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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危机

2022-3-28 20:21| 发布者: 恭常| 查看:10172| 评论: 0|原作者: 陈独秀

摘要: 我在这里所说的真正危机,不是指外国帝国主义之如何压迫,也不是指本国政府之如何卖国与粉饰太平,而是指中国人民之不能及时奋起自救!我以为这才是此次反日运动中之真正危机!也就是中国民族之真正危机!   自九 ...

       我在这里所说的真正危机,不是指外国帝国主义之如何压迫,也不是指本国政府之如何卖国与粉饰太平,而是指中国人民之不能及时奋起自救!我以为这才是此次反日运动中之真正危机!也就是中国民族之真正危机!

  自九一八日军侵占东〔三〕省以来,大家自然也曾奔走相告“国难临头了!”,然而并未深深懂得此次国难已严重到如何程度及其症结所在。

  东北三省,除锦州和海伦一隅之地外,悉为日本所支配(哈尔滨虽未经军事占领,而已经过张景惠归日本支配了),日本的关东军司令部和满铁会社,都已由大连移到沈阳,本庄自为总督,置满洲于台湾朝鲜之列,声称今后东北三省不许中国驻兵,而日本反有剿匪及惩治不逞份子之完全军事行动的自由;并且屡次炮击天津,增兵北平,以实行其所谓“随时干涉中国北方的权利”。

  日本为什么要不顾全世界的惊疑和中国人民的愤怒,而悍然这样做,这是因为占据满洲或放弃满洲,乃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而不是日本人民的)向前发展或向后衰微之最大关键。日本帝国主义这种致命必死之争,英法美各帝国主义都知道,除战争外,决非任何条约公约或虚声恫喝所能阻止。英美各自视日本为它未来的军事同盟者,焉肯轻与言战,所以美国始终认为满洲事件只有由中日直接解决;英国认为“日本在满洲容有理由,惜其在采用军事行动以前未曾诉诸国联”。(路透社十二日伦敦电前外相葛电语)法国更急于拉拢日本以为其在明年军缩会之友助。明乎此,便知道国联和美国对日本步步退让,对中国步步抑制,乃是当然之事。譬诸甲乙二人冲突,丙丁走来调和,调和者口头大喊二人都不许动手相打,事实上却紧紧地抓住甲的手,让乙痛殴;国联和美国对于中日冲突正取了这样的调和态度,将来调查委员团来华,当然还是这样的态度。他们对日本步步退让,一直退让到承认日本剿匪自由和中国撤退锦州军队之要求,虽然鉴于欧美各小国之疑虑和中国人民之愤怒,他们未曾把这些要求由明文规定,而实际上是已经承认了。在这种精神之下派来的调查委员团,除牺牲中国以见好于日本外,还有何事可做!

  在此次国联行政会草草结束之后,各国人士在私人言论中尚多抱不平,甚至英国代表薛西尔,亦深致“日本黩武主义与中国政治不上轨道”之慨,法国社会党机关报大喊“国联失利”,德国反政府派的报纸则声称“国联中人皆望其能发号施令,今乃为强者之号令是从”,所以日本外务省接受国联决议的宣言很得意的说:“对于中政府慷然默认似属于己不利而实足增进中国人民之利益与幸福之一种协定,表示欣慰。”伦敦市民还有为国联这样的结束而举行示威者,独有效宋室南渡偷安的中国政府竟“慷然默认似属于己不利之一种协定”,并且还要说出“国联已决议,我方权利又已尽量保留”的鬼话,来欺骗人民!政府始终信赖帝国主义强盗的国联之主张公道,此政策之完全错误和彻底失败,虽三尺呆童到今天也知道了,独有党国要人南京政府外交特别委员会委员长戴传贤,一直到最近十四日中央党部纪念周还在高唱:“除了国家和国家的力量以外,还有一个全世公道的力量,何况各国都已在公约上郑重签了字,相约互相尊重领土主权行政的完整。”这种梦话!让这班冥顽不灵的东西执掌政权,真是中国人民的晦气!

  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倒了,汪精卫的南京政府来代替它,能有两样吗?能放弃避战求和的偷安政策吗?汪精卫的政府当然需要制造一个他们御用的什么“国民救国会议”或“国民代表会议”来做他们一党专政的装饰品,即是做:政府的咨询机关和向人民传达政府意旨的传达机关,还更要为政府通过卖国的条约的代表民意机关,这就是他们所谓“民主政治”,所谓“政府与人民合作”吧!也就是他们和蒋介石政府的不同吧!民众反日运动倘一直高涨,他们也必然和蒋介石一样采用高压手段。至于对日政策,当然不会因为蒋介石政府换了汪精卫政府而变硬,犹之日本对华政策不会因为若槻政府换了犬养政府而变软。牺牲一切以保有其苟且偷安的小朝廷“儿皇帝”的权位,在这一点,汪精卫政府和蒋介石政府将没有什么不同。

  日本帝国主义横蛮必死之争既如彼,各国帝国主义一致强迫中国服从日本的要求又如此,中国政府各派之软弱无能甘心断送国家也无二致;那么全中国人民,只要不是准备当亡国奴,人人都应该奋起自救了!

  实际上,自九一八以来全国各阶级人民是怎样的自救呢?

  上层份子之大部分,自始是与政府完全一致的,如秘贩日货的奸商:诬指抗日会检查员为盗匪的上海大庆纱布号主邓仲和即其一例;如利用抗日会的机关包庇秘贩日货的奸商:上海抗日会执行委员洋货业公会主席陈松源即其一例;如利用检查日货机关出售日货厂主:殴打检查员的上海纺织业检查组组长美亚绸厂协理高事恒即其一例;如亲日派的大实业家:始终不肯参加抗日会的虞洽卿即其一例;如公然反对学生做抗日救国运动的名流学者!主张牺牲东北主张组织“对日让步研究会”的北大教授胡适即其一例;又如大批置身事外的富商、工厂主,都属于这一类。

  其余一小部分暂时向左盘旋的,又做了些什么呢?他们当中,如上海市商会的王晓籁王延松方椒伯等,最初还参加入了抗日救国会,后来因为启封日货的主张行不通,又看见学生的反日运动日渐高涨起来,慌着退出抗日会,同时又发表宣言,主张国民对于政府“不容杂以猜疑逆意之心”;号称“国家主义派”的大学教授们,尚未实行外抗强权,自己已极力模仿强权的面貌,深深反对党治训政,实则急欲置身所谓“国防政府”分得一杯羹;江苏省教育会派所领导的江苏耆老团,“社会与教育”派的著作家和受秘密通缉的郑洪年等大学校长等,指摘政府虽甚急切,而实出于忠爱之忱,至多只算是敢言直谏的伍子胥;此外如上海申新各大报,算是代表一般左倾的上层份子的舆论机关了,他们又说了些什么呢?他们也站在伍子胥的立场批评过政府;他们又代表一般舆论,宣传:排货、对日宣战、反对直接交涉、责备国联不主张公道、鼓吹宁粤统一,如此而已。排货虽是反日武器之一,然单靠它能够阻止日本帝国主义此次必死之争吗?这是幻想。希望政府对日宣战,这更是幻想。反对直接交涉,难道赞成间接交涉即经过国联或美国和日本间接交涉吗?况政府“不抵抗”“镇静”“避免冲突”等消极政策的里面,即含着经过国联间接交涉这一积极政策的作用,现在的效果是怎样?敌军深入国境,占据国土,应该即时宣布绝交,根本不是什么外交问题,而是以武力拯救祖国危亡的问题,人民应该根本反对交涉,而不是什么反对直接交涉,只有战胜或相持,才谈得到交涉,不战和战败,同样的交涉,即城下之盟的别名。责备帝国主义强盗的国联不主张公道,和希望它主张公道,是同等的愚痴。宁粤统一后,有两样的对外政策吗?各大报对于学生反日运动,曾予以相同的同情;然而一到这一运动高涨起来,即北大示威团和上海学生包围市政府事件一发生,他们竟一声不响了!他们低首下心甘受政府的检查,开天窗,为日已久了,一受学生包围,才想到召集紧急会议,宣言“言论自由不受任何检查与干涉”;事后,他们很“公平的”,援有闻必录之例,学生与党部的宣言一概登载,他们是在反日民众与摧残反日民众的势力之间,取了中立骑墙的态度,这也就是他们代表一般左倾上层份子对于反日运动的根本态度。

  在现时,忠勇奋发的参加反日运动者,要算是学生群众了,虽然他们的领袖也有些懦弱妥协份子,他们的运动,由示威走到捣毁阻害反日运动的党部和地方政府,这一点小小的运动,也发生了一点小小的结果,即是在对外上所谓“剿匪自由”“锦州撤兵”“中立区”等未至在明文上规定;在对内助成了虚伪的民主派政权。但是学生运动,无论是停止在现阶段,或是再进至较高的阶段,如果没有广大的劳动群众运动和她汇合起来,孤军独战的学生运动,其势难以持久,更不能制服我们强大而又顽狠的敌人——一切帝国主义。

  历来参加反帝国主义运动有伟大力量的劳工群众,数年以来,都被党政府的枪尖、工会法、御用工会的官僚领袖这三件法宝同时并用的压迫着至今不能抬头;现在政府及资本家,更是利用“共赴国难”“相忍为国”的名义,加紧压迫剥削工人,减工,开除,禁止工人组织工会和反日会,上海中华书局经理陆费逵,竟称“工厂之有工会,等于人身之患肺病”。所有党部支配之空洞的工会机关,只能为政府和党部做应声虫,连学生反日运动的尾巴都够不上;一般工人群众被政府及厂主压迫得救死且不暇,团结更不能,这真是此次反日运动中不可计算的损失!

  以上述现有的力量,现有的行动,来对付所谓外交问题,当然能收相当的效果;要想拿它来对付我们强大而又顽狠的敌人此次必死之争,以达到我们御侮救亡之目的,则断然没有侥幸成功之理,假手枪吓不退剧盗【注: 剧盗,意指凶恶强悍的盗贼】!我所谓真正危机即在此点。

  人民应该怎样自救呢?向政府示威,捣毁阻害反日运动的党部,殴打妥协卖国的官僚,这还是初步的工作,还不能够真正解决问题。解决问题的道路,在现状看来,只有由反日的学生与市民,把对付政府与党部的力量,转到工人与兵士中去,“越轨”的学生市民,和“越轨”的工人兵士结合起来,再和“越轨”的农民结合起来,直接行动起来,随地驱逐暴日势力和袒护暴日的势力,由各地方有组织的反日群众之代表机关,为对日战争而征取应用的军食与武装,惩治奸商与亲日派。一切党派,如果在行动上是反日的,群众即拥之前进;如果是阻害反日的,即送它到粪坑中去。一切军队,如果他们愿意到反日的火线上去,群众即如帮助马占山的军队一样帮助他们;如果他们是对付反日民众的,便要拿他们的武装给反日民众。一切帝国主义,如果还未公开的帮助暴日,群众暂时放松一步;如果它帮助暴日,便对待它也和暴日一样。

  中国民族,只有在这一英勇的民族革命大战争中,决定自己的命运,发挥大众的创造力,锻炼出无数顶天立地的人才,来建设新中国。

  如果人民没有勇气干这样的“越轨行动”,纯纯良良的听候政府用外交来解决,或者向始终抱定不抵抗主义苟且偷安的政府上上条陈,“在轨内向政府贡献意见”(陈铭枢告上海学生代表语),或者开开会打打通电话贴贴标语募募捐做政府的外交后盾,或者最激烈只能通电责备责备政府;那么,只有准备当亡国奴,做大日本大英大美大法的顺民,做朝鲜人第二,没有别的话可说!




                                                        十二月十六日

                        1931年12月22日《热潮》第三期

                                                            署名:顽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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