痛苦的是现代社会制度的分裂生活，我们所渴望的是将来社会制度的结合生活，我们不情愿阶级争斗发生，我们渴望纯粹资本作用——离开劳力的资本作用——渐渐消灭，不至于造成阶级争斗。”^[3]

陈独秀在这个阶段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一个独立的崇尚民主的自由思想者，他坚持，“无论何种学派，均不能定为一尊，以阻碍思想文化之自由发展。”^[2]并且表示过对社会主义是否符合中国国情的怀疑。1917年初说：“社会主义，理想甚高，学派亦甚复杂。惟是说之兴，中国似可缓于欧洲。因产业未兴，兼并未盛行也。”^[2]1919年1月还曾反对俄国十月革命“用平民压制中等社会，残杀贵族及反对者”。虽然这年4月开始改变看法，肯定十月革命“是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这种革命，在政治史上算得顶有价值的事体”。^[4]五四以后他的主要宣传对象逐渐从青年学生转向劳工大众，12月发表《告北京劳动界》，用阶级观点看待民主，说：“十八世纪 以来的‘德莫克拉西’是那被征服的新兴财产工商阶级，因为自身的共同利害，对于征服阶级的帝王贵族要求权利的旗帜。如今二十世纪的‘德莫克拉西’，乃是被征服的新兴无产劳动阶级，因为自身的共同利害，对于征服阶级的财产工商界要求权利的旗帜。”^[3]但并未动摇民主主义的基本立场，1920年初的文章和讲演仍明确号召中国的革命党人和多数人民应该补习“民主政治”这门功课，^[3]把“德莫克拉西”视为“时代精神”，其本质就是“反对一切不平等的阶级特权”，体现在政治上为民治主义，经济上为社会主义，社会上为平等主义，道德上为博爱主义，文学上为白话文。^[3]这时陈独秀已经开始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改变社会主义在中国似可缓行的认识，但把社会主义限于经济领域，且包含在民主的时代精神之内，即归属德先生大旗之下。

中  篇

        1920年春夏之交，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经中国第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介绍，到上海与陈独秀见面，商谈在中国建党问题。5月，陈独秀发起成立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开始组建中国共产党。他的民主思想从此进入一个新阶段。这个阶段时间不长，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即告结束。这一阶段的后期忙于实际的政治斗争，对民主问题的新思考比较集中地表现在前期的一些文章、讲演和通信中。总的来看，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陈独秀并没有抛弃德先生，但消解了先前的民主激情；他完全接受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热烈主张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而民主、民主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也就成了缠绕着他思想的一道难题。

1920年5月1日的《新青年》第七卷第六号为“劳动者纪念号”，陈独秀在《劳动者的觉悟》一文中提出要将孟子关于劳心劳力的一句话倒转过来说：“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3]表明他已转向一种新的阶级斗争的立场。从9月1日的八卷一号起，《新青年》即作为共产党组织的机关刊物，陈独秀的长文《谈政治》郑重宣布了他“最近对于政治的见解”。他着重批驳了无政府主义和修正主义，认为：“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3]针对修正派“拿德谟克拉西来反对劳动阶级底特权”，他写道：“他们只有眼睛看见劳动阶级底特权不合乎德谟克拉西，他们却没眼睛看见戴着德谟克拉西假面的资产阶级底特权是怎样。”“我敢说：若不经过阶级战争，若不经过劳动阶级占领权力阶级地位底时代，德谟克拉西必然永远是资产阶级底专有物，也就是资产阶级永远把持政权抵制劳动阶级底利器。”^[3]这里，陈独秀对他从前所拥护的德先生在某种程度上采取了批判态度。同期《对于时局的我见》则用阶级论否定过去常用的“国民”概念：“各国内只有阶级，阶级内复有党派，我以为‘国民’不过是一个空名，并没有实际的存在。有许多人欢喜拿国民的名义来号召，实在是自欺欺人，无论是国会也好，国民大会也好，俄罗斯的苏维埃也好，都只是一阶级一党派底势力集中，不是国民总意底表现。”^[3]既然“国民”不存在，“改造国民性”问题也就空洞无物了。在同期的通信中，他认为要解决妇女问题、青年问题和劳动问题等等，“非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来改革社会制度不可”，这些社会问题“除阶级战争外都是枝枝节节的问题”。^[3]这颇有点若干年后“阶级斗争为纲”的先声了。

以此为起点，陈独秀对民主共和（在他笔下，政治层面上的民主与共和同义，文中可以通用）的批判迅速加强。他承认“共和政治在人类进化史上有相当的价值”，但“多数人仍然被压在少数人势力底下，得不着自由与幸福”。“共和政治为少数资本阶级所把持，无论那国都是一样，要用他来造成多数幸福，简直是妄想。”他认为社会主义要起来代替共和政治，也和当年共和政治起来代替封建制度一样，是社会进化一定的轨道，中国也难以独异，而且，东方各国与有共和传统的西方不同，“封建和社会主义之间不必经过长久的岁月”，例如“俄罗斯共和推倒了封建半年便被社会主义代替了”，所以中国“即在最近的将来，不但封建主义要让共和，就是共和也要让社会主义”。^[3]在《共产党》月刊第一号上，陈独秀发表《短言》实即宣言，号召中国的革命者和劳动者，用阶级战争的革命手段，打倒本国外国一切资本阶级，夺取政权，并且用劳动专政的制度，“建设劳动者的国家以至于无国家”，跟着俄国的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社会主义生产方法”，“使资本阶级永远不至发生”，“什么民主政治，什么代议政治，都是些资本家为自己阶级设立的，与劳动阶级无关。”^[3]在《民主党与共产党》这篇随感录里，更作出如此界定：“民主主义是什么？乃是资本阶级在从前拿他来打倒封建制度底武器，在现在拿他来欺骗世人把持政权底诡计。”“若是妄想民主政治才合乎全民意，才真是平等自由，那便大错而特错。”“无论在何国家里，都只有阶级意党派意，绝对没有全民意。民主主义只能够代表资产阶级意，一方面不能代表封建党底意，一方面更不能代表劳动阶级底意”，“拿全民意来反对社会主义，说社会主义是非民主的，所以不行”，是资产阶级的诡计。^[3]这样就把民主政治和资产阶级捆到了一起，让民主主义姓了“资”。

1921年初，陈独秀批判民主政治的重点指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其代表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国家社会主义”亦即“社会民主主义”，同时又赞扬与之对立的俄国共产党在名义上和实质上真是马克思主义亦即共产主义。在论述两派的根本区别时，他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与民主政治是正相反对的主张，前者是共产主义的，后者则是社会民主主义的，于是民主思想被进一步否定。

然而，这个阶段的陈独秀只是在短时间内比较生硬地接受了从俄国和共产国际输来的马列主义理论，进入他理想中的共产主义还是抽象的理念和幻想。已在头脑里长期生根的西方近代民主思想以及在历史和现实中对国民性的认知，并没有也不可能完全被取代，他仍然衷心敬仰着德先生。所以，他的言论中就必然含有一些自相矛盾和模糊空想的成分。例如，1920年11月1日，就在发表《共产党》月刊《短言》前几天，陈独秀在《新青年》的通信中写道：“现在有许多人拿‘德谟克拉西’和‘自由’等口头禅来反对无产的劳动阶级专政，我要问问他们的是：（一）经济制度革命以前，大多数的无产劳动者困苦不自由，是不是合于‘德谟克拉西’？（二）经济制度革命以后，凡劳动的人都得着自由，有什么不合乎‘德谟克拉西’？那班得不着自由底财产家，为什么不去劳动？到了没有了不劳动的财产家，社会上都是无产的劳动者，还有什么专政不专政？”^[3]看来“德谟克拉西”本身还是好的，问题是合不合而已。1921年5月1日，他在一篇“随感录”里批判“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主张“从政治教育上施行严格的干涉主义”作为救治民族之道，说：“我们唯一的希望，只有希望全国中有良心有知识有能力的人合拢起来，早日造成一个名称其实的‘开明专制’之局面，好将我们从人类普通资格之水平线以下救到水平线以上。”“施行这严格的干涉主义之最大障碍，就是我们国民性中所含的懒惰放纵不法的自由思想；铸成这腐败堕落的国民性之最大原因，就是老、庄以来之虚无思想及放任主义。”^[3]“阶级性”模糊淡出，被否定的“国民性”问题重又突出来了。1922年8月，他提出中国革命分为两段的见解，说：“这样的经济及政治状况，遂使中国的阶级争斗不得不分为两段路程：第一段是大的和小的资产阶级对于封建军阀之民主主义的争斗，第二段是新起的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之社会主义的争斗。”“所以我主张解决现在的中国政治问题，只有集中全国民主主义的分子组织强大的政党，对内倾覆封建的军阀，建设民主政治的全国统一政府，对外反抗国际帝国主义，使中国成为真正的独立国家，这才是目前扶危定乱的唯一方法。”^[3]一个月后，他却又对自己开出的这个药方表示不那么自信，对“真的民治主义的政制能否在中国完全实现”“万分怀疑”，“因为此时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与无产阶级同一幼稚，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今后的进步，必然是两阶级平行进步，而世界的趋势能否容民主的政制占领长时代而不生急进的变化，乃是一个问题。”可见，俄国发生的“急进的变化”乃是他对实现民主政制信念动摇的重要原因，而此时他对俄国急进变化的真相和实质并不真正了解。但是，不管力量如何不强，时间如何短暂，他仍以为中国必经过民主政制的时代。^[3]到1926年9月北伐战争期间，他还更明确地坚持两段论，说：“在国民革命的争斗中，中国共产党是不会有向左超过民主主义的倾向的”，“即国民革命成功后之建设时期，也必然是革命的民主的民众政权，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并且还不是工农政府；在那时革命的民主的民众政权 之下，中国的资本主义当然要发展起来，也只有到那时，真正中国的资本主义才能够自由发展。我们不是乌托邦的社会主义者，决不幻想不经过资本主义，而可以由半封建的社会一跳便到社会主义的社会。”在此时的陈独秀看来，民主政制与资本主义是对应的，无产阶级专政与社会主义是对应的，中国社会的发展在经济上必要经过资本主义时代而进到社会主义，在政治上则必要经过民主主义时代而进到无产阶级专政，后者比前者当然要先进。不过他后来又设想：“如果工农及其他被压迫剥削阶级，能够建立一个民主独裁的革命国家，如果能够由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社会，那便自然没有一定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了。”^[3]

这些见解和设想都是陈独秀基于共产主义原理和中国现实状况对民主与专政问题的理论思考，其中包含的矛盾和空想正显示出他个人的特色，他毕竟是有自己头脑的杰出的思想家，对他变动中的思想是需要作具体分析的。

下  篇

终其一生，陈独秀都不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建党以后的与国民党合作革命和被共产国际罢免以后的托派活动都彻底失败，逝世前实际上已退出政治舞台。然而，正是中国大革命的悲惨失败和苏共党内的残酷斗争，共产国际与中共的关系和自身的遭遇，促使陈独秀在了解事实真相后重新思考，总结教训，识别真伪，大彻大悟。在理论与实践真正紧密结合的基础上，他的民主思想在这个阶段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化和强化的对前一阶段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现实性、创造性和深刻性，对后人极富启示意义，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1929年下半年，陈独秀被开除党籍前后，在致中共中央和全党同志的书信及托派的“政治意见书”中，除总结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外，着重谈到以前几乎不曾涉及的党内民主问题，请回了德先生。他说：“德谟克拉西，是各阶级为求得多数意见之一致以发展其整个的阶级力所必需之工具，他是无产阶级民主集权制之一原素，没有了他，在党内党外都只是集权而非民主，即是变成了民主集权制之反面官僚集权制。在官僚集权制之下，蒙蔽，庇护，腐败，堕落，营私舞弊，粉饰太平，萎靡不振，都是相因而至的必然现象。”^[5]他批评官僚主义组织路线的表现之一就是“以委派制度与绝对的命令主义消灭了党内德莫克拉西”，^[5]指出“必须根本改变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以民主集中制代替官僚集中制，实行讨论和批评的自由”。^[5]他特别批判了斯大林的官僚主义：“史大林派为锄除异已，把党内德莫克拉西剥削干净，一切重要问题都不许公开讨论，全党党员非史大林之言不敢言，只有在附和史大林或被处罚这两条道路中选择一条，此外别无道路可走。”^[5]对他来说，斯大林是最好的教员。

1930年3月起，陈独秀在中国托派刊物上发表数篇文章，阐明他对现阶段政治斗争策略的意见。他提出“国民会议”的口号，反对中共开展武装斗争，当然是错误的，但他关于民主政治的论述却不应忽视。此时他仍然坚持阶级分析方法，并援引列宁的话，把民主主义划分为资产阶级的和无产阶级的，前者“伪”后者“真”，而且把“民主口号与运动”仅仅视为利用来“辅助我们夺取政权的根本目的”的政治斗争的策略，都还没有完全从前一阶段的思维定势中解放出来。^[5]但他重新肯定了民主主义，甚至说“民主主义制度，远在氏族社会即发生了，其精义即大众管理大众的事”，^[5]而苏维埃政制的民主政治，“是民主主义在历史上发展到今天的最新最高阶段，也是一切政制在历史上发展到今天的最新最后形式。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共产主义者，本是最忠诚最彻底的民主主义者。”^[5]这样就把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联系走来，让它从姓“资”改姓了“共”。虽然仍有自相矛盾和书生空论的成分，但民主思想的飞跃已经开始。

1932年10月，陈独秀因叛徒出卖被捕，后被国民党政府判刑入狱，1937年8月获释。他把监狱当成研究室，继续研究国际政治和中国革命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并同狱内外的托派成员争论，实际上也是在清理和否定自己前一阶段的某些错误，他的民主思想正是在狱中的自我否定中有了新的演变和发展。

陈独秀此时更加强调民主运动民主口号关联中国无产阶级命运，“它不仅是某一时期的策略，而是中国革命的骨干，中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之全部策略的基石”，警告说，“对于民主主义斗争估价过低，会成为无产阶级之致命伤。”^[5]同时他加大了批判斯大林的力度，高度评价十月革命中建立的苏维埃政权而反对斯大林的个人独裁，主张用“重建十月革命精神的苏联”取代当时国际提出的“保卫苏联”的口号。^[5]他对《新青年》倡导的民主与科学作了更新的解释，赋予了更深刻长远崇高广大的意义。当时在狱中照看他的托派成员濮德治回忆，陈独秀认为今天讲民主科学，并未过时，反而更加需要。没有民主，就没有进步，也没有革命，没有科学就不能生存，就要亡国，有民主才能有科学，有科学才能保民主，二者缺一不可，少一点也是不行的。陈讲了他对人类社会民主历史的研究，“我认为民主制度是人类政治的极则，无论资产阶级革命或无产阶级革命，都不能鄙视它，厌弃它，把它当做可有可无，或说它是过时的东西，在东方落后国家，长期受封建制度束缚，没有民主的气息和习惯，更应把它当做战斗的目标而奋斗。”陈说“从马克思到列宁都没有把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分裂开来”，“他们多次教导，从资产阶级形式民主，到无产阶级实质民主，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他批评托派青年“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相当片面，相当机械而且幼稚”，“你们总是把专政这个名词奉为神灵，而把民主视为妖魔，岂不怪哉。现在苏联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专政到反动派，我举双手赞成，但专政到人民，甚至专政到党内，难道是马克思、列宁始料所及吗？此无它，贱视民主之过也。”“总之我认为民主与科学是人类历史长期的要求，决非权宜之计，临渴凿井的对策。如果用公式表达，就是原始社会里，共产主义和民主主义是两大支柱。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推倒和埋葬了这两大支柱。资本主义社会，发掘了民主，发展了科学，人类大跨步前进。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民主与科学无限发展，走向人类大同。”陈独秀认为，他把民主与科学提到贯穿历史的高度，并未违反阶级分析的原则，“代表大多数人民利益，就是最好的阶级立场。成天大叫无产阶级万岁的人，未见得有利益于大多数人民，也未见得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苏联就是把人造成一个模型，不容有别的样式，还自诩为马列主义，马列地下有知，想会慨叹呜呼的。”^[6]在狱中他还写过一篇《孔子与中国》，从高扬民主的观点继续五四时期对孔子礼教的批判，从中国近代史上民主运动失败和尊孔潮流高涨的逻辑联系中揭示礼教反民主的本质，指出现在儒教还在作祟，所谓“贤人政治”、“东方文化”、“特别国情”、“固有道德”，样样和人权民主背道而驰，助长官僚气焰。^[5]总之，陈独秀的狱中研究，既总结历史，又针对现实，确是有生命有价值的“真文明”。^[3]

出狱后的陈独秀拒绝了国民党的拉拢利诱，也不再参与托派组织活动，又受斯大林反托和王明康生诬他为日本间谍的影响而不被中共接纳。他虽陷于孤立绝境，但坚持五四运动的民主科学要求更加顽强，其爱国者革命者的英雄本色丝毫不减，正如他在给托派成员的信中所声明：“我只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我在此所发表的言论，已向人广泛声明过，只是我一个人的意见，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将来谁是朋友，现在完全不知道。我绝对不怕孤立。”^[5]而这种恢复独立的自觉就使他作为思想者在生命的最后岁月焕发出不朽的光华。在其“最后论文和书信”中，他根据“实际的历史事变发展”而不是根据“抽象的公式”，^[5]反省“苏联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后十年的苦经验”，^[5]经过长期深思熟虑，“将吾辈（按指国内外托派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