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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尚志:陈独秀 · 除却文章无嗜好

2022-7-6 10:26| 发布者: 恭常| 查看:10373| 评论: 0|原作者: 叶尚志|来自: 《炎黄春秋》2004年第4期

摘要:   国内关于陈独秀的著述主要涉及政治历史,文化历史方面虽也不可能不涉及,但毕竟比重较小,不大相称。最近已知有人注意及此,不免引发我很多联想。   陈独秀先生在他波澜广阔的生涯中,最早、最多关注的是文化 ...


  国内关于陈独秀的著述主要涉及政治历史,文化历史方面虽也不可能不涉及,但毕竟比重较小,不大相称。最近已知有人注意及此,不免引发我很多联想。

  陈独秀先生在他波澜广阔的生涯中,最早、最多关注的是文化方面,著述很多,分量很重,与他的政治生涯联系得也最密切。他从一起步,首先就对创办报刊、文论、诗论(白话诗文与旧体诗文)、小说(创作与翻译)、戏曲改革、书法与绘画、语言文字研究等等,情有独钟,然后逐渐对文化的各个方面都有论述、见解或创作实践。他自己从就读家塾、科举应试、初入社会,到他晚年都自认为一介书生。他年老在南京监狱一诗中说:“自来亡国多妖孽,一世兴衰过眼明。幸有艰难能炼骨,依然白发老书生”,就是他的自我写照。可是这位书生与众不同,且不说他一生在盛年时代干出了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非同凡响;就是在文化上的见识、作为和建树,就总体来说,在同时代人中也无人能出其右。只要初步接触一些他的文论、创作,就不能不惊叹他见多识广,胸中拥有古今中外知识之渊博,见解之独特,与人生、社会和政治结合之紧密,逻辑与创新之交融,观点之大胆、鲜明,气势之磅礴、夺人,论述之流畅、易懂,可以说无所不涉,无所不通,才华横溢,是中华文坛灿若晨星中的一位旷世的文化奇才。

  下边谨列举深切感到的几点,作为参考。



  ——陈独秀先生15岁那年,甲午战争中国战败;此时他就关心国事,萌发了爱国思想。他17岁考中秀才第一名,翌年到南京乡试考举人,深感此道于国无益,并非所愿。他早就厌恶老八股那一套了,却自作三篇政论文章:《扬子江形势论略》、《扬子江筹防刍议》、《湖中水师》。后两篇已难搜集,首篇存世,充分表达了他胸怀大局,关注国运,颇有见地。一个18岁的少年,居然有这等境界,也是极为难得的了。他初入社会,痛感外侮日甚,国将瓜分,而国人还多麻木不仁、醉生梦死,不知作亡国奴的悲惨处境。他早就立志扩大宣传,以开启民智为第一要务。这是他后来大力推动新文化启蒙运动之滥觞,终生不辍。

  陈独秀从1902年《苏报》被查封之后,1903年在上海与章士钊结交,创办《国民日日报》,人称《苏报》第二,共任总理编辑事务。章士钊后来追忆这一段生活时说,当时二人“足不出户,兴居无节,头面不洗”,他发现陈的内衣发黑,白虱如星,亦不在意,其苦行如此。此报只办了三个多月,因清政府严禁等原因而停刊。翌年,陈独秀雄心不死,又在安庆编辑、芜湖设社创办《安徽俗话报》,由挚友汪孟邹协助,由社会人士捐助,陈自任编辑,每天喝两顿稀粥;因无印刷厂,每期要寄到上海印刷,分发、邮寄、打包、一切杂务均由陈自己承担。他和在上海办《国民日日报》时一样,自述“为革命感情所(驱使),日夜梦想革新大业,虽臭虫布满衣襟,也不自觉”。他就是这样不顾衣冠,不计饱暖,舍命地工作。《安徽俗话报》的目的是“通达学问,明白时事”,确实是一份名副其实的面向工农兵学商,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通俗时事、政治、知识、文艺报刊。这也是他后来大力提倡白话文,以收开启民智速效的一次最初的尝试。蔡元培后来说,那时候他在上海从事《警钟日报》“和陈仲甫的《安徽俗话报》都是表面普及知识,暗中鼓吹革命”。此报虽因困难重重,办了22期,经过一年半停办,但它在弘扬爱国主义、反帝、反封建、反迷信,宣传科学与民主方面,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永远载入史册。



  ——陈独秀先生可以说是一位不同凡俗的诗文大家。他对诗文的实践和论述在清末民初早就特立独行,与众不同;从八股迂腐文章铺天盖地、令人窒息的神州禹甸破土而出,闯出一条新路,开启了新的一代文风。他对诗文都努力实践与胡适联手揭橥的宗旨。陈倡言文学革命,比较激进;胡主张文学改良,比较和缓。陈说:“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倡导“三大主义”:“一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二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三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他竭力倡导白话文和标点符号。这些主张一经刊出,便震动全国,他的学生、追随者、革命后辈,乃至现今,都能深深地感觉到他的影响,说他功在千秋亦不为过。他的文章明白如话,通俗易懂,或文白相间,口语、成语、谚语羼杂,富于文采;总是旗帜鲜明,每有卓见,词锋锐利,语味辛辣,分析透彻,令人折服。当时李大钊说:“陈独秀是真理和光明”。1990年公映的《开天辟地》电影中,再现了五四运动陈独秀作为领衔人物,被捕出狱时,受到各界结队热烈迎接的情景,北大打出横幅:“陈独秀就是真理”。他的北大学生、海峡两岸和中外著名学者傅斯年(无党派人士,曾任台湾大学校长等职)在陈独秀被南京政府逮捕后所写《陈独秀案》一文中,追述了自辛亥革命以来陈的杰出表现,说:“他(是)在思想上胆子最大,分解力最透辟的人,”“政府决无在今日杀这个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大彗星之理”。可见评价之高,影响之大。
  
  他的文章随处可见,众所周知,不必赘述。但是他通日语、法语、略通英语,俄语,似鲜为人知。他作为师友帮助苏曼殊译过《惨世界》,即法国雨果的《悲惨世界》;又仿《惨世界》,以揭露中国旧社会众生相为题材,创作《黑天国》这部社会谴责小说,更少为人知。两著曾在《国民日日报》和《安徽俗话报》连续刊出;终因两报先后停刊,未竟其稿;虽后来也出版了专书,但结尾阙如。陈此后忙于更多社会活动,未再拨冗从事小说创作,不免可惜。



  ——他很懂诗,作的诗更有特色。本来他少年“进学”成为秀才,旧学功底深厚,旧体诗信手拈来,一挥即就。但因旧诗讲究音韵格律,太费工夫,所以他对青年学作古诗“不提倡”。他为了文学革命,提倡新诗,在《新青年》杂志于1918年连续刊出胡适、刘半农、沈尹默的新诗;他自己也第一次写了一首新诗《除夕歌》(亦名《我与他》)作为尝试。此诗将穷苦人民除夕之艰难和富人的奢侈形成鲜明的对比,完全口语化,通俗易懂,却寓意较深。他不论对新诗、旧诗都讲究“美的语言”,“美的意境”,要懂得“诗味”。即使写新诗,他建议最好先学习诗经、楚辞、唐诗、宋词。有人问他政治思想可否入诗,他作了肯定的答复,但说难度很大,要有高明的手法。有的不下功夫,写成套话、口号、公式,“味如嚼蜡,毫无生气”,“结果把诗弄成屎”,成为可悲的笑话。安庆是诗文戏曲之乡,新旧诗文传统深厚。从《孔雀东南飞》到徽剧、弹腔、京剧、黄梅戏,哼唱普及;戏曲唱词多用五言、七言、十言,往往文白相间,又口语化,有韵有味,通俗易懂,是介于新旧诗文之间的桥梁。我认为这也是陈先生诗文的一种丰厚的营养来源。

  陈独秀先生后来常在与友人酬唱中做旧体诗联相赠,其意境、情景、遣词、用句、对仗、音韵、风格、诗味十分讲究,但毫无矫饰、雕琢痕迹;表达了他的固有人品、学养和高尚的精神境界,可以说他是近现代诗界之人杰。

  他在南京坐狱五年,遗有《金粉泪》诗56首,是挚友汪孟邹避开检查,夹带出来的;后人有幸逃过了“文革”浩劫,交到党的一大纪念馆保存下来,成为宝藏,也真难得。兹选录两首七绝:

  其一

  放弃燕云战马豪,胡儿醉梦倚天骄。

  此身犹未成衰骨,梦里寒霜夜渡辽。
  

  其二

  民智民权是祸胎,防微只有倒车开。

  嬴家万世为皇帝,全仗愚民二字来。


  《金粉泪》几乎全是忧思国难,体恤民瘼,针砭时政,偶尔抒发豪情感慨,倾吐心声,属于豪放、忧愤诗一类。诗为旧体,文中有白,民谚、口语、成语、典故、新旧名词、时事政治交叉出现,信手拈来,自成一格。诗的政治性鲜明、强烈;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冷嘲热讽,极尽能事。诗中精品不少,但也偶有率性而作,少下锻造功夫之句;其内容都是健康、进取,帮助人们关心国事,分清大是大非,激发人们爱国爱民,奋发有为。这可以说大都是政治诗。正如他所说是非常难能,所以特别可贵。



  ——陈独秀的文化论著还涉及桐城文派、戏曲改革、书法与绘画,等等,都是安庆地区渊源深厚、非常普及、赫赫有名的文化领域;也是陈独秀先生自幼就不断接触、最熟谙的文化门类。他毕生从事文化启蒙运动,自然对此极为关心,有许多独到、卓越的见解。例如,对桐城文派,有许多论述,震动文坛;评者观点纷呈,都不否定陈氏见解独特、振聋发聩,这里不赘。陈对绘画、书法讲究性灵、风骨和品格,既着眼于社会需要,又讲究提高创作者的精神境界。他对五四时期老友、书法家沈尹默关于书法要注意防止媚俗的诤言,影响沈先生一生,是众所周知的一例。他为贫弱女子潘玉良取名并证婚,见她绘画有灵气,竭力支援她到法国深造,终成大器;潘三十年代初回国在南京举办画展,竟冒风险展出恩人陈独秀画像,传为佳话。

  即如戏剧一项,安庆是产生徽剧、弹腔、黄梅戏文唱武功的祖地,又是京剧鼻祖高朗亭和伶圣程长庚的故乡,也是京剧的发源地之一。戏曲作为一门综合性的文学艺术在安庆地区历来非常发达,草台戏班非常普及。

  他在1904年创办的《安徽俗话报》,就从文化启蒙、“开通民智”、社会教育的角度,发表《论戏曲》等宏著,破天荒地提出了戏曲是“男女老少都诚心悦意接受他(它)的教训(的)世界上第一大教育家”;说戏曲有好的、有不好的,提出了“戏曲改革”的口号。提出“要多排有益风化的戏;可采用西法〈如对话、讲演、布景〉;不唱神仙鬼怪的戏;不唱淫戏;除去功名富贵的庸俗内容;排时事新戏”;等等。这些卓越的见解在百年前发表,大大地超前,他真不愧为文化启蒙运动的旗手!



  ——陈独秀先生一生以推动新文化启蒙运动为职志,他慧眼识珠,感悟锐敏,思虑深远,对祖国文字研究情有独钟。从他抱蒙识字,就深感初学方块文字“盲诵如习符咒”,“学童苦之”;“其戕贼学童之脑力为何如耶?……累及学习国文多耗日力,其他科目,咸受其损”。他大声疾呼:“此中小学习国文、识国字之法急待改良,不可一日缓矣。”这是他在即将辞世前为《小学识字教本》所写《自叙》中的谆谆遗言。

  以他的战略眼光、高瞻远瞩、深谋远虑,早就察觉到文字对于扫盲、对于文化启蒙,对于人的教养和成长,对于民族素质之提高,对于国家之兴衰,关系极大。所以他早就立志研究祖国的文字,致力于文字教学方法之改良和文字之改革。经过多年的研究,他作为一位激进的反清革命家,却早在清末风云激荡的1910年,在《国粹学报》上连续发表了《说文引申义考》。1913年在政治纷乱的情况下,他又撰写了直到1925年才出版的《字义类例》著作。他被黜退出领导岗位后花了很多工夫,1928年写成《中国拼音文字草案》,但未能出版。1932年在上海被捕解至南京坐牢的五年中,仍未忘记为人民群众、子孙后代和国家民族着想,与他过去一样,仍然把生死荣辱置诸度外,心境平静,精神奋发,把“监狱当作研究室”、“当作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依然锲而不舍,研究、写作,尤其是钟爱他所关心的文字学。终于1937年出狱之前,又发表了《实庵字说》、《荀子韵表及考释》。出狱后于1940年在国难当头、年老多病、贫困度日、衣食不周的艰难情况下,仍然研究不倦,写成《小学识字教本》一书。这不是一种儿童识字课本,而是专供语文教师及所有知识分子参考的一本学术著作。由当时他的好友、安徽同乡(早期曾是中共党员)台静农先生中介、协助,书稿送到国立编译馆,已预支稿费5000元;可是该馆不得不送重庆当局的教育部审查,部长陈立夫亲自致函要将书名改过来,为一身傲骨的陈独秀先生所拒绝,他宁可忍受贫困,将稿费退回,也不从命。不巧又遇窃贼将衣物书稿偷去。他自述1939年早就患高血压达到过230,这时仍不得不带病重新补写,当写到一个“抛”字,终未完稿而逝。书稿经过辗转耽误,直至1971年才由梁实秋先生在台湾出版;后经武汉语言学家严学先生以所藏底稿抄件校勘,到1995年才由巴蜀出版社出版(陈的至亲吴孟明先生为文指出,此版有不少讹误,希望纠正)。梁、严二位学者,对陈独秀先生之稿均有高度评价。梁认为,该书采用了科学方法和新的观点,“发前人之所未发”,又“简明扼要,易于了解”。严认为“陈先生是近代语言学史上杰出的语言学家”,并带着深厚的感情说:“一代学人,深藏若虚,著述以终,能无敬悼乎?”

  有一种说法,认为陈独秀晚年消极悲观。但从他不改初衷、执着研究文字学,执着于未来社会的理想,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仍然带病写就《我的根本意见》、《被压迫民族之前途》等等观点鲜明、很有分量的文章来看,诚如其自谓“除却文章无嗜好”,真可称为“依然白发苦行僧”,这就足以否定“消极悲观”一说了。



  ——陈独秀先生最早把民主与科学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核心口号提出,他一生对此论述颇多。这也是我国传统文化最缺乏的要素,是针对我国国情反封建、反专制、反迷信、反愚昧,以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民主与科学,是贯穿于文化的各个方面和新文化运动全过程的灵魂。它击中了我国一切封建势力、封建思想、保守观念、愚昧、迷信的要害,足以医治我们民族贫弱落后的顽症,起着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现代化辟路奠基、扶正祛邪的巨大革命作用,在我国历史上发生过重大深远的影响。这也是至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实施科教兴国、实现现代化仍然应该重视的重大战略问题。

  陈独秀先生认为,民主是历来被压迫人民斗争的成果,“是多数阶级的人民,反抗少数特权的旗帜”。并认为资产阶级社会不得不利用民主的基本成果维护它的统治,发展资本主义,它的民主有其真实性一面,也有其虚伪性一面,与其他任何专制和与法西斯体制不同,对之要作具体分析。他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最早看到前苏联违背了民主政治,是一种倒退;他以一位政治家和学者广阔的胸怀,毫无偏见地认为,这不取决于个人的道德、品质,“不能一切归罪于斯大林”,而是“无产阶级政权之下民主制的问题”。他在晚年又强调:“没有民主制做官僚制之消毒素,也只是(使)世界上出现了……官僚政权,残暴、贪污、虚伪、欺骗、腐化、堕落,决不能创造什么社会主义”。他的论述似乎使民主问题大大超越了文化的范畴,但就广义来说,民主显然是政治文化问题,仍然属于文化范畴之内。在原苏联解体后的今天,回头看来,不能不惊叹陈氏当初之远见卓识。
  





       来源:《炎黄春秋》200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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