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由于共产国际、联共（布）轻视中共早期组织的作用，以及个人崇拜和路线斗争范式等因素的影响，长期以来人们极力淡化中共“一大”前陈独秀对于建党的贡献。于是，“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的观点一统天下。其实，作为一个政党，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0年6月。从1920年6月党的成立到1921年7月中共“一大”的召开，这是中共党史研究不应回避的岁月。
[关键词] 共产主义小组；党的成立；中共“一大”
Was the “First Congress” of the CPC its established congress?
——And dealing with some questions from the founding of CPC to the “First Congress” of CPC
Dong gen-ming
Abstract: Because of the effect that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and the Associated Communism (Bolshevik) looked down upon the function of the early organization of the CPC, and of effects of personal worship and the line struggles and so forth, for a long time people have tried to weaken Chen Duxiu’s contribution to the party establishment before the “First Congress” of the CPC. Therefore, as an administrative party, the CPC should be founded in June 1920. The time from the party establishment in June 1920 to the holding of the “First Congress” of the CPC in July 1921 was the days that should not avoided in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the CPC.
Keywords: the Communist Group; the founding of the CPC; the “First Congress” of the CP
“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1][P130]类似这样的表述已成为有关中国共产党何时成立的历史定论。于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7月”也就成为常人的共识，成为中共党史研究的铁案。其实，以中共“一大”作为党诞生的标志是值得商榷的①。既然“一大”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那么，这些代表的党员身份从何而来？显然，作为一个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时间要早于中共“一大”召开的时间。
众所周知，中国国民党“一大”召开的时间为1924年，而国民党却成立于1913年。作为纪念性的日子，我们已习惯于将每年的7月1日作为党的生日，但谁都知道中共“一大”召开的时间准确地说是7月23日，而不是7月1日。[1]（P142）因此，作为一种习惯或政治上的考虑，我们可以笼统地说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7月的中共“一大”，但作为史实，笔者认为非常有必要弄清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成立时的基本情况，将中国共产党成立与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区别开来。
一、“一大”召开前，中国共产党是共产主义小组？还是马克思主义政党？
在中共党史研究的过程中，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延用着这样的观点，即认为1920年在上海成立的共产党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组织，即共产主义小组。如舍维缪夫所著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就认为“上海出现了以陈独秀为首的共产主义小组”[2]（P26），或认为该组织“承担过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任务，对各地小组建党工作起了推动作用。”[2]（P47）
参加过中共“一大”，同时也是1920年夏季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的当事人之一，李达同志多次回忆中共成立之初的一些情况。他特别强调这个组织的名称不是共产主义小组，“1920年夏季，中国共产党（不是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发起……”[2]（P180）施夏亮回忆道：“1920年6月底，陈独秀、陈公培（现在是国务院的参事）、俞秀松、李汉俊（李书城的弟弟）和我五个人，在上海建立革命组织，拟出十余条纲领，定名为‘共产党’”[3]（P71），“一开始就叫‘共产党’，它的机关刊物也叫《共产党》。”[3]（P35）罗章龙回忆说：“‘北京共产主义小组’这个名称，是后人给起的。在过去，对内对外都没有用过这个名字”。[3]（P195）1929年底到1930年春，瞿秋白在苏联写了《中国党史纲要大纲》，其中第一节的标题是“中国党的产生”，该节的第7个小标题是“共产党的创立与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而第二节的标题是“第一次大会与第二次大会”，说明他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与第一次代表大会是分开来看的，两者不是一回事。[4][P200-201]1921年1月21日毛泽东致信给在法国的蔡和森 ：“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出版物一层上海出的‘共产党’，你处谅可得到，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宣言即仲甫所为）。”[5]（P225）“1956年9月，毛泽东在‘八大’代表证上亲笔填写入党时间是1920年。”[6]（P473）1937年董必武在延安告诉尼姆韦尔斯：“中国共产党中心建立于1920年5月……我没有出度这次会议，但是我参加了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代表会议。”[3]（P292）
从上述中国共产党早期领袖们的回忆中，我们发现没有人否认在中共“一大”召开前就存在着政党性质的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但是，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人们更倾向于把中共“一大”召开前党的早期组织称为“共产主义小组”。所谓共产主义小组实质上就是人们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团体，组织结构比较松散，成员也可以随便参加或退出，可以“没有章程和纲领，也没有一定的纪律。开会时，愿意来就来，不愿意来就不来。”[3]（P115）从目前所能见到的文献资料看，最早比较系统地称中共早期组织为“共产主义小组”的始作俑者为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联络部派往中国从事地下工作的共产国际在华全权代表利金②。1922年5月20日，利金就在华工作情况给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的报告称：“在中国的许多地方都有共产主义小组，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有组织上的联系，上海小组被认为是中国共产主义小组中央局。小组的名称最准确地表明了这些组织的性质，不仅是因为这些组织的人数微不足道（所有小组成员总数不超过200人），而且是因为现在，即过去两年之后，已经可以看出中国共产主义小组的一些本质特点。这就是：1.脱离群众。2.试用把自己局限在自己的组织范围之内。3.推崇小组个别成员在小组全部工作中反映出来的个人威望。4.积极活动能力差。”[7]（P86）“脱离中国工人运动的中国共产主义小组，从另一方面来说，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也没有联系。这是我们共产主义小组的第二个不幸。这里又表现出中国共产主义组织所特有的小组习气。它们把自己局限在单独的独立小组中，不大能从事实际革命工作，满足于像在温室里那样栽培共产主义。”[7]（P87-88）“中国共产主义小组存在着基本的决定性的弱点，即决定它们一方面脱离工人运动而另一方面脱离国民革命运动的小集团本质。”[7]（P98）字里行间流露出对中国共产党的极端轻视。此后，“共产主义小组”这一名称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1922年7月11日，马林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也称中共“一大”后的中国共产党为“共产主义小组”，甚至认为中共加入共产国际后，“仍然作为一个宣传团体会更好一些。”[8]（P349-350）直到1922年8月维经斯基才以鼓励的口气从莫斯科致信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无论在宣传鼓动工作中，还是在组织问题上，你们都贴近中国年轻无产阶级的需要，这表明，你们的组织已开始走出马克思主义小组状态，并作为一个政治组织而站立起来。”[7]（P117）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们使用“共产主义小组”这一名称不仅具有贬低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性质的意味，更为重要的是突出共产国际在帮助中国共产党真正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时所发挥的作用。对此，2002年10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同志在答《百年潮》记者提问时也明确指出，新编《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根据近年来很多专家的考证，在酝酿建党时不存在‘共产主义小组’这个名称，认为它是共产国际对中共早期组织表现轻视的一种统称。这次修订，将各地的‘共产主义组织’一律改为各地的‘党的早期组织’”。[9]（P13）
长期以来，我国学者，包括党的早期领导人之所以沿袭“共产主义小组”这一说法，从无意识的层面来说是延续了这种话语体系，认可了这一习惯上的称谓，以至以讹传讹。如罗章龙在回忆中就强调：“‘北京共产主义小组’这个名称，是后人给起的。在过去，对内对外都没有用过这个名字，现在既然习惯了，为了称呼方便起见，我们仍旧用这个名字。”[2]P315从有意识的层面来说，在中苏关系友好的年代，党内使用这个概念不仅有屈从共产国际对中共早期组织轻视的因素，而且也是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自谦；从强调路线斗争及个人崇拜的需要看，政治意义地使用的“共产主义小组”，则同样具有贬低中共“一大”前我党早期组织的作用，其直接的寓意是淡化陈独秀对于建党的贡献，突出毛泽东出席中共“一大”的划时代意义。
二、关于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间和名称
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其最初的成立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是当时中国社会与国际形势发展的一种必然结果。由于时间的相对久远和当时党组织处于秘密活动状态下没有留下文字资料等原因，今天我们难以找到足够的史料来复述这一过程的全貌。当年参与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的人们在当时也绝对不曾料想这一活动的世纪性影响，尤其是我们今天所赋予的现代意义。由于缺乏足够的文字材料，特别是上海党组织的核心人物——陈独秀没有留下关于建党的只语片言，使党的建立到中共“一大”的这段党史显得比较模糊。令人欣慰的是，当年与陈独秀一起酝酿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施复亮，李达，陈望道，沈雁冰等人均有追忆，当年与陈独秀接触较多的如包惠僧、张国焘等人也留下了珍贵的文字材料。当然，这些文字资料均是当事人在30年后的回忆，这种回忆未必十分准确，但这毕竟是目前我们研究这段历史最接近事实的材料。分析当事人的回忆材料，我们还是可以大致勾勒出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的一些基本情况。
1、关于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间
李达回忆是“1920年夏季，C.C.P（不是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发起。”[3]（P1）陈望道说是1920年5月前后[3]（P20）施存统认为是1920年6月间，他在回忆中还特别提到共产党成立之后，“我于1920年6月20日去东京。”[3]（P34）沈雁冰回忆：“就在这年夏天，大约七月光景，陈独秀他们要我参加共产主义小组”[3]（P46）。从当事人的回忆看，他们说的都是一个大致时间。在目前能够发现的回忆资料中，唯董必武的回忆距1920年时间最短，1937年董必武在延安与尼姆韦尔斯谈话时说：“中国共产党中心建立于1920年5月。”[3]（P292）这种说法与陈望道的回忆是一致的。就当事人的回忆看，唯施存统的回忆有一个确切的日期，一般情况下，回忆中出现的确切日期往往比大致日期更为准确，既然施存统对“6月20日去东京”如此记忆犹新，那么，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间应在1920年6月20日前。陈望道和董必武说的是5月，在国内他们使用的很可能是农历5月，也就是施存统在日本使用的公历1920年6月，这个时间与李达、沈雁冰所说的1920年夏季也是吻合的。
1932年共产党首领陈独秀被捕，全国舆论一片哗然，从当时公诸于报端的材料及国民党对陈独秀审讯材料看，国民党当局也认定“被告陈独秀……民国九年（1920年），复回上海办新青年报，是年即加入共产党”。[10]（P157）
由于施存统、陈望道、李达、沈雁冰等人都是当年与陈独秀一起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的骨干，而他们对中国共产党成立时间的回忆又基本一致。因此，说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0年6月，应该是比较符合事实的分析。
2、关于党的名称
陈望道回忆说组织的名称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3]（P20）李达的回忆不仅用了“C.C.P”即中国共产党的英文缩写，而且说：“成立共产党的会议是在《新青年》杂志社内召开的。” [3]（P8）名称和地点都很清楚。施存统也认为：“一开始就叫‘共产党’，它的机关刊物也叫《共产党》”[3]（P35）。董必武、张国焘、包惠僧等人的回忆也都使用了“中国共产党”这一名称。沈雁冰回忆说：“小组在当时有个名称，我忘记了，但不叫共产党，也不叫马克思主义研究会。”[3]（P46）刊行于1920年8月的《新青年》8卷1号陈独秀发表了《对于时局的我见》，他使用了“社会党”这一名称。[11]（P120）《新青年》是公开刊物，陈独秀在此使用“社会党”这一名称对于秘密活动状态下党的名称未必有对应关系。不过，同“南陈北李”熟识的张申府在回忆中倒是提到了这一问题：“关于党的名称叫什么，是叫社会党，还是叫共产党，陈独秀自己不能决定，新写信给我，并要我告诉李守常。”“我和守常研究，就叫共产党。”[3]（P220-221）这说明1920年夏，陈独秀等人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时，对于这个组织的名称还没有取得共识，或者说还没有用文字的形式固定下来。包惠僧回忆：“大约1920年7、8月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了临时中央，地点在法租界渔阳里2号”[1]（P27），“推陈独秀为临时中央的书记”。[3]（P312）如果陈望道、李达、施存统、包惠僧的回忆都是准确的话，那么，只有这样一种情况才是可以解释的，即：1920年5月陈独秀等人在上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2]（P98）6月中国共产党在《新青年》杂志社内正式成立，[3]（P8）为推动党的各项工作特别是指导各地党的组织建设，8月成立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陈独秀担任临时中央的书记。当然，这种分析还有待于材料的进一步发现。不过，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这种名称的不同，反倒真实地再现了中国共产党最初的成立是一个不断酝酿的动态过程。党的名称的不统一并不妨碍作为政党性质的中国共产党于1920年夏季成立的客观事实。1920年11月《中国共产党宣言》的制定[5]（P1）和《共产党》月刊的创办，最有力地说明了中共“一大”召开前不仅有名称统一的“中国共产党”这一政党组织的存在，而且《中国共产党宣言》本身也无可辩驳地使中国共产党这一政党组织的特征得以用文字的形式永载史册。
三、关于中国共产党成立时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模式。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社会实际问题的一种努力，是国内国际形势综合发展的产物。无庸讳言，十月革命的胜利以及苏俄最初的对华政策的确加快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步伐，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得到了共产国际、联共（布）的关注和支持。但在当时中国共产党的规模及实力还不足以使共产国际、联共（布）予以重视，这便是共产国际驻华代表普遍使用“共产主义小组”来称呼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基本原因。直到1922年8月维经斯基才承认中共“开始走出马克思主义小组状态，并作为一个政治组织而站立起来。”[7]（P117）如果我们承认这个“马克思主义小组状态”的中国共产党是近代意义上的政党的话，那么，早期中国共产党（即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中共“一大”召开这段时间）组织的运行状态又是怎样的呢？
首先、党的纲领和章程日趋具体和完善
据李达回忆：“当时在上海参加发起的人有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沈玄庐、李达等。当时还曾起草一个党章草案，由李汉俊用两张八行信纸写成，约有六、七条，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中国共产党用下列的手段，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一、劳工专政，二、生产合作。’我对于‘生产合作’一项表示异议，陈独秀说：‘等起草党纲时再改’”。[3]（P7-8）施存统回忆道：“六月间，陈独秀，李汉俊等筹备成立中国共产党…..由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无名）五人，起草纲领十余条。陈公培抄了一份到法国，我抄了一份到日本。”“大概提到：用劳农专政和生产合作为革命手段等。那时我们没有看到苏共党章，我们的纲领，只是根据很有限的几本马克思主义著作拟订出来的。”[3]（P34-36）
这说明中国共产党自酝酿成立之日起就有了初步的党纲章程，至1920年11月，陈独秀等人正式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系统的章程草案——《中国共产党宣言》，并“以此为吸纳党员之标准”。宣言明确昭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是“用强力打倒资本家的国家”，“铲除现存的资本制度”，“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 [5]（P1-2）
其次、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结构日趋健全
“党的上海发起组，推陈独秀做书记”[3]（P8）“11月间，书记陈独秀应孙中山之邀 ，前往广东作教育厅长，书记的职务交李汉俊代理”[3]（P1）。同年夏天“在上海成立临时中央，推陈独秀为临时中央的书记。”[3]（P312）“中央主要的工作是宣传鼓动，编印《新青年》杂志及新青年丛书，并与各地支部或小组取得联系（我记得当时没有小组这个名词，凡经中央组织起来的地方都叫支部）。各地支部成立最早的是北京、天律、上海、武汉、广州、长沙等处。”[3]（P312）包惠僧回忆说：“当时我任共产党武汉支部书记。”[3]（P303）
“宣传方面，决定把《新青年》作为公开宣传的机关刊物，从8卷1号开始。另行出版《共产党》月刊（报纸十六开本，约三十二面），作为秘密宣传刊物。1920年11月间出了创刊号。”[3]（P8）此外，中国共产党还在上海创办了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和推广工人运动经验的《劳动界》周刊（1920年8月15日），在广东创办了宣传劳动解放和妇女解放的《劳动与妇女》周刊（1921年2月13日）。
“另外还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简称S.Y）”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因为当时有许多青年离开学校和家庭来到上海找《新青年》社想办法，所以上海共产党组织就把他们组织成为社会主义青年团（S.Y），上海的团部设在华龙路新渔阳里六号…..团务由俞秀松主持。这个S.Y的组织，除上海外、北京、武汉、长沙也组织了”。[3]（P8-9）
为推动中国工人运动，中国共产党还推动成立了“印刷工会、邮电工会和纺织工会。”[3]（P21）使中国共产党有了发动工人运动的外围组织。
1921年3月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张太雷于1921年的春天到达了伊尔库次克。” [13]（P78）“在远东书记处指导下，张太雷与杨好得共同建立了该处中国科。中国科的任务是‘解决涉及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关系的问题，给中国共产党和苏俄提供情况，并向中国共产党传达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国科有两个书记负责，一由中共中央派出，即张太雷，一由远东书记处派出，可能为维经斯基。” [14]（P53）1921年5月4日，张太雷还以主席团成员身份出席了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筹备召开的朝鲜共产党成立大会，并代表中共中央祝词。[14]（P53）
以上材料说明，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中央“一大”召开前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机构是日趋健全的，运动状态也是正常的。中国共产党不仅有自己的书记——陈独秀；有从临时中央到各地方支部的组织系统；有党的机关刊物——《新青年》和《共产党》月刊；有党的纲领——《中国共产党宣言》；而且还有党的外国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S.Y）和工人工会团体；有驻共产国际的机构——远东书记处中国科及中共中央代表张太雷。这就是说，在中共“一大”召开前，中国共产党不仅具备了近代意义上政党所应该具备的所有条件，而且开展了富有开创性的工作，为中共“一大”的召开奠定了基础。
四、关于中国共产党（上海）与各地党的早期组织的关系。
包惠僧之所以说1920年夏“在上海成立临时中央，推陈独秀为临时中央的书记。[3]（P312）不仅是因为在上海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时间最早，更为重要的是当时各地党的组织都是由上海方面推动建立的。成立于上海的中国共产党与各地党的早期组织不是平行关系，而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有大量资料论及1920年1月，李大钊送陈独秀去天津，途中“两人商讨了中国建党的问题” [2]（P24）。毛泽东在与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也认为陈独秀和李大钊在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上起了领袖的作用，[1]（P1）学术界遂有“南陈北李”携手建党之说。但真正将这种建党思想付诸行动的首先是陈独秀。陈独秀“信仰马克思主义，最初也许是受李大钊，戴季陶等朋辈的影响。但进而组织中国共产党，则确是由于他自发自觉的挺身向前。” [3]（P134）中国共产党“发起后，由陈独秀、李汉俊找关系”。 [3]（P8）对此，香港新民主出版社1947年7月出版的由延安中国现代史研究委员会主编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述叙这一历史过程是颇具代表性的：“上海中共小组建立后，开始在其他地方发展党的组织。在北平由张国焘发起，建立了党的组织（最初仅七人），李守常、张申府及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袁明熊等就是在这个时候加入党的；在日本由施存统找周佛海发起组织（最初只四人）；在湖南由毛泽东创立党的组织；在湖北则由董必武首先建立党的小组，吸收陈潭秋等入党；最后，写信到法国，在勤工俭学会中建立了党的小组织，周恩来，李立三、罗迈、李富春，王一飞等都是在法国加入党的；以后陈独秀到广东（陈炯明请他去任教育厅长），在广东也有了党的组织的建立。” [5]（P450）
类似的材料我们从当事人大量的回忆中都能找到佐证，正是由于成立于上海的中国共产党在推动党的组织建设和理论建设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1921年7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才众望所归地推选了远在广东的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如果说陈独秀之当选中共“一大”中央局书记是受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的话，那么，这种影响肯定不是直接的。对此，张国焘的分析是比较中肯的：“陈独秀先生是人所共知的中国共产党的始创人，这不但由于他的声望在当时起了号召的作用，而且实际上他确是组织中国共产党的最先发动者和设计者。他具有决心和信心，拟定发展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初步蓝图，并从事实际活动。由于他的多方推动和组织，各地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零星活动终于演进到中国共产党的正式组成。[3]（P131，）1932年陈独秀被捕后，国内舆论就当局如何处置陈独秀发表各自的看法，金玉振在《北方公论》发表了一篇诋毁中共的文章《由陈独秀被捕说到中国共产党分化之趋势》，即使是这样的一种反共立场鲜明，希望共产党内部分化的文章，也承认这样的基本史实：“自1920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直到1926年广州3月20日事变，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之唯一的领袖。俨然有现在史达林在俄国共产党中所占的地位。中国共产党能有初步的发展，要以陈独秀之力量居多。”[15]（P59）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不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 。作为政党，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0年6月；作为全国性质的政党，始于1921年7月的中共“一大”；作为执政党，始于1949年10月新中国的成立。
注：
①1997年朱文华先生就提出“党的成立与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属两个概念。”（载《终身的反对派——陈独秀评传》青岛出版社1997年版第156页）
②曹仲彬先生认为：列宁和共产国际一开始是正确使用“共产主义小组”这一名称来称呼那些非政党组织的；后来马林错用，葛萨廖夫混用，陈潭秋沿用了“共产主义小组”。（载《开天辟地大事变——为中国共产党80年作》 吉林大学出版社2001年6月第259-264页）
参考文献：
[1]《“一大”回忆录》 知识出版社1980年6月出版。
[2]《共产主义小组》（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
[3]《“一大”前后（二）》 人民出版社1980年7月版。
[4]《中共党史报告选编》 中央档案馆编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9月版。
[5]《“一大”前后（一）》人民出版社1980年7月版。
[6]《共产主义小组》（下）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
[7]《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7年1月版。
[8]《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一册（1919-1923）》 彭明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7年6月版。
[9]《百年潮》2002年第10期。
[10]《陈独秀被捕资料汇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版。
[11]《陈独秀年谱》唐宝林、林茂生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版。
[12]《陈独秀年谱》 王光远编 重庆出版社1987年10月版。
[13] 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19-1924）
人民出版社1985年4月版
[14] 《张太雷年谱》 刘玉珊 左森 丁则勤主编 天律出版社1992年4月版。
[15]北京大学文库《陈独秀评论》陈东晓编 北京东亚书局印行1933年3月版。
作者：董根明（1965年——）北京大学访问学者 安庆师范学院历史系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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