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的最后岁月

    陈独秀，这位“造反的秀才”一生数次被追捕，几入牢狱，而热血不冷，“出了监狱便入研究室，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李大钊语）。他像先知的石像，以无限的冷漠来拒绝历史文本的制造者企图将其纳入某一格式的良好愿望，拒绝理解，拒绝同情，拒绝认同，因为他站在狂放的“超人”的峰巅。而他的晚年穷困潦倒，令人扼腕。

    抗日战争的爆发，使被国民党囚禁的陈独秀提前出狱。1937年8月23日午饭后，潘兰珍搀扶着衰老憔悴的陈独秀缓步出了南京模范监狱的大门。

    当时在国民政府担任副部长的周佛海请陈独秀到国防参议会挂 个名，可保后半生衣食无忧，可陈独秀一口回绝了。此后在武汉德润里，陈独秀的北大学生、时任浙江省主席的朱家骅也禀承蒋介石的旨意，特地来动员陈独秀出任国民政府劳动部部长。陈独秀也没有同意。

    1938年7月2日，陈独秀携潘兰珍避难入川，到达重庆。仅一个月后，即转赴江津。

困厄江津

    陈独秀舍重庆而至江津的最主要原因是受他的安庆同乡、留学日本时的好友、回国后又一起参加革命活动的安徽名医邓仲纯（邓初）的邀请。邓此时已在江津城中四牌坊挂牌行医，并且江津距重庆不足百里，生活开销却比重庆便宜得多。

    岂料，陈独秀与潘兰珍8月3日乘火车上小客轮到了江津后，恰逢邓仲纯出诊去了，邓夫人以“住房狭小”为由，将他夫妇二人拒之门外，幸得另一安徽同乡方孝远接待，才住在县城东门内“郭家公馆”租了两间偏屋住下。

    邓仲纯为此深感内疚，次年3月，他在黄荆街 83号江津中学校门对面租了幢带小院的楼房，开办了“延年医院”，才坚请陈独秀一家七口（陈夫妇、陈之嗣母谢氏、三儿陈松年一家四口）搬去同住。

    然而，在“延年医院”寄人篱下的日子一久，邓太太脸上便时时露出颜色来了，陈独秀、潘兰珍为此深感苦恼，但碍着邓仲纯的面子，又不便发作。忍气吞声地捱到这年夏天，终于在一场公开的冲突之后，陈独秀与潘兰珍被逐出了“延年医院”。

    江津县志办保存的一份仲纯之弟敬坤留下的《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中写道：“那时，陈独秀已经60岁了，可他的新夫人潘兰珍才20几岁，我们都比她大，不好称她陈太太，就叫她小潘。我一家子对陈家还算过得去，只是我那位二嫂是个旧脑筋，过去在北大时便对陈独秀爱逛八大胡同、喜欢拈花惹草的风流作派看不惯，生怕陈把我二哥带坏了，眼下对这一对老夫少妻更是万般厌恶，经常恶言恶语地给他们夫妇难堪。偏偏我二哥惧内又是出了名的，不敢出面制止。”“民国28年夏天，气候炎热，陈独秀也学着当地人的样。上身啥也不穿，下身只穿条裤衩。几家人挤住在一起，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确实不大方便。有一天，我那平常就很顽皮的六岁小儿子，看到陈独秀秃着脑袋，打着赤膊，觉得好玩，就跑到陈独秀背后去摸他的屁股。这样一来，陈独秀大冒其火，责怪我们邓家的小孩没有教养。我不在家，二哥又在前面给人看病，我二嫂原本心里就有气，此时一听‘没教养’几个字，马上火冒万丈指着陈独秀的鼻子喝骂道：‘你说别人没有教养，你还是先看看你自己吧！60岁的老头子娶人家年轻轻的大姑娘做老婆，你这算什么教养？大热的天几家人挤在一起，男男女女一大屋人，你一个老东西赤身露体地在中间走来走去，你这又是什么教养？’……”

    陈独秀让邓太太这一顿急风暴雨般的斥骂震得目瞪口呆！他这一生中虽然历经大起大落出生入死，可哪曾受过这般侮辱？

    陈独秀心里非常清楚。“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扫地出门的事，迟早会发生的，而今天只不过是让她逮着个借口罢了。

    陈独秀怒极无辞，潘兰珍则已挺身而出，高声武气地和邓太太干了起来。

    邓仲纯闻声急忙扔下病人，飞步跑进院子，厉声喝斥老婆住口。

    可邓太太哪肯罢休，她捶胸顿足地哭嚎起来：“气死人啦！气死人啦！他们白吃我的饭，白住我的屋，反倒骑在我头上……”

    陈独秀铁青着脸，瞪着歇斯底里的邓太太，眼中倏然滚出两滴老泪，怆然道：“不要与她一般见识，兰珍，我们走！”说罢，陈独秀气极败坏地推操着潘兰珍往楼上走去。

    邓仲纯扔下老婆也跟着上楼。

    但这一次，陈独秀是去意已定了。

    他带着一家老小，当夜便住进了三通街邹之银开的栈房里。

贫病交加

    1941年春，为生计所迫，陈独秀应江津人杨鲁丞的孙子杨庆馀之邀，为杨鲁丞整理校正遗稿。也算是解决食住之忧。

    陈独秀帮杨庆馀整理、校正出《群经大义》与《杨氏厄林》两书。但因陈多次对前往石墙院看望他的朋友说了轻视杨鲁丞的学术见解的话而得罪了杨庆馀。最后，杨家只提供陈家住房，一切饮食供应皆停。

    杨庆馀之子杨明兴对陈独秀这一时的生活状况这样说“陈独秀两口子是1941年春天搬上来的，搬来不久，陈先生害病了，要送到重庆去医，连药费都没有，陈太太没法，托吴元珍进城，把一个大官送他的银狐袍都弄去当了。有时屋头揭不开锅了，陈太太还过我屋来借米。”

驾鹤西去

    1942年5月13日，包惠僧上山来看望陈独秀，这多少给陈带来了一点慰籍。他特意叫潘兰珍去附近的双石场上割了两斤肉，中午饭桌上就摆得像个样子：一碗红烧肉，一盘四季豆炒肉，还有一大碗番茄鸡蛋汤。这对陈独秀夫妇来说，也算得上极难得的美味佳肴了。

    客人吃得满意，陈独秀也饱餐一顿。岂料乐极生悲，当天晚上，陈独秀便发作了，食物作梗，夜不成眠，肚胀如鼓。到半夜时分，强撑着从床上探出上身，将腹中的积食“哇哇”吐尽。折腾得潘兰珍与包惠僧也一宿未睡。

    次日上午，见陈独秀稍微轻松一些，包惠僧方告辞下山。潘兰珍则去请来了乡下郎中，给陈独秀治病。

    郎中诊为“嗝食”。遂用猪骨烧炭，碾成粉未让陈独秀服下，腹中才觉稍适。但陈独秀早起入厕，突然昏倒在地，潘兰珍闻声进屋，见其四肢僵厥，冷汗如注，吓得失声大喊。杨家人赶到，才将陈独秀抬上床去，一小时后，陈独秀才苏醒过来，依然冷汗如注。始而周身发寒，旋又发烧。

    日复一日，陈独秀缠绵病榻，已不能起，昏迷时魂魄皆无，苏醒时则苦闷不堪。22日，陈独秀连续昏厥三次，每次均是邓仲纯注射强心济后才苏醒过来。23日，请来江津名医周邦柱、唐熙光上山诊视、施行灌肠之术，大便得通，但病情仍未缓解。24日下午，包惠僧放心不下，重返石墙院探视。当他看到枯瘦如柴、生命将尽的陈独秀时，心情异常沉重。

    入夜后，陈独秀醒来了，沙哑地叫了一声：“兰珍——”陈独秀看着伤心得已不能自持的潘兰珍，百感交集地说道：“我去后，你务求生活自立，倘有合适之人，可从速……改嫁，安度后半生。有一事……你要切记，为夫立身世间，虽非高风亮节却也不失做人的……操守。教育部寄来之款，不可动用（陈独秀在江津写成《小学识字教本》，原定由教育出版社出版，时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前后两次批示，预支了两万元稿费给陈独秀。可后来，二陈却为书名发生争执，相持不下，最终书未出版，两万元稿费直到陈独秀穷死石墙，也未动用一分），另外，切不可拿我的名声……卖钱。”“兰珍知道，兰珍不会做……对不起先生的事。”（陈死后不久，潘兰珍嫁与一曾任国民党连长的伤员。1960年逝世。）

    “松儿……松儿。”

    “爹，松儿在。”

    “爹去后，就埋在康庄一侧……空地上，蟾秋燮康叔侄……已经应允。邓氏叔侄古道热肠，今我铭感，你要……永世不忘。”

    松年热泪盈眶：“爹，松儿……牢记在心。”

    “爹……愧对你母亲，愧对你姨妈，也无颜见江东父老。抗战胜利后，你不必扶柩回乡，就让爹……做一个……孤魂野鬼吧。”

    “爹呀！”松年大恸，嚎啕失声。

    正在外屋商议后事的何之瑜、邓仲纯、包惠僧、邓氏叔侄以及刚刚赶到的潘赞化、台静农、邓季宜闻声急忙赶进屋里……

    此后，陈独秀一直昏迷不醒，邓仲纯以强心针和平血针交替注射，均无效果，延至27日夜9时40分，一颗衰老的心脏终于停止了跳动，时年6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