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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骏:纲常与革命——陈独秀和“万恶孝为首”谣言关系考论

2022-5-30 15:42| 发布者: 恭常| 查看:101327| 评论: 0|原作者: 瞿骏|来自: 《中央党史研究》2019年第4期

摘要: 陈独秀与“万恶孝为首”谣言是讨论“五四”后文化运动与政治行动之演变的有趣个案。1920年末,陈独秀赴粤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试图在广州宣传新文化,拓展党的事业,却引发了“万恶孝为首”谣言,背后 ... . ...


摘要:
陈独秀与“万恶孝为首”谣言是讨论“五四”后文化运动与政治行动之演变的有趣个案。1920年末,陈独秀赴粤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试图在广州宣传新文化,拓展党的事业,却引发了“万恶孝为首”谣言,背后牵扯着各方势力在理念上的新旧之争、新新之争以及现实中的党派之争、饭碗与地盘之争。谣言虽生发于上海,但其扩散是在谣言制造者的精心策划下,由上海与广州的报刊之联动而形成的。这一事件与“五四”之际新文化同人因攻击家庭伦理所影响的社会心理基础有关,也折射出“五四”之后马克思列宁主义破除旧礼教与重建新伦理的困境所在。




       1938年12月冯友兰在《新事论·原忠孝》中说:“民初人要打倒孔家店,打倒‘吃人底礼教’,对于孝特别攻击。有人将‘万恶淫为首’改为‘万恶孝为首’”。[1] 冯友兰此说既有提示作用,又颇让人生疑。提示之处在“万恶孝为首”一说曾给国人深刻印象,并在历史记忆中长久留存。而疑问之处在冯友兰只笼统地说“民初”,这个说法究竟何时出现?何时深刻在人们脑海中,又何以能够如此深刻?冯氏文章均语焉不详。[2]



       从原初形态说,“万恶孝为首”脱胎于著名俗语“百善孝为先,万恶淫为首”。此语出自清人王永彬所撰《围炉夜话》。是书与明人洪应明的《菜根谭》、陈继儒的《小窗幽记》并称为“处世三大奇书”,在民间流传甚广,这条俗语也因此脍炙人口。[3] 而之所以“万恶淫为首”会变成“万恶孝为首”实和1921年在广东的陈独秀有莫大关系。



       关于此,既有各种陈独秀传记和相关文章都会提及。综合各家研究结论和笔者对1921年陈独秀在广东之言论的阅读,可以判定陈独秀从未明确说过“万恶孝为首”,其为一大谣言,此正如《民国日报》所说“陈君在何处曾演说过这些话?有何人亲耳听见?闹了许多日子,没有一人能够指出”。[4]



陈独秀




       但遗憾的是以往研究大多只对陈独秀与“万恶孝为首”谣言的关系做了简单的现象描述,而不把它当作一个可以细致讨论五四爱国反日运动后文化运动与政治行动之演变的有趣个案。[5]  其实陈独秀与“万恶孝为首”谣言的关系尚有一连串问题需要厘清:第一,1920年末陈独秀为何选择赴广州,而非留在北京或去上海、武汉继续从事文化运动和政治行动?这个问题的答案看似简单,其实有不少需进一步解释之处。第二,在广州,“万恶孝为首”谣言产生的人事背景和斗争逻辑为何?谁制造了这些谣言?他们如何制造?又为何制造?第三,有些谣言即出即散,有些谣言传播稍久,有些谣言则长久留存。“万恶孝为首”谣言就属于长久留存之一类,那么其能长久留存的社会心理基础是什么?[6]



       这些问题背后涉及到“五四”后文化运动和政治行动的走向,中国共产党在建党之初面对着哪些挑战与困境等重要问题,[7] 下面先从陈独秀为何赴广州谈起。




                                      一



       关于1920年末陈独秀为何赴广州,以往的解释一落在广东的“革命性”,二落在共产国际的推动,而少见陈氏赴广州的内在驱动和无奈之意。[8] 胡绳曾言:



       中国的先进的知识分子主要是经过俄国十月革命而认识马克思主义的。他们当时能读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是很少的。他们学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就勇敢地投身于炽热的实践斗争中。他们的理论准备不够多,这是一个弱点;但是,一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就立即把它和中国的反帝反封建的群众运动结合起来,这又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运动的一个特点和优点。[9]



       这段话无疑相当有见地,他指出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早期中共党员大概是还未有充分的“理论准备”就已在“实践”之中。在党组织未完全成型,手中又无武力的状态下,他们的政治行动很多时候是以文化运动的方式展开或至少披着文化运动的外衣。由此“五四”后得到“更加深入蓬勃的发展”的新文化运动就有了复杂意蕴。[10] 其表现在:



       第一,“五四”后做文化运动,其具体方式表面上看与“五四”前基本无差,大致有办学校,做讲演和在报纸、刊物上发表文章的鼓与呼。但相较五四前的相对“纯然”,五四后这些行动的背后更多浮动着人事的纠葛、派系的分野和政治的暗影。



       第二,“五四”后的新文化运动其主题和内容相较“五四”前愈加模糊。“五四”前尚有文学革命、白话文等相对统一的目标,但“五四”后几乎每个思想人物和政治人物都在定义自己的“新文化”,并以自己感知和理解的“新文化”为尊,同时亦可以视另一种不同于己的“新文化”为“非新”乃至“反新”。



       由此“五四”后的文化运动乃至政治行动的一条隐而不彰的主线是:谁是运动和行动的“定义者”和“领导者”。从这条主线出发方能更深地理解陈独秀为何要赴广东。



       自1919年3月底开始,由于各方“尤集矢于(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11] 无论是做文化运动还是做隐藏在文化运动下的政治行动,北京、武汉两地已基本没有陈独秀施展与腾挪的空间。具体表现在1919年4月9日陈独秀从北京大学辞职。[12] 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在北京被捕。[13] 1920年2月陈独秀在武汉各处演讲,当地官厅对陈氏主张大为惊骇,“令其休止演讲,速去武汉”。回到北京后,为躲避北京政府再次拘捕,陈独秀由李大钊、高一涵至车站接送至王星拱家中暂住,然后由李大钊护送至天津赴上海。[14]



       以这些事件为背景,我们才能读懂1920年2月陈独秀在上海所说的:“北方文化运动,以学界为前驱”,但“普通社会”不能为后盾。其中最不满人意者在“北京市不能谓有一市民,仅有学界运动,其力实嫌薄弱”。[15] 其实当时的“学界运动”之力已为各方所认识且极欲掌握,并不薄弱,但陈氏当时无论在实际境遇、外部树敌和内部人际关系上实已与北京学界渐行渐远,与武汉学界也无太多交集,此其一也。



       第二,陈氏在上海虽仍有施展腾挪的空间,这从他特地在上海做《新文化运动是什么》的演讲就可见一斑,但上海的问题在与陈独秀相竞争的对手太多。王奇生、桑兵、陈以爱等学者的研究都已揭示五四运动前后的文化运动和背后的政治行动并不局限于北京大学、《新青年》这一校一刊,江苏省教育会、国民党、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中华职业教育社等能分从中一杯羹,甚至可以在暗中起到主导作用,这些力量做文化运动和政治行动的基地就在上海。[16] 因此从1920年9月到1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上连发四篇后来著名的“论上海社会”的文章,都当从这条线索去解读,其中一、二、三篇都和在上海做文化运动与政治行动的激烈竞争直接相关。



       1920年1月陈独秀尚感觉他的一位山东朋友有偏见,认为上海“决不会有真实的新文化运动”。在陈氏看来“这位朋友虽然学问见识都好,却不曾到过上海一次。他的观察未必正确。我是住过上海好几年,却不敢像他那样一体轻视上海底朋友”。[17] 但到9月发表的《论上海社会》中陈独秀就开始直接批评上海的黑幕文人和书贾“做红男绿女小说,做种种宝鉴秘诀,做冒牌新杂志骗钱”,由此上海这种“龌龊社会”哪里能算得上“全中国舆论底中心”和“文化底中心”。[18]



       10月发表的《再论上海社会》陈独秀则提到所谓“黑幕”小说,说它是“摇身一变来做新思潮的杂志骗钱,外面挂着新文化的招牌,里面还是卖黑幕一类的货”。[19] 这矛头有一部分是指向张东荪主持的《时事新报》,因为该报于1916年9月1日刊发“征稿启事”悬赏黑幕,为“黑幕”小说流行的始作俑者,副刊《报余丛载》曾连载此类小说两年多。1918年4月《时事新报》又创设《学灯》副刊,成为宣扬新文化的一大阵地,到1920年风头极盛,正是陈独秀和《新青年》在上海的重要竞争对手。



张东荪:《学灯宣言》




       在11月发表的《三论上海社会》中,陈独秀未能主导海上文化运动走向的怨气表现得最为明显,大有回到1915年《青年杂志》在上海各巨鳄压制下难以出头的愤懑状态。他抱怨杜威、罗素等西洋名哲来到上海,却被当作福开森、朱尔典、拉门德一样的人物。上海各色人物不过是为了把他们引为同调和借他们大出风头。陈氏更特别指出“罗素初到上海,在大东欢迎席上就有人在演说中替商务印书馆登了一段卖书底广告” [20] 。要深入理解这些话就得考察陈独秀对罗素的态度和罗素初到上海的欢迎会是怎样办的。



       1920年1月陈独秀说“英国罗素底新唯实主义的哲学”是世界最近代、最新的思潮的代表[21] ,10月为欢迎罗素来上海,《新青年》第8卷第2号封面是罗素相片,下书“就快来到中国底世界的大哲学家罗素先生”;广告页的“新青年丛书”预告两本罗素著作——《到自由之路》与《哲学问题》;当期要目栏的前六篇文章是张崧年所写的《罗素》、罗素译文——《梦与事实》、《工作与报酬》、《民主与革命》、《游俄之感想》和《哲学里的科学法》。接着《新青年》第8卷第3号的前六篇文章则是张崧年的《试编罗素既刊著作目录》、王星拱的《罗素的逻辑和宇宙观之概说》、罗素译文——《能够造成的世界》、《自叙》、《民主与革命》、《罗素论苏维埃俄罗斯》。[22] 即使到广州后,陈独秀主导的《广东群报》除连载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美国共产党宣言》、《马克思的一生及其事业》,还有罗素的《社会结构学》,这些都可见陈氏对罗素的借重。



《新青年》第8卷第2期 使用罗素照片作为封面




       不过陈氏借重罗素,在上海他却难得到罗素的独家青眼,这可能是陈氏欢迎罗素到来,却发展到借罗素来沪事大发牢骚的肇因。1920年10月13日即《三论上海社会》发表的前十几天,江苏省教育会、中华职业教育社、新教育共进社、基督教救国会、中国公学、时事新报、申报等七家联合举办欢迎罗素来华大会。这次大会深深刺激了陈独秀。因为陈氏虽然受邀参加大会,但主办欢迎会的七家势力雄大的社团、学校、报纸却都和他没有太大关系。到欢迎会现场,陈独秀更可能心不甚惬。做那在他看来是“卖书广告演说”的正是江苏省教育会主席沈恩孚(信卿),放眼周围,同席的又是日后能陪伴罗素去湖南讲学的张东荪、杨端六等人。这些人物与陈独秀有持续思想和言论竞争,同时他们与罗素的关系显然比陈氏更近。[23]



       相较北京、武汉、上海,广州当时对陈独秀来说大概是做文化运动和政治行动的最好选择,也是无奈选择。从最好选择这一面来说,首先广州确有陈独秀因辛亥革命而形成的人脉。各方报道都指出除了陈炯明全力以赴招揽陈独秀外,汪精卫对陈独秀来粤也非常支持并为此奔走。[24] 这和二人同为著名民党,长期惺惺相惜或大有关系。其次,广州和北京相距非常遥远,和上海、武汉也都颇有距离,地理上的距离常能过滤许多具体的情节,人事的纠葛,而独留下陈独秀的赫赫名声。因此陈独秀赴广州时,“新文化泰斗”、“新文化巨子”、“新文化大家”、“北京大学教授”等名衔多见于各报[25] ,这些名衔会给当地人士以强烈期待,而期待甚高,后面的反作用亦甚强。



       从无奈这一面看,广州的新文化运动实际“赶别省不上”。[26] 1919年9月戴季陶指出:“就新闻杂志讲来,我想说一句不中听,得罪广州人的话, ‘从来就难得看见优良的出版品’!至于说到书籍,现在还在那里销上海老书店里的停时货”![27] 张国焘则在回忆中直接说:“广州名为革命中心,但共产主义的活动反而比较落后。五四运动的影响,并没有广泛地波及到偏处南方的广东,当时在各省风起云涌的各种左倾小团体和地方性刊物,在广州十分少见”。[28]



       但因要去广州,陈独秀等从1920年起多会说广东的民情、民气和革命的契合。如“广东人民,性质活泼勇健,其受腐败空气之熏陶,或不如北京之盛。以吾人现在之悬想,改造广州社会,或较易于北京”;[29] “广东社会的平民思想,比较上实在发达,虽至厨夫走卒,也知争自由,也知争平等,无龌龊卑屈底气象”。[30]



       此外陈独秀赴广州如此明显地借助官厅之力量,甚至是直接成为官厅一员,这无论是对做文化运动还是做以“社会革命”为号召的政治行动都是一把双刃剑。李大钊、张国焘等虽劝说陈独秀不要受“共产党人暂不做官”的约束,但此种劝说亦反映他们其实都不乏对陈氏以“直接做官”来推动革命的隐忧。但在无奈选择之下,陈氏只能以“办教育也不能说是做官,而对于共产思想的传播则特别有利”自解,[31] 这些都为日后在广州发生的各种冲突埋下伏笔。




                                      二



       1920年底陈独秀到达广州,到1921年8月离开,在这大半年时间里与陈独秀相关的历史过程已有几位学者做了出色的重建工作。[32] 这里围绕本文主题“万恶孝为首”谣言,详前贤所略地展开讨论。陈独秀到广州所受到的谣言攻击,以“万恶孝为首”为主要内容的已属于第二波。第一波源自于“男女同校”问题争论,主要是《广东群报》与《广州晨报》的论战。当此次论战走向白热化的时候,两报文章均充斥着对对方主办人、记者、作者的人身攻击。1921年3月3日,陈独秀就在《广东群报》出大字启事云:



广州晨报社社长夏重民先生:

       先生在今天《晨报》上发表不满意于弟之三事,颇关弟之名誉,有何证据,请于廿四小时以内明白赐复。

                             三月二日午后二时 陈独秀
[33]



       这有关陈独秀名誉的“三事”是什么呢?《广州晨报》笔者多方搜罗至今未见。据《广东群报》文章的侧面反映,《广州晨报》夏重民文章题为《我为什么要反对陈独秀》。其中说陈独秀三事:第一有“统一人家思想的野心”,第二陈氏为“人”品格甚差,第三有“桀犬吠尧”、“臧仓毁孟子”的事。[34] 而关于陈独秀“人品”甚差的具体例证则落在他和沈定一(玄庐)在黄姓友人家“胡混”。[35] 此可视作“万恶孝为首”谣言的前奏。



       谣言真正的发端基本可判断在上海。《民国日报》指出:“最奇怪的是,这种谣言先发生于上海,等上海报纸所载的消息传到广州,然后广州轰动起来”。[36] 那么《民国日报》说的“上海报纸”是哪家呢?就是政学系的《中华新报》。3月8日《中华新报》发表署名“广州归客”的《广东最近之两大暗流》一文,这篇文章的内容以往研究几乎全据陈独秀文章的转述,所以此处稍多摘引全文:



       更有一事为现时广东人士所抱为莫大隐忧者,则陈独秀之禽兽学说,所谓提倡新文化者是也。陈炯明本无学识,却侈谈教育。观其在高师演说时,只满口不痛不痒之套语,不特不知教育为何物,简直教育二字之意义,恐亦未能了解。自己既无所知,则求贤自辅讵云非宜。广东不乏通明博达之士,其办学成绩,彰彰可见者,尤指不胜屈,乃偏废置不用,好奇立异,特觅一所谓提倡新文化之陈独秀回粤,开章明义,即言废德仇孝,每到各校演说,必极力发挥万恶孝为首、百善淫为先之旨趣。青年子弟多具有好奇模效之性,一开此说,无不倾耳谛听,模仿实行,若决江河,沛然莫御。即学校以外,凡社会上嚣张浮浪之徒,无不乐闻其说,谓父子为路人,谓奸合为天性。同时民党暴徒如夏重民、吴铁城等又从而附合之,盛倡共产公妻主义,随时集合苦力团体,大鼓大吹,一时无识顽徒无不奋臂张拳,咸欲分肥择艳,肆其一逞。据各界人士观察,将来广东之大祸,必有不可思议者,比洪水猛兽而益烈。目下如民军之肆扰,盗贼之横行,兵燹之侵夺,以及拒收纸币,否认八年公债,查封产业,大放匪囚,翻判旧案等事,其直接或间接加害于人民者,不过财产上之关系、或治安上之关系,甚亦不过生命上之关系,究属一时的痛苦。至于陈独秀之学说,则诚滔天祸水,决尽藩篱,人心世道之忧,将历千万亿劫而不可复。闻现时广州各校学生,多因仿效此等风气,家长父兄甚为惶恐,饬令子弟退学者络绎不绝。今年广州中学及第一中学学生人数,较去年几少一半。又广州孔教会特聘请谢次陶君演讲孔义,并按日演说辟仇孝,甚为暴徒嫉视,闻迭接匿名函恐吓,拟以激烈手段对付,能否继续演讲,尚未可定。斯真广东之惨象也。[37]



       这篇文章的访员虽然笔下绘声绘色,但实在对广州情形一知半解,竟然错乱到把陈独秀、《广东群报》的对手方广州晨报社社长夏重民视为“附和”陈独秀之人,又把毫无干系的吴铁城拉扯进来。[38] 而且以《中华新报》本身的影响力,此说本不会引起那么大的关注,陈独秀未必需要针对性辟谣。谣言能引发更广泛关注并给予陈独秀压力是由于3月9日广东省议会伍瑶光等十余名议员与上海报纸遥相呼应,借题发挥,发布咨文,云:



       窃维持滔天之患,始于微波,雨雪之来,先集维霰。学术之邪正,其始起于一二人之言论心思,而其后遂足以祸福天下,流被后世。此种消息甚微,不可不虑也。近世欧洲学者,脱宗教迷信之束缚,言论得以自由,其间如达尔文、斯宾塞尔辈,创物竞天择优胜劣败之说,而强权之习兴;伯伦知理主牺牲人民以为国家之论,而国际之界严;边沁倡人生主观,唯在乐利之言,而功利之学盛其中于人心也。则道德之观念微,而权力之竞争烈,其中于国家也则侵略主义强,而铁血之防维甚。吾国伟人巨子,狃于欧西一时之强盛,从而翻译之传播之,几以为天经地义之不可磨灭矣。而其究也,欧洲各国连横合纵不可究结,杀人数千百万而不知恤,西儒讬尔斯泰求其故而不得,以为科学足以杀人。吾以为科学何祸于天下,欧洲之祸,权利学说之祸也,今则翻然觉悟,宗旨又变矣。吾华太古满族,榛榛狉狉,知有母而不知有父,即西人所谓图腾社会也,古先哲人乃定为五伦之教,使父子有亲,夫妇有别,兄弟有序,君臣有义,朋友有信,圣圣相传,至春秋孔子时乃大定。读史系东西汉南北宋之际,朝廷遂扰攘于上,而草野之间,人人知重节义,崇礼让,未尝不肃然敬之。若论国势则吾华立国,始不过黄河流域耳,浸及于扬子流域,浸及于珠江流域,其宗教势力影响,及偏于东南亚细亚,五伦之教,何害于人?今虽凌夷微衰矣,有志之士,思有以拯弊补偏之,对于个人则提倡独立自治,使皆有自由平等之精神,斯亦足以为治矣。乃今泰西一二学者,提倡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无父主义,公妻主义,吾国所谓伟人巨子,又从而翻译之,传播之,几欲取吾国数千年五伦之教,根本取消为快。夫以中国今日道德之凌夷,人心之弊坏,与夫社会上种种不良之习惯,虽以泰西极良之政治施之,中国未见其利反见其弊。而况此等学说,法国大革命施之,已不能行,今日俄罗斯劳农政府,亦只在实验中,而厌故喜新之士,乃欲举吾国而付之一掷,且从而标识之曰新文化。吾窃以为五伦之教如日月之经天,江河之纬地,无一而可废也。今日共和政体似乎无君矣,不知古所谓君臣者,指上下尊卑言之耳,非指臣仆对于专制皇帝言也。《左传》有十臣之说,考之经传皆可取证今。乃并父子夫妇之论而废之,使复返乎图腾社会,以子女从父为无人格,以男女恋爱为天性自由,以共产公妻,无父无政府为无上目的,甚者乃倡“万恶以孝为先,百行以淫为首”之说,人欲横流,大理灭绝,洪水之祸,即在目前,维持学术,其主张此学说之人,不可令其任教育机关,使青年学子受其煽惑。区区愚见,是否有当,静候公决。

       连署人王伯梅,林鸿茂、陇渊鑑、赵育瑛、黄维金、赵秉炎、伍监、蔡文标、冯濬乾、唐元绍、叶筠荣。
[39]



       议员在广东省议会中借谣言发难与《中华新报》发文仅仅相差一天,以当时上海与广州之间报纸投递之速度可判断并非是议员们见《中华新报》文章而变色,遂在议会发难。再联系以陈独秀担纲的广东省教育委员会成立于3月8日,[40] 足见此谣言出现有幕后全盘精细策划。



       3月10日广东省城警察局勒令《真共和报》停止出版一周,原由是该报载《毒兽秽史》小说,“系隐指陈独秀、蔡孑民而言”,这大概就是陈公博回忆有人诬蔑陈独秀为“陈毒兽”的缘起,以粤语发音看这样的联想也顺理成章。[41] 省城警厅查停《真共和报》一事明显系陈炯明出手,打压谣言,替陈独秀出头。[42] 3月11日《广东群报》发表《议员——常识》一文对省议会咨文予以回击。[43] 3月13日研究系主导的《时事新报》也认为“百善淫为首,万恶孝为先二语,系议员攻陈之语,非陈所言之原文”。[44]



       不过同日(3月13日)上海与广州两地再次形成扩散谣言的联动,这次发动者为在上海和全国都极有势力的广肇公所,其通电要求驱陈(独秀),云:



       广东省议会、陈省长、教育会、九善堂、总商会、各报馆、香港东华医院、华商总会及北京及各省各埠广东会馆、广肇公所,美洲、南洋各埠广东会馆、广肇公所同乡云。上海各报记载广东教育行政委员陈独秀四处演说,主张“百善以淫为首,万恶以孝为先”,陈独秀身为教育行政委员,敢倡此等邪说,流毒社会,贻害青年,非率人类为禽兽不止。诸公爱乡念切,谅不忍坐视,务望主持公论,驱逐枭獍,勿使溷迹吾粤。不胜盼切之至。

                                         上海广肇公所叩支
[45]



       3月18日陈独秀在《广东群报》发表《辟谣——告政学会诸人》,指责《中华新报》说:“我在广州各校的演说,众耳共听;各处的演说词回回都登在报上,众目共见;有无该报所谓“禽兽学说”,各校学生及看报的人应该知道,用不着我辨正的。”[46] 同日,《香港华字日报》刊出陈炯明给上海广肇公所的复电云:“上海广肇公所同乡诸君鉴:电悉。陈独秀先生:当代教育大家,道德高尚,现正改良粤省教育,倚畀方殷,沪报所载,系属谣传,请勿轻信为盼”。[47]



       不过《广东群报》、《香港华字日报》影响范围局限于南粤,3月23、24日陈独秀再借黎明社记者采访名义在《申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等各上海大报发表“统稿”进一步扩大辟谣范围。[48]



       以上是“万恶孝为首”谣言从前奏到酝酿,从酝酿到抛出,从抛出到为人所周知的一个大致过程。这一谣言产生当然和一般意义的“卫道”与“新潮”之争关系密切,但又不限于此。已有学者指出挑战陈独秀的不仅仅是那些“卫道之士”,而是“广泛涉及新、旧各个思想派别”。[49] 这一结论是有陈氏一方书写的史料来证明的。



       1921年3月19日《广东群报》的文章就把攻击陈氏的人物分为八派,有“(一)省议会、(二)教育界一部分人物、(三)一班政客、(四)资本家、(五)孔教徒、(六)基督教徒、(七)一般守旧派、(八)少数自号无政府党者”。[50] 3月20日出版的《劳动与妇女》上的文章则把对陈独秀的攻击归纳为四派——国民党、少数无政府党、保皇会和政学会,并追问:“这四派人本是水火不相容的,何以能够联合?”[51]



       看似“水火不容”的派别能够联合是因为在“万恶孝为首”谣言背后除了有新旧之争外,还有新新之争,党派之争、饭碗与地盘之争,四种矛盾在实际历史进程中互相交织,彼此依存。为行文稍有条理,以下对此一一做讨论。



       第一,在新旧之争中,我们或要给那些在以往研究中被指为 “卫道士”的人物予以更全面审视。其实,他们大多数不是纯然守旧的人物,反而是清末的趋新人物。以“驱陈”议员的首领伍瑶光为例,他在清末就写过《亚洲各国史》这样的新学书籍,而且其视野比清末一般的新人物更为广阔,写“亚洲史”范围能及“小亚细亚”,足见其“世界”知识之丰富。[52] 进入民国后,他也不是僻守乡间的庸碌之徒。1919年他为广东恩平摆脱“三等县”桎梏,设立县中学堂,之后亦不顾在地士绅“破坏风水”的攻讦,力排众议为地方修路,释放当地活力。由此可见他在办教育、破迷信等方面都不是逆时代潮流而动之人。[53]



       更重要的是若细读议员撰写的咨文,其中固然甚多迂腐之词,但从前引文可以看出他们至少知道达尔文、斯宾塞尔、边沁、托尔斯泰等人的学说和思想,同时也不反对一般意义的独立自治和自由平等,只不过他们不能接受人伦关系和社会秩序的“根本取消”。这背后其实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在激烈趋新的人物那里达尔文、斯宾塞尔等人的学说都已属于“过时”学说和需要重新估价的学说,蒋梦麟就直接说:“盲从‘物竞天择’和盲从‘三纲五常’的,是犯同一个毛病!” [54] 但在不激烈趋新的人物那里,达尔文、斯宾塞尔则仍是他们可以凭借的新思想资源,足见从清末到1920年代所谓新旧之别大多时候不是真正的新旧之别,而只是新与更新之别。



       另一个更重大的问题是当以“五伦”为代表的传统政教秩序趋于崩坏,一个新的社会凭借什么重新建立起秩序,是“举吾国而付之一掷”,然后重建秩序?还是需要依托中国既有文化精神的基础。此正如钱穆所问:中国发展的前路是要“因人之病而从头绝其生命以为医”,还是“其人虽病,尚有内部自身生力可以为抗”?[55]



       第二,在关注新旧之争的同时,还须注意的是新新之争。以往研究多特别关注陈独秀与以区声白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的争论文章,同时又会详细描述陈独秀在广州大半年间所做的拓党、演讲、办报和其它各种活动,因此我们会比较清楚陈独秀借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之身份“造势”的一面。但较少注意他凭借这一身份行事的尴尬一面。



       1921年3月3日《香港华字日报》已暗讽说:“凡办教育者,必不可染有政客的臭味,如教育家而兼政客,实足为教育界之大害”。[56] 这里所谓“教育家而兼政客”正指的是陈独秀,到广州后,陈独秀虽在教育改造,言论鼓吹和组织拓展等方面做了相当多的努力,也有相当成绩,但因其官厅身份在不少地方仍不免尴尬。



       一方面陈独秀名义上的“办教育”和实际并非“办教育”给一般人以强烈心理落差。陈独秀去广州在很多不明内情之人看来是专门去办教育的,当然也会宣传白话文、新文学、标点符号、科学精神等“新文化”。由此在初到广州的一段时间里,各方排日请陈独秀做演讲。这既是震于其办《新青年》,曾为北大文科学长的大名,又是认为他既有此经历,有此身份,一定对教育有精深研究和独到见解。但正如陈公博所言,陈独秀“本来不是学教育的,对于教育没有很深的理论”,加上他本来不善讲演,与听众又言语不通,因此“多演一回讲,令人多一次失望”。[57]



       失望之余,人们进一步发现陈独秀非但不太讲“教育”,连原来他们预期的“新文化”也不太讲,而是大讲对一般人来说实在太过超前的“社会革命”。《晨报》文章即说自陈独秀来广州后,“广东从前之社会主义家与新改变之社会主义家群聚于粤。近月来各处演说,常公然提倡社会革命。且有数报,报上用大字标明‘本报目的鼓吹社会革命’”。[58]



       另一方面,陈独秀和其周边人物虽以一般人不太理解的“社会革命”为号召,但他们理解的社会革命和广州乃至整个广东地区一些信奉无政府主义的知识青年所理解的社会革命又差异甚大。那些知识青年认为“社会革命”的目的在“铲除一切人类的桎梏”。《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刊物虽是传播新思想的报刊,但都不过是“批评中国旧有的恶文化,范围有限”,读来刺激性较弱。对他们刺激性较强的是《自由录》、《民声》、《进化》等宣扬无政府主义的秘密刊物。[59] 而且在无政府主义知识青年看来,即使是前述刺激性较弱的话,陈独秀碍于官厅之身份也说得不够彻底,“既不能公开宣传共产,也不好批评政治”。[60] 由此陈独秀一面难以得到一般民众之认同,他们认为陈氏太新;同时又很难得到更为激进的知识青年的认同,他们认为陈氏尚不够新。从此基点看陈独秀与区声白等人的论争,因“社会革命”目标的乌托邦化而有几分赢了战斗,却输了战争的味道。



       如果说以上的新旧之争和新新之争尚在思想论争的范围之中,那么党派之争和饭碗、地盘之争则在实力较量和利益争夺的范围里。先来看党派之争。



       早期共产党员王凡西曾说:在1925年以前的杭州,多数教员与学生“如果算得上‘新人物’的话,多半以新到接受‘五四精神’为止。对于德、赛二先生的向背,对于孔子的抨击或崇拜,始终还是这个城里新旧人物的分界线……他们对于当时为数不多的‘国民党分子’,虽然不是仇恨的,却是轻视的”。[61]



       这话提示大概到1924年国民党改组之前,杭州新人物之间尚是文化人与政治人的分野。与杭州相比,广州的情况可能不太一样。1921年广州的新人物大多数已有党派背景,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的报告就说:“广州的情况与其它地方大不相同……大学生们是同情神秘的无政府主义的,或是受国民党所操纵”。[62] 这种“党派化”一方面体现在广州本地,像在《广东群报》内部,“阵营(也)是相当复杂”。五位编辑里,陈公博、谭平山、谭植棠均有共产党背景。[63] 陈雁声和陈秋霖则始终没有加入共产党,而且陈雁声是国民党而不满意陈炯明,陈秋霖是国民党而同情陈炯明。[64] 《广东群报》的编辑群体如此,更不用说广州城内外那些与陈独秀等意见不合,又依附于各个党派的新人物。



       另一方面则体现在广州与上海、广州与北京的党派互动与党派联系上。1921年2、3月间陈独秀和俄国代表虽屡次召开会议,希望联合区声白、梁冰弦、刘石心、梁一余、谭祖荫等无政府主义者共同建立党的组织,没有成功。谭祖荫虽然在回忆中强调无政府主义者“没有什么组织” [65] ,但其实是有的。而且这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全国性网络,只是当时还不那么严密而已。陈独秀在广州的作为,北京的无政府主义者虽不完全清楚,但大致了解,并有相当程度的应对。据北京政府步军总领衙门密探报告,1921年2月北京的无政府主义者已在上海、汉口、广州、南京、河南各处“联络同志”。3月11日黄凌霜、朱谦之等十余人在北京裤缎前街6号开会,商量如何联系广东“同志”“谋吾党之大集合”,以与“近日恃势攻击,屡与吾党为敌,破坏吾人信用”的陈独秀做斗争。[66]



       上述新人物或靠拢无政府主义,或来自国民党,或出自政学系、交通系。他们对引发“万恶孝为首”谣言的“男女同校”、“女子参政”等具体问题有分歧的态度和多样的意见,在分歧的态度和多样的意见背后其实是纷繁的政争和各式的党见,比如有些无政府主义者是“一面鼓吹无政府主义,一面为政党作留声机器”。[67] 孙中山一系的国民党人和陈炯明一系的国民党人则借各种机会排挤互攻。[68] 社会上一般人物未必对此十分清楚,却实际卷入这些论争。他们在其中传播的是“女子无行”、“男女混奸”、“伤风败俗”等流言蜚语。这些流言蜚语被别有用心之士有目的性地与陈独秀相联系,引发种种或明或暗的风潮。在风潮里,他们看上去属于新的阵营,其实不少人因党派背景压根就不问新旧,而是以此来浑水摸鱼,从中取利。



       “利”是什么呢?除了党派之争中各家孜孜以求的权势上升与声光煊赫外,就是实际的饭碗和地盘。此正如《晨报》文章所言1921年广东不少学校的风潮“(表面)理由似颇充分,实则内幕完全新旧问题及地盘、饭碗问题”。[69]



       地盘、饭碗问题的发生源自于广东省教育委员会的权力扩张。在陈炯明支持下,委员会首先扩张财权。其一经成立,“所有省城直辖各学校及各,机关常年经费暨补助费,自本年(1921年)三月一日起一律改由教育委员会汇领转发。”[70] 其次扩张人事权。1921年4月20日陈炯明公布《中学校校长任免章程》,规定:一,直辖中学校校长,由教育委员会依组织法任免之。二,市立或国立中学校校长由各市或各县教育局局长按资格规定,呈请教育委员会委任。三,凡中学校校长,均以国内外大学高等师范及专门学校毕业生为限。四,教育委员会对于各市立、县立中学校校长,认为不适当时,得令市或县教育局局长,照章另择一人,呈请委任。五,各市立法、县立中学校长,均得任用外县人。[71]



       以上两种重要权力扩张后,教育委员会几乎包揽广东教育之财政与用人,且其章程表现得如此“喜新”与“开放”,很难不引起当地旧人的恐慌和反击。陈公博的回忆就说他们“恐慌着将来学校的校长和教员们要换了属于新文化的少年们,生活问题常常可以迫人挺而走险”;何况“广东的教育久已成为他们的地盘,他们为着地盘而战也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的天经地义。”[72]



       “为地盘而战”令1921年广州学潮此起彼伏,规模较大的即有3月广东高师国立改省立学潮,4月第一甲种工业学校撤换校长学潮,7月医药专门学校停办学潮。[73] 学潮折射着陈独秀携粤籍北京大学学生入广东后,面对着当地盘根错节的复杂人事背景,应付着歧异多变的斗争逻辑。其中大致的历史因果是:陈独秀等既掌握绝大权力,势必要更动盘踞已久的旧日格局。被陈氏更动的校长、董事、教师当然心怀不满,满腹怨懑,更会引发尚未被更动的校长、董事、教师们的兔死狐悲与唇亡齿寒。1921年4月“甲工学潮”时即有人说:“某学务包办派欲夺该校校长一席而有之,遂鼓动该校一部分学生借词反对,务使高(剑父)校长知难而退,以便扩张己派之势力,而渐次入寇高师、法政学校”。[74]



       这些被更动和害怕被更动的校长、董事、教师背后或为孙中山、或是陈炯明,还有汪精卫、伍廷芳、唐绍仪等实力人物,由此饭碗、地盘之争往往又牵动政争,遂令整个局面更加扑朔迷离。在此扑朔迷离局面中,纷纷扰扰的学潮为其可见之明晰表象,但陈独秀等多年来擅长的是发动学生,却不太懂得如何收束学生,而一般官民心理多厌乱而好安,总希望学潮早些结束,这则让掌一省教育之权柄,却经常引发学潮,又难以控制学潮的陈独秀多添一层“罪状”。



       总之,若陈独秀真为一个长袖善舞的“政客”,或可避免仅在广东大半年就被各方驱逐的命运,但陈独秀恰恰不是一个政客,而是一个读书人,且是一个“他永远是他自己”的读书人。[75] 陈独秀曾对胡适夫子自道言:“政党的罪恶,我知道的或者比你还多,我的脾气或者比你更不适合于政党,因为我的脾气比你更急躁,比你更不喜应酬,我只喜欢结交革命党人,并无心于普通政党”。[76] 也有旁人评价说:“广东政治向来以中饱、纳贿、敷衍为要素,而仲甫独不然,因此各人都感不便”。[77]



       一个满怀理想又不乏家长独断作风的读书人来到了一个需要交通上下,左右逢源的位置,则各种尴尬和错位必然产生,“万恶孝为首”这样的谣言也就此如影随形。[78]




                                      三



       “万恶孝为首”谣言的传播和流行除了事关1921年广东复杂的人事背景和斗争逻辑外,同时亦有不局限于广东一隅的社会心理基础,形成这种社会心理基础的明晰线索有以下几条。



       第一条是陈独秀自己和其他人物的不断辟谣,像沈玄庐、邵力子、叶楚伧等都写过为陈氏辟谣的文章。[79] 辟谣虽属应对纷乱谣言的必为之事,但这一篇篇文章也会让谣言传播越来越广,甚至若批驳不到位的话,反而会起到坐实谣言的作用。如1921年3月21日《广东群报》发表一篇《陈独秀与康有为的今昔观》的文章,作者竟将名声早已大坏的康有为与陈独秀作比,将陈独秀看作是20多年前遭到旧派狂攻的康有为。[80] 此虽在私底下勉强可作类比,但公开发表于报纸,实不啻于一面向读者证明陈独秀确曾发表过如“万恶孝为首”般“洪水猛兽”的言论,一面又将原极度代表“新”的陈独秀与已成“旧”之代表的康有为相提并论,这种辩护方式实在不算高明。[81]



       第二条线索是上海娱乐业的推波助澜。谣言甫出一个多月,《申报》上的戏剧广告已经开始利用它来做推销,和平社在笑舞台的广告就说:



       婚姻问题是人生最最切要的问题,什么万恶孝为首、百善淫为先,同“公妻”、“女子国有”等等荒荡话,都是反对新思潮的鬼计。人们千万不可因此忽略婚姻问题。一夫一妻,家庭所由起,一家一室,积而成社会。婚姻不良,家庭、社会、国家又从何良起?中国婚姻制度太专制,影响到国家很多,所以特地编这本戏来攻击婚制。[82]



       第三条线索则和《学衡》主将吴宓的文章所引发的讨论有关。1922年10月10日吴宓在“万恶孝为首”谣言的散布起点——《中华新报》上发表《新文化运动之反应》一文,提到“自某氏以‘万恶孝为首,百善淫为先’之说倡。新说之盛,风气之恶,遍国中滔滔皆是”。[83] 吴文发表后,鲁迅在《晨报副刊》上发表著名的《一是之学说》,署名甫生之人在《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驳新文化运动之反应》反驳吴文,成为一个备受瞩目的笔战事件。[84] 这些文章都提到“万恶孝为首”谣言,由此谣言又一次因笔战事件而倍受瞩目。



       最后一条线索大概是各种小道消息的口耳相传,乃至连绵传递成为颠簸不破的历史记忆。1923年陈独秀自己就发现“父子成于肉体之乐”这句话被说成是他的发明,而“仇孝”、“讨父”之类的话“穷乡僻县居然传到”。[85] 余英时的见闻证明了陈独秀的印象。余氏第一次听说陈独秀就是因为有人说他曾公开提倡“万恶孝为首,百行淫为先”,又写过“父母有好色之心,无得子之意”这两句大逆不道的话。[86]



       在以上的明显线索之外,“万恶孝为首”谣言的流行还有更长时段的暗里伏线。邵力子曾言:“陈君不是初出锋芒的少年,他底著作登在《新青年》、《每周评论》上的,大家都看见过,他底言论,在北京、上海底学生和朋友,更都听见过。试问哪一处有过讨孝、公妻的主张,哪一个曾听见他讲过这些话?”。[87] 邵氏的话当然是对的,但这并不代表《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浙江新潮》、《民国日报》等报刊没有给社会大众留下攻击忠节孝义,极力贬低家庭、家族的印象。1919年陈独秀已直接说《新青年》被旧人物和青年学生一致看作“邪说、怪物,离经叛道的异端,非圣无法的叛逆”。[88] 1932年傅斯年则说:“独秀当年最受人攻击者是他的伦理改革论,在南在北都受了无数的攻击、诽谤及诬蔑”。[89] 到1936年,周作人也指出:“施存统著《非孝》,而陈仲甫顶了缸,至今读经尊孔的朋友犹津津乐道,谓其曾发表‘万恶孝为首’的格言”。[90]



施存统




       这些说法都提示在“万恶孝为首”谣言出现之前,大众社会心理对于以陈独秀为代表的讲“新文化”人物已有的既定印象。此正如陈旭麓先生所言“谣言为什么会不胫而走,除了人们道听途说的习性外,也因为它有过这样和那样的影踪”。[91] 而这种印象的形成主要和以下因素有关。



       第一是《非孝》一文引发的长久影响。施存统所撰的《非孝》全文今已不存,但其留下的极大影响各种研究都已经注意到,“非孝”已然成为当时大众看新文化的一个固有面相。而当“万恶孝为首”谣言出现后,人们很容易将两者联系在一起,1921年一位浙江温州中学生写的《对于非孝的感想》就把两者相联系:



       人伦最重要的条件,就在这个“孝”字……现在的风气,一天堕落一天,道德也一天败坏一天;甚至提倡“淫”为百行之首,“孝”为诸恶之源的:这种话头,不但是把数千年来礼经圣人的教训,一旦付诸流水;并且使人类的理性没却,统统归到本能的生活上去,这影响所及比那大禹时候的洪水,猛兽,还要利害些。[92]



       到1937年有人作《五四历史演义》,也将把两者勾连的思路延续了下去:



       有几个老伙计,却很乖巧,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想了个造谣中伤的法子。原来有一个青年和一个杂志编辑发表了几篇“非孝”的文章,对于剥夺青年独立人格的旧式道德“孝”,批评得很厉害,那青年就是史承统,后来做了中学教员,那个杂志编辑就是陈仲甫,后来在广东做了教育厅长。孔家店的伙计,就趁此时造他们的谣言道:“史承统写信给他父亲,是称仁兄大人。陈仲甫在广州演说,题目是‘万恶孝为首,百善淫为先’,这就是文化革命。”[93]



       第二是自五四运动以来北京大学同人发表了多篇以“万恶之原”来抨击家族、家庭的文章。其中有代表性的有傅斯年发表在《新潮》上的《万恶之原》和李大钊发表在《每周评论》上的“随感录”。如果说李大钊尚指向的是“家族制度”[94] ,傅斯年就直指家庭和名教了:



       更有那些该死的伦理家,偏讲那些治家格言,齐家要旨。请问整天齐家去,还能做什么事?况且家是齐得来的吗?又有人说,这是名教,不可侵犯。还有人说,什么“名教罪人”。“名教罪人”,不可不小心的,其实名教本是罪人,哪里有名教的罪人?名教本是杀人的,哪里有不杀人的名教?[95]



       正因为傅斯年的文章如此激烈,日后才有人会错记此文题目《万恶之原》为《万恶孝为首》,说它“反对封建道德,在学校内和社会上曾引起了不少的争论”。[96]



       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长期伏线在陈独秀本人。一方面陈独秀攻击纲常是由来已久的事,1916—1917年他就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一批“彻底破坏儒者三纲的等级制度”的文章如《一九一六年》、《吾人最后之觉悟》、《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旧思想与国体问题》等。[97] 其中《旧思想与国体问题》直接说:“孟子所谓人伦,是指忠君、孝父、从夫、为人之大伦,试问民主共和的国家组织、社会制度、伦理观念,是否能容这‘以君统民,以父统子,以夫统妻’不平等的学说”。[98] 据此当时就有人说他为“纲常名教之罪人”。[99] 另据女作家苏雪林回忆正是自1916年起,她的国文教员开始在课堂上大骂陈独秀,说他“诋毁孔孟,反对纲常,言词邪说,层出不穷,实为世道人心之大忧,将来必酿神州陆沉之祸”。[100]



       另一方面,陈独秀在大众心目中的“私德形象”至晚在1919年初已经形成。1935年,胡适读过汤尔和1919年日记后,说他终于“稍明了当日一般人的心理和其背景”。而这“一般人的心理和背景”中很大一个部分就是人们如何“借私行为攻击(陈)独秀”。[101]



       再加上陈独秀无论在个人关系层面还是社会认知层面,既是李大钊的战友,又是傅斯年的老师,对施存统和《浙江新潮》他在《新青年》上也有过直接的赞扬,说他们的文字“天真烂漫,十分可爱,断断不是乡愿派的绅士说得出的。”[102] 也就难怪不少谣言会张冠李戴,将很多原本不是陈独秀说的话安在他的名下,再也不能辩白清楚。




                                      余论



       1917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103] 。对于这个“送来”的过程目前有两点是已相对清楚但又需要进一步解释的。一个是在1921年前后舶来的“主义”种类繁多,琳琅满目,马克思主义既在各种主义的包围之中,亦在各种主义的竞争之中;另一个是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舶来“主义”既具有因中国之道与西洋之道“出于二”而产生的新“合道性”,同时又肩负着在中国“落地生根”的艰巨任务。就陈独秀与“万恶孝为首”谣言这一个案看,其正折射了马克思主义初进中国后面对的这两大挑战。



       从前一点来说,20世纪中国革命的特点是多信仰一种不止于“改朝换代”的“大革命”,追求一种无所不包的“大革命”。傅斯年即说:“所论革命者,不只政治革命,应该概括一切社会的、文艺的、思想的改革而言。本来近代的革命不单是一种政治改变,而是一切政治的,思想的,社会的,文艺的,相互改革,否则革命只等于中国史上之换朝代,试问有何近代意义呢?”[104] 陈独秀也说:“革命者,一切事物革故更新之谓也。中国政治革命,乃革故而未更新,严格言之,似不得谓之革命,其它革命,更无闻焉。”[105] 由此马克思主义因其有“指向未来”的理想和“普照世界”的理想而有了从各种主义中脱颖而出并占据革命制高点的可能性,但因此也有了建设新伦理的困境。“新的政治决不能建设在旧的伦理之上”[106] 。但在旧的伦理破除之后,新的伦理是何内容、如何得以建立等对中共来说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从后一点说,冯友兰曾言,“历史上每一个革命之后所建设之新社会,常较革命家所想象者,所宣传者,旧得多”,因为“一新底社会之出现,不是取消一旧底社会,而是继承一旧底社会。社会中任何事,如思想、文学、艺术等,均是如此”[107] 。本文处理的广州和广东地区就是一个相较上海、武汉等地不太容易改变的“旧底社会”。而从学者对后续广东地方党组织的历史研究看,这种不易改变的韧性相当持久[108] 。



       综合以上两点,本章从一个侧面揭示了自19世纪末起,因为时代的大变革、新思想文化的介绍和现代化事业的推进,以“忠孝”为表征的传统纲常观念确实逐渐在减削势力。五四正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万恶孝为首”谣言的流行正从社会心理层面证明当时反传统思潮的澎湃。但五四之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实践过程表明改变中国当然是一个除旧布新的过程,也同样是一个“推陈出新”的过程。因此“如何从旧礼教的破瓦颓垣里,去寻找出不可毁灭的永恒的基石,在这基石上,重新建立起新人生、新社会的行为规范和准则”?[109] 这是五四运动留给我们的疑问,也是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建党之初就开始应对的问题。也正在这一年,柳亚子曾为诗《自海上归梨湖留别儿子无忌》云:



          狂人非孝万人骂,我独闻之双耳聪。

          略分自应呼小友,学书休更效而公。

          须知恋爱弥纶者,不在纲常束缚中。

          一笑相看关至性,人间名教百无庸。
[110]



       柳亚子与陈独秀都是革命家而兼诗人,其至情至性与纲常束缚常不免激荡冲突,但能不能由此推论“人间名教”乃“百无庸”吗?大概至今仍在探索和实践的路上。









注释与参考文献:



[1] 此篇原载《新动向》第1卷第11期(1938年12月)。我这里用的是《三松堂全集》的版本,《三松堂全集》第4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49页。



[2] 在1985年全国政协的发言中冯友兰才明确说:“封建社会中有两句流行的话:‘万恶淫为首,百行孝为先。’陈独秀把它改为‘万恶孝为首’。”冯友兰:《全国政协六届三次会议的书面发言》(1985年3月),《三松堂全集》第14卷,第279页。



[3] 王永彬:《围炉夜话》,黄山书社2002年版,第92页。王氏的生平考证可参看王洪强、周国林:《族谱中关于围炉夜话作者王永彬的资料考述》,《文献》2012年第1期。



[4] 《广州通信》,《民国日报》(上海)1921年3月24日,第1张第3版。



[5] 其中稍详细的仅有贾兴权:《陈独秀传》,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46—256页。



[6] 邵力子即指出:“‘陈独秀主张仇父公妻’的话,我们辨正过,陈君自己也辨正过,然而这种流言至今不息。”(邵)力子:《社会主义与“公妻”》,《民国日报》(上海)1921年10月21日,第4张第1版。



[7] 后文凡用“五四”均特指1919年5月4日的北京反日爱国运动和之后5—6月间各地的反日爱国运动。



[8] 对于共产国际的影响,仍以张国焘所言最为中肯,他说:“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运动,如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等等,都受了西方的影响,但主要仍是导源于中国内部状况的需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也是一样,不过它受共产国际的影响更为深切”。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17页。



[9]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简本),红旗出版社,1982年,第674页。胡绳这段话的灵感大概来自1922年5月5日陈独秀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陈氏特别指出“最重要的是现社会的政治及经济状况,不要单单研究马克思的学理”;又说“宁可以少研究点马克思的学说,不可不多干马克思革命的运动”!陈独秀:《马克思的两大精神》,《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53、454页。



[10]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简本),671页。



[11] 《传教育弹劾说之由来》,《申报》1919年4月1日,第6版。



[12] 《北京大学之消息》 《申报》1919年4月13日,第7版。



[13] 《陈独秀被捕》,《晨报》,1919年6月13日,第3版。



[14] 唐宝林,林茂生编:《陈独秀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12、113页。



[15] 《陈独秀过沪之谈片》,《申报》,1920年2月23日,第14版,任建树、李银德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第198页。



[16] 可参看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一章。桑兵:《“新文化运动”的缘起》,《澳门理工学报》2015年第4期。陈以爱:《五四运动初期江苏省教育会的南北策略》,台北:《国史馆馆刊》第43期(2015年3月)。



[17] 陈独秀:《告新文化运动的诸同志》,《大公报》(长沙),1920年1月12日,任建树、李银德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第174页。



[18] 独秀:《上海社会》,《新青年》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1日,任建树、李银德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第261页。



[19] 独秀:《再论上海社会》,《新青年》第8卷第2号,1920年10月1日,任建树、李银德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第275页。这里选编本给“黑幕”加书名号其实颇误导。



[20] 独秀:《三论上海社会》,《新青年》第8卷第3号,1920年11月1日,任建树、李银德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第292页。



[21] 陈独秀:《自杀论——思想变动与青年自杀》,《新青年》第7卷第2号,1920年1月1日,任建树、李银德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第155页。



[22] 《新青年》第8卷第2号(1920年10月1日)、第8卷第3号(1920年11月1日)。



[23] 《七团体昨晚欢宴罗素》,《时事新报》1920年10月14日,第3张第1版。《罗素等入湘讲学》,《时事新报》1920年10月21日,第3张第1版。



[24] 《陈独秀去职之前因后果》,《时报》1921年8月30日,第2张第4版。



[25] 《广州通信》,《申报》1920年11月13日,第7版。《粤人聘陈独秀长教厅》,《时报》1920年11月25日,第3张第5版。平:《陈独秀与粤教育界》,《申报》1921年3月10日,第7版。



[26] 《筹办群报缘起》(1920年10月20日),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办公室,广东省档案馆编:《“一大”前后的广东党组织》,内部刊物,1981年,第18页。



[27] 季陶:《介绍两位新朋友》,《星期评论》第15号,1919年9月14日,第4版。



[28] 张国焘:《我的回忆》,东方出版社1980年版,第126页。



[29] 《陈独秀过沪之谈片》,《申报》,1920年2月23日,第14版,任建树、李银德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第198页。



[30] 《筹办群报缘起》(1920年10月20日),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办公室,广东省档案馆编:《“一大”前后的广东党组织》,第18页。



[31]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27页。



[32] 村田雄二郎:《陈独秀在广东(1920—21年)》,《中国研究月报》1989年6月号,1—13页。刘娟、袁征:《1921年广东各界“驱陈”始末》,《学术研究》2014年第4期。



[33] 陈独秀启事,《广东群报》1921年3月3日,第2页。



[34] 平平:《群报各位记者鉴》,《广东群报》1921年3月3日,第6页。



[35] 致公谋,《广东群报》1921年3月4日,第3页。



[36] 子平:《辟污蔑陈独秀主张“讨父公妻”谣言》,《民国日报》(上海)1921年3月24日,第1张第3版。



[37] 广州归客:《广东最近之两大暗流》,《中华新报》1921年3月8日,第1张第3版。3月11日《大公报》以《危机四伏之广东》为题全文转载,第3版。



[38] (陈公)博:《正告夏重民君》,《广州群报》1921年3月4日,第2页。



[39] 《粤议会攻击陈独秀》,《时事新报》1921年3月17日,第2张第1版。文章文字因影印质量有缺漏处,据《国民对于新文化之心理》,载《亚洲学术杂志》第1期(1921年8月)和《请正学术以弭乱之议案》,《香港华字日报》1921年3月10日,第2张第3页补全。此文的“著名节选”见于《什么话》,《新青年》第8卷第6号(1921年4月1日)。



[40] 《布告教育委员会成立》,《香港华字日报》,1921年3月16日,第3张第4页。



[41] 陈公博:《寒风集》,地方行政社,1945年,第215页。



[42] 《广州报界之文字狱》,《时事新报》1921年3月19日,第1张第2版。《省报小说被禁登载续闻》,《香港华字日报》1921年3月11日,第1张第3页。



[43] 《议员——常识》,《广东群报》1921年3月11日,第2页。



[44] 香港电,《时事新报》1921年3月13日,第1张第1版。



[45] 《旅沪粤人请驱逐陈独秀》,《时事新报》,1921年3月14日,第3张第1版。



[46] 陈独秀:《辟谣》,《广东群报》1921年3月18日,第2页,后收入任建树、李银德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第372页。选编本给《中华新报》文加标题《广州归客谈》,误。



[47] 《陈炯明复广肇公所电》,《香港华字日报》1921年3月18日,第3张第4页。



[48] 《广州通信》,《申报》1921年3月23日,第2张第7版。《陈独秀之一席谈》,《时事新报》1921年3月23日,第1张第2版。子平:《辟污蔑陈独秀主张“讨父公妻”谣言》,《民国日报》(上海),1921年3月24日。



[49] 刘娟、袁征:《1921年广东各界“驱陈”始末》,《学术研究》2014年第4期,第97页。



[50] 剑君:《从无政府主义的眼光批评反对陈独秀者》,《广东群报》1921年3月19日,第7页。



[51] 一青:《攻击陈独秀》,《劳动与妇女》第6期,1921年3月20日,第8页。



[52] 转见于梁敏玲:《清末民初粤东地方士绅与社会变局——以罗师扬(1866—1931)为个案》,收入肖文评主编《罗香林研究》,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71页。



[53] 荫根:《恩中第一任校长伍瑶光》,恩平县政协文史组编《恩平文史》第3期,1984年,第27-28页。伍松熙、伍鼎新:《金桥南与桥沙公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恩平县委员会文史研究委员会编《恩平文史》第20期,1989年,第67页。



[54] 蒋梦麟:《这是菌的生长呢还是笋的生长》(1919年11月),《蒋梦麟教育论著选》,曲士培编,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44—145页。



[55] 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2013年,引论,第26页。



[56] 《粤省教育之根本改革谈》,《香港华字日报》1921年3月3日,第3张第4页。《申报》3月10日的文章似源于此,平:《陈独秀与粤教育界》,《申报》1921年3月10日,第7版。



[57] 陈公博:《寒风集》,第215页。沈定一就说他在广州理发公会的演说是要有人翻译的,因此“同团的人,对面不能直接说话,气愤和伤心,岂但我一个”。《玄庐在理发公会演说辞》,《劳动与妇女》第1期(1921年2月13日)



[58] 《社会革命声中之广州》,《晨报》1921年2月7日,第2版。



[59] 匡互生:《五四运动纪实》,载北京师范大学校史资料室编:《匡互生与立达学园》,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页。



[60] 陈公博:《寒风集》,第215页。



[61] 王凡西:《双山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9页。



[62] 《广州共产党的报告》(192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三),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2页。



[63] 据谭植棠回忆,1921年3月在广州已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广州支部。《谭植棠自传》(1951年5月),《“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三),第106页。



[64] 陈公博:《寒风集》,地方行政社1945,第204页。



[65] 《谭祖荫的回忆》(1981年3、4、6、7月),《“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三),第121页。



[66]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无政府主义和中国社会党》,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78、84-85页。



[67] 《广东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全体学生致广州晨报》,《阮啸仙文集》编辑组编:《阮啸仙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4页。



[68] 关于此可参看刘娟、袁征:《1921年广东各界“驱陈”始末》,《学术研究》2014年第4期,第100—101页。



[69] 《广东教育界新旧两派之争斗》,《晨报》1921年3月24日,第2版。



[70]  《致广东省教育会会长函》(1921年3月),段云章、倪俊明主编:《陈炯明集》(下),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89页。



[71] 《陈省长公布中学校校长任免章程》(1921年4月20日),收入《陈炯明与粤军研究史料》第4辑,1994年,第495页。



[72] 陈公博:《寒风集》,第215页。



[73] 这些学校风潮的具体细节可参看刘娟、袁征:《1921年广东各界“驱陈”始末》,《学术研究》2014年第4期,第97—100页。



[74] 《附:工业学校反对校长风潮之近讯》,《改造日记》(1921年5月3日),载《阮啸仙文集》,第23页。



[75] 罗志田:《他永远是他自己:陈独秀的人生和心路》,《四川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王奇生:《陈独秀与中共早期革命》,《江淮文史》2018年第1期。



[76] 陈独秀致胡适,胡适日记1922年9月25日。



[77] 陈达材致李大钊,转引自《胡适日记》1921年5月26日条,《胡适全集》第29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70页。



[78] 叶楚伧指出:“他们恨的人不止一个,却又只借陈独秀做由头”,叶楚伧:《告反对陈独秀的旅沪粤人》,《民国日报》1921年7月28日,第1张第3版。



[79] 《陈独秀启事》,《民国日报》(上海)1921年10月22日,第一张第2版,载《陈独修著作选编》第2卷,第418页。玄庐:《你们“公妻梦”还没有醒么?》,《劳动与妇女》第6期,1921年3月20日,第4页。(邵)力子:《辟谣的责任》,《民国日报》(上海)1921年3月24日,第1张第2版。《广肇人反对广肇公所和新文化作敌的信》,《民国日报·觉悟》1921年4月1日,第4版。叶楚伧:《告反对陈独秀的旅沪粤人》,《民国日报》(上海)1921年7月28日,第1张第3版。



[80] 李国英:《陈独秀与康有为的今昔观》,《广东群报》1921年3月21日,第2页。



[81] 如1919年胡适曾言:“二十年前,康有为是洪水猛兽一般的维新党,现在康有为变成老古董了”。到1920年则有人说:“看二十年前的康有为,岂不是维新派的漂亮人物么?到如今人家却当他是老怪物了。”胡适:《新思潮的意义》,《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1日)。侯绍裘:《我们对于社会的贡献》,《问题周刊》第1号(1920年8月1日),收入《侯绍裘文集》,第12—13页。



[82] 《广告》,《申报》1921年4月23日,第8版。



[83] 吴宓:《新文化运动之反应》,《中华新报》1922年10月10日,第4张第2版。



[84] 鲁迅:《一是之学说》,《晨报副刊》1922年11月3日,第3—4版;甫生:《驳新文化运动之反应》,《时事新报•学灯》,1922年10月20日,第3版。



[85] 独秀:《仇孝论讨父会》,《前锋》第1期(1923年7月1日),67—68页、



[86] 余英时:《谈“天地君亲师”的起源》,收入《余英时文集》第2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96页。



[87](邵)力子:《辟谣的责任》,《民国日报》(上海)1921年3月24日,第1张第2版。



[88] 陈独秀:《本誌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第6卷第1号,1919年1月15日,任建树、李银德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第10页。



[89] 傅斯年:《陈独秀案》,《独立评论》第24号(1932年10月30日),第5页。



[90] 周作人:《家之上下四旁》,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第7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22页。



[91] 陈旭麓:《浮想录》,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60页。



[92] 张绍良:《对于非孝的感想》,《浙江十中期刊》第1期,1921年10月10日,第23-27页。



[93] 蔷薇主人编订:《五四历史演义》,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1937年,书目文献出版社,1980年重排本,第126—127页。



[94] 守常:《随感录·万恶之原》,《每周评论》第30号(1919年7月13日),第4版。



[95] 孟真:《万恶之原》(一),《新潮》第1卷第1号(1919年1月1日),第127页。



[96] 杨晦:《五四运动与北京大学》,《青年运动回忆录》第2集,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版,第141页。之后不少著作、论文似都随之而错。最典型的是在《评孔纪年》一书中直接说“《新潮》第一期发表《万恶孝为首》一文,在北大校内引起了不少争论,在社会上影响很大”。韩达编:《评孔纪年1911—1949》,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年,第52页。



[97] 唐宝林,林茂生编:《陈独秀年谱》,第72页。



[98] 陈独秀:《旧思想与国体问题》,《新青年》第3卷第3号,1917年5月1日,任建树、李银德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1卷,第334页。



[99] 《传教育弹劾说之由来》,《申报》1919年4月1日,第2张第6版。



[100] 苏雪林:《我认识陈独秀的前前后后》,《陈独秀研究》第2辑,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21页。



[101] 《胡适致汤尔和》(1935年12月2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来往书信集》(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608页。



[102] 独秀:《随感录》,《新青年》第7卷第2号,1920年1月1日,任建树、李银德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第156页。



[103]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1页。



[104] 傅斯年:《陈独秀案》,《独立评论》第24号,1932年10月30日。



[105] 《通信》,《新青年》第3卷第5号,1917年7月1日。



[106] 傅斯年:《陈独秀案》,《独立评论》第24号,1932年10月30日。



[107] 冯友兰:《新理学》,《三松堂全集》第4卷,第135页。



[108] 王奇生:《党员、党组织与乡村社会:广东的中共地下党》,收入氏著:《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第157—195页。



[109] 贺麟:《五伦观念的新检讨》,收入氏著:《文化与人生》,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62页。



[110] 转引自杨天石、王学庄编著:《南社史长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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