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史上，陈独秀是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始作俑者和中共早期领袖(后又成了党内反对派的代表人物)著称于世的，却少有人知他又是一位对中国文字音韵之学有着很深造诣并有多种著述传世的国学学者。陈独秀的学术生涯始于研究"小学"(即文字音韵之学)，又以殚精竭虑著述《小学识字教本》未竟而终，且一生乐此不疲，即便是在极紧张的革命活动中和身陷囹圄之时，仍不忘以此为副业。 《小学识字教本》是陈独秀晚年倾主要精力、历经数载、最见功力的绝笔之作，也是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学术著作。他逝世后，虽经友人生精心保存、抄录、整理、校订并为出版而多方奔走，但终未能顺利排印付梓，面世流传。而今，他的这部未完成的手稿竟也不知去向，这实是现代学术史上的一件憾事。 陈独秀一生被捕过5次，最后一次是在1932年10月16日，他被关押在南京老虎桥模范监狱里，1934年由国民党的最高法院以"危害民国"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由于他在狱中进行了包括绝食的各种斗争，他才得到了一个人住一间单房的优待，并允许他看经史子集方面的书和写作。他就利用这个条件，潜心研治文字学，撰写学术著作。和他同狱的濮清泉(濮德治)在《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一文中谈到陈独秀的监狱生活时写道： 他房里有两个大书架，摆满了书籍，经、史、子、集，每样有一点，但他对文字学最有兴趣，成天埋头钻研《说文》。据他说从文字的形成和发展，可以看到社会和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我说有什么用处？他说，你不知道，用处可大了，中国过去的小学家(研究《说文》的人)，都拘泥于许慎、段玉裁的《说文解字》和注，不能形成一个文字科学，我现在用历史唯物论的观点，想探索一条文字学的道路，难道没有用？我当然不劝你们青年人去研究这种学问，可是我已搞了多年，发现前人在这方面有许多谬误，我有责任把它们纠正过来，给文字学以科学的面貌。我不是老学究，只知背前人的书，我要言人之未言，也不标新立异要作科学的探讨。 《小学识字教本》初名《识字初阶》，在狱中完成了本书的体系。他写这本书，是以中小学教师为主要读者对象，以此作为启蒙读物，推动中国语文教育的发展。他在1940年11月23日写给台静农的一封信中说："弟写此书，用意本在于便利现代高初小教育，非以考古，人如视为普通读物，那便最好。"在写信给台静农的另一封信中，他又说："许慎重做说文，意在说经；章太炎造文，始意在寻求字原；拙著识字教本，意在便于训蒙。" 陈独秀是在1937年抗战爆发后被释出狱的，1938年8月，他来到四川江津县居住，翌年迁居江津县偏僻的山岗鹤山坪石墙院，从此闭门著述，很少参加政治活动，把主要精力用于继续撰写《小学识字教本》。这期间，陈独秀在生活上受到北大同学会的资助，同他接触最多的是何之瑜(何资深)。何之瑜是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时的北大法科学生，他是中共早期的高级干部，此时在江津的国立九中任教。在学术研究方面，此时与陈独秀来往最多的是台静农和魏建功。他们二人皆是北大国文系的学生，台静农在四川江津白沙镇的国立编译馆(为国民政府教育部所辖)供职，魏建功在白沙女子师范学院任中文系教授。 《小学识字教本》原拟由国立编译馆排印出版，陈独秀并已预支了2万元的稿酬，但时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认为书名用"小学"二字不妥，要改书名，陈独秀却坚持"一个字也不能改"，这样，出版的事也就被搁置了下来。陈独秀虽然经济拮据，但也不肯去动用那2万元预支稿酬款。在贫病交加之中，他仍继续撰写此书，他托魏建功、台静农、何之瑜等人为他抄录、整理原稿并联系出版之事。他原计划写成上下两册，但终究没有写完。当他写到"抛"字，尚未进行注释，(时间1942年5月13日上午)恰有人来访，遂停笔，谁知从此却一病不起。此时距1942年5月27日逝世只有半个月，因而《小学识字教本》是一部未竟之作。 陈独秀死后，何之瑜担负起了陈独秀处理善后身后一切事宜的重任，他一直为陈独秀遗著的出版之事多年不辍地奔波着。此后，尽管陈独秀的朋友学生们做了很多努力，《小学识字教本》仍未能付印出版，只由国立编译馆刻写油印了50部，在友人和学界的很小范围内流传。直到1971年，梁实秋根据国立编译馆收藏的一册油印本，由台湾中国语文研究中心印行了500部，但改书名为《文字新诠》，并且隐去了著者的姓名。1995年，四川巴蜀书社影印出版了严学根据王星拱所藏《小学识字教本》油印本的誉抄本，由刘志成整理校订的《小学识字教本--同源词研究》一书，印数为1200册。至此，陈独秀的遗著《小学识字教本》才得以正式出版发行，但这已是陈独秀逝世半个世纪以后的事了。 严学教授在1982年9月为陈独秀遗著《小学识字教本》写的前言中写道： 1946年我在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教训诂学时，新任校长王星拱(抚五)为仲甫先生挚友，将所藏《小学识字教本》油印稿假我一读，击节讽诵，爱不忍释，当即抄存一份。1966年"扫四旧"时，幸赖故妻张志远度出书寓，未被焚毁。现我伟大的祖国已进入了历史新时期，正应批判地继承先哲的珍贵遗产，汲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有益成份，因此交由巴蜀书社出版发行。 担任本书整理校订工作的刘志成先生在《整理校订后记》中写道： …… (一)1982年我在华中理工大学语言研究所工作时，严学教授交给我一册普普通通的横格笔记本，是他于1946年用钢笔抄录的陈氏《小学识字教本》，字迹细小清晰，但讹错较多。1989年承蒙巴蜀书社同志的努力，在广西大学沙少海教授处发现了陈氏逝世前后于江津据手稿刻印的油印稿。……本书的出版颇费周折。1982年本来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决定出版，待我花去半年光阴校订整理完毕，稿子竟然莫名其妙地被搁置起来，据说是学术、经济以外的理由。1985年经严学先生努力，目光远大的巴蜀书社同志愿意接受此稿，并且到处搜寻油印稿，请人精心缮写，其间，我又对此稿修订了两次。现在终于可以贡献给语言学界的朋友们了。 刘志成先生这个《后记》写于1986年10月，1992年5月稍改，而巴蜀书社的《小学识字教本》是1995年5月出版的，其间又经过了许多年，真个是历尽沧桑了。 从以上情况看来，海峡两岸印行的《文字新诠》和《小学识字教本--同源词研究》其底本皆是40年代初国立编译馆的油印本，而陈独秀的未完成稿当时已交给别人抄录整理，俟整理完毕交商务印书馆出版。誉抄整理陈独秀这部遗稿的，便是陈独秀定居江津时与他频繁交游、切磋论学的语言文字学家魏建功。何之瑜在《陈独秀先生病逝始末记·后记》中曾说： 遗稿之整理：关于文字学及声韵学，已请魏建功教授负责整理；容署约台静农、方孝博两教授来津，参加初步工作。将遗稿中之关于文字学及声韵学者，如小学识字教本、连语汇编、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等十余种，及尚未成编之零星遗稿，均分类登记，并抄录副本，以待出版。 1948年5月何之瑜移居上海。在此前后，他曾三次写信给北大校长胡适，谈陈独秀遗著出版之事，希望胡适能写一总序。第一封信写于1947年11月5日，第二封信是1948年1月7日，第三封信是1948年6月15日。从信的内容上看，直到1948年中国政局发生大变动之时，陈独秀的遗著仍未出版。《小学识字教本》是由魏建功负责整理的，而魏建功在日本无条件投降之后，尚未复员，即以"国语会常委"资格，被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借调，于1946年2月去台湾主持推行国语运动，不久，台静农也去台湾大学任教。 1948年6月15日，何之瑜写给胡适的信中说： 首先，最重要的是您应允为《独秀丛著》写"总序"，无论如何，要请您在最近一周以内寄来，因为商务已排好校好《丛著》的第一册，只等您的总序来到，就马上出版！ 其次，是建功先生已经回北大了，您自然不会给他过分的工作，像台湾那么忙，所以我要他无论如何在最近三个月以内，把他一年前应允为商务抄写仲甫先生遗著--《小学识字教本》的工作完成。因此我还要请您就便向建功兄提一提这件事，效果自然大些。 从这封信可知，1948年6月间，《小学识字教本》原稿尚在魏建功手中，何之瑜只希望三个月内抄完交商务。魏公在台湾推行"国语运动"，曾于1948年6月回北平办理《国语小报》设备迁台湾事宜。在北平期间，他答应胡适要回北大任课，并已开始在北大中文系讲课。9月，他又返回北平，办理"国语会"的交接手续，并在台湾创办《国语日报》。何之瑜给胡适的信便是写在这个时间。这两三个月中，魏建功来去匆匆，工作繁忙，恐是没有时间和精力来整理抄录《小学识字教本》的，而当魏建功把在台湾的事情办完回到北平时，已是1948年的12月初了。那时，北平已在人民解放军的重重包围之中，12月15日，胡适便乘坐南京派来的专机，急惶惶飞离北平了。不久，北平和平解放，中国政局发生了改天换地的巨变，陈独秀遗著的出版计划也就无法实现了。 魏建功回到北大，于1949年7月就任北大中文系主任，1950年7月，经出版总署副署长叶圣陶的邀请，兼任出版总署"新华辞书社"社长，主持编纂《新华字典》，北大中文系主任一职由杨晦接任。 在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陈独秀被视为"左倾社会主义"头子和"托陈取消派"首领，他的遗著绝难有面世的机会。那么，魏建功手中的陈独秀遗著《小学识字教本》原稿又是怎样处理了呢？魏建功先生已于1980年2月18日病逝，我们已无法从他口中了解此事。 2000年8月20日，魏建功先生的哲嗣魏至在他的北兵马司寓所与笔者谈及《小学识字教本》手稿时说，50年代初，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魏建功把这部原稿交给了中文系主任杨晦，这是魏建功生前的一份材料上写的。2001年3月6日，魏至又在给笔者的信中写道： 陈独秀的《小学识字教本》是一部文字学专著，1940年父亲帮助校订，由当时的"国立编译馆油印了200部(似应为50部--笔者)分赠文化界有关人士。上一条所说父亲与陈来往讨论学术问题的函件，有一部分就是讨论有关此书内容的。建国后，梁实秋在台湾把他得到的那本油印本，隐去著者陈独秀姓名，撤掉陈氏自序，改名《文字新诠》出版，销路不错，后因嫌油印本不清楚，又请人用毛笔重新描过后再版(我有一部复印本)。1945年日降后，何之瑜在上海一再要求父亲手钞此书，父亲推脱不掉答应了何的请求，所以这部书的原手稿最后是由父亲带在身边的。1948年北大五十周年校庆曾拿出来展览过，后来上缴给中文系党总支书记杨晦同志了。巴蜀书社出的那一部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大陆上只有武汉华中工学院的严学先生用他的那一本油印本出版过。因此我想您说的"巴蜀书社本"一定是严先生出的那部了。 那么，杨晦又把这部手稿交给谁了呢？是上交给北大的什么组织，还是存入中文系的档案图书资料中？抑或是别的什么地方？杨晦先生已于1983年5月14日作古，我们已不能从他那里知道手稿的下落了。但根据一般的推测，在五十年代初思想改造运动那样的社会氛围中，恐怕无人敢私自藏匿这样一个让人讳莫如深的重要政治人物的手稿，经手者一定是交给了学校的某个重要部门。因而，对于《小学识字教本》手稿，我们不妨做出如下的推断：它也许在堆积如山的北大图书、资料、档案中尘封着，至今未曾被发现；或者，它早已被视为一件重要之物归档珍藏，只是不被更多的人所知。不过，无论如何，如今已是到了让它拂去厚尘，走出高阁，重见天日的时候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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