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被嘲弄的历史人物 北京皇城根遗址公园南端，明代东华门城基陈列处，墙上嵌有一块全园游览路线和周边街区详图，用黑色大理石雕刻描金，图像清晰，标注详密，唯独遗漏了近在咫尺的箭杆胡同9号陈独秀故居兼《新青年》编辑部。五四运动史研究专家彭明先生为这件憾事，不知说过多少次。然而，无独有偶，还有更令人百思不解的怪事：在公园北部靠近北大红楼东侧，一座挺立于五四大街上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纪念浮雕中，居然没有陈独秀。 这座浮雕，做成照相底片式样，宽高各约4米，呈倾斜的不规则三角形，以不锈钢铸成，似乎足以支撑千年而不朽。但是，熟知五四运动历史的人们敢于断言：它的寿命绝对长不了。何以如此？因为它根本违背历史的真实，而近乎对历史的嘲弄。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中所表现的中国人民的政治觉悟之高，参加人数之多，斗争规模之大，社会影响之深，都是空前的。其深厚的思想基础和激扬的爱国热情，是由以陈独秀为主帅，蔡元培、胡适等人参与的新文化运动培植起来的。陈独秀说，五四时期的言论是应该由他和蔡元培、胡适来负责的。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在《七大工作方针》中也说：“他（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我们那个时候学习作白话文，听他说什么文章要加标点符号，这是一大发明。又听他说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毛泽东说的“他们那一代人”，就是指陈独秀、蔡元培、胡适以及李大钊诸公。毛泽东还说，“由他（陈独秀）集合起来（一群人），这才成立了党。”（《人民日报》1981年7月16日）可见，陈独秀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领袖，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创始人，是不争的历史事实，早为毛泽东等后起者心悦诚服，铭记在心。学生固然可以而且必然后来居上，可以而且应当超越先生。但在当时，学生毕竟还是学生。过去几十年的党史、革命史、民国史乃至近现代史学者，不知写了多少书和文章，已经把这件事写得再清楚不过了。反倒是近年有些作品和作者把这段历史弄得相当混乱。例如，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之际，北京一家报纸推出的记者访谈，说湖南长沙在1920年秋就建立了共产党组织，比毛泽东自己明确说的1921年秋提前整整一年。（见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毛泽东自传》）难道就因为长沙党的发起者后来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历史家便可以毫无根据地涂改历史吗？又如，北京的另一家报纸，在2001年春夏之交，每天发表一篇著名共产党人的故事。号称“南陈北李”，创建中共的第一号人物被排在李大钊之后屈居第二，但能排在毛泽东之前，已属不易。然而作者说陈独秀在建党之后“长期居于上海书斋而不到斗争第一线，思想也逐渐落伍。1927年在国民党发动反共的‘四·一二’屠杀前后，陈独秀面对危机，领导无方，党内同志群起反对其右倾错误”云云，同样违背历史真实。作者长期从事中共党史研究和教学，他不可能没读过数年前已经公开出版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6卷）；他也不可能不知道下列确凿的史实：第一，陈独秀主持中共二大制定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随即又主持中共三大，力主实行国共合作，并率先加入国民党，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第二，陈独秀主持中共四大，明确提出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问题；第三，陈独秀是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积极领导者和决策者；第四，陈独秀是对戴季陶主义的有力批判者和这次批判斗争的领导人；第五，陈独秀是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决策者和领导人，他和周恩来等一道成功地领导了这次起义。在1927年3月底蒋介石抵达上海后，陈独秀保持清醒的警惕，部署武力反蒋计划，猝遭斯大林下令阻止。斯大林的如意算盘是暂时稳住蒋介石，依靠汪精卫推行土地革命，因而又有策划签署《汪陈宣言》之举。由此可知，陈独秀即使不是事事正确，他也并未如该文作者所说脱离“斗争第一线”。至于大革命时期中共领导层所犯的错误（右的“左”的错误都有），陈独秀作为总书记自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他同时作为听命于共产国际指挥的中国支部负责人，充其量不过是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尤其是斯大林）所推行的一系列错误方针的执行者，何况他对那些错误方针曾经予以不同程度的抵制和抗争。当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在联共高层夺权斗法时，陈独秀便成为斯大林指挥中国大革命失败的替罪羊，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帽子。这顶罪帽，一直延续至今，仍被某些人当作天经地义，不肯撒手。在这种嘲弄历史的氛围里，五四浮雕的出现就不奇怪了。 高耸于五四大街的那座五四新文化运动浮雕，以自认是陈独秀学生的毛泽东大幅头像居中，李大钊头像稍微靠边，蔡元培、鲁迅则偏在边角，而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也竟在左下角占有一席之地。毛泽东写于1925年与五四运动毫不相干的《泌园春·长沙》词也占居显著位置，比李大钊头像还大。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南陈北李”，在这里竟变成“南毛北李”。这不由使人联想到以伪造历史著称的“文革”时期，那时北大红楼陈列中竟把五四时期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李大钊教授的办公室改成报刊管理员毛泽东的办公室。两种作伪一样荒唐可笑，后者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陈独秀一生跨越19世纪到20世纪，是一位在近代中国政治和文化史上贡献巨大、影响深远而又复杂多变、充满争议的人物。其所守定不变者，是进化、民主、科学、爱国和社会主义五大根本问题，始终如一，至死不渝。他在五四时期提出的关于伦理革命、文学革命和教育改革等主张，后来一一得以实现。他在晚年重返五四，重拾自我，痛切总结苏俄“无产阶级专政”的“苦经验”，提出一系列带有预见性的主张：建设社会主义要吸收资本主义文明成果。中国不能超越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而直接建立社会主义。“必须毅然决然采用资本主义制来发展工业，只有工业发展，才能够清除旧社会的落后性，才能开辟新社会的道路。”（《我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1938年9月15日）民主主义是人类多数阶级的人民，反抗少数特权的旗帜。近代资产阶级民主制不仅为资产阶级所欢迎，而且是几千万民众流血斗争五六百年才实现的。民主政治原则具有普遍性，民主就是民主，没有资与无之分，只是实施范围有广与狭而已。政治上的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相成而非相反。苏俄斯大林式的官僚政权，决不能创造社会主义。“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斯大林在苏俄的恐怖专政，是苏俄官僚独裁制度造成的，而非斯大林个人品质问题。不从制度上得到教训，只是反对斯大林，将永无觉悟，一个斯大林倒了，会有无数斯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如果不为民主斗争，即等于说无产阶级政权不需要民主，势将误尽天下后世，听任格伯乌蹂躏全人类。”（《陈独秀致西流信》，1940年9月；《我的根本意见》1940年11月28日）陈独秀上述论断，是他民主政治思想的升华，并且已经或正在应验，或将在未来逐步应验，这是可以预期的。陈独秀一贯相信人类社会进化永无穷期；包括马克思主义及其领袖人物，也包括他自己在内，没有“万世师表”的圣人，没有“推诸万世而皆准”的制度和“包医百病”的学说。今天研究陈独秀及其思想，也应采取这样的科学精神。 西安事变——近于真实的历史事件 重大历史事件，都以重要历史人物活动为中心而展示其复杂多变的进程。叙史者如何摆脱以政治功利为导向的个人或派别的感情因素和非好即坏、成王败寇的简单化绝对化思维方式，就成为能否坚持实事求是，公正客观准确评判历史的关键。按照预先设定的某种政治功利标准，一旦认为某人是正确路线代表，那他所做的一切事都百分之百正确，即使做错的事也要诿过于人以维护他的一贯正确，有的党史官员把这概括为八个字：“隐恶扬善，笔下留情。”倘若认为某人是错误路线代表，那他所做的一切事都百分之百错误，一切罪过都推到他的头上，即如把红军西路军21800人的全军覆没之责推给张国焘那样。这就是长期困扰某些史学研究正常发展的感情因素与简单思维交织而成的某种史学危机综合症。 姑举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策问题为例。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策，无疑是正确的。但又不可否认，它同时又有一个复杂变化的发展过程。过程中政策和策略的转变，必定包含认识的不足和某些缺陷。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事变对策时，除张闻天明确而坚定地表示不采取与南京国民政府对立、不危及蒋介石生命安全的立场外，有些与会者如毛泽东、张国焘、秦邦宪（秦听完张闻天发言后转而支持张的意见）等对蒋介石和南京政府都有过激表示，以致事变发生数日后“审蒋”、“除蒋”之声在陕北不绝于耳。如果真实地记叙这段历史，不为尊者讳，就应一一写出他们每个人的过激主张。老实说，当一个手上沾满无数共产党人鲜血的元凶被擒，受其害者即使诛之杀之犹恐不足以平抑心中积忿，人们包括一些大人物要求公审除掉之，完全在情理之中。如果不是这样，倒令人费解了。对于这件史事，可以有三种处理方法：一是合盘写出，随人评说；二是全部隐而不宣，任人揣摸；三是写一部分，隐一部分，写所当写，隐所当隐，即如只写张国焘如何过激，隐去毛、秦诸公的过激。不讳恶者讳贤者尊者，此之谓乎？我想，即使不是历史家，只是普通读者，也会对上述三法，作出正确判断而加以取舍。 西安事变之和平解决，有些论者只强调中共的作用而将共产国际与苏联的影响撇开不谈。实则西安事变之和平解决，乃是各方合力作用的结果，共产国际和苏联的作用尤其不可忽视。 共产国际关于西安事变对中共中央的指示电报，固然在12月20日后才到达陕北，但苏联《真理报》、《消息报》所发表的一系列评论，已经清楚表明苏联不赞成张、杨发动兵谏，力主保障蒋介石人身安全，“和平解决冲突”。经由南京中央广播电台连续播送，使陕北的张闻天、毛泽东，西安的张学良、周恩来，甘北前线的彭德怀、任弼时等，至少在18日已获悉苏联乃至共产国际和平解决事变的原则立场。12月17日，潘汉年也从上海发电附译苏报评论给陕北中央。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放弃除蒋及与南京政府对立策略。会议讨论中，张闻天、毛泽东均提及苏联报刊上述主张，张并表示中共今后作法在实质上还是要与苏联相一致。鉴于当时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处特殊地位，中共中央不能不据以协调对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策略。参与解决西安事变的决策全过程的凯丰，在蒋介石获释后，回顾上述策略变化时说：《真理报》所说的，对我们慎重考虑问题是有帮助的。（1936年12月27日，凯丰在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 1936年12月25日，蒋介石向西安方面承诺结束内战，实行抗日等六顶条件，并以此面告周恩来。依据张学良与宋美龄、宋子文事先商定的协议，只要蒋口头承诺并两宋担保，即应送蒋返宁。正当此时，某方又提出要蒋介石和南京方面签署“政治文件”公诸于世，以防蒋走后变卦。25日是南京要求释蒋的最后期限，倘不释蒋，中央军即向西安开进，大规模内战势将无法避免。故而张学良对周恩来连招呼也不打，迳自秘密护侍蒋介石飞往洛阳。蒋到洛阳即发表对张、杨“训词”，声称是他感召张、杨而非被迫妥协得以获释。事到此刻，各方都有台阶下，似乎应该皆大欢喜了。然而，在蒋介石“训词”激怒之下，西安《解放日报》于27日公布蒋介石六项承诺。28日，毛泽东在陕北发表《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也将六项承诺予以公布。基于对西安事变后形势估计过于乐观，中共这时确信，公开蒋的承诺将是逼蒋就范的有效办法。自认可以成为“政治生活中的主导者”，“以西北为中心”推动南京方面“向左”。可是，事与愿违。张、杨武力捉蒋，对蒋已是羞辱备至，蒋能私下承诺六项条件亦属非常不易，再要他和南京方面公开承认一切，岂不让他威望扫地，日后何以服人？西安、陕北双方既要拥戴蒋领导抗日，又要张扬其秘密承诺，让他公开出丑，严重损害其政治形象和统治权威，只能使蒋在言行上做出否认姿态，坚持强硬立场。转眼之间，形势突变。31日张学良受审判刑，当晚南京电台宣布“剿匪，除奸，御侮”三项方针。蒋、宋严责西安方面“无信义”，两宋扬言退出调停，已撤的中央军回师重入潼关。共产国际随即来电批评中共，说是“不要老是叫喊蒋介石做出了什么保证”。中共中央也觉察到，过早地公开蒋介石的六项承诺，在策略上是不妥的。应该承认，在拥蒋气氛弥漫全国的形势下，那种认为蒋介石已经投降，西北可以形成半独立状态，甚至要以此指导全国，只是一厢情愿的幼稚想法。共产国际来电指出，中共同张、杨及其军队的合作，必须服从同南京和解共同抗日这一主要任务。此后，中共更加强调和平方针，一再作出让步。1937年1月底，西安方面与南京方面最后达成和解，不料由此又引起东北军的内哄。2月2日，东北军主战派青年军官刺杀主和派将领王以哲等，是为“二·二”事变。随着主帅张、杨的被扣押被放逐，东北军、西北军全部瓦解。张、杨在西安事变之初提出八项政治主张，力求根本变革国民党专制独裁的政治制度，终于未能实现。西安事变只是在兵谏层次上取得成功，促成蒋介石允诺停止内战，容共抗战。西安事变最大受益者当属中共和红军。毛泽东说西安事变把我们从牢狱中解放出来，确为喜极由衷之谈。数十年来中共一直盛赞张学良、杨虎城为“千古功臣”，乃是发自肺腑的无限感激之情。有兴趣的读者，若想更多了解西安事变史，不妨看一看杨奎松的《西安事变新探》和李义彬的《震惊世界的一幕》等书。正是这些著作，摆脱了过去长期沿用的从事物的结局或既定结论出发去推导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复杂多变发展进程，而轻视或无视对曲折变幻过程的具体考察的简单思想方法，在发掘新史料、采取新方法、树立新观念的基础上，重新审视历史，才使西安事变史逐渐清晰，更接近于历史真实。 不是题外话：守定良知 质而言之，血火交加的现代政治斗争史，常常和诡秘多变的权谋相结合，历史的真相掩藏得很深，而且客观环境还会给历史家设置种种有形无形的禁忌和戒律。尽管某些禁忌和戒律早已被历史真相的发现所突破，却依然发生禁阻的作用。历史真相不能指望一次说完；不断挖掘历史资料，不断评判修正历史，是历史学不断走向科学的必然之路。“不疑处有疑”，历史家只有心存良知，对陈词旧论质疑追问，才有可能进行细致的考订，而只有考订辨伪才有可能揭示真相，作出符合历史实际的正确结论。对于历史研究者来说，其治史水准之高下，无不与其史才、史识、史德密切相关，而史德即良知赖以存在的基石是至关重要的。 世事易变。历史总是随时俗变易被打扮，因权力升降而沉浮。唯一无法被修饰的是那些正直历史家的良知。正是：良知宜永存，千载皆其然。 （责任编辑 庄建平） 来源：《炎黄春秋》2003年第2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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