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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陈延年兄弟(郑超麟,1983年)

2022-3-1 19:37| 发布者: brights888| 查看:10217| 评论: 0|原作者: 郑超麟

摘要: 1922年6月,我们在巴黎组织“少年共产党”,召开第一次大会时,我见到了陈延年、陈乔年兄弟。他们与赵世炎、周恩来同住在巴黎戈德弗鲁瓦街一个旅馆里,这旅馆是他们活动的地方。   陈延年原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全 ...

        1922年6月,我们在巴黎组织“少年共产党”,召开第一次大会时,我见到了陈延年、陈乔年兄弟。他们与赵世炎、周恩来同住在巴黎戈德弗鲁瓦街一个旅馆里,这旅馆是他们活动的地方。

  陈延年原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全国性组织的领导成员,此组织不仅支配侨居法国的中国无政府党人,而且能支配中国境内以及南洋群岛的无政府党人。当陈延年转向马克思主义,参加“少年共产党”,脱离无政府主义组织后,动摇了无政府主义组织。因此,他遭到无政府主义者的谩骂。我认识一个广东人,他曾在新加坡做工时参加无政府主义组织,后转变加入共产党。他告诉我,1922年或1923年新加坡的无政府党组织,曾收到巴黎总部一个通告,说陈延年做了“叛徒”,投降共产党了。他也曾在新加坡无政府主义组织内大骂陈延年。

  “少年共产党”第一次大会后,我常去他们活动的地方,也常去他们的住地。延年、乔年两人同睡一张床铺。延年脱产,是“少共”的宣传部长,编辑“少年共产党”的机关报《少年》。他亲自刻写蜡纸,搞油印;乔年没有脱产,他白天到意大利广场附近的一个生产有机玻璃的工厂做工,有一次,做工时不小心手指被轧伤了。我比乔年大一岁,延年比我大两岁。在法国时,我住在远离巴黎约三小时半火车的蒙达尔,每去巴黎,必到延年他们的住处,总是看见延年在刻写蜡纸。乔年多不在家,出去做工了。

  1923年2月,“少年共产党”召开第二次大会。大会的目的主要是重新推举领导人,因为我们当中有一些人要去莫斯科,其中有原来的领导人,所以在离开巴黎前要交代、安排一下工作。第一批去莫斯科的有延年、乔年、王若飞、王凌汉(回国后曾任无锡的县委书记,后来消极,下落不明)、高风、赵世炎、陈九鼎(河南人,下落不明)、余立亚、袁庆云,还有我。从德国去的有两人:熊雄、王圭(北伐时在武汉遇见,以后下落不明)。共十二个人。

  1922年,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中共派代表团去参加,团长是陈独秀,刘仁静是青年团代表。陈独秀在莫斯科一面同苏联交涉,想把在法国和德国的一批同志调到苏联学习,一面写信叫赵世炎到莫斯科来。开始,赵世炎不愿去,回信陈独秀说:法国华工很多,要搞华工运动,现在离开不好。陈独秀就回信给赵,反驳说:“你不要只看到法国有多少华工,应该看到中国有多少工人,现在中国需要你们回来搞工作。”后来赵世炎才同意离开法国赴苏。陈独秀在莫斯科替我们一行人办了手续,我们才从法国动身赴莫斯科。

  1923年3月18日,延年和我们共十人,由周恩来陪同离开法国。我们先到比利时,那时刘伯坚和另几个人在沙鲁亚城念书,我们在那里住了一二夜就到德国的柏林,周恩来陪我们玩了柏林名胜风景区。在柏林住了十天。那时德国与苏联有邦交,我们在德国办了护照赴苏。

  大约4月4日或5日,我们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我和延年、乔年几个人共同学习和生活,亲如兄弟。大约在1924年7月间暑假,我们陆续回国。我同延年一批同行。延年带队作队长,我做会计,凡路上花费买东西都由我负责。

  我们坐火车沿西伯利亚铁路东下到海参崴,准备坐船回上海。不料到海参崴后,候不到船,一直等了一个多月才乘船回上海。9月下旬,到达上海,住在民国路泰安栈(旅馆),延年好像认识该旅馆掌柜,一进门,掌柜就同延年打招呼,延年把我们安顿在旅馆,就去同组织接头。第二天,延年才把我们带到中央机关去。延年在上海不久就奉调到广东任粤区区委书记。

  延年同我感情很好,把我当做兄弟。1924年底或1925年初,延年从广州来上海汇报工作,与延年同船来的还有共产国际代表伍廷康(即魏金斯基)。但是伍廷康到上海后,延年没有消息,我们很着急,恐怕出了什么事。一天早晨我很晚起床,在宣传部工作的张伯简在上海《民国日报》的广告栏内看到一则广告:“马道甫兄:我已来上海,住××地方”。署名是林木。张伯简看了广告知道马道甫(Марлотов)就是我的俄文名,于是把延年接到宣传部我住的地方来。随后,我带延年去中央接头处,陈独秀正在一间石库门式房子的天井等着陈延年。我料想他们父子相见感情一定会很激动的,但是我看到他们相见时很平淡,延年找了一把椅子坐在陈独秀旁边,就谈了起来。

  以后延年也常来上海,常住在我家里,同我一床睡觉。延年向中央汇报工作有个特点,即从来不自己动手写报告。虽然他在法国编《工余》,很会写文章,但是他此时不愿亲自写文章,书面报告也是别人帮他写的。他说过:“要我写文章,我宁愿挑大粪。”(以后我才知道这是陈独秀在《甲寅》杂志上说的话)。他总是口头讲,要我作记录。他在亭子间里,边走边说,我就把他的话一句一句地记下来。整理后一看就是一篇很好的报告。至少有两次是我代记录整理的报告。从延年的报告内容中,我略知一些有关广东方面的情况。有一次延年告诉我廖仲恺被暗杀的情况,报告就是他口述后我执笔写的。报告内容是暗杀廖的内幕。还有一次,延年和我闲谈说:鲍罗廷对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很不满意,鲍说:“上海中央只懂得全世界无产者团结起来,其他什么都不懂得,即只懂得原则,不懂得应用。”关于陈延年同上海中央的争论,我不太清楚。

  1927年4月13日或14日,在蒋介石反革命大屠杀后的第二天或第三天,一清早,我在房间睡觉,有三个人来到我家把我从床上拉起来。这三个人是从武汉来的,他们在路上知道了上海事变,估计我住的地方可靠,于是来找我了。这三人是:陈延年、李立三、聂荣臻。他们来我家第一句话就要我去找罗亦农、赵世炎,带他们来我家里。于是我就去找他们(他俩住在北四川路底靠铁路的黄陆路),告诉此事。赵世炎、罗亦农听我说后,相顾笑了笑。罗亦农说:“还是你把他们三人带到我们这里!”我问去后把他们三人带去了。事后我才知道,这是中央派延年来代替罗亦农的职务的(延年没有参加“五大”)。罗亦农当时是江浙区委书记。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延年。后来我在武汉听到延年被捕的消息。据说当时事情是这样的,有一个流氓混进了党内,并且当了上海某区区委书记。一次延年召集各区委书记会议,布置工作,那个流氓就密告杨虎。杨虎派人包围了会场(施高塔恒丰里),韩步先当时想把文件藏起来,这个流氓就同韩抢文件,杨虎的人从外面打进来,延年就被捕了。当时敌人曾造谣说延年曾写悔过书,其实没有这回事。

  延年没有结婚,他小时生过病,脸很不好看,精神也不很好,绰号叫“老腐败”。其实延年办起事来精神很好,做事果断。董必武称赞延年是党内不可多得的政治家。

  延年从未谈过恋爱,许多人认为延年不懂人情。有次延年到北京开会后回上海住在我家,告诉我乔年在恋爱问题上做得不对,影响不好。

  我与乔年接近的机会较少,乔年是1925年春天或夏天离苏回国,他分配到北京帮助李大钊做工作,具体的情况我不清楚。乔年能力没有延年强,许多方面比延年幼稚。罗亦农、王若飞、赵世炎经常从旁帮助他做工作。1926年(“三一八”事件前后),乔年是北方区的领导人之一。3月18日那天,他们发动群众到段祺瑞政府门前请愿,段祺瑞卫兵向群众开枪打死了好多人,乔年站在群众队伍的前面,胸前被刺刀戳伤,但伤势不重,不久就好了。在“五大”前,乔年没有来过上海。“五大”后,他做中央组织部秘书。中央组织部长李维汉到长沙交代工作,在长沙正碰上“马日事变”,耽搁了很长时间,在这期间是乔年代替李维汉的部长工作。“八七”会议后约一个星期,罗亦农向中央提议要乔年到湖北省委当组织部长。1927年8月间,我到乔年家里,看到乔年母亲及其弟松年。母亲躺在床上精神很不好,乔年、松年等人的精神也不好。乔年对我说,直到现在母亲才知道延年牺牲的事。以后乔年生病,我同罗亦农陪他到汉口德国医生那里看病,诊断结果是伤寒。罗亦农用了好多钱才把乔年的病治好。后来乔年调湖北省委当组织部长,我离开湖北省委到中央去。9月底罗亦农调到上海,中央派乔年任湖北省委书记。乔年后来也调上海,那时王若飞是江苏省委书记,乔年和王若飞合作得很好。乔年与爱人史静仪住在罗亦农家里,两人生了一个男孩,取名“逢五”,几个月后小孩不幸夭折。

  1928年春,江苏省委一个机关被破获,乔年被捕,我们想办法营救。我听说巡捕房把他关在铁甲车上,怕我们去抢。当时,亚东图书馆汪孟邹托同乡想办法营救乔年,我们也用钱买通了警备司令部办案人,他们收了钱后仍把乔年杀害了(钱用了许多,是王若飞主持的)。陈乔年牺牲后,在《布尔什维克》上发表的悼念文章,就是我撰写的。

  亚东图书馆老板是安徽绩溪人,名叫汪孟邹。他哥哥汪希颜与章士钊、陈独秀是好朋友。汪希颜在辛亥革命前死了,其弟汪孟邹继续同陈独秀、章士钊交好,保持友谊。陈独秀曾在芜湖一个学校教书,还在汪孟邹开的芜湖书店里办过《安徽俗话报》。民国二年汪孟邹到上海开亚东图书馆。汪孟邻政治上一直跟陈独秀走,同陈关系很好。胡适之是汪孟邻的同乡,是汪的小辈。胡适之在美国留学时是通过汪孟邹的关系与陈独秀认识并通信的。后来,陈独秀组织共产党,汪孟邹也参加了。但汪加入共产党是极其秘密的,只有陈独秀知道,其他人不知道。延年、乔年未去法国前在上海的生活得到亚东图书馆的帮助。

  延年、乔年开始是信仰无政府主义的,陈独秀是反对无政府主义的。他们父子之间感情不好,还为了高君曼的关系。高君曼是陈独秀发妻的妹妹,由陈独秀带到上海读书的,后来与陈独秀同居。所以延年、乔年反对父亲这样做。另外,高君曼不是高语罕的妹妹,他们没有亲属关系。高君曼是安徽霍丘人,而高语罕是安徽正阳关人(近凤阳)。还有《党史研究资料》十五期期刊《陈松年同志谈陈独秀》中提到陈哲民在浙江,其实搞错了。陈哲民在香港,不在浙江;又该文提及陈独秀被捕前还有个老婆叫潘丽珍,其实叫潘兰珍,是上海英美烟厂的女工,1949年11月,生子宫癌死于上海肿瘤医院。潘兰珍的丧事是我料理的,骨灰盒放静安公墓。

  陈独秀母亲(婶娘)死时,陈独秀还跪在地上为母送终。陈独秀在上海后期住的地方很秘密,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找陈必须通过我。陈对我很信任。解放前我想写《陈独秀传》,搜集了不少材料,后来没写成,材料都散失了。




注:

       这是一篇访问记录,曾发表于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出版《广东文史资料》第38辑,后经《文史集萃》第四辑转载。

        又刊载于范用编《(现代稀见史料书系)郑超麟回忆录(下册)》,东方出版,2004年3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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