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家在陈氏宗谱中是属大伦公的一支，谱名由20个字排列的，我只记得15个字，开头的一句已忘了：“……天章衍庆遐，长源传祖德，永远振家邦。”我祖父是“衍”字辈，父亲是“庆”字辈，我本是“遐”字辈。我大哥（孟吉长子）名“遐年”，以下都跟“年”字走，所以在遐年以下的弟辈叫永年、延年、乔年等，是我们这一房的例外。我的儿侄都是“长”字辈，以前女儿不以谱名排列，到我儿侄二辈时，女儿也用谱名排的了。 我家原籍是怀宁县广圩陈家破屋，现在广圩区白泽湖公社的沈家店附近。此村的老屋基正好坐落在两保交界之处。两保把屋基分剖两半，故称“陈家剖屋”，俗呼“陈家破屋”。但我家世居安庆府城，听说我父亲出生时，尚住在安庆北门“后营”旧居，又名十八家，是贫民窟，在同仁医院（现在的一一六医院）的东隔壁。由于怀宁县境内有一座独秀山，距安庆市北40里，有人误传为我家祖籍。后来，昔凡公在外做官发了财，大概在光绪末年，就在南水关（今土产仓库隔壁）盖了一套新屋，全家才由北门后营迁至新居，这个房子就比较好了。 我父自与小姨高君曼结婚后，我只听说就在安庆城中心的府前街宣家花园租房另外生活，不住在家里。父亲在民初任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时就是住在宣家花园的。我妹妹子美、弟弟鹤年都是在这里出生的。到反袁失败，父亲避离安庆，又在南京东厂街（秀山公园旁边）盖了两座草房，大约十余间，置地数十亩，作为高君曼和两个弟妹的居住点，以后一直没有回安庆过，我弟弟读书也是在扬州中学。 高君曼与父亲结婚后，一直没回过安庆，直到我生母去世（1930年），才由我老舅（我父亲的舅家）查家通知了她，高才带着我的弟妹回来奔丧，来时还先到查老舅家，再由我们去接回的。高这次回家住了约有一年。不过，我们家庭中对高的回家还是有议论的，如我的表兄弟（大姑母之子）仍呼高为“小姨”而不呼她“舅母”，高君曼听了很不愉快，曾在背地里对我说：“叫我小姨当然也可以，但他们对舅舅（指父亲）是怎样称呼的？”这时正是我家走倒运的时候，情绪、感情已与从前不大一样了，彼此已不甚计较了。 这次我生母去世，父亲没有回来，不过，此消息他是会知道的，因为他可以从亚东图书馆得知。亚东是我家与父亲在上海的通讯联络点。那时，听说父亲在上海的行踪秘密，经常找不到他。（问：“是否常到姓潘的那里去了？”答：我不知道。只知道高与父亲的关系已不甚愉快了） 至于我家的财产，听上人说，是昔凡公在东北做官期间发的财。那时正值日俄大战，东北正是战场，战场上需要马匹，商人就从蒙古贩马去战地。经过昔凡公做官的境地。要抽牲口税，数量多了，这笔税金就使昔凡公发了财。 昔凡公在东北做官任内发家以后，还想发大财，就在浙江找该省的巡抚增子固。增子固原来也在东北做官，与昔凡公正好是前后任，昔凡公的辽州、新民的知州就是接替增子固的，二人私交很深，并结为换帖弟兄。昔凡公想与增子固合伙做东北大豆生意，正好有个姓姚的英语通事（翻译），介绍为英商在东北收购大豆。陈与增合伙，并以浙巡大印担保。这个姚通事实际上是个买办，从中撮合，坐取渔利。当时曾同英商签订了合同。合同载明：在合约签订之后，收购东北大豆由华方代办，英方不得再私自前往东北收购。但英商没有践约，仍私往东北收购，以致豆价大涨。昔凡公发现后，即依约向英方提出诉讼。经判决，是英方违约，损失由英方负责赔偿，但所订合同也由此终止，华方将定洋退还英方。其中一切手续，全由通事从中串连。谁知这个将原合约终止，华方退还定洋的契约是假的，他们设了一个骗局。就在这个时候，正碰上武昌起义爆发，到民国成立，增子固的浙江巡抚倒台了，英方则通过外交部要求索还原定洋，或按约交付大豆。昔凡公只得宣告在东北的财产破产。据说，增子固当时住在北京，我祖母谢氏曾去找过他，交涉此案的经过，他都参与了，翻译也是他请的，还派专人到安庆来过，增子固也负担了一部分经济损失。昔凡公对这笔生意的失败，所受的打击很大，自叹不懂洋务，受人愚弄，不识洋文，两眼漆黑，被买办欺骗。他一气成疾，卧床不起，就在癸丑反袁失败的那年逝世了。倪嗣冲派兵来我家抓人，昔凡公的灵柩还停放在家里。我祖母谢氏说：此财发得容易，去得也快，想发更大的财，反把老本也丢了。老婆婆（祖母）由于此事的刺激和昔凡公的死，再加上我父亲被通缉而逃亡，孙儿（永年）被抓入狱等一连串不幸的事，悲愤过度，生了大病，又因常常哭泣，流泪过多，眼睛也渐渐坏了。 我父亲的最后一个夫人，姓潘，上次我说叫潘丽珍，② 是记错了，应该叫潘兰珍。她是上海纱厂的女工，江苏人。据高语罕对我们说，1932年我父亲在上海被捕以前，潘与父亲就已相识，但并不知道我父亲是什么人，等我父亲被捕，报纸上登载了他的情况后，她立即就从上海赶到南京，一直在狱中服侍我父亲。这时，高君曼已经死了。潘很年轻，当时只二十几岁，好像比我还年轻些。抗战开始，父亲出狱后由南京到武汉，而后又到重庆，最后到江津，潘都相随。当时，我父亲的身体已不好了，在南京监狱时，就有胃病，所以膳食以黑面包居多；同时血压已很高了，1937年父亲由南京直接乘大轮到汉口，血压上升到180°（上压）。潘兰珍待我父亲很好，在父亲的晚年，全靠她料理服侍。她平时在家很少言语，做事勤快利落，不愧是个工人出身。我们家人对她也很尊重，我们尊之为母，我儿辈呼她二奶奶，我祖母称她二娘子。但我觉得她对我们很少感情，我父亲在1942年病故，将父亲的一部分稿费给她后，就离开了江津，没有同我们打招呼。估计她是到重庆，后来又听说嫁了一个湖北人，因为没有联系，不知是否确切。 父亲出狱后，我祖母叫我写信问他，家怎么办？父亲回信说，暂时可以不动。后来局势危急，祖母急着要去找父亲，当时父亲已在汉口，他的地址还是方孝远告诉我们的。祖母对父亲长期浪迹在外，总是担心受怕，常常叹息自问：能否由儿子抱头送终。我们在1938年才到汉口，父亲又先把我们送去四川，去四川重庆的买船票等手续，全由包惠僧帮忙办理，还为我们写信给宜昌的一位熟人（史岳门），记得所乘的船是一只军火船，在船上不准抽烟。我们到宜昌，正是六月盛暑，这时安庆已沦陷。我们到重庆，先住在旅馆里，后找到了同乡胡子穆、潘赞化和方孝远等。我大姑母（吴陈氏，大姑爷是安庆商人，早死，我们在汉口时就遇见过她）这时也到了重庆，我们就和大姑母住在一起。父亲由汉口到重庆的时间，要比我们迟十余天，他先住在石板街通源公司（公司主任姓黄，听说家在成都，与父亲是什么关系，不详，只见他家客人很多）。在重庆住有几个月，父亲就先偕潘兰珍到江津，约比我们先动身一个月，刚到江津时，曾先落脚在胡子穆家。 当时的江津，集中了许多安徽人，如光明甫、朱蕴山、胡子穆等。我父亲先租赁江津东门城内的郭家公馆为住宅，同年冬天又移居黄荆街八十三号，与邓仲纯住在一起。邓仲纯是名书法家邓石如的重孙，怀宁人，曾留学日本学医，这时在江津开了一爿诊所，取名“延年医院”，租了一幢房子，楼上有多余的房间，就邀请父亲及祖母一同搬去住的。邓仲纯在江津与当地的一位姓邓的攀为同宗，为了有助于在当地立足。1939年我祖母在江津黄荆街逝世。在逝世前的一段较长时间，祖母双目失明，吃饭都由父亲亲手送给她。祖母逝世，大姑母一定要为死者披麻戴孝、守灵等尽孝道的仪式，父亲是顺从了。正是祖母逝世的时候，罗汉来江津看望父亲，也为祖母焚烧了纸钱。昔凡公和祖母谢氏，收我父亲为继子，就是为了老有所依，这个愿望总算如偿了。 罗汉离江津去重庆，正值日机五三、五四大轰炸，以后就一直没有再来过，我们都猜测他可能死于这次轰炸。 祖母逝世后，父亲迁居离江津城西30里的鹤山坪。这里很清静，本考虑利于养病。但是，父亲的健康急剧恶化，血压增高到210° 以上（上压），初时还没有什么感觉，后来就老叫头昏，1942年病倒了，临死前不久，潘赞化去看他，见到父亲做的一首诗，辞句感伤，精神萎靡，已失去当年一往无前的奔放豪情。潘老叔叔对我们说，照此情况，大概不会久长了。一日，忽有客自远方来，父亲格外兴奋，多吃了一些马铃薯，使肠胃梗塞，引起发高烧，心脏病发作，又不慎跌跤中了风。一星期后，三病并发，心脏扩大而停止了跳动，父亲就这样死了！原来医生就说过，父亲心脏扩大，过不了两三年，不幸而言中！ 补充一些亲属的情况。我的亲祖父象五，在父亲两岁就去世了。据说他是个秀才，没有中举，但代人写过八股文章。一生主要是教书，在桐城教过书，还在苏州教过书。在苏州是在安徽霍邱人姓窦的军门家当塾师，教军门的几个儿子。窦军门是霍邱窦家圩的大族。后来，我的岳父就是窦军门的儿子，也就是我祖父所教的学生。 我有两个姑母，大姑父叫吴欣然，是个商人；二姑父姜超甫是画家姜筠的侄子。大姑父家的小表兄吴寄严，也曾留学苏联，认识张国焘，并与蒋经国是同学。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正在散发传单时被捕，化名周西岑。当时国民党当局不明其真实情况，所以押在南京的水西门监狱——陆军监狱。那时我父亲也正关在南京监狱里，所以我去探望父亲时，也曾去陆军监狱探望过吴寄严。后来，国民党当局就以查无实据而释放了他。吴寄严的妻子名叫李秀泉，也是共产党人，吴被捕后她曾来过安庆。李是湖南人，大概是她设法通过何键的关系，经活动后才使吴寄严释放的。抗战后，吴也到江津去了。1948年解放的前夕，小蒋（经国）要他去台湾，他不肯。小蒋就下令抓他，后来因大军渡江迅速，才没被抓去。解放以后，吴夫妇俩在上海做俄文的翻译工作，大概在60年代逝世的。 我的大哥陈遐年，也留学过日本，他的年龄比我父亲只小头十岁，比延年都大。一生从事教育工作，1956年才逝世。 注： ① 在我访问之前不久，有中国科技大学的刘开禄、李永堂访问过陈松年（发表于《党史资料》1980年第1期，题为《回忆父亲陈独秀》），所以称“再访”。 ② 指中国科技大学刘开禄等访问时所称。 原载《安徽革命史研究资料》第1辑，1980年7月；后收入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陈独秀评论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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