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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的被捕、庭审，与死亡

2004-12-9 21:51| 发布者: 多声| 查看:10775| 评论: 0|原作者: 罗学蓬

摘要: 发表日期：2004年4月12日作者：罗学蓬已经有12786位读者读过此文千秋功过，世人评说。“五四运动”前后，在中国独领风骚的陈独秀，在中共历史上功过是非的评价，也因时而异。本文披露陈独秀被捕入狱后一些鲜为人知 ...

发表日期：2004年4月12日作者：罗学蓬已经有12786位读者读过此文

千秋功过，世人评说。“五四运动”前后，在中国独领风骚的陈独秀，在中共历史上功过是非的评价，也因时而异。本文披露陈独秀被捕入狱后一些鲜为人知的生活片断。

　　1932年10月15，陈独秀没有想到，他被共产党开除党籍之后，却被国民党当局逮捕。为此，《世界日报》刊登一幅漫画：主人公是受尽皮肉之苦的陈独秀——共产党一拳把他打伤了，国民党两拳把他打昏了。

　　1932年12月8日，世界著名自然科学家爱因斯坦给蒋介石拍来电报：陈独秀是东方的文曲星，而不是扫帚星，更不是囚徒，请求给予释放。

　　被誉为“世界20世纪的三大哲学家”也相继给蒋介石拍来恳求电。特别是英国人伯特兰.罗素、美国人约翰.杜威更是陈词灼热，对陈独秀一片爱心。

　　可蒋介石却无动于衷。蒋介石说：“陈独秀虽已被共党排除，但亦是共党之鼻祖，危害民国，未戒组织社团闹事之病。”在中山公园，蒋介石被记者团团围住，问及陈独秀事件，他说：“独秀虽已非共党之首领，然近年共产党杀人放火，独秀乃始作俑者，故不可不明正典刑。”

　
　　一

　　1932年，在周家嘴路的一条弄堂底部，陈独秀仍在深夜奋笔疾书，吟诗骂世。突然，整个弄堂一片漆黑——停电了！陈独秀叹道：“中国的现实就像眼下的光景，漆黑一团！。

　　他拿根蜡烛正想点燃，突然几道手电光同时向他射来。接着，沉重的铁铐锁住了他的双手。

　　陈独秀眼睛一瞥：“原来是你谢少珊出卖了我？！”说着，狠狠向谢的脸上吐了口唾沫。

　　谢少珊是“左派反对派”中央常委的秘书，曾经鞍前马后跟着陈独秀，备受陈独秀的赏识。

　　陈独秀在租界看守所见到了彭述之等几位被捕的党委。彭说：“该如何是好呀？”“怕什么，我独秀已蹲了三次监狱。共产党人，命大！”当时，各地的电报雪片似的飞到国民党中央，义愤地提出“查办处决”的意见。有单位发的—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广东省党部，以及许多军队的师党部和地方的县党部；还有个人发的——湖南清乡司令何键、新疆省主席金树仁……他们陈词激烈，把陈独秀视为千古罪人，不杀不解心头之恨。

　　中共中央苏区持什么态度呢？《红色中华报》第37期写道：“取消派领袖亦跑不了——陈独秀在上海被捕，彭述之也在内——蒋介石不一定念其反共有功，网开一面，许以不死；或者还会因祸得福，做几天蒋家官僚呢！”报纸刊登的内容也有例外的声援。《先锋报》第4期写道：“起来！！起来！！援救中国革命领袖陈独秀。”文章说：“陈独秀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健将，同时，又是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者，他那艰苦卓绝为无产阶
级斗争的精神之伟大，他那为中国革命斗争之不可磨灭的伟绩，只要知道中国共产党的人都没有不知道的。在革命的阵营中他是伟大的领袖；在军阀、官僚、资产阶级……等反革命的眼中，是他们唯一的死敌。这次他之被捕，并不是历史上的例外，乃是阶级斗争中之事实上难免的。”

　　10月19日晚，上海火车站紧急戒严。陈独秀等要犯在无数武装军警的监视下，押到南京。

　　二

　　半月前、陈独秀与夫人潘兰珍因吵嘴，一赌气，让夫人悻悻地回到浦东娘家，才幸免双双被捕。

　　纺纱女工潘兰珍与陈独秀已共同生活了两年多，但并不知道自己的丈夫就是陈独秀。平时只管叫他“李老头”。她年仅24岁，比独秀的大儿子小10岁。她与枯瘦的陈独秀站在一起，你只会相信她是陈独秀的女儿。

　　陈独秀被捕后，她与娘家人整日谈论不休。她甚至说：“陈独秀太自傲了，这回免不了杀头！”潘兰珍的父亲从街上买回一张报纸打开一看：“陈独秀已押到南京受审。”下面是陈独秀的照片。

　　潘兰珍见到照片，一下子惊呆了：“原来陈独秀就是我老公！”不日，潘兰珍启程到南京。

　　见到陈独秀，两人抱头痛哭。“你为什么不给我讲你的真实姓名！”“为了你，也为了我！”“你是什么人？”“好了，我不过是你所爱的男人！”小别胜于新婚，二人竟亲密得忘记了这是监狱。

　　1932年10月第四次被捕，是叛徒出卖。先是托派中央开会，被叛徒出卖，五个常委全被逮捕，陈独秀因病未去，得免于难。托派是个小团体，这次被捕12人,从此一蹶不振。陈独秀已被叛徒盯住，不久也被捕了，并被引渡给国民政府。陈被解往南京时，“酣睡达旦，若平居之无事者然“。与陈独秀共同北伐过的何应钦，现为军政部长，同陈进行了一次半谈话半审问式的见面。报载，何走后，青年军人竟围着索要墨宝，陈欣然书数纸。其中有：“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陈独秀被捕，尽管他已被中共开除，仍是当时爆炸性新闻。许多报纸大字标题，有的还有社论。只是他第一次被捕时，全国一片抗议和营救声。这次却是要求当局宽大处理，刀下留人。《申报》刊出蔡元培、柳亚子、杨杏佛、林语堂、潘光旦、董仁坚、全增嘏、朱少屏合署的《快邮代电》；傅斯年发表《陈独秀案》一文，说政府决无在今日“杀这个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之理！”蒋梦麟、刘复、周作人、陶履恭、钱玄同、沈兼士等12人致电张静江、陈果夫说情；胡适、翁文灏、罗文干、柏烈武等或致电蒋介石或私下奔走，以求从宽处理。国民党将陈独秀交司法审判，拘押在江宁地方法院看守所，管理不像监狱那样严格，又享有优待，居室宽敞，饮食正常，让探望，可通信。他年轻的夫人潘兰珍，在秘密同住中已同居两年，尚不知他是大名鼎鼎的陈独秀。她文化不高却具胆识，不仅前往探视，更迁居南京陪伺，甚至同宿狱中。这一对老夫少妻，相濡以沫，相伴终生。

三

　　蒋介石得知陈独秀押到了南京，一夜未合眼。他召见部下何应钦问：“如何处置此事？”何应钦说：“半谈宣言半询问。”

　　10月25日，陈独秀被接到军政部会客厅。

　　何应钦正襟危坐，漫不经心地拿出曾在北伐前国共第一次合作时签定的《两党领袖联合宣言》，送到陈独秀的手中。陈独秀是两党联合的发起者，也是签字人。

　　何应钦说：“合作，合作，现在仍需要合作！”陈独秀把“宣言”掷到一边，吼道：“不合作的是你们！”“先生不要发火。不知你老兄与赣鄂等省的暴动有无关系？”“毫无关系。”“好好，这就好！”何应钦毫无所获地走了。随后，他急忙前去与蒋介石、陈立夫等人研究了陈独秀的“罪证”，决定对陈独秀公开审判。

　　既然公开审判，就得请辩护律师。陈说，我是一个穷错大，没钱。消息传出，章士钊、张耀曾、董康、郑毓秀、彭望邺、吴之屏、汪有龄、郭蔚然等名律师都自告奋勇愿做义务辩护人，这在中国法制史上实属罕见。陈决定只请老友章士钊、彭望邺两个律师。1933年2月,陈独秀自撰《辩护状》脱稿，约4000余字.观点鲜明,结构严谨,精悍锋利,气势雄健。

　　这期间，陈独秀虽沦为任人宰割的鱼肉，但仍是比较自由的。可以跟一些社会名流随便交谈和通信。蔡元培、胡适等不少享有声望的人士纷纷为他推荐辩护律师，但陈独秀却一一谢绝了。

　　这天，章士钊气喘吁吁跑来找陈独秀。陈独秀一跺脚，对传信人吼道：“不见！”章士钊曾是陈独秀的密友，本世纪初，两人携手合办过《国民日报》，在日本办过《甲寅》杂志。陈独秀不止一次对人说：“从事政治活动，我与章士钊属于黄”“金搭档！”可是，后来章士钊就任段祺瑞政府的司法总长和教育总长，参与“三一八”案，对学生进行血腥镇压，陈独秀奋笔给章士钊写下绝交信：“你与残暴为伍，我与你绝交！”原来，“不见”是如此原因。但是，章士钊是全国著名的大律师，通晓当局的法律，他的辩护常常让人目瞪口呆，哑口无言。

　　章士钊不顾一切地冲进看守所，劈头就讲：“为何不见？为兄辩护，只尽义务，不收铜板！”陈独秀讲道：“倘若弃暗投明，我欢迎你这样来为我辩护！”“章士钊说：“世事沧桑，后人自有公论。为今之计，兄当争取早日获释才是。”

　　四

　　1933年的4月15日、16日、20日，是全世界新闻媒介异常活跃的日子。“陈彭案”在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庭相继三次开审。由苏州来的胡善称和朱分别担任审判长和检察官。

　　起诉书早在3个月前就准备好了。它与陈独秀的辩诉状同时罢笔。

　　第一次开庭，法庭内外一片寂静。起诉人振振有词地念道：被告陈独秀，系安徽省怀宁人，初在日本东京大学读书。于前清宣统元、二年（1909 1910年）间，曾一度回国从事著作。光复后，又往日本继续求学。至民国四年（1915年）回到上海，在《青年报》当主笔……民国十一年（1992年）赴莫斯科，回国后，被派为共党总秘书，直接受莫斯科命令，指挥各地党的活动。至民国十六年（1927年），因国民党清共，共党失败，第三国
际以被告执行组织不力，将其总秘书开除。彼时共党内部分裂为二：一为斯大林派，又名干部派；二为托洛斯基派。被告就是后一派的首席。

　　被告纠集一班开除党籍者，若彭述之、王子平、宋逢春等，在上海组织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团体。

　　起诉人说：“这团体分头活动，组织危害民国的集合，又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文字叛国”指的是陈独秀主编的《校内生活》和《火花》两种杂志。“所有危害民国的行动及宣传，由陈独秀操纵。（证据第24号、证据第5号、证据第7号）”总共12种证据。无疑，陈独秀“触犯了《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

　　起诉人最后提高嗓门说：“证据确凿，自应令其负责。”

　　陈独秀态度安闲，若无其事。他把法庭人员当做他的学生一样，给他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政治课。听了那堂“课”的年轻人，对陈独秀那浓重的安庆乡音，倍感亲切：“予行年五十有五矣，弱冠以来，反抗清帝，反抗北洋军阀，反抗封建思想，反抗帝国主又，奔走呼号，以谋改造中国者，于今30余年。”

　　法庭，死一般的寂静。唯有陈独秀的陈词，像珠落玉盘，撞击着人们的灵魂。

　　他并没有直接回答起诉人的问题，而是指责蒋介石“吸尽人民脂膏以养兵，挟全国军队以搜刮人民，屠杀异己……大小无冠之王，到处擅作威福，法律只以制裁小民，文武高官俱在议亲议贵之列。其对共产党人，杀之囚之，犹以为未足，更师袁世凯之故智，使之自首告密，此不足消灭真正共产党人，只以破灭廉耻弃国人耳。”

　　陈独秀那朗读古文般抑扬顿挫的声调，震荡着人们的听觉：“蒋介石对日本侵占东三省，采取不抵抗主义，甚至驯羊般的跪倒在日本人之前媚颜投降，宁至全国沦亡，亦不容人有异词，家有异说。‘宁赠友邦，不与家奴’竟成国民党之金科玉律。

　　儿皇帝将重见于今日，不亦哀乎？”旁听席上，人们纷纷议论，皆说陈独秀“言之有理！”审判长胡善称显然听出了“言之有理”，他站起来吼道：“不得喧哗，要上下一致，精诚团结！”转而对陈独秀讲道：“你不得有鼓动之词！”“你刚才讲到团结，”陈独秀说，“这是一个非常好听的名词。不过我总觉得，骑马的要和马讲团结，不然，马是不会赞成的。它会说，你压在我身上，你相当舒服，我要被你鞭打，还要跑；跑得浑身臭汗还嫌慢。这种团结，我敬谢不敏。”

　　一时，旁听席轰然大笑。

　　胡善称说：“讲你的辩诉，马与本案无关！”“好，言归正传。”陈独秀足足讲了近两小时。

　　陈独秀的《辩护状》成了脍炙人口的佳作。上海沪江大学、苏州东吴大学均选为法学系的教材。

　　审判共三天，旁听席上连过道都站满了人。审判时，陈独秀慷慨答问，被告成了原告。现略举一二例子如下：

　　审判长问：“你认识那几个被捕的人？

　　陈答：“党内情形，我不能报告，我只能说政治意见。谁是共产党，这是政府侦探的责任，我不能做政府的侦探。”（旁听席上一片笑声）

　　问：“何以要打倒政府？”

　　答：“这是事实，不否认。至于理由，可以分三点简单说明之。一、现在国民党政治是剌刀政治，人民无发言权，即党员恐亦无发言权，不合民主政治原则。二、中国人民已穷至极点，军阀官僚只知集中金钱，存于帝国主义银行，人民则穷困到无饭吃，此为高丽亡国时现象。三、全国人民主张抗日，政府则步步退让。……根据以上三点，人民即有反抗此违背民主主义与无民权实质政府之义务。

　　问：“托派和斯大林派（指中共）主张虽有不同，但都主张打倒国民政府和无产阶级专政，是一样的目的，都是共产，都是危害民国。”

　　答：我只承认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却不承认危害民国。政府并非国家，反对政府，并非危害国家。“

　　陈抗辩之后，老友章士钊律师为他辩护：“……托派多一人，即斯大林派少一人，斯大林派少一人，则江西红军少一人，如斯辗转为用，谓托派与国民党取犄角之势以清共也，托派有功于国民党也。……”

　　接着，大律师章士钊为陈独秀辩护。其词5000余言，侧重法理，逻辑性很强。条条针对审判长的讯词，逐一辩驳。其中说：“孙中山开宗明义之言曰：‘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大同主义。’又云：‘国民党既是赞成三民主义，便不应该反对共产主义，大目的就是要众人能够共产。’基上，陈独秀非以鼓吹共产主义而可治罪！”章士钊最后说：“湛然无据，应请审判长依据法文，谕知无罪，以保全读书种子，尊重言论自由，属守法律之精神，省释无辜之系罗，实为公德两便。”

　　听完辩词，陈独秀当庭声明：“章律师的辩护，只代表他自己。我的政治主张，要以我的辩护词为准。”

　　台下一片唏嘘：“多么崇高的革命家！”一周后，“陈彭”二人均被判有期徒刑13年。

　　消息传到中央苏区，《红色中华报》第77期报道说：“托陈取消派向国民党法庭讨饶！”“所以保住了性命，而且很快便要在国民党的‘皇恩浩荡’下得以大赦，以至起用，大做其官咧！”五陈独秀在所有政治犯中属于高级囚犯，因而得到了特殊的待遇。他一人住一间牢房，并得以修缮。两个大书架搬进他的牢房，他可以随心读书写作。

　　一年过去，国民党最高法院做出终审裁决，改判陈独秀和彭述之各为有期徒刑8年。陈独秀说：“我对国民党无功，何以减去5年？”陈独秀在牢房兼书房里来回踱着方步，百思不得其解，未露一丝喜悦之情。而真正高兴的是他的夫人潘兰珍。

　　陈被押解江苏省第一模范监狱，俗称老虎桥监狱。陈还是得到一点优待，一个人住一间牢房。但不准探监、看书、看报。陈绝食斗争：“你们执行恶法，我拚老命也要抗议。”典狱长说：“恶法胜于无法”。陈说：“恶法就要打倒。”终于取消了三不准。

　　陈在1919年就写过:“世界文明的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他在狱中每月要花费100元，除药费26元外，就是买书。《独秀文存》印了3.2万部，版税很快花光。全靠友人接济，章士钊接济最多。仍很穷，一次狱卒为他买了三个铜板的辣酱，他竟瞪着眼睛埋怨：“ 买一个铜子就够了，怎么买这么多！”他是个爱书胜过性命的人，宁肯中止服药也要买书。蒋梦麟、胡适之都不断送书。他在狱中又新学会了德文；他以惊人的毅力，惊人的勤奋，写了好几本他一生喜爱的有深厚造诣的音韵学和文字学方面的书；他学识渊博，国学根底深厚，且擅长旧体诗，曾以七言绝句写出大型叙事组诗《金粉泪》，针砭党国时政，诉说民间疾苦，喜笑怒骂官僚丑态，酣畅歌颂抗日英雄，堪称史诗佳品（现有多种版
本发行，原稿藏中共一大纪念馆）；他写了两章自传《实庵自传》，是用几个真实故事串联而成，情节细致奇特，笔调幽默诙谐，发表后轰动文坛，无愧为传记文学的瑰宝。（可惜因忙于抗日宣传未能写完）

　　他在狱中，前往探视有资料可查者约五六十人。老友刘海粟1933年从欧洲回国，在监狱见面，谈笑风生。刘对陈说：“你伟大!”陈说：“你伟大！敢画模特儿，和封建势力斗。”刘向陈索字留念，陈命笔赠刘一副对子：

　　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

　　刘11月从黄山归来，再去探监，以最偏爱的《古松图》与陈共赏，陈触景生情，为画题诗：

　　黄山孤松，不孤而孤，孤而不孤。
　　孤与不孤，各有其景，各有其图。

　　狱中，在潘兰珍的协助下，他的著作一部一部地面世：《中国古代有复声字母说》、《连语类编》、《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荀子韵表及考释》、《屈宋韵表及考释》、《晋吕静韵集目》、《广韵东冬钟江中之古韵考》、《识字初阶》、《实庵字说》，还有大量短篇论文如《干支为字母说》、《道家概论》和《老子考略》。

　　最后，“西安事变”的消息让陈独秀终止了写作。他对潘兰珍说：“ 共产党有望了！”一时间，夫妇俩高兴得手舞足蹈。陈独秀一生大笑大怒，从未流过眼泪，这回他泪流不止。

　　他要求喝酒。

　　片刻，酒送来了。头两杯敬献烈士，又两杯敬献他那倒在蒋介石屠刀下的两个儿子延年、乔年。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为了国忧家仇，我白发人送黑发人，好不凄惨呀，他蒋介石整死我也不投降！”说着痛哭不止。

　　潘女士劝他。他说：“我是高兴，我是高兴呀！蒋介石这个独夫，此次难逃活命了！他定然难逃活命了！”“蒋介石回来了！而且是活着回来！”10多天后的一个晚上，潘女士跌跌撞撞地跑了进来对陈独秀讲道，“这独夫命真大！”陈独秀耷拉着头，沉重地说：“知道了，听外面的爆竹声，响彻南京城，看来，蒋介石的统治是稳固的，不像我们分析的那样脆弱！”这夜，陈独秀彻夜难眠。

　　1937年8月13日，是上海的末日，也是日本人拉开轰炸南京帷幕的日子。、这一天，是日军蹂躏南京的开始，也是陈独秀牢狱生涯的结束。也可以说，炮火给江南带来灾难，却给陈独秀带来了幸运。在闷雷般的炮火声中，牢房坍塌了，所有看守人员如鸟兽散。此时，国民党政府对陈独秀提出释放的两个条件：一、有人保释；二、本人具悔过书。陈独秀面对炮火，哈哈大笑：“我宁炸死狱中，也不悔过！”陈独秀拒不签字。

　　次日，国民党疲于奔命，政治犯统统释放，来接陈独秀的是他的三儿子陈松年，他比潘兰珍小两岁。

　　是夜，日机夜袭南京，陈独秀蹲过的牢房落了枚炸弹，被夷为平地。
(佟涵空间)

　　革命和独立思考的硬骨头

　　人人都有自己的脾气，或者说个性。陈独秀，或者说他犟，说他咧；他祖父打他从来不哭，说他长大后不成龙便成蛇；章士钊说他回头之草不啮；汪孟邹说他无法无天；胡适说他终身的反对派；郑超麟说他不愿被人牵着鼻子走；鲁迅说他大门上写着“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对里面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静尘说他忠于人，忠于事，忠于他自己的意志和思想；陈中凡说他表面冷淡，实则富于热情；毛泽东说他在某几点上好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他自己说他自己：不怕打，不怕杀，只怕人对我哭，尤其妇人哭；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不愿说不对又不错的话；我只注重我自己的独立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

　　这就是陈独秀，他四次坐牢不屈；后来坚不接受国民党经济支助，穷病客死江津，也有他这些因素。

　　中华读书报：蒋介石曾支付陈独秀的安葬费

　　据罗学蓬调查考证，当时四川省江津县政府也出面操办了陈独秀的葬礼。而且后来我在采访邓燮康的两位女儿邓敬容与邓敬婉时，姐妹俩均向我谈了她们当年参加陈独秀葬礼时的情景。当时来的最大的官员是教育部次长、国民党中委段锡朋，段还带来了蒋介石、陈立夫等人的赠金。《陈独秀逝世前后用费收支表》（现存江津市档案馆）载，蒋介石赠了一万元，朱家骅五千元、段锡朋、王星拱、陈立夫各两千元，许静仁一万五千元。此外，胡小石、欧阳竟吾、高语罕等人也也表示。收支相抵，尚欠五千零三元，由邓氏叔侄承担。有这样一些大人物的派司，小小一个江津县长还不忙得屁颠屁颠的？　

蒋史之争

送交者：佚名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美国和日本开战后，美国总统罗斯福就开始为一个问题烦恼：从国力军力上来看，美国打败日本问题并不大，但问题在于美国打败日本要花多大的代价。美国毕竟是个民主主义国家，不能象独裁国家那样要求人民为了领袖无限制地奉献生命财产。如果在对日作战中美国人牺牲太多的话，美国国内的反战情绪就会抬头，政府就不得不顺应民意与日本中途停战讲和。

后来美国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也表现了美国人的这个特点。其实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也是把赌注放在美国经得起物的消耗，却经不起人的消耗这个弱点上。日本军部认为如果日军给美军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美国人就有可能患得患失，中途与日本达成停战协议，默认东亚和东南亚为日本的势力范围。

罗斯福在太平洋战争一开始，就考虑开辟第二战场，让第三国参战来分担美军的人员伤亡消耗。１９４２年１月１日在美国的牵头下，２６个国家结成了反法西斯同盟，宣誓共同对德意日作战。但这些国家大多是弱小国，美国对他们并不抱多大指望。当时罗斯福考虑到能够有效帮助美国共同对日作战，分担美军人员伤亡的国家只有三个：英国、中国和苏联。

罗斯福首先考虑的是英国，英国人当然是美国最靠得住的盟友，可是英国当时正忙于欧洲和北非战事，对在亚太地区开辟第二战场是心有余力不足。驻香港和新加坡的英军在太平洋战争开战后不久便战败，向日军投降。不过驻扎印度的英印联军还是一只可以依靠的力量。

罗斯福第二考虑的是中国，一来中国已经被日本侵略多年，向日军发动反攻是中国人义不容辞的事；二来中国的人力资源非常充足，不足的只是武器弹药。所以罗斯福设想了一个“美国人出钱，中国人出力”的方案，美国向中国提供武器装备，由中国军队在中国战区开辟第二战场，联手打击日军。但罗斯福对中国军队到底有多大战斗力心里没底。

罗斯福第三考虑的是苏联，苏军的战斗力强，在战术上是美军的最好帮手。但罗斯福不敢肯定斯大林是否愿意对日作战，因为苏日两国之间１９４１年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根据该条约苏联有保持中立的义务。罗斯福不知道斯大林是否愿意撕毁条约向日本开战，或者斯大林会为向日本开战而漫天要价。另外出于防共的考虑，罗斯福也不很情愿苏联出兵中国和日本，因为这样有可能使中国和日本“赤化”，成为美国日后的敌人。基于以上的考虑，罗斯福决定首先武装中国，向中国提供物资武器装备，试图让中国承担起太平洋战场的主要角色之一。如果中国实在不行的话，再考虑苏联的参战。

所谓“苏日中立条约”是苏联在欧战爆发后，为避免两线作战的困境，于１９４１年４月和日本签订的有效期为５年的条约。该条约规定苏日两国在条约签署后的５年间保持相互中立，苏联承认“满洲国”，尊重“满洲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日本则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其实这是两国对中国领土的瓜分。

在向中国运送武器物资方面，美国又遇到了难题。因为当时中国的出海口均被日军占领，只有通过陆路向中国运送军备物资。苏德战争爆发后，经由苏联的新疆道路已不可用，由印度通往中国的印缅道路成为中国唯一的国际通道。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出兵占领英属缅甸，切断了印缅道路。所以美国希望英印联军和中国军联手打通缅甸道路，以便向中国运送军火武装中国。１９４２年３月，中国派出缅甸远征军，由美国中将史迪威任总指挥，在英军司令部的统一指挥下试图夺回印缅通路。

１９４２年１月蒋介石出任中国战区最高司令后，蒋要求美国派一个高级军官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１９４２年３月，美国总统罗斯福派史迪威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原是驻中国使馆的武官，是个中国通，能讲流利的中国话。史迪威对中国社会的实情十分了解，他对中国政府的腐败非常不满，他常说：“三亿九千九百九十万的中国人是好人，剩下十万是贪官污吏。”史迪威是理想主义者，对中国的期望很大，他刚上任不久就提出中国军东进夺还武汉，南进夺取河内的作战计划，但蒋介石对他的计划毫无兴趣。不过在史迪威的多次要求下，蒋介石委任史迪威出任缅甸远征军全权总指挥，罗卓英、杜聿明任正副司令长官。

史迪威上任不久就发现中国军队的指挥系统存在严重问题。欧美国家军队的军官对上级的命令绝对服从，不管是谁，只要有指挥权就能指挥调动军队。中国则不然，中国军队的上下级关系由个人恩惠关系决定，军官只听从某个人的命令，其它人即使有指挥权，也指挥不动军队，是典型的私家军。虽然蒋介石明言缅甸远征军的指挥权归史迪威，但事实上缅甸远征军只听从蒋介石的命令，史迪威并不能有效指挥军队。

英印联军和中国远征军的这次作战被日军打败，英印军退回印度。由于中国远征军退回中国的退路被日军切断，史迪威命令中国军队撤往印度，但蒋介石越权指挥，命令中国军队撤回云南（蒋介石经常越权直接指挥，对此李宗仁等人也多有批评）。最高指挥部的不统一使远征军的军官们十分为难，结果有两个师听从史迪威的命令撤往印度，其他则听从蒋介石的命令撤回云南。在退回云南途中，远征军迂回穿越人迹未至的原始森林，结果饥饿和疾病导致士兵大量死亡，１０余万人的部队最后回到云南的只有４万人。撤往印度的两个师改称中国驻印度军，驻扎在印度的兰姆咖。驻印度军在印度接受了美式训练并采用了全式美式装备，后来成为中国最精锐的部队。

史迪威从印度回到重庆后，要求处分那些不听从他命令的中国将军。根据欧美国家的军法，军官不服从上级命令要受到最严厉的惩处。史迪威称他作为远征军全权总指挥，部下不听他的命令理应受到惩罚，提出要枪毙四个不听命令的师长。但欧美的一套在中国行不通，蒋介石采取了宁人息事的方法，将第五军军长杜聿明调任，五十五师师长陈吾勉处分了事。史迪威对此非常不满，认为必须对中国军队进行结构上的改造，由于他对蒋介石的部队无法插手，史迪威提出他到印度亲自训练一只１０万人中国军队的计划。史迪威说：“如果给予正确的指导，中国军队不逊于任何国家的军队。”当时退到印度的中国军队约有１万余人，史迪威要求蒋介石向印度空运人员，把驻印度军补充到１０万人，但蒋介石对此十分冷淡，因为蒋介石不希望看到中国出现一只不听他指挥的强大军队。在史迪威的再三催促下，蒋介石前后只向印度空运了１万多人，使史迪威的１０万人训练计划受到很大挫折。

由于第一次缅甸战役没有打通印缅道路，美国只得靠大型运输机飞越喜马拉雅山从印度向中国运输物质，运输量平均每月１０００吨左右，并不能满足需要。１９４２年欧洲和太平洋战区都十分吃紧，美国无暇顾及中国战区，所以１９４２年到１９４３年上半年，中国战区比较平静，没有什么大的战事。１９４２年１０月１０日双十节，蒋介石向中国国民发表声明，强调中国已成为反法西斯同盟国的四强（美英苏中）之一。英国首相丘吉尔听后说：“（中国）是四大强国之一，别是笑话吧。”１９４２年１０月以后，蒋介石开始向英美交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归还香港等殖民地。在废除租借领事裁判权方面，英美均表示同意，但在香港问题上英国不肯让步，中英双方谈判一拖再拖，最后中方让步，于１９４３年１月１１日和美英签订了香港问题除外的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协议。

可是在两天前的１９４３年１月９日，汪精卫政府与日本鉴定了包括归还香港、废除租借领事裁判权等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协议。国民党搞国民革命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汪精卫作为蒋介石的老对手赶在他以前签署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协议，让蒋介石十分不快。蒋介石说：“新条约一再拖延，让汪伪抢先宣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实为终身憾事。尽管人们对汪伪的条约视同儿戏，但中美新条约晚于汪伪发表，仍难免让人感到难堪。”此后蒋介石和英国的关系日渐冷淡，这也导致英国在１９５０年最早承认中共政权，因为当时中共没有明确要求英国归还香港。

１９４３年下半年，盟军在欧洲和太平洋战场均转入战略反攻阶段。罗斯福建议召开一次美英苏中四国首脑会议，但蒋介石不愿意和斯大林一起开会，因为蒋介石怕斯大林提出领土问题。假如斯大林在会议上要求蒋介石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如果蒋介石承认了就要被扣上卖国贼的帽子，无法向国人交代；如果蒋介石不承认而美英两国又支持斯大林的话，中国就会在会议上处于十分被动的局面。后来罗斯福提议分别召开一个美英中三国首脑会议和一个美英苏三国首脑会议，蒋介石和斯大林都表示同意。

１９４３年１１月，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美英中三国首脑在开罗进行了首脑会谈，这是蒋介石在二战中唯一一次参加国际首脑会议。罗斯福邀请蒋介石一起开会，亦是希望蒋介石今后能主动积极对日作战。蒋介石在会上提出了中国的要求：战后返还日本武力夺取的东四省、台湾、澎湖列岛，罗斯福和丘吉尔均表同意。但在谈到对日作战问题时，蒋介石没有表现出什么兴趣。罗斯福希望蒋介石尽快在中国开辟第二战场，蒋介石则言语支吾，推说中国军队的装备落后，补给困难，要等打通印缅道路得到充分援助后，才可能发起大规模作战。罗斯福虽然对此口头上表示谅解，但内心还是十分不满。据罗斯福的儿子艾利沃特（Ｅｌｌｉｏｔｔ）的回忆录，罗斯福在开罗会见了蒋介石后说：“我现在明白了，中国军队一心只放在监视共产军上，根本无心和日军作战。我相信蒋介石的确在妨碍史迪威的训练计划。”

随后召开的德黑兰美英苏三国首脑会议上，斯大林对罗斯福的中国政策表示不满，斯大林说：“既然中国人要求收回东四省、台湾，就应该让他们自己去打。根据中共提供的情报，蒋介石并没有把美国的援助用于抗日，而是储备起来准备将来与共产党打内战。如果中国军队不更加积极作战的话，美国就不该再给他们援助了。”斯大林要求罗斯福支援积极抗战的中国共产党部队，罗斯福答应考虑。当时一些美国记者到延安采访，写了不少赞美共产党清廉、八路军勇敢善战的报道。

与腐败的国民党政府相比，美国人对中共产生了好感，一部分美国人甚至认为既然国民党不积极抗日，美国就应该直接支持中共抗日。此后美国积极与共产党接近，美国接近共产党并不是美国人支持共产主义，而是美国人想利用共产党的军队打击日本。史迪威公开批评蒋介石把美国提供的武器优先装备自己嫡系部队的作法，史迪威说：“美国军援的分配，应该以军队能否作战作为标准，包括共产党的八路军在内。”

开罗会议上，蒋介石以为罗斯福同情中国，对中国有求必应，向美国提出了不少条件，最大的要求是美国提供１０亿美元的援助。当时罗斯福不好薄蒋介石的面子直接拒绝，只是说他个人同意，但要经过国会批准。但蒋介石以为罗斯福个人同意就等于美国同意了，多次向罗斯福催要这１０亿美元。在开罗会议上决定中国军队和英国海军于１９４３年年底发起第二次缅甸战役，夺取印缅道路。但后来美英更变了作战计划，英国海军不配合中国进攻，罗斯福要求中国先单独发起第二次缅甸战役，罗斯福发电给蒋介石：“阁下同意计划的变更吗？”蒋介石回电说：“如果阁下给我１０亿美元，再把空运量加倍的话，我就同意。”

蒋介石强调，除非有英国海军配合，或者提供１０亿美元的援助，否则中国就要把第二次缅甸战役推后到１９４４年雨季以后。蒋介石的态度激怒了美国人，只张口要钱，不出兵打仗，和以往的中国军阀又有什么两样？史迪威质问蒋介石：“如果这些条件不能满足的话，中国就要停止抗战吗？”蒋介石回答说：“中国已经单独抗战６年了。”史迪威反问道：“这也能作为条件吗？”蒋介石无言以对。

１９４３年的开罗会议上决定在中国成都修建机场，作为美军飞机轰炸日本的基地。蒋介石动员了４５万民夫在不用任何机械的情况下，仅用６０天修建成了机场。机场建成后，蒋介石给罗斯福送去了帐单，要求美国支付机场建设费用８亿美元。罗斯福接到蒋介石的电报后大怒：修个机场要这么多钱，简直成了无赖欺诈。罗斯福给蒋介石回电，强硬地说：请阁下协助史迪威的作战计划，向缅甸的日军发起攻击，否则美国将断绝一切援助。

另外１０亿美元的贷款也引起美国人的争议，１９４２年２月７日美国国会虽批准无条件贷款５亿美元，到１９４３年底，中国政府提取了约一半的２.４亿美元。根据美国财政部的调查资料，中国政府提取的２.４亿美元中有８０００万美元已经存入了孔祥熙等人的个人帐号上，中国政府后来虽然对此作出了一些解释，但美国人对中国官员“公私不分”使用国家资金的方式非常恼火。结果蒋介石要求的１０亿美元贷款１分也没有得到，而且罗斯福还决定，美国用于中国战场的开支每月将限制在２５００万美元以内。１９４３年开罗会议后，蒋介石多次向罗斯福索要１０亿美元贷款，并声称如果美国不给贷款中国就要停止对日作战。蒋介石的作法激怒了包括罗斯福在内的很多美国人，他们说：现在美国就象欠了中国的债一样，中国军队根本没有想到自己有解放被占领国土的义务，好象中国军队是美国的雇佣军，对日军作战纯粹是为了帮助美国打仗，不给钱就不打。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并非真的没有钱。据美国方面调查，当时中国富人在美国银行的存款约有３３亿美元，如把这些富人的存款拿出来充作军用，足够再抗战５年。支持重庆国府的富裕阶层自己不肯出钱打仗，却利用战争向美国伸手要钱，这让美国人十分反感。美国国会自１９４２年２月批准向中国无条件贷款５亿美元后，再也没有批准向中国贷款一美元。

最初美国并没有考虑向中国贷款，而是准备无偿向中国提供武器装备，让中国军队承担对日作战的主要任务，就像美国无偿提供苏联武器，让苏联承担对德作战的主要任务一样。而蒋介石政府却提出要美国提供美金形式的经济援助，对美元的热情远远大于对武器装备的热情。美国人开始明白蒋介石的用心：试图用美元来维持国民党政府的独裁统治。蒋介石把维持自己的统治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上，不愿在对日作战中消耗他的嫡系部队，因为在中国谁有更多的枪，谁就有更大的发言权。

１９４２年６月美国与中国签订《租借协定》，向中国提供价值为３５亿美元的军用物质。但这些援助物质，被腐败的国民党政府官员们视为“唐僧肉”，大家都试图从这里捞一把。装满战略物质的卡车从印缅公路开进中国后，有很大一部分便下落不明了。不久这些战略物质就出现在黑市上，不少军用物资还通过走私的方式卖给了日本人。美国驻中国战区最高参谋史迪威也向罗斯福密报很多美援物质都流到了日本人手中，把国民党政府对军用物质的走私贪污称为“二战中最大的丑闻”。

另外掌握国民党政府经济运营大权的宋氏家族，更是借机大发国难财。５０年后的１９８３年，美国公开了联邦调查局１９４３年的调查报告，其中这样写道：“宋氏家族对中国经济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他们对金钱的欲望更超过对政治的欲望，美国５亿美元贷款相当一部分已经装入了宋氏家族的腰包。”美国财政部甚至还有人把宋氏家族戏称为“宋氏贼团”。

国民党军官也乘战争之机搜刮民财。管辖河南战区的汤恩伯将军，借战争之名向农民征收“特别税”，把农民的最后一点存粮也强行夺走。汤恩伯的苛税加上天候不好，造成了１９４２年到１９４３年的河南大饥荒。当时河南农民有这样的口头禅：河南两大害，黄河和汤恩伯。美国《时代周刊》的记者，到河南采访报道了那里饿殍遍地，人吃人的惨状。河南大饥荒的报道在《时代周刊》刊登后，在美国引起很大反响，美国人很反感中国政府不顾民众的需求，强征老百姓口粮的作法。宋美龄看到《时代周刊》的报道后大怒，认为有损于中国政府的形象，要求《时代周刊》解雇写该报道的记者，但被《时代周刊》拒绝。

１９４３年的开罗会议上，罗斯福向蒋介石问起河南大饥荒的情况，蒋介石却对此话题表现的十分冷漠。罗斯福在开罗会议后说：“对于中国民众的悲惨状况，中国政府明显缺乏应有的同情心”。另外蒋介石在１９４３年写成了《中国之命运》一书，把中国贫穷落后的原因归因于外国人的侵略掠夺，推卸中国政府的责任，让美国人读后非常不快。当时美国舆论界对蒋介石的评价是：“头脑顽固的冷酷独裁者”。

１９４２年２月美国向中国提供５亿美元贷款后，要求中国汇报资金的使用情况，但重庆政府却在美元汇率上做文章。当时法币和美元兑换的官价是２０元法币兑换１美元，而黑市价格却是３０００多元法币兑换１美元。在重庆一包香烟按照官价兑换的价格为５美元，而在黑市上１美元就可以买到１６０包香烟。重庆政府则按照官方兑换价向美方汇报美元的使用情况，自然是数字水增，在重庆国府的报帐中，修建一个公共厕所的造价都要１万美元，在美国传为笑谈。

重庆国府由于经济状况恶化，不得不靠增发货币的方式来维持财政。据重庆国府公布的货币发行额：１９３８年２３亿元、１９３９年４３亿元、１９４０年７９亿元、１９４１年１５１亿元、１９４２年底３４４亿元、１９４３年７５３亿元、１９４４年１８９４亿元、１９４５年１０３１９亿元，抗战８年期间货币的发行量居然增加了７３８倍。大量增发货币的结果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物价暴涨。在重庆，不仅一般民众食不饱腹，连中流知识分子家庭的生活都陷入苦境，而政府的各级官员却乘机大发国难财，导致民怨载道。人们对蒋介石政府失去了信任，转向支持共产党的人越来越多，国民党政权的倾覆已显露端倪。

按照开罗会议的商议，中国军队将在１９４４年春季向缅甸日军发动进攻，可是届时中国军队却迟迟不动。罗斯福多次催促蒋介石出兵，蒋介石以美国不给１０亿美元贷款为由，要把第二次缅甸战役推迟到１９４４年雨季以后。罗斯福被蒋介石的态度激怒，放出狠话：“如果阁下再不出兵，美国将断绝一切经济军事援助。”在罗斯福的强压下，蒋介石被迫出兵，１９４４年４月，何应钦率新军进入缅甸，开始了第二次缅甸战役。

１９４４年春季开始，日军又在中国大陆重新发起了攻势。由于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连连败退，海上运输线被美军切断，为此日军设想在中国大陆打通一条从满洲到越南的陆上通道，攻占美军在中国大陆的军用机场。日军打通中国陆上通道的“一号作战”开始后，结集５０多万军队向豫湘桂地区大举进攻。驻河南的汤恩伯守军４０余万，面对５万多日军的进攻，竟然全线溃败，前后不过３８天，河南全省就被日军占领。守军司令汤恩伯首先脱离战线逃走，而且还命令他部队中８００辆卡车中的６００辆，为他和他的妻妾亲戚们搬运财宝家私。

面对日军的进攻，中国守军无心抵抗，军官们则忙著把自己的亲属财产转移到安全的内地，在战场上甚至出现几百人的日军败走上万人中国军队的状况。在历时八个月的“一号作战”中，中国军队损失兵力五、六十万，丧失河南、湖南、广东、广西等省大部和贵州一部，丢失大小城市１４６座及美军空军基地７个，飞机场３６个。在已成为强弩之末的日军面前，中国军队居然连连溃败，很多情况下甚至是望风而逃。

罗斯福对中国军队的表现非常不满，为什么中国军队一再败退？罗斯福派副总统华莱士到中国视察，看看问题到底出在哪里。这时延安的中共乘机发动宣传攻势，声称他们想对日军发起反攻，但国民党政府不让他们对日作战，希望美国直接向延安提供军事援助，５０万共产党军队就会立即向日军发起反攻。中共同时利用美国人喜欢民主的心理，大打民主牌，指责蒋介石政权不讲民主。驻扎重庆的共产党代表周恩来、林祖函等人，也频繁出入美国在重庆的大使馆，抱怨蒋介石政府压制中共和其他民主党派。

与蒋介石政府的避战保存实力相比，中共的积极对日作战姿态，以及尊重民主自由的宣传，使不少美国人耳目一新，对延安大有好感。不少美国记者到延安采访，也称赞延安政府清廉，人民抗战热情高涨。罗斯福派副总统华莱士到中国时，特别提出要派一个观察小组到延安视察。蒋介石最初不同意美国人访问延安，但在华莱士的再三坚持下，被迫同意美国观察小组访问延安。

１９４４年６且１８日华莱士到达重庆，蒋介石为了给华莱士一个好印象，把重庆的乞丐全部关进了收容所，但华莱士对重庆政府的印象仍然很糟，华对蒋介石政府的评价是： “一个由地主、军阀和银行家支持的落后无知的政府。”华莱士到达第二个访问地昆明后，向罗斯福发了如下的电报：“我们对蒋介石的支持恐怕是一项短期投资，他实在没有治理战后中国的智慧和政治力量，战后中国的领袖大概将会通过政治变革或革命的方式产生出来。从现在的状况来看，战后中国的领袖出自后者的可能性更大。”

美国驻中国战区最高参谋史迪威多次向罗斯福建议改革中国军队，这时罗斯福也开始感到史迪威的建议是必要的，考虑让史迪威接替蒋介石担任中国战区的最高指挥官。１９４４年７月７日，罗斯福发电给蒋介石：“鉴于中国战局危急，我感到有必要让史迪威指挥在中国的全部中国军队和美国军队，包括共产党军队在内……。我理解阁下对史迪威将军的感情，但是我找不出另外的人选，具有史迪威那样的能力和决心，能够实现我们打败日本的远大计划。为此我把史迪威晋升为四星上将，请阁下把中国战区的军队指挥权移交给史迪威将军。”

由于中国军队在日军“一号作战”攻势下连连惨败，蒋介石也不好公开拒绝移交军权。但作为政坛老手的蒋介石，巧妙地使用拖延战术，蒋介石给罗斯福回电说，原则上同意把中国军队的指挥权移交给史迪威，但请罗斯福给他一些时间，仔细考虑让史迪威担任全权指挥的具体办法。同时蒋介石立即派宋子文到美国活动，拉拢美国政界要人为他说情。

８月２３日，蒋介石又接到罗斯福发来的电报，催促他把中国军队的指挥权移交给史迪威，这是罗斯福的第四封催促电报。因此蒋介石不得不作出一些表面的让步，请罗斯福派一个特使来华协调移交军权的工作。罗斯福便派赫尔利为特使，于９月６日到达重庆。９月１２日，蒋介石与赫尔利特使的会谈达成以下结果：一、史迪威的职务名称定为“中华民国陆、空军前敌总司令”；二、史迪威亲自指挥中国陆、空军对日作战，但作战计划须经军事委员会审议；三、史迪威对其管辖部队，可依据中华民国法律实施奖惩任免之权。

９月１３日，史迪威会见了中共代表，中共代表转交了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致史迪威的电报，表示愿意把中共军队的指挥权交给史迪威，史迪威大喜，答应给中共装备五个美式机械化师。

虽然名义上史迪威已是中国军队的最高指挥官，但蒋介石仍然没有把实权交给史迪威，罗斯福对此分外恼火。这时罗斯福又接到史迪威的来信，史在信中说蒋介石准备抽调缅甸远征军回国，意在坐等美国打败日本的胜利成果。罗斯福的愤怒到达了极点，于９月１８日发电给史迪威，并请史迪威转交一封他给蒋介石的电报。罗斯福在电报中，用向部下发布命令的方式说：“请立即把指挥权交给史迪威，一刻也不要再犹豫。”发完电报后罗斯福感叹说：“如果对方是欧洲国家政府的话，恐怕就不需要这样的电报了。”

９月１９日，史迪威持罗斯福的电报面见蒋介石，此时蒋介石正在重庆郊外召开高级军事会议，赫尔利特使也在场。史迪威本想让翻译当众宣读该电报，但赫尔利阻止了史迪威，把电报译文交给蒋介石，说：“阁下自己看吧。”蒋介石看了电文后，沉默片刻说：“知道了，立即散会。”等其他人离开会场后，房间里只留下蒋介石和宋子文，这时宋子文看到５８岁的蒋介石，竞象幼儿一样抱头嚎啕痛哭。罗斯福竟然不顾蒋介石国家元首的身份，用下命令的口吻让蒋介石交出军权，极大损伤了蒋介石的自尊心，以至于到失声痛哭的地步。蒋介石在９月１９日的日记中写道：“实为余平生最大之耻辱也。”

面对罗斯福的“最后通牒”，蒋介石已无法再拖延，于是转用围魏救赵战术。蒋介石的战术是：并不直接拒绝交出军队指挥权，而是说史迪威得不到中国人的信任，所以不能把指挥权交给史迪威，请罗斯福另派一个中国人可以信任的人选，他就同意交权。９月２０日，蒋介石对赫尔利说：“中国军民恐不能长此忍受史迪威的侮辱，此殊为中美两国合作之障碍物也。”另外，蒋介石把国家的名誉和蒋自己的名誉联系在一起，声称中美合作必须是友好、和善的，绝不能有一丝强制性，绝不容许损害“中国国家与个人的人格”。

９月２４日，蒋介石和宋子文致电罗斯福，答应由美国人任中国军队总司令，但永远不同意由史迪威担任。９月２６日，蒋又经宋美龄向罗斯福转达了如下电文：“余对罗总统平时的主张与意见无不尊重，但关于中国之三民主义与中国之主权，以及中国国家与个人之人格，如稍有损丧，则余必不惜任何牺牲，决不能因循迁就，否则即使联盟国作战完全胜利，则虽胜犹败。余决不能使中国赤化与主权动摇，并望友邦间能互相尊重人格也……。但无论美国如何变化，余自信抗战根据地与军队，决不致崩溃。吾人如再恢复独立抗战之态势，则对内政与军事情势，决不能比现在更坏……。惟事实证明，史将军非旦无意与余合作，且以为受任新职后，余将反为彼所指挥，故此事因而终止。如罗总统指派之任何美国将领，而富于友谊合作精神，以接替史将军，余必竭诚欢迎，且将尽力之所及，支持其作战，加强其权限也。”

蒋介石表明了他的底线：“中国国家与个人之人格，如稍有损丧，则余必不惜任何牺牲，决不能因循迁就，否则即使联盟国作战完全胜利，则虽胜犹败。”这也就是说蒋介石把国家与个人的人格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而抗战胜败倒在其次。蒋介石不惜决裂的态度让罗斯福感到为难，９月２５日以后，罗斯福一直苦苦思考，犹豫不绝。美国虽然不喜欢蒋介石，但也没有其它解决办法，华莱士说：“除支持蒋介石外，好像没有别的办法。现今中国的任何领导人或集团显然都没有足够力量去接管这个政府。我们而所能作到的，只能是影响蒋氏采纳中国进步人士的建议，对政府注入新的活力。”

１０月６日，罗斯福给蒋介石致电说：可以考虑更换史迪威中国军队前敌总司令的职务，但建议保留史迪威对缅甸远征军的指挥权。蒋介石拒绝了罗斯福的建议。赫尔利则频频劝罗斯福让步，更换史迪威以换取蒋介石的合作。１０月１２日，赫尔利给罗斯福去电说：“如总统支持史迪威将军，则要失去蒋主席，甚至还可能失去中国……。请总统另派一位能够与蒋主席协力合作的年轻将领。”１０月１８日罗斯福最后决定让步，调回史迪威，派魏德迈出任蒋介石的参谋长和在华美军司令。同时，把缅印战区和中国战区分离，中国战区由魏德迈指挥，缅印战区由索尔登指挥。

史迪威被召回国，蒋介石甚为高兴。１０月２１日，蒋介石在日记反省录上这样写道： “对此事之隐痛，亦可谓极人生之所未有也……。中美已误之国交，抗战已颓之形势，皆得由此启起机钥。此后军事、外交与内政，乃可按计划实施矣。”１０月２０日蒋介石在史迪威辞行时对史说：“我们性格各有所长，不如分地工作，各展其长。”蒋介石授予史迪威青天百日勋章，被史迪威拒绝，但史迪威在启程前，却向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致电道别。

史迪威的继任者魏德迈于１０月３１日到达重庆，魏德迈比较尊重蒋介石，不象史迪威那样经常不留情面地批评蒋介石，因此蒋介石对魏德迈很满意。蒋介石在１１月１６日的日记中对魏德迈作了一个评价：“此人直谅勤敏，可说毫无城府，与史迪威之性格，适属相反。而其办事精神之积极紧张，我国军人应效法之也。”

表面上看，蒋介石在与史迪威的抗争中赢得了胜利，但蒋介石却是事实上的输家，因为蒋介石搞糟了国民政府在美国人心中的形象，使美国不再积极支持蒋介石政府，所以蒋史之争也为日后蒋介石政府的垮台埋下了伏笔。史迪威被招回后，曾在《纽约时报》上发表过多篇批评蒋介石政府的文章，进一步损坏了蒋介石政府在美国舆论界的形象。史迪威离任后，罗斯福对中国军队的抗战彻底丧失了信心，连向中国军队提供武器的热情也冷却了。魏德迈上任后，向罗斯福提议用美式武器为中国军队装备三十六个师，并进行美式训练，但被罗斯福搁置不理。

更为严重的是，蒋史之争降低了中国在美国人心中的地位。美国预计发动对日本的总攻要牺牲１００万以上的军人，因此罗斯福希望中国共同出兵分担美国的牺牲，可是中国的现状使罗斯福对美中联军共同反击日军的设想完全破灭，不得不请苏联出兵分担美国的牺牲。当然不给苏联好处，斯大林是不肯出兵的，所以１９４５年美英苏三国首脑的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以出卖中国领土主权的方式，来换取斯大林对日作战，也可以说是蒋史之争造成的间接后果。

蒋介石得知“雅尔塔密约”后非常气愤，曾一度派缪斌到日本，密谈与日本单独讲和之事，但最后蒋介石还是被迫于１９４５年８月承认了“雅尔塔密约”。蒋经国到苏联签约时，向斯大林解释中国不能让外蒙古独立的理由：“我们抗战的目的，就是收复失地。今天日本还没有赶走，东北、台湾还没有收回，反而把这样大一块土地割让出去，岂不失却了抗战的本意？我们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出卖了国土’。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国民一定会反对政府，那我们就无法坚持抗战。所以，我们不能同意外蒙古独立。”斯大林回答说：“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但你也应该知道，今天并不是我求你来帮忙，而是你求我来帮忙。如果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

虽然斯大林答应罗斯福向日本开战，但斯大林并没有准备立即开战。据最近俄国解密的秘密文件，当时斯大林准备等美日中三国打得筋疲力尽后，再出兵占领中国长江以北的北方，建立蒙古和满洲国两个国家作为苏联的卫星国，把中国北部交给中国共产党，只把中国南部让给美国。但美国发明了原子弹使斯大林不得不改变计划，苏军在美国投下原子弹后急忙出兵满洲，但斯大林瓜分中国的计划已经落空。如果美国没有发明原子弹，苏军出兵中国的结果就有可能使中国出现南北朝鲜那样的国土分断结局。

史迪威本人态度的确比较傲慢，对中国政府和军队的领导人缺乏应有的尊重，蒋介石要求撤换史迪威也是情理之中。中国的角度来看，罗斯福强要美国人指挥中国军队，无疑是对中国主权的粗暴侵犯。但当时的蒋介石国民政府过于腐败，国际形象很差，还要依赖美国的军事支持和经济援助，所以无法无畏无惧地向美国抗争。蒋介石试图对罗斯福说“不”，结果导致罗斯福向苏联出卖中国利益、割让中国领土的结局。总而言之，落后就要挨打受气，这是近代中国无法摆脱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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