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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与北京大学

2005-10-15 16:05| 发布者: 张雷| 查看:10341| 评论: 0|原作者: 钱和辉 张雷|来自: 钱和辉 张雷

摘要: 钱和辉   张 雷 (安徽财经大学社科部 蚌埠市委讲师团 安徽蚌埠 233041) 1898年6月,光绪帝下“明定国事”诏,颁行新法,京师大学堂应运而生。1912年5月,改名为北京大学。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 ...

钱和辉   张 雷

(安徽财经大学社科部 蚌埠市委讲师团 安徽蚌埠 233041)


1898年6月,光绪帝下“明定国事”诏,颁行新法,京师大学堂应运而生。1912年5月,改名为北京大学。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1916年9月第二卷第一号起更名为《新青年》。这一南一北两个原本风马牛不相干的客体,由于偶然的历史因缘被定格在一起,实现了一校一刊的间接结合。《新青年》以北京大学时尚的思想学术资源为依托,使得革命家的理想与勇气,得到学问家的性情及学识的滋养。与北京大学部分师生联手,既是《新青年》获得巨大成功的保证,也是其维持思想、学术自由的护身法宝。反过来说,《新青年》在一定意义上塑造了北京大学,至今也还影响着当代的北京大学,甚至成就了北京大学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某些地位和声名,并在北京大学现代化转型中起着重要的桥梁作用。


一、《新青年》与在其影响下各种新潮杂志、社团的出现,使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和大本营


1917年1月,著名教育家、思想家蔡元培莅任北京大学校长,随即便明确北大的办学方针是“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以求去旧生新、革新图治。他相继聘请陈独秀为文科学长,李大钊为北大图书馆主任,胡适为文科教授兼文科研究所哲学门主任,刘半农、周作人为文科教授,后来又延聘鲁迅来北大执教,加上原本就在北大文科任教的沈尹默、钱玄同等,一时间北大学者风云际会。蔡元培礼聘陈独秀携《新青年》到北京大学,《新青年》便从上海迁到北京(在校外的陈独秀寓所)编辑。这样就在北京大学乃至整个北京地区形成了一个以《新青年》为阵地、集聚了一大批思想敏锐、才识不凡的文化精英的新文化阵营,新文化运动由此得以迅速展开。


尽管《新青年》并不属于北京大学,但北大却使其获得了丰厚的学术资源。参加《新青年》编辑工作并作为主要撰稿人的有李大钊、鲁迅、高一涵、刘半农、胡适、钱玄同、沈尹默等。此外,经常为《新青年》撰稿的还有蔡元培、王星拱、陶履恭、朱希祖、陈大齐、马寅初、顾孟余、顾兆熊、张年、周作人、林语堂、罗家伦、傅斯年等北大师生。[1] 由于这些名流本身都是文化人,对文化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有着较深刻的了解和认识,这使得他们更加致力于思想改造与文学革命,代表着学术界众多同仁的兴趣与理想追求。《新青年》从第三卷起,成立了由北大教授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组成的编委会,并轮流主编。1918年1月,《新青年》四卷一号上发表通告:“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公同担任,不另购稿。”文章主要由“同人公同担任”,这是同仁刊物的共同特征。之所以和敢于公开声明“不另购稿”,就是因为其背靠最高学府“国立北京大学”。正是在《新青年》这个舞台上,这群知识分子讨论科学的起源与效果、科学方法、劳动神圣、精神独立、宪法与孔教、女子、婚姻等问题;讨论新诗、白话文、文学革命等问题;介绍尼采的宗教、马克思的学说、斯宾塞尔的政治、日本的新村等等。他们在这广阔的战线上进行着中国文化的转型壮举,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启蒙新文化运动。


五四运动以前的新文化运动主要是以民主与科学相结合的“理性启蒙”、文学革命、伦理革命以及改造国民性等形态展开。1915年9月,《青年杂志》创刊号发表了陈独秀的《敬告青年》一文,文章指出:“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两轮焉”。陈独秀从欧洲近代历史中得出结论,“国人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当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2]《新青年》所提倡的科学,主要是指对人对事的科学态度与研究问题、处理问题的科学态度和方法。《新青年》所提倡的人权(即民主),就个人而言,是指不仅要获得政治、经济上的权利,而且要获得人格上的独立与个性解放,强调“人心”的觉醒,做一个自由的人;就国家而言,就是要推翻君主专制统治,建立自由平等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人权平等之说兴,奴隶只名非血气所能忍受。世称近代欧洲历史为‘解放历史’——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权之解放也。解放之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求完全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3]《新青年》所拥护的民主和科学两位先生,对中国向现代转型起了开启蒙昧的开山之工。


1917年1月,《新青年》第二卷第5号发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提出了对文学改良的8条建议。紧接着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便出现在《新青年》第二卷第6号上。陈独秀的文章言辞激烈、笔锋犀利,为胡适的文章推波助澜。他明确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把文学的革新与政治革新联系在一起,认为“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我国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陈独秀与胡适两位大师一经联手,新文化运动便以奔涌之势澎湃起来。与此同时,《新青年》还将反封建的文学革命与文学形式结合起来,具体表现在从1918年1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一号起,《新青年》发表的大部分文章改用通俗易懂的白话,采用新式标点符号,并且还刊发一些新诗。白话文成为一种运动,就是由《新青年》发动的。1918年5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上发表了鲁迅的《狂人日记》,对中国封建社会和反动礼教作了锥骨敲髓的讽刺和鞭辟入里的批判,成为把文学革命的形式与内容相结合的典范。文学革命对于革命思想的传播、文学创作的发展以及国民教育的推广等作出了极其重要的历史贡献。


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们还从总结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着手,通过对辛亥革命失败的思考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以往先觉者所进行的救国斗争之所以失败,中国国民对之“若观对岸之火,熟视而无所容心”是其根本原因。他们以此认定,为了建立名副其实的共和国,必须从根本上改造国民性。“伦理问题不解决,则政治学术,皆枝叶问题”。《新青年》把唤起国民的人权自觉看作是当务之急,因而首先将思想文化运动推向前台,其逻辑是“非将这班反对共和的伦理文学等等旧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否则不但共和政治不能进行,就是这块共和招牌,也是挂不住的。”[4]《新青年》发表一系列文章,对孔子学说,对旧道德、旧伦理进行了无情地抨击,提出要“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5] 并大力倡导符合时代发展的新伦理、新道德,这些主张对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现代转型起了构筑蓝图和发轫的作用。


在《新青年》的启发和鼓舞下,各种以北大师生为主体或完全由北大师生创办的一大批进步刊物似繁星灿然争辉般出现。1918年12月,陈独秀和李大钊又创办了《每周评论》,以此作为《新青年》的补充和后援。次年1月,傅斯年、罗家伦等创办《新潮》杂志。与《新潮》同时、稍前创刊的杂志,还有王统照、徐彦之、郑振铎等的新文艺刊物《曙光》;瞿秋白、耿济之、许地山等的《新社会》,此外还有《少年中国》、《国民》、《北京大学日刊》等新派刊物。同样是在《新青年》的影响下,北京大学各种进步社团也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如大家所熟悉的新潮社、科学常识杂志社、进德会、新知编译社、工读互助团、平民教育讲演团等等。这些进步刊物和社团把反对袁世凯之流推行的政治专制和文化专制作为宗旨,主张政治民主和思想文化民主;反对对封建文化传统的迷信、屈从、恭顺,主张解放思想,尊重科学,对文化传统进行重新评价;反对保守复古,主张革新创新。这样多学科、多层面、多刊物的群体效应日益壮大了北京大学的新文化阵营,提高了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力,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从而使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摇篮和基地。


、《新青年》对人们特别是北大青年民主与科学思想的熏陶与启迪,使北京大学成为五四运动的发祥地


谈起新文化运动,人们就会想起1919年的五四运动,论及五四运动的兴起,自然就会想到《新青年》杂志。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中国人民的政治觉悟之高,参加人数之多,斗争规模之大,社会影响之深,都是空前的。其深厚的思想基础和激扬的爱国热情,究其根源是由以陈独秀为主帅,蔡元培、胡适等人参与的、以《新青年》为重要喉舌的新文化运动培植起来的。《新青年》迁入北京大学,标志着五四运动的滥觞。


《青年杂志》发刊词曾公开申明,本杂志的宗旨是:“国势陵夷,道衰学弊,后来责任,端在青年。本志之作,盖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新青年》迁到北京后,鉴于北大在高等学府中的崇高地位,加上许多名流精英加入笔阵,从1917年开始,文学革命、激烈的抨孔言论、民主问题、宣扬个人独立自主的易卜生主义等等极具争论性的问题,陆续在《新青年》杂志上登场。《新青年》的言论在当时的舆论传媒界可谓是独领风骚,凭借其直面人生、上下求索的真诚与勇气、理想与激情,感召着无数后来者。直接受其影响的,首推自然是北京大学的学生。


新文化运动从反孔教开始,“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6] 《新青年》从第二、三卷起陆续发表了一系列以批孔为主的政论,言辞激烈以陈独秀为最。陈独秀一针见血地指出:“孔子伦理,尊君之伦理也。”[7]“孔子之道以伦理政治忠孝一贯,为其大体”,所以,“主张尊孔,势必立君,主张立君,势必复辟”。[8] 陈独秀对纲常名教、忠孝节义等封建道德规范给予无情的揭露和批判,指出:“按孔教的教义,乃是教人忠君、忠父、从夫。无论政治伦理,都不外这种重阶级尊卑三纲主义。”[9] 他认为三纲是孔教的根本教义,是我国一切道德政治的根源。按三纲行事,人们就成为君主的附属品,子女则成为父亲的附属品,妻子完全是丈夫的附属品,以至丧失了独立自由的人格。“人间百行,皆以自我为中心,此而丧失,他何足言?”[10] 陈独秀最后的结论是“欲转善因,是在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11] 即主张大刀阔斧地对封建道德进行手术,彻底予以清除。《新青年》带着与封建主义文化敢于决裂的激烈姿态,勇猛地破坏一切凝固了的、僵死了的旧传统,它以毫不妥协的态度发动的对孔教的批判,撼动了世代相因被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孔子教义的精神,冲决了两千年来根深蒂固的孔子提防,并从这一表现上使之获得了彻底反封建的勋章。《新青年》煽起了人们情感的正义的火焰,唤醒了深受封建思想压抑的青年,使他们的思想渐趋解放,革命热情萌发涌动。


作为提升国民现代素质的主要价值标准,科学与民主是以思想启蒙为特征的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新思想家们都一致地把宣传、阐发民主思想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他们认为,只有让民主思想在国民心理上生根,才能建立起真正的民主共和制度。这一根本性认识,后来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在《新青年》一至四卷数十篇文章中,陈独秀、高一涵、胡适、李大钊等人或从权利思想,或从功利主义思想,或从国家宪政民主制度的实现等角度,对自由、民主、平等等问题进行阐述与申论。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文章指出:欧美各国的共和立宪出于多数人利益,中国的共和立宪“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与自动,皆伪共和也,伪立宪也,政治之装饰品也,与欧美各国之共和立宪绝非一物。”[12] 陈独秀《再问〈东方杂志〉记者》一文认为,中国古代民为帮本是封建的家天下,人民是君主的财产,而近代民主含义是平民为国家的主人,专制政体与民主政体是水火不相容的。陈独秀叹言:中国人真心知道共和是什么的不多,满脑子帝制思想的人却很多。“国家者,乃人民集合之团体,辑内御外,以拥护人民知福利,非执政之私产也。”[13] 《新青年》无情地鞭挞了中国政治上专制独裁,君主专政,臣民把希望寄托于明君圣主,社会生活从感情出发,不讲法治等诸多恶俗,明快地将西方民主呈现在国人面前,号召“新鲜活泼而适于今之争存”的青年们仿效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和政治大革命,从事撼天动地的思想启蒙和社会变革。这些言论对在专制政治和蒙昧主义重压下陷入极大苦闷的青年一代,具有振聋发聩的奇效。在《新青年》的倡导与启发下,北京大学师生中相当一批新知识、新思想的接受者纷纷集聚到科学与民主的大旗下。《新青年》所散播的科学与民主的思想,如春雷初动,激发出生命的火花,使众多青年打碎精神的枷锁,歌唱着冲出了封建的堡垒。


五四时期,专制主义成为众矢之的,民主思想成为时代的主流思想,民主与科学成为大批知识分子追求的目标。广大学生对自由、平等观念的富有朝气与激情的信仰,更使五四民主主义思潮波涛汹涌。1918年5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起,连续撰文,痛斥鬼神论者的无稽之谈,提醒青年要独立思考,鼓起勇气,“剿灭这种最野蛮的邪教,和这班兴妖作怪胡说八道的妖魔”,要不信神、不怕鬼,做一个思想健康、意志坚强的独立自由的人。1918年6月,《新青年》推出了“易卜生专号”,周作人、鲁迅、茅盾、郭沫若等一批作家,都强调把“个性解放”与“自我表现”结合起来,以“自我”为价值标准,蔑视一切权威与偶像,“个性解放”蔚成时代之风气。


新文化运动思想家起初的确是想在思想文化上有所作为的。这可从《新青年》“盖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杂志之天职,批评时政非其职也”的编辑方针得到印证。“大家办《新青年》的时候,本有一个理想,就是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离开政治,而从教育思想文化等等,非政治的因子上建设政治基础”。[14] 但文化本身作为一定时期经济、政治的反映,思想文化始终是与其他社会问题特别是当时最急迫的政治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思想文化运动不能不同当时中国社会的变革实践联系在一起,不能不关注时政。《新青年》所发表的一系列反对封建思想文化的政论,其实就是批评时政的檄文。针对有人非议《新青年》所发文章“皆时事之评,已入政治范围”之事,陈独秀郑重申述:“中国政治所以至此者,乃因一般国民雅不欲与闻政治,群以为政治乃从事政治生活者之事业,所以国民缺乏政治知识、政治能力,如外人所讪笑者。而今之后,国民生活倘不加以政治采色,倘不以全力解决政治问题,则必无教育实业之可言,终于昏弱削亡而已”。[15]《新青年》多次告诫青年读者,“政治问题往往是关于国家民族根本的存亡”,修学时代的青年要懂得个人的价值,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个人应有的权利与应尽的责任,对此根本问题应有“彻底的觉悟,急谋改革”,不应该“装聋作哑”。


这一天终于来临了。1919年4月29 日,历时三个多月的巴黎和会,竟将战前德国在山东非法攫取的所有权益转让给日本。消息传来,举国愕然,全国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义愤填膺,热血沸腾。5月3日晚,北京大学1000多名学生和北京十几所学校的代表,集会于北大法科礼堂,听取巴黎和会的情况。会场上群情激愤。大会当场议决:联合各界一致力争;通电巴黎专使,坚持和约上不签字;通电全国各省市,与5月7日举行游行示威;定于5月4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5月4日下午1时许,以北京大学为主体的10余所学校的3000多名爱国学生,集结于天安门,提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和“还我青岛!”等口号,然后浩浩荡荡向日本驻华使馆抗议,继而又发生学生痛打章宗祥、火烧曹汝霖住宅事件。北洋军阀政府出动军警镇压,逮捕了30多名学生。5月5日,北京学生宣布罢课,呼吁释放被捕学生。6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6月3日以后,这场反帝爱国运动又波及全国,形成狂飙之势。


三、《新青年》译介、传播的马克思主义被北大先进分子所接受,使北京大学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衣胞之地


衣胞,是指母体中装有胎儿和羊水的膜质袋囊。所谓衣胞之地,即孕育、养胎的地方。[16]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伟大事件,而这极其伟大的事件与《新青年》和北京大学都有着极其密切的关联。《新青年》对马克思主义的译介、传播,使得北京大学不仅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提供了马克思主义的营养液,准备了重要的思想基础;而且为中国共产党输送了一批风流人物,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重要的组织基础。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成员中不少是大学者和有知识的人,中国共产党有着其深厚的文化底蕴。


北京大学是中国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源头,是中国最早升起马克思主义旗帜的地方。马克思主义经由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声来到中国,它的第一个落脚点就是北京大学。《新青年》则是传播马克思主义极具影响的载体。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知识界、尤其是对知识青年产生巨大影响,是从《新青年》开始的。1918年7月和11月,《新青年》先后发表李大钊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与《Bolshevism的胜利》等文章,指出俄国十月革命预示着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到来,是“世界文明的新曙光;预言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世界历史的潮流。什么皇帝、贵族、军阀、官僚、军国主义、资本主义,“遇见这种不可挡的潮流,都像枯黄的树叶遇见凛冽的秋风一般,一个一个的飞落在地”。“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915年5月,《新青年》推出李大钊主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后因五四运动而延期出版),内容包括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顾兆熊的《马克思学说》;凌霜的《马克思学说批评》;陈启修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贞操问题》;渊泉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马克思的奋斗生涯》;刘秉麟的《马克思传略》等。[17] 北京大学由此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心。《新青年》通过对马克思主义观点及其内在联系的宣传介绍,使人们对这一科学理论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认识,引起了中国思想文化界特别是进步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极大兴趣,同时也为现代中国政治文化的转型和社会转型,找到了一条革命的途径。随着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马克思主义逐步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在此基础上诞生了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正是以在北大工作、分别担任文科学长和图书馆主任并轮流主编《新青年》而赢得巨大社会声誉后,才开始考虑建立政党的。1918年下半年,李大钊与陈独秀等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了 “马尔格士学说研究会”,团结一批对马克思学术研究有兴味的和愿意研究马氏学说的北大爱国进步知识分子,在北大这方文明沃土进行有组织的学习、研究、宣传、实践马克思主义。随后,陈独秀、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利用该刊谨慎地提倡劳工事业并讨论建立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问题,这就开启了建立工人阶级组织和政党的活动。[18]


1919年初,《每周评论》第五期发表了陈独秀的《除三害》一文,认为: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破坏生产力的发展的有军人、官僚、政客“三害”。由于这三种人的危害,“北京政府已坏到不可救药的地步,非彻底铲除不可”。如何除掉这三害呢?文章提出了两条办法,其中之一强调“要社会的中坚分子,挺身而出,组织一个有政见并依赖国民为后盾的政党”。同年1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本志宣言》,公开申明:“世界是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已经造了无穷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真的民主政治,必会把政权分配到人民全体。”“我们主张的是民众运动,社会改造”,“但对于一切拥护少数人私利或有阶级利益,眼中没有全社会幸福的党,永远不忍加入,要和过去及现在各派政党,绝对断绝关系。”[19] 很显然,陈独秀要仿照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创立一个为全体人民谋福利的政党。


1919年李大钊发表《青年与农村》一文,劝导青年“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苦痛,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苦痛;他们的愚暗,就是我们全体国民的愚暗。去开发他们,使他们知道要求解放、陈说苦痛、脱去愚暗、自己打算自己生活的利病的人。”[20] 在李大钊的号召下,1919年5月,北京大学邓中夏、张国焘、罗家伦等的一部分学生发起了平民教育讲演团,提出“与劳工阶级联合”的主张。他们把学习与实践相结合,不断把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知识传播到工农市民群众中去,把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之火,传送到祖国的四面八方,致力于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到处都有北大进步师生的足印。李大钊、邓中夏、张国焘、罗家伦等北大师生的工作不仅在思想上、理论上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了准备,而且也初步宣传了群众、教育了群众、组织了群众、建立了群众的基础。我们透过北大师生的活动,可以清楚的看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到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道路。


1920年2月陈独秀离开北京,李大钊亲自送他去天津转赴上海,就在从北京到天津途中两人都表示了要组建一个政党的思想。此后,两人通过张申府、张国焘一直保持紧密联系。1920年5月以后,陈独秀在上海筹备建党,关于党的名称,是叫社会党还是共产党,陈独秀在征求李大钊的意见后,决定叫共产党。这就是历史上“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由来,显然这与北大又是分不开的。有诗为证:“北大红楼两巨人,纷传北李与南陈,孤松独秀如椽笔,日月双悬照古今。”[21]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各地建立的党组织已有8个。8个支部中有6个组织的负责人是北大师生或校友。即上海支部的陈独秀、北京支部的李大钊、武汉支部的包惠僧、长沙支部的毛泽东、广州支部的谭平山、巴黎支部的张申府。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海召开。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共13人(其中列席代表1人)中有北大师生和校友5人,占38.5%,这五位代表是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毛泽东、包惠僧。13位代表代表着全国53名共产党员,其中北大师生和校友共21位,占40%,他们是上海组的陈独秀、沈雁冰、李季、袁振英,北京组的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何孟雄、范鸿、朱务善、李梅羹、张太雷,长沙小组的毛泽东,广州小组的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武汉小组的包惠僧,巴黎小组的张申府。[22] 21名“出身”北大的党员中,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是党的主要创始人;邓中夏、高君宇、张国焘、刘仁静、罗章龙、何孟雄、范鸿、张太雷、沈雁冰、谭平山等则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骨干。这些史实清楚的表明,北京大学无愧于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基地的称号,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共产党的衣胞之地。



[1] 转引自郭建荣《局高声自远 非是籍秋风——北京大学在中国现代化历程中》,《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第42页。

[2] 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

[3] 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

[4] 陈独秀:《旧思想与国体问题》,《新青年》第3卷第3号。

[5] 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青年杂志》第6卷第1号。

[6] 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第6卷第1号。

[7] 陈独秀:《再质问〈东方杂志〉记者》,《新青年》第6卷第2号。

[8] 陈独秀:《复辟与尊孔》,《新青年》第3卷第6号。

[9] 陈独秀:《旧思想与国体问题》,《新青年》第3卷第3号。

[10] 陈独秀:《一九一六年》,《新青年》第1卷第5号。

[11] 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新青年》第1卷第4号。

[12]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

[13] 陈独秀:《今日之教育方针》,《青年杂志》第1卷第2号。

[14] 姜义华主编,沈寂编:《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化运动》,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88页。

[15]《陈独秀书信集》,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180页。

[16] 引自萧超然《漫议北大历史定位问题》,《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第67页。

[17] 张宝明、王中江主编:《回眸〈新青年〉》,河南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5页。

[18] 参见李丹阳《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与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起源》,《史学月刊》2004年第6期。

[19] 陈独秀:《本志宣言》,《新青年》第7卷第1号。

[20]《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46147页。

[21] 参见萧超然《漫议北大历史定位问题》,《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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