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研通讯·论文】安徽大学历史学院研究生王芹在2021年陈独秀研究会年会上宣读论文《文化交往圈与陈独秀的第二次被捕营救》 ...

    安徽大学历史学院研究生王芹在2021年陈独秀研究会年会上宣读论文《文化交往圈与陈独秀的第二次被捕营救》，文章基于现有研究成果和相关的报刊史料，从陈独秀所处的文化交往圈中地缘与学缘关系来重探此次被捕救援风潮，以期把握陈独秀作为现代知识分子转型中的角色作用。文章主要分为三部分：

一、陈独秀第二次被捕的详情和舆论救援导向。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因在北京新世界游艺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被军警逮捕，前后经历三个月左右的拘禁。陈独秀被捕的第一时间，北京、上海等地的报刊纷纷第一时间发表时评，意指北洋政府借学生风潮对北大发难，将舆论的矛头指向政府为报私欲泄愤。

二、基于地缘与学缘展开的各方营救。基于陈独秀知识分子角色的社会认同，从地缘与学缘两方面进行分析，在地缘上，传统的同乡家族观念的影响，安徽同乡会、桐城学派马其昶等人、五四时期旧派人物田桐等人、政界人物吕调元、吴炳湘等人纷纷出面营救；在学缘上，主要是陈独秀北大的文化交往圈，北大的教师与学生、《新青年》的编辑与受众以及全国的校友会所展开的营救。

三、陈独秀的文化交往圈与陈独秀的角色定位。陈独秀作为第一代纯粹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以早期办报与革命经历，以北大与《新青年》为文化阵地，特别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竭力宣传新思想新文化，使得周边聚集着众多志同道合、受其思想影响的青年，掌握着文化和舆论上的影响力，陈独秀早期的文化活动与社会地位也在被肯定。

总之，陈独秀的第二次被捕，舆论各界的宣传救援，不仅体现了陈独秀个人社会地位和影响力的上升，更多的是陈独秀依托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所搭建的地域文化的认同和文化交往圈的被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