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于蒋介石总司令三月七日在南昌总部之演讲，有佩服的地方，也有怀疑的地方。 佩服的地方是：他毅然承认“现在我们国民政府同中央党部已经迁到了武汉。”从此政权统一，民众不至感觉于武汉国民政府之外还另有一国民政府而莫名其妙，军阀亦无法利用革命政权不统一而企图操纵；从此党权统一，所有国民党党员不至于感觉得有武昌、南昌两个中央党部而无所适从了。这两件事，都于国民革命之进行，非常有益。 怀疑的地方是：他此次讲演，虽然对于放弃联俄政策和南北妥协这两个流言有所声辩，可惜他声辩的内容反证明了这些流言至少一半是事实。 “凡是以平等待我的国家，我们都可以和他们联合”，这只是我们一般的外交原则；中山先生的联俄政策，却根本不是这样。中山先生联俄政策之根本精神有二：（一）是要效法俄国式的革命，这句话中山先生不但在公开的演讲中说过，给蒋介石私人的信中也说过；（二）是相信“自欧战以后，俄国人自己推翻帝国主义，把帝国主义的国家，变成新社会主义的国家……把从前用武力的旧政策，改成用和平的新政策；这种新政府，不但是没有侵略各国的野心，并且抑强扶弱，主持公道。……俄国革命以后，斯拉夫民族生出了甚么思想呢？他们主张抑强扶弱，压富济贫，是专为世界上伸张公道打不平的。土耳其在欧战之前，最贫最弱……各国更想把他瓜分，土耳其几乎不能自存，后来俄国出来，打不平，助他赶走希腊，修正一切不平等的条约，到了现在，土耳其虽然不能成世界上的头等强国，但是已经成了欧洲的二三等国；这是靠甚么力量呢？是全靠俄国人的帮助。由此推论出来，将来的趋势，一定是无论那一个民族或那一个国家，只要被压迫的或委曲的，必联合一致去抵抗强权。”（见中山先生民族主义第一讲）中山先生毫无疑义的肯定了俄国已经不是有侵略各国野心的帝国主义者，并且肯定了俄国能够抑强扶助，弱者自强起来也全靠俄国人的帮助。实际上中国革命军得到俄国人的实力帮助，决非一般国际关系上什么平等待遇所能有之事，这件事蒋介石应该比国民党任何军事领袖都知道清楚。中山先生的联俄政策是建筑在上列两个根本精神上面，是以革命同志的精神而联俄，是以革命民族联合的精神而联俄，决不单是建筑在一般国际关系上什么平等待遇上面。 可是蒋介石现在说：“为什么要联合苏俄，就是苏俄能以平等待我中国……不仅日本，无论那一国，如其放弃帝国主义政策，能以平等待我中国的时候，那末，我们对他们，如同对苏俄一个样子，未始不可以联合的。……我们联合苏俄为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完全立在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这意义上头，所以就要联合苏俄；若苏俄一旦不以平等待我，像别个帝国主义一样压迫我们的时候，我们也是象反对帝国主义一样的反对他们。”这些说话，若出诸普通商民之口，不但不算说错，而且很公道；国民党军事领袖说出这样的话，在革命政策的立场看来，分明是把中山先生的联俄精神根本放弃了！因为他这些说话之根本态度是把苏俄看做其他强大国家一样，不曾肯定的把他看做是革命同志，不曾坚决的把他看做是革命民族。 西山会议派之反对联俄，人所共知；然而他们也不是明言放弃中山先生的联俄政策，也是说：“吾人尝以‘平等待我’为民族间之量尺矣，凡言行一致，合乎此量尺者皆吾友，否则不惟非友，甚至为仇。”又说：“吾人于此绝不贸然将苏俄列诸其他帝国主义之林，一反联俄政策；亦绝非盲目的以苏俄之言动皆善，而违反联俄政策之本义。”（均见西山会议派上海大会宣言）蒋介石的说话，与他们的见解何异？他们同样不认识苏俄是革命同志是革命民族，把他和别的强大国家一样看待，今天说：“只要联俄以平等待我，我们对总理联俄政策无论如何不能更动的。”明天便会附会一二不平等待我之口实而更动了！所以东方社十六日九江电称蒋介石最近在南昌演说，曾明言“俄国如以不平等对付吾人，则我等自有对之之道也。”报载蒋之演讲词中虽未明见此语而奔走撮合南北妥协之日本帝国主义者自然能够察知其弦外之音。 蒋说：“我们联合苏俄，并不是联合苏俄一个代表，我们是联合苏俄全体的人民。”可是张作霖逼走加拉罕，又何尝不是说只是反对加拉罕个人而不是反对苏俄全体的人民。 所谓“全体人民”只是一个抽象名词，并不是一个具体的表现，所以人们往往欺负他不能够具体的站出来说话，可以任意利用他。国家主义派主张全民革命，便等于不革命。英帝国主义派兵到中国，也是说合乎中国全体人民的愿望。苏俄全体人民不能通同来到中国帮助中国革命，除了政府的代表或党的代表，更有何种形式可以表现实际的联合呢？ 如果苏俄代表真有压迫国民党领袖或侮辱国民党的行动，不但国民党全体中央委员会起来反对（何以最近党中央全体会议并未曾提及此事，只有蒋一个人感觉着？）即中国共产党亦应该向代表严重警告，甚至于请求苏俄另换代表。若仅仅是因为苏俄代表主张汪精卫复职，若仅仅是因为苏俄代表在国民党的宴席上劝告勿抑制工农运动，便以为是压迫国民党领袖和侮辱国民党，则压迫国民党领袖侮辱国民党者还有百数十万国民党党员和广大的民众，不只是苏俄代表。 北方的张总司令方宣称因苏俄代表辅助国民党而逮捕其家属。南方的蒋总司令则宣称苏俄代表侮辱国民党而欲加以驱逐，所持理由虽不同，而反对苏俄之事实则同，此或即佐分利所谓“发见南北妥协点”、赵欣伯所谓“南北政策相同”之一！ 复次，南北妥协共同反赤之说，自正月到现在已经两个多月，各报一致喧传，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的通信社——东方社与电通社，几乎每日都有此类消息，东京、北京的日本报纸更是言之凿凿，难道蒋总司令都一向不曾知道，何以对于自身关系之事截至本月十二中山先生纪念日告黄埔学校同志书中，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通信社及报纸之宣传都无一字声辩？一则曰，“在武汉的党员还要造出这种谣言”，再则曰，“他们在武汉的却天天制造谣言”，其于告黄埔同志书中亦说是“造谣煽惑”、“后方捣乱”，并谓：“若中正坚持革命不肯放弃一日，则中伤者之作用亦将一日不止。”又谓：“彼挑拨是非之徒，意在破坏国民革命军。”其实，如果是谣言，如果是中伤，则造谣煽惑、中伤捣乱以图破坏国民革命者，不是在武汉的党员，而正是蒋介石现方表示亲近的奔走牯岭、南昌、北京鼓吹南北妥协之日本政党及东京、北京的日本通信社及报馆。最近日本人的《上海日报》非常得意的大字登载十七日九江电：“南昌派高唱亲日政策，否认全体会议之议决，决定解雇鲍罗庭。”不向日本帝国主义的通信社及报馆声辩，而只痛骂自己的同志，这是绝对无益的事。 奉、鲁军不是整个的，几等于奉直军不是整个的，这是人所尽知，鲁军即尽失其地盘，亦非奉张所深惜。北伐军东下击破鲁军，自是革命势力更进一步之发展，尤为东南人民所欢迎；然而执此以为东报喧传对奉妥协、南北携手对赤之反证，则殊嫌未足。 有人以为李宝章、毕庶澄等时有与南军谈判之事，靳云鹗、陈调元显已归附南方，所谓南北妥协，不过如此。此言亦太滑稽了。北方将领归附国民政府，吾人自可尽量容纳；而国民政府的军事领袖提出政治上的让步条件如东报所传者，向北方军阀首恶谋妥协，这是与北方将领归附国民政府为同样的革命胜利之荣誉吗？ 奉天军阀在人心上，在军纪上，在财政上，已到了旦夕溃败的运命，不但北方革命的民众，即一般商民甚至于官僚，都发出“盼望赤军速至”的呼声；而赤军领袖若忽然为日本帝国主义所诱惑，与垂危的奉天军阀谋妥协，以延其残喘，使肃清军阀的大业功败垂成，这岂非革命史上一大错误，并且是一大污点！所以我们的责任，不是盲目的掩饰此时没有南北妥协的运动，而是诚恳的要求国民革命军的领袖蒋介石总司令，立刻在言论上在行动上，证明所谓南北妥协共同反赤，的确是日本帝国主义造谣煽惑、挑拨是非、中伤捣乱以破坏中国革命的阴谋！ 1927年3月18日《向导》周报第一九二期 署名：独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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