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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当年散发的这份传单,为何让青年毛泽东连呼“万岁”?

2022-5-30 10:19| 发布者: brights888| 查看:10904| 评论: 0|原作者: 徐光寿

摘要: 今年5月27日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陈独秀逝世80周年纪念日。在其波澜壮阔的一生中,有一份传单不得不提。1919年6月11日晚,陈独秀因亲自在北京街头散发这份传单而被北洋军警逮捕关押,从而引发了一场轰动全国的 ...

今年5月27日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陈独秀逝世80周年纪念日。在其波澜壮阔的一生中,有一份传单不得不提。1919年6月11日晚,陈独秀因亲自在北京街头散发这份传单而被北洋军警逮捕关押,从而引发了一场轰动全国的营救浪潮。这份传单就是由陈独秀本人起草、并请好友译成英文、仅有寥寥数百言的《北京市民宣言》。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从时代背景看,以下因素促成了这份传单的问世。

新文化运动推动了青年一代的思想觉醒。辛亥革命虽然结束了帝制、建立了民国,但终究只是一次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以致尊孔复古思潮泛滥且帝制两度复辟。为“改变人的思想”,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发起新文化运动,发刊词《敬告青年》向青年发出了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振聋发聩的号召。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盲从,切中了时弊,当即获得青年的广泛认同,在中国社会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潮流,为五四运动的爆发奠定了思想基础,也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扫清了障碍。

俄国十月革命送来了新的革命思想。“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不仅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政权,而且开创了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新时代。新生的苏俄政府不仅颁布了《土地法令》《和平法令》,而且迅速发表尊重中国主权的对华宣言,一改沙俄对内专制对外侵略的反动面目。李大钊连续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就是他对十月革命的热情歌颂和真诚欢迎。受十月革命启发和李大钊的引领,陈独秀也将学习西方的目光从法兰西转向俄罗斯,这为他五四期间敢于散发红色传单、五四以后面向劳苦大众进而建立新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奠定了思想基础。

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刺激。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中国先进分子对巴黎和会抱有热切希望。巴黎和会不仅在法兰西文明的故乡法国巴黎召开,而且会前的国际舆论也对中国等弱小国家有利,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就发表了主张“公理战胜强权”的“十四点宣言”,因而使中国先进分子产生了幻想,陈独秀也称赞威尔逊为“世界上第一大好人”。但希望愈高往往失望愈大。巴黎和会被英、法等国操纵,不仅没能将原为德国霸占的山东主权归还中国,反而转给了日本,引发群情激愤。所谓“十四点宣言”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威尔逊也成了“威大炮”。巴黎和会中国外交的失败直接引发了五四爱国运动。

上海人民“三罢斗争”的直接启示。五四运动爆发于北京,以爱国学生为主力,以罢课为主要形式。为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1919年6月3日,在近代中国的产业中心上海,爆发了以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和学生罢课为主要形式的“三罢”斗争,并迅速影响到全国多个城市。工人阶级由此成为运动的主力,并展现出彻底的不妥协的斗争精神。受到以上海工人群众为主体的巨大爱国力量的直接启示,身处北京的陈独秀开始把目光从青年学生转向工人群众。在6月5日发表《研究室与监狱》、号召青年发扬“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的精神追寻真理后,6月9日就起草了著名的《北京市民宣言》并印成传单。

以“直接行动”求“彻底解决”

《北京市民宣言》篇幅不长,连同标题、标点仅260余字。全文如下:

中国民族乃酷爱和平之民族。今虽备受内外不可忍受之压迫,仍本斯旨,对于政府提出最后最低之要求如下:

一、对日外交不抛弃山东省经济上之权利,并取消民国四年七月两次密约;

二、免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段芝贵、王怀庆六人官职,并驱逐出京;

三、取消步军统领及警备司令两机关;

四、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

五、市民须有绝对集会、言论自由权。

我市民仍希望和平方法达此目的,倘政府不顾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特此宣告,敬求内外人士谅解斯旨。

各处接到此宣言,希即复印传布

《北京市民宣言》传单(影印件)

6月9日,陈独秀起草后,即请英语水平较高的胡适译成英文,放在同一页上,组成一份中英文并呈的传单。陈独秀当夜即同《新青年》北大同人高一涵一起,拿到一家为北大印刷讲义的小印刷所印好,此时已是深夜一点多钟。

对于《北京市民宣言》究竟以何种形式面世,陈独秀等人还真颇费了一番心思。

当时陈独秀手头握有两份刊物,不仅自己主编《新青年》,并与李大钊共同主编《每周评论》,完全可以在任何一种刊物发表。然而,《新青年》是学理性刊物,内容不符,且每月一刊周期也太长。《每周评论》虽关注时政,性质符合,但每周一刊,时效性仍有欠缺。而且《北京市民宣言》是一份极具革命性、战斗性的文章,内容十分敏感,确实不宜在任何一种刊物发表。在北洋军阀的严控之下,也没有哪家报刊敢于发表。因此,印成传单单独发放,可能是风险较小且简单易行的方式。

这是一张能够撒下革命火种的传单。从散发时机看,正值北洋军警在北京狂捕学生、全国最高学府一时变成看守所,更是上海乃至全国各地“三罢”斗争风起云涌之际,传单确有点火北京推翻北洋政府之意。从传单内容看,任何一条都令北洋政府胆战心惊:第一条直指北洋政府讳莫如深的1915年“二十一条”和1918年对日陆军海军两个秘密军事协定;第二条在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个卖国贼外新增了徐树铮、段芝贵、王怀庆三位军队和警察头目;第三、四条要求取消和改组三大暴力机关;第五条则带有根本性的要求。从散发人员看,是领导和参加五四运动的北大师生们。

其实,传单中最让北洋政府忌惮的,还是最后一段话。其中提出,如果北洋政府胆敢拒绝上述五条要求,不能用“和平方法达此目的”,则将组织学生商人劳工人“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这不仅是向北洋军警发出了最后通牒,而且明确昭示将要按照俄国十月革命的暴力方式推翻北洋政府的统治。

果然,6月11日晚10时许,当陈独秀亲自在北京新世界游艺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时,遭警察厅逮捕。夜12时许,军警百余人荷枪实弹包围箭杆胡同9号陈独秀寓所并破门而入,陈的家人从睡梦中惊起,当即惨遭抄家,被搜去信札多件。陈独秀本人随即被押赴京师警察厅监狱监禁。

陈独秀虽遭逮捕,但这张传单确实已经撒下了革命的火种。

“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

陈独秀被捕后,李大钊非常着急,立即联系北大学生设法营救。大家想到的办法,就是借助媒体的力量,将陈独秀被捕入狱的消息告诉全国人民,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使北洋政府有所顾忌,不敢胡作非为。

13日,李大钊曾任第一任总编的北京《晨报》率先披露了陈独秀被捕的消息。各地大报纷纷予以报道,迅速掀起一场全国性的营救陈独秀的浪潮。

14日,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上海法租界创办的《民国日报》,刊登了《北京市民宣言》全文,以示声援。《民国日报》指出:当此“人心浮动之时,政府苟有悔祸之诚心,不应对国内最负盛名之新派学者加以摧残,而惹起不幸之纠葛也。”在上海,孙中山本人亲自向北洋政府代表许世英交涉放人。

15日,北京学联致函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指出,“陈先生夙负学界众望,其言论思想皆见称于国内外,倘此次以嫌疑遂加之罪,恐激起全国学界再起波澜”。“现今各种问题已极复杂,岂可再生枝节,以滋纠纷”。

16日,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医学专门学校等9所学校新旧人物40位社会名流联名呈书警察总监,准予保释陈独秀。20日,民国大学、新华商业专门学校等7校29位社会名流也联名呈书警察总监。

此外,上海、安徽各界,章士钊、岑西林等社会名流,都纷纷通过各种方式要求北洋当局释放陈独秀。

然而,在营救陈独秀的社会大潮中,最积极的还是一批正在朝着马克思主义方向发展的进步知识分子。

陈独秀入狱后,李大钊一直心系这位“为运动解放入了牢狱的人”。他冒着风险,以《每周评论》为阵地,诅咒这世道是相杀的、黑暗的、压缚的、兽性的、强权的世界。7月6日第29期的《阶级竞争与互助》,宣传了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同期的《赤色的世界》宣传了“赤旗”“赤军”“赤革命”和“共产党的政府”和“劳农共和国”。7月13日第30期的《是谁夺了我们的光明?》,借用一位读者来信愤怒地质问:“现在好久不见‘只眼’了,是谁夺了我们的光明?”同期《真正的解放》则表示,要靠“我们自己解放自己”。9月1日在《新青年》六卷五号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从而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留日学生李达6月24日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发表《陈独秀与新思想》一文,称赞“陈先生是一个极端反对顽固守旧思想的急先锋”,“我们对他应该要表两种敬意,一敬他是一个拼命‘鼓吹新思想’的人,二敬他是一个很‘为了主义吃苦’的人。”留日期间的李达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1920年暑期回国后就找到上海的陈独秀,参与到中国共产党创建队伍中。

营救文章和通电中最有思想深度也最为感人至深的,是时年26岁的青年毛泽东。7月14日他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发表《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愤然指出:当前的中国危险在于“思想界空虚腐败到十二分”,人们“迷信神鬼,迷信物象,迷信运命,迷信强权。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自己,不认有真理”,这是科学思想不发达和政治不民主的结果。文章最后坚定地宣称:陈君之被逮,决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是留着一个大大的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陈独秀被捕及社会各界营救陈独秀的斗争,促进了中国先进分子进一步的思想觉醒,加快了他们从激进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这确是一张在中国撒下了红色火种的传单。此后,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开始在中国大地点燃起星星点点的红色火种。

(原载于2022年5月27日“上观新闻”,作者为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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