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世纪之交陈独秀的思想来源与文化选择

       陈独秀是一位个性鲜明、特立独行且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在20世纪之交，他的思想观念及行为方式与同时代的青年人相比，每每处在时代的潮头（如在取得秀才后却绝意于功名、18岁时竟写出"使人感到惊异"1的《扬子江形势论略》等），他本可以走"举人、进士、状元郎"的老路，却踏上一条"康党、乱党、共产党"的新途。然而，任何一个人的思想与行动的转变都自有其内在的合理性，问题是如何才能求得对"合理性"的合理解读。本文将着重试探陈独秀在世纪之交的思想来源及其对文化观念的选择。
    
    　　一、 青少年陈独秀所处的时间与空间
    
    　"非常之世，必有非常之人走着非常之路，做着非常之事，以达到个人的欲望和目的，并对社会发展起着新的促进作用。"2这是历史学家夏东元先生在为盛宣怀作传时确立的一个根本的视点，它说明了人的生活舞台对人所产生的重大影响。我们以此作为考察陈独秀的视点也未尝不可。
    
    　在时间上，至陈独秀出生，洋务运动进行了近20年。其间，"曾（国藩）、李（鸿章）当国，相继提倡西洋制械练兵之术，于是'洋务'、'西学'之名词发现于朝野。" 319世纪的最后20年是陈独秀青少年成长的时期。其间，中外冲突主要有1884年的中法战争和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法战争时期，陈独秀还是一个儿童，战场主要在东南沿海及华南，远离安徽。当时资讯尚不发达，这场战争对五六岁的陈独秀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甲午战争则不然，因撮尔小国日本大胜我泱泱中华帝国，梁启超称其为"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忧国之士汗且喘走，天下议论其事，而且讲求新法杂遝然矣。"41894年一位名叫"朱照"的从安徽来南京赶考的廪生上书署两江总督张之洞："自五、六月来，念天下事深切杞忧，或中夜中坐起，或对食忘餐。审计深算，极心思之力，以求中国自强之策，而九重高远，未由上闻，诸王公大人前亦怀欲陈之而未得路，于是稿成而复毁者数四。"5朱氏的所为反映了甲午之役对中国社会冲击的程度。
    
    　时年已15岁的陈独秀，在大哥的严督之下学作八股文、读《昭明文选》。虽没有确切的资料说明甲午一役对陈独秀的刺激，"力求简短"的《实庵自传》对此也未明言，但陈独秀在他处曾说："甲午之役，军破国削，举国上中社会，大梦初觉。稍有知识者，多承认富强之策，虽圣人所不废。"6陈氏可算是"中等社会"里一个"稍有知识者"，对甲午一役不可能一无所知。可以推论，甲午一役是陈氏平生以来首次感受到国耻的刺激。此后，历史便进入了"近代中国思想转变的关键时期"7，而陈独秀也正是在这时面临着"康党"与"举人"的重大抉择。
    
    　空间上，在中国的文化图谱上沿海与内地自16世纪就开始出现反差。鸦片战争以后，沿海与内地的反差逐渐加快。"西方人首先在中国沿海建立据点，后来又扩展到长江沿岸。在这些据点及周围地区，逐渐发展出一种文化：它在经济基础上是商业超过农业；在行政和社会管理方面是现代性多于传统性；其思想倾向是西方的（基督教）压倒中国的（儒学）；它在全球倾向和事务方面更是外向而非内向。中国文化的重心仍然牢固地植根于内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沿海日益重要地成为内陆变革的促进因素，就像细菌学上的'酵母'一样。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些重要人物都是新的河海文化的产物。"8近代中国早期的改革者绝大多数出自沿海或沿江地区，因受域外思想及国家蒙耻的刺激，沿海地区走出了一批"另辟蹊径"革新家，如容闳、伍廷芳、郑观应、马建忠、黄遵宪等，他们均未执著地去追求前途未卜的进士头衔，而在半途甚至一开始就"离经叛道"。
    
    　陈独秀的家乡--地处长江下游的安庆，大至可定位在（至少接近）沿海沿江地区。安庆不仅曾是太平天国时期太平军活动的"老区"，同时也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发祥地。1861年曾国藩率湘军攻下安庆，同年秋冬之交创办的"安庆内军械所"是中国第一家综合性的军火工厂。次年中国人自行设计的一艘小火轮在波浪翻滚的安庆江面试航成功9。国产轮船鸣响的第一声汽笛就是从此发出的。
    
    　在陈独秀看来，与邻省的南京相比，安庆不过是"山城小市"，但安庆毕竟是一省之都、是政治中心，又地处长江之滨，交通便捷，信息较内地城市要畅通得多，安庆人对"西方的冲击"也是早有感受的，尤其是在进入了19世纪的最后几年里，而此间正是陈独秀开始涉世、渴求新知之时。
    
    　　二、从《扬子江形势论略》看陈独秀与《时务报》的关系
    
    　《扬子江形势论略》是1897年底陈独秀撰写并印发的文章，也是迄今所见到的陈独秀最早的作品。（据说同期他还写了《扬子江筹防刍议》并准备写一篇《湖中水师》，三篇文章都与长江筹防有关。参见任建树著《陈独秀传》，待考）18岁的陈独秀就此主题写点文字并不奇怪，前面提到的那位上书张之洞的皖籍青年实际上与陈独秀属同一类型的人。奇怪的是陈独秀的这篇文章并不是泛泛地谈论变法救亡，而是倾其才智于长江筹防，俨然一位胸怀韬略、又富有实战经验的大将军。陈独秀在《扬子江形势论略》结尾处道出了自己的心声："近时敌鼾卧榻，谋堕神州。俄营满蒙，法伺黔滇，德人染指青齐，日本觊觎闽越，英据香澳，且急急欲垄断长江，以通川藏印度之道路，管辖东南七省之利权，万一不测，则工商裹足，漕运税饷在在艰难，上而天府之运输，下而小民之生计，何以措之。时事日非，不堪设想，爰采旧闻旅话暨白人所论，管蠡所及，集成一篇，略述沿江形势，举办诸端，是引领于我国政府也。"10
    
    　这段文字的确令人称奇，因为他对最新的国际形势、列强的对华政策竟了如指掌。然而，更令人称奇的是文中他对长江流域地理与军事的谙熟程度。只有7000余字的《论略》却能"广征博引，纵论长江上自荆襄，下至吴淞口的形势。对江水的流向、缓急、深浅和江面的宽狭、江中沙堵的分布、南北两岸各处城镇的战略地位，都作了极为详细的论述，并参照历代战争的得失，提出了对加强长江防务的具体方案。……（他）对长江水文及两岸的地貌了解得如此细致入微，并进而提出了他对建设江防的方案。好像他对长江及其南北两岸做过实地考察似的。"18岁的陈独秀最远也只到过一次南京，且先前未上过新式学堂，能作如此鸿文，的确使人感到"惊异"。
    
    　《论略》中的材料到底从何处获得的呢？作者并没有像今人写论文那样提供确切的出处，只是含糊地讲了一句"爰采旧闻旅话暨白人所论"。在他晚年写的自传中只字未提其早年的这一杰作。这样"爰采旧闻旅话暨白人所论"成了"破译"该案的重要线索。
    
    　陈独秀在自传中对1897年夏天赴南京赶考到写得特别详细。在考场上，陈独秀对那位从徐州来的大胖子"看呆了一两个钟头"，由此引发了许多联想。"最后感觉到梁启超那班人们在《时务报》上说的话是有些道理呀！这便是我由选学妖孽转变到康、梁派之最大动机。一两个钟头的冥想，决定了我个人往后十几年行动。"12陈独秀在回忆这一幕时几乎有种刻骨铭心的感觉，我们没有理由因为这是个人的回忆资料而对其价值打扣。
    
    　陈独秀的这段自述透露出这样的信息：在此之前，他已经是《时务报》的读者，正是因为先前阅读《时务报》，才使他在那"一两个钟头"里"改宗"有一个合理的解释。问题是他是怎样读到《时务报》的，《时务报》对他产生了那些影响。
    
    　首先，考察陈独秀能否读到《时务报》，答案是肯定的。翻开《时务报》，在封底该报代销点的名册上"安庆"二字赫然在目。在安庆电报局、藩经厅署内吴韦斋、姚家口江友馥和支应局（该局为清末非正式的财务机构，各督抚用以就地筹款，以应付特殊用途。）4处均为《时务报》的代销点。安徽全省共有《时务报》的代销点9处。据该报第50册（农历1897年底出版）公布的统计资料，安徽全省共代销《时务报》25628册13。
    
    　陈独秀在《新青年》时期，曾多次谈到读《时务报》的感受。如，"前读康先生及其徒梁任公之文章，始恍然于域外之政教学术，粲然可观，茅塞顿开，觉昨非而今是。吾辈今日得稍有世界知识，其源泉乃康、梁二先生之赐。"14又，"康门诸贤，……以《时务》、《知新》主义，号召国中。……吾辈后生小子，……恒于广座为康先生辩护，乡里瞀儒，以此指吾辈康党，为孔教罪人，侧目而远之。"15
    
    　读了梁启超的文字，便有"茅塞顿开"、"昨非而今是"之感，这不独是陈独秀，在世纪之交，新潮的青年人概莫能外。其间对陈独秀产生影响的莫过于梁启超在《时务报》初期所作的《变法通议》。《变法通议》作为一组系列文章，大部内容是讨论变革中国的教育制度，相关的文章有《学校总论》、《论科举》、《论学会》、《论师范》、《论女学》、《论幼学》等。梁启超说："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16"欲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惟变科举为第一义。大变则大效，小变则小效。"17对于科举制度的弊端，梁氏在文中条分缕析，深刻揭露，这为陈独秀在南京科场上的异动打下了思想基础，所以说，陈氏的"异动"也是合理的。
    
    　不宁惟是，当绝意于举业的陈独秀从南京回到安庆后，自然面临着人生之路的选择：今后干什么？从时间上来推论，正是在1897年下半年他将精力投入到了《扬子江形势论略》的资料搜集、写作及刊印上。
    
    　陈独秀所写作的《扬子江形势论略》也与《时务报》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披阅《时务报》，可发现1897年上半年《时务报》连载两篇文章。一是《扬子江筹防刍议》（第21-22、24-26册连载），二是《查阅沿江炮台禀》（第28-30册连载），两篇文章的作者均为德国人，其身份大概是两江总督聘请的军事顾问，他们奉两江总督之命，在1896年对从吴淞口至南京沿江进行实地考察后写成此类考察报告，内容当然非常详尽。将《时务报》上的这两篇文章与陈独秀写的《扬子江形势论略》对照，不难发现，陈著中的不少材料、尤其是有关长江防务的方案是参考了《时务报》上的文字。
    
    　以上考证，不只是为了揭示了《扬子江形势论略》的资料来源，更不是要得出陈独秀作《扬子江形势论略》不过是借用了他人的材料，而是要说明的确是《时务报》"决定了我个人往后十几年行动"。1897年前后，当同龄人还在穷经皓首地捧读四书五经的时候，陈独秀却成了康、梁的信徒。（确切地说是梁启超的信徒，因为《时务报》上并没有康有为文字。）更为可贵的是，陈独秀在成为梁启超的信徒后，不只是坐而言，而是起而行，为国运民瘼献计献策，并将自己的主张刻印散发，广泛传播，以唤起国人救亡意识。陈独秀作为传媒人的生涯实际上可追溯到此时。此种行为方式也是仿效了他所推崇的梁启超。
    
    　不仅如此，在20世纪前后约10年的"中国思想转变的关键时期"，梁启超对陈独秀的影响仍不可小视。
    
    　　三、留日时期陈独秀的文化接受与行为取向
    
    　戊戌政变后，梁启超流亡日本，旋即创办了《清议报》，在异国遥领世纪之交中国的思想界，执中国舆论之牛耳，向国内青年大量输入域外的新知新学，国内学子由此眼界大开，并吸引了一批青年人东渡日本求学。因此说，戊戌后的中国朝政虽然极度黑暗，但思想文化界正处在由"思"而"潮"18的关节点上，新世纪的第一波文化大潮正拍击着这沉睡千年的古老帝国。
    
    　在政潮汹涌的1898年，很难发现弃绝举业后陈独秀的所思所想。只知道他随继父去了东北沈阳，在衙门里当差，做点文书工作，其间为母亲奔丧回故里一次。"辛苦归闾里，母已长弃捐。无言执兄手，泪湿雍门弦。"191900年前后，义和团运动爆发，华北惨遭涂炭，京师沦陷，俄兵借机入侵略者东北。他在东北"曾目睹……中国人坐火车者，虽已买票， 常于黑夜风雨中无故被俄兵乘醉逐下，或打死于车中，华官不敢过问，沿铁道居民时被淫虐者更言不胜言。"20　耳闻目睹，使陈独秀更进一步感受到国家积弱不振，面临着瓜分豆剖的危险。"我越思越想，悲从中来。我们中国何以不如外国，要被外国欺负，此中必有缘故。我便去到各国，查看一番。"21再也不愿照旧走生活老路的青年陈独秀，决心告别妻儿，于1901年11月加入了自费东渡日本求学者的行列，次年春（约3月）回到安庆。
    
    　记录陈独秀在东京数月留学生活对他产生了何种影响的资料并不多，但有两点理应加以关注。一是，初次出国的陈独秀不免会带有一种好奇心来观察数年前曾打败中国的东洋小国。日本何以小而强大、中国何以大而弱，中日从国家制度到民生起居，有什么异同，陈独秀关注和思考此类问题自然是题中之义。二是，留学生群体对他的影响。初到日本的陈独秀因语言等缘故，主要生活在华人圈子里，先期抵日的中国人的言行对陈会有一定的示范作用。其间陈独秀曾参加过东京的留日学生成立的社团"励志社"（或励志会）的一些活动。阅读报刊是陈独秀接受新知的主要渠道，当时的中文报刊上主要有东京中国学生办的《译书汇编》、《国民报》及梁启超在横滨办的《清议报》，还有横滨中国人办的《开智录》等。这些刊物的主要内容是宣传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唤起国人救亡意识，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清议报》（1902年2月《新民丛报》才创刊），陈独秀在阅读这些报刊时，不免有种先睹不快之感，更希望国内的乡亲也能分享这些宝贵的精神食粮。他日办报的动机也许此时正在酝酿。
    
    　回到安庆的陈独秀，以他在东京的生活感受，积极尝试新的救国之途：办报、结社、演说。此三项启蒙之策早在戊戌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就曾积极鼓吹，梁启超在《时务报》第一册上发表的论说便是《论报馆有益于国事》，"觇国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去塞求求，厥道非一，而报馆导其端也。"但那时社会风气尚未开化，呼应者多在一些商都大埠，内地城市受到的冲击是有限的。经历过闯关东、下东洋的陈独秀，此时较当年写作《扬子江形势论略》时要成熟许多。他开始寻找同道者，推动乡里的启蒙活动。陈独秀经由南京到安庆，一路寻访青年志士，切磋救亡之策。回到安庆后即与几位青年创设藏书楼，传播他从日本带回的书刊，并聚众演讲。同时他还打算创办一份刊物《爱国新报》（在世纪之交，"报"与"刊"在名称上没有明显的分野）。其宗旨是"探讨本国致弱之源，及对外国争强之道，依时立论，务求唤起同胞爱国之精神。"22这样的办报宗旨在世纪初几乎是一种统一的"口径"，主要是受梁启超《清议报》的影响，欲步其后尘。陈氏在安庆的所为，都是想为自己争取到更多的听众、读者，扩大新思想的社会基础。其间，初显其组织、筹划才能，也可以说陈独秀此踏上了他的政治人生之路。陈独秀的行为也因此而受到当局的忌恨，9月再次东渡日本。
    
    　陈独秀第二次留日的时间也很短暂（1902年9月至1903年4月）。20世纪初的日本政局相对稳定，而留日的中国学生随着人数的快速上升，其思想、活动及对国内政治与思想的影响正发生急速的变化。东京与上海桴鼓相应，演奏着新世纪新思潮的新乐章。
    
    　1902年4月26日由章太炎、秦力山等发起，孙中山、梁启超列名赞成的"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在东京继而又在横滨这两座华人较集中的城市举行。这标志着孙中山倡导的"革命排满"在留日的中国人中间已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认同，"排满"活动也由地下转入公开。7月28日留日学生因与清驻日公使在自费生能否入军校问题上发生冲突，导致吴稚晖欲投河自杀、胡汉民率数人退学抗议的严重事件，在国内外引起不小震动。凡此表明，留学界已不像陈独秀一次来日本时那样风平浪静了。
    
    　陈独秀抵日后入东京成城学校学习军事。同年冬，在东京的骨干分子张继、秦毓鎏等发起成立了"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的"青年会"23。刚到不久的陈独秀遂加入了这一组织。

    1902年11月上海的南洋公学发生了退学风潮，旋即在蔡元培领导的中国教育会的帮助下成立了爱国学社，国内学界风潮随后涌动。在日本的梁启超则在《新民丛报》上发表《论南洋公学学生退学事件》和《答某君问办理南洋公学善后事宜》。梁氏在报上批评该校总办人非其才，难辞其咎："中国今日举国中未有能知教育者，……惟有虚心勿自尊大，而常以爱学生为目的，则虽不能完备，而可望有渐趋完备之一日。若欲仇视民权自由之论，运手段以压制之，吾敢信其虽总办易十人，而学生不能安如故也。"24
    
    　不知是否受到南洋公学学生的示范或梁氏文章的"启发"，陈独秀等很快便导演了一幕活报剧。1903年3月底，鉴于清政府委派的管理留日学生的学监姚煜作风卑劣，阻挠学生学习军事，陈独秀约张继、邹容（陈分别长张、邹3岁和6岁）等闯入姚宅，"由张继抱腰，邹容棒头，陈独秀挥剪，稍稍发抒割发代首之恨"25。陈独秀等涉案的三人因此而被遣送回国。
    
    　陈独秀第二次留学的时间虽短，但却进一步促使他成为一名思想与行动上的革命青年，一名较为执着的民主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
    
    　关于陈独秀发起成立"安徽爱国会"及1903年5月17日下午成立会上诸人的演说，上海的《苏报》有较为详尽的记载。除了人们熟知的陈独秀的《安徽爱国会演说》（1903年5月26日刊于《苏报》）外，还有5月25日署名"皖城爱国会同人敬启"的《安徽爱国会知启》（疑为陈独秀所作）、同日还有《安徽爱国会之成就》。27、28日相继摘登了其他四位演说辞。
    
    　陈独秀作为发起人首先开讲，"谓当今非提倡军人精神，断不足以立国。外患日亟，瓜分立至，吾辈恐有不足为牛马奴隶之一日。词情慷慨，满座欷嘘。"26
    
    　5月27日刊登潘进华的演说辞："今日合同人先结一大会，然后分途去办。一开演说会，以唤吾皖之梦；二习体育，以强吾人之身体；三设报馆，以通各国之声气，无事可立自治之规模，有事可与外人抵抗。诸君诸君，若思实力去行，请先于今日结一大团体。"该文还提到："诸君来会，值此大雨。"5月28日，刊登潘旋华演说辞。潘氏是自日本取道上海，是日晨刚回到安庆的。他在演说中向听众通报拒俄运动的进展。讲到4月25日晚在东京获悉俄国向清政府提出的七条，东京留学生展开的拒俄活动，回国时在沪上时目睹爱国学社学生"精神尚奋勇"，蔡元培、吴稚晖等领导学生进行军训等。该日《苏报》还刊一有关安徽爱国会的附记："诸君演说者，计二十余人，演说毕由陈君由已（即陈独秀）提出爱国会会员名簿、宣言、宗旨，相同请书名于此，依次签名者一百二十六人，复投票公举七人担任会章程起草，再于次礼拜日会议公决。五点钟乃散会。"
    
    　其后拟定的章程将宗旨定为："本社（会）因外患日亟，结合士群为一团体，发爱国之思想，振尚武之精神，使人人能执干戈卫社稷，以为恢复国权基础。"27
    
    　从上述报道看，安徽爱国会这种结社组团的方式，已彻底罢脱了传统社会秘密会党的程式，一开始便采用了现代民主社会的结社、结党方式，遵循自愿、民主、平等、纪律等原则。
    
    　陈独秀发动的此次活动，作为全国拒俄运动的一部分，其活动方式与指导思想基本上是效法东京和上海青年学生先期展开的拒俄活动，突出"爱国"、"尚武"、"自救"，其流行的口号是"养成尚武精神，实行爱国主义"。
    
    　其时，青年学生中间出现"尚武"的风气大概与以下两点有关：一是留学生对弥漫于日本社会的武士道精神的感受；二是梁启超的鼓吹。梁早在1899年就在《清议报》上发表《祈死战》和《中国魂安在乎》。前者介绍日本国民的尚武精神，后者呼唤中国以"兵魂"为国魂。梁氏在其他文章中也多次讲到中国人缺少尚武精神。1904年他特作一小册子《中国之武士道》，阐述先秦时先民尚武的史迹。
    
    　不久，安徽爱国会即被安庆知府解散。陈独秀约于7月逃到上海，时值因《苏报》发表激进的"排满"言论，并推荐邹容的《革命军》而招致查封《苏报》，引发"苏报案"。一个月后（1903年8月7日）原《苏报》的主笔章士钊（他是1902年南京江南陆师学堂学潮的领头人，退学后到上海投奔蔡元培，5月27日受聘任《苏报》的主笔）创办的《国民日日报》在沪问世，本有在安徽办报初衷的陈独秀加入该报编辑部，为报馆做些文字工作。报馆内聚集一群富有斗争精神的知识青年，如张继、陈去病、苏曼殊、柳亚子、高旭、刘师培、金天翮等，他们在报发表了不少文字犀利的诗文。该报是当时国内屈指可数的革命报刊，主旨是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张扬爱国主义，鼓吹反清革命，"时人咸称为《苏报》第二"28。
    
    　陈独秀在《国民日日报》发表的两篇诗作，均表现出一个热血青年的英雄主义气概。"英雄第一伤心事，不赴沙场为国亡"；"男子立身惟一剑，不知事败与功成。"29类似的诗作自梁启超倡导尚武后，媒体上有不少，影响颇大的如在梁启超办的《新小说》第1号（1902年10月）上发表的黄遵宪的三首诗《出军歌》、《军中歌》、《旋军歌》就有这样的诗句："堂堂堂堂好男子，最好沙场死。"其间，陈独秀为助苏曼殊翻译雨果的《悲惨世界》花去了不少时间。该书以《惨世界》为名在《国民日日报》上连载，是为陈独秀接触法兰西文化之始。
    
    　《国民日日报》因清廷禁销，加之内讧，约于同年年底终刊。已步入政治人生之路的陈独秀至此已不能休止。沪上持办报实践，促使他尽早实现自办报刊的夙愿。陈独秀约于1903年岁末回到安庆后即着手筹办《安徽俗语报》。
    
    　　四、《安徽俗话报》时期陈独秀的思想倾向
    
    　陈独秀在1902年和1903年曾两次提到要办一份《爱国新报》，为何现在更名为《安徽俗话报》呢？这与世纪之交"省际意识"的上升和白话报的出现有一定的关系。
    
    　省际意识至少可追溯到维新时期湖南成立的南学会，是地方对中央积弱不振的回应。梁启超对湘省于1898年初成立的南学会有如斯评价："盖当时正德人侵夺胶州之时，列国分割中国之论大起，故湖南志士人人作亡后之图，思保湖南之独立。而独立之举，非可空言，必其人民习于政术，能有自治之实际然后可，故先为此会以讲习之，以为他日之基，且将因此而推诸于南部各省，则他日虽遇分割，而南支那犹可不亡，此会之所以名为南学会也。" 30到20世纪初，留日学生多成立了以省为单位的同乡（或同学）会，自1902年11月，黄兴、杨笃生等湖南籍的留学生在东京创办了《游学编译》后，其他省份的学生接踵而起，并在刊名上标明省份，如《湖北学生界》、《直说》（直隶省）、《浙江潮》、《江苏》等。此外，还有像影响颇大的《新广东》、《新湖南》等小册子。这些刊物和小册子在内容上侧重于本省的历史、文化、省情，介绍本省的兴革及列强对本省资源的觊觎，旨在唤醒本省民众的政治热情。
    
    　以"俗话报"为报名与当时白话报的涌现有一定的关系。早在1898年江苏就出现了《无锡白话报》，进入20世纪，《杭州白话报》、《苏州白话报》、《绍兴白话报》等相继问世，而影响较大的是《国民日日报》停刊后继起的《中国白话报》（1903年12月由林白水、刘师培等主办）。此时的陈独秀"想起我们安徽省，地面着实很大，念书的人也不见多，还是没有这种俗话报。""只有用最浅好懂的俗话，写在纸上，做成一种俗话报，才算是项好的法子。"31陈独秀弃《爱国新报》之名不用，而改用《安徽俗语报》大概与上面两个因素有一定的关系，这也反映了陈独秀审时度势的一面。
    
    　陈独秀创办该报目的是为了启蒙，故其内容并无深奥哲理，而是用浅显的语言让父老乡亲知道中国的处境，激励民众保家卫国。陈独秀在该报上发表的文章主要围绕两大主题：一是爱国救亡，二是积弱溯源。
    
    　关于爱国救亡，相关的文章有《瓜分中国》、《说国家》、《亡国篇》、《论安徽的矿务》、《安徽煤矿》等。陈独秀在文中突出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号召国人奋起救亡。接着是分析导致积弱危亡的原因。他在《亡国篇》、《恶俗篇》中反复论证这样一个观点："凡是一国的兴亡，都是随着国民性质的好歹转移。"他认为中国人天生有几种不好的性质，如"只知有家，不知有国"；"只知道听天命，不知道尽人力"32。陈独秀的这一思维路径明显是受了梁启超《新民说》的影响。
    
    　20世纪初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的《新民说》在中国思想界引起的反响是无论怎么夸大都不为过分。无数青年为之倾倒，如痴如醉。梁氏的命题是："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国民独具之特质。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33"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34梁启超以他提出的一套新的人格理想与社会价值为尺度，对中国国民性的缺陷作了鞭辟入里的剖析。陈独秀从"国民性质"入手展开启蒙工作，正是受到梁启超的影响。这一时期梁启超对中国传统文化反思与批判也深深地影响着陈独秀，可视为其后陈独秀发动新文化运动的远因。
    
    　梁启超于1902年底在横滨创办的《新小说》上提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因为）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35这里所讲的"小说"除了指用白话写的通俗文学外，还需要包括戏曲和歌谣等。陈独秀在《安徽俗话报》上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唱戏一事，与一国的风俗教化，大有关系，万不能不当一件正经事做。"他倡导"排些开通民智的新戏唱起来，看戏的人都受他的感化，变成了有血性、有知识的好人。"36陈独秀还以文言文另写一篇《论戏曲》，投寄《新小说》，刊登在1905年第2期上。
    
    　综观陈独秀在《安徽俗话报》上的言论，充满了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民主主义；与办在上海租界的《办报》、《国民日日报》及东京留学生的刊物相比，思想内容相近，而无激进的排满言论，但不能由此得出此时的陈独秀只是一个梁启超思想的崇拜者，政治上仍是一个改良主义者的结论。因为，其一，《安徽俗话报》作为该省最早的新式刊物，且以下层民众为受众，如果大谈"革命排满"，不仅缺少能与之沟通的读者，且不为当局所容。陈独秀在报上避而不谈"排满"，表明他能因时制宜，这是一种政治上成熟的表现。其二，梁启超在世纪之交（1899-1903年），其思想的激进程度丝毫不亚于革命党人，他也是一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事实上，除孙中山等少数人外，世纪初坚定的革命党人极为有限。由改良而转变为革命的青年学子，更多的是因为读了梁启超的文字，而不是受了孙中山的影响。平心而论，1903年前后梁启超在海内外进步青年中的知名度要大于孙中山。梁启超与革命党人在思想上分道的确是在1903年，但此时并不明显，学界中倾向革命者很少有与梁启超为敌的。到了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两派大论战时，梁启超才成为一个反对革命的角色。37
    
    　从青年陈独秀在世纪之交的文化选择来看，他有着强烈的忧国忧民意识和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思想上敢想，行动上敢为。在文化选择上，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但并无邹容、章士钊那种与满人有着不共戴天之仇的激烈情绪。他是一个民主主义者，但平民百姓的民生始终是他思考问题的出发点，也是他依靠的力量，创办俗话报的目的就是要唤醒最低层也是最广大的百姓。他推崇梁启超，但终未成为反对革命的君主立宪主义者。他具有一定的省际意识，但未成了地方独立主义者。凡此表明，陈独秀在政治人生之途上正日趋成熟，他注定要走一条特立独行之路。
    
    注释：
    
    1 任建树：《陈独秀传--从秀才到总书记》，第4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
    
    2 夏东元：《盛宣怀传》，第1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
    
    3 《吾人觉悟之最后觉悟》，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第17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
    
    4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第286、292页，神州国光社1953年。
    
    5 朱照《上张香涛制府条陈平倭事宜书》，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五），第47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
    
    6 《吾人觉悟之最后觉悟》，《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第176页。
    
    7 美国学者张灏将19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世纪初定为"近代中国思想转变的关键时期"，并认为梁启超对这一时期思想气候的形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参张灏著，崔志海等译：《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第1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
    
    8 （美）柯文著，雷颐等译：《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第217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
    
    9 夏东元：《洋务运动史》，第70-71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
    
    10 《扬子江形势论略》，《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第12页。
    
    11任建树：《陈秀传--从秀才到总书记》，第40页。
    
    12 《实庵自传》，《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第426页。
    
    13 参见拙著：《中国早期现代化中的传播媒介》，第87-91页，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
    
    14 《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第214页。
    
    15 《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第230页。
    
    16 梁启超：《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时务报》，第3册。
    
    17 梁启超：《论科举》，《时务报》，第8册。
    
    18 梁启超说："能成'潮'者，则'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有思潮之时代，必文化昂进之时代。"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1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
    
    19 《述哀》，《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第122页。
    
    20 《安徽爱国会演说》，《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第14页。
    
    21 《说国家》，《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第55页。
    
    22 《纪爱国新服》，《大公报》1902年4月19日。该报并未办成，当时像陈独秀这样，有办报愿望而未办成的还有许多。
    
    23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102-103页，中华书局1981年。关于"青年会"的会名，有鉴于意大利独立前，有"少年意大利"，故欲定名为"少年中国会"，因该名易招当局注意而改名。但无论是"少年意大利"，还是"少年中国"可能都是来自梁启超的介绍。此前梁在《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上曾发表过《少年中国说》和《意大利建国三杰》等。
    
    24 梁启超：《答某君问办理南洋公学善后事宜》，《新民丛报》第25号，1902年2月11日。
    
    25 章士钊：《疏〈黄帝魂〉》，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229页，中华书局1962年。
    
    26 《安徽爱国会之成就》，《苏报》1903年5月25日。
    
    27 《安徽爱国会拟章》，《苏报》1903年6月7日。
    
    28 《上海国民日日报与警钟报》，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133页。
    
    29 分别引自《哭汪希颜》和《题西乡南洲游猎图》，载《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第20-21页。
    
    30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第138页，中华书局版1937年。
    
    31 《开办安徽俗话报的缘故》，《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第22-23页。
    
    32 《亡国篇》，《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第80-82页。
    
    33 《新民说·释新民之义》，《新民丛报》，第一号
    
    34 《新民说·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新民丛报》，第1号。
    
    35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第1号。
    
    36 《论戏曲》，《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第86-90页
    
    37 参见拙文：《论辛亥前梁启超的民族主义》，《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