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思月书院见证了那段历史，当时是省港大罢工接待站。如今，思月书院已在东门老街重建。（视觉中国供图） 中国共产党在港澳地区留下的红色印记，可追溯至百年前。在陈独秀的鼓励下，香港进步青年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现代中国第一次工运高潮，香港是起点，香港在中国革命中的独特地位，已初露端倪。 海上风来 1920年末，香港码头，灯火明灭，汽笛鸣响，猎猎海风中带着几丝寒意。 三位香港青年人揣着一份杂志，步履匆匆登上其中一条船。他们将要见到的，是神往已久的精神领袖、中共主要创始人陈独秀。 当时，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书报已被较多地翻译和介绍到了中国。1920—1921年，三位香港年轻人林昌炽（林君蔚）、张仁道、李义宝集资出版了一份不定期刊物《真善美》，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其中林昌炽是香港政府视学官，张仁道是皇仁书院毕业生，李义宝是蒙养小学教师。 1920年12月，陈独秀由上海坐船南下广州途经香港，停泊在香港码头。林昌炽三人特意携带《真善美》刊物上船与陈独秀会面。陈独秀阅后，对他们倍加赞赏，鼓励他们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此次见面后，三个青年慨然践约，在跑马地黄泥涌蒙养小学李义宝家中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 多年来一直从事香港历史研究的香港岭南大学高级研究员刘蜀永注意到了这段历史。他告诉记者，这段历史来自于早期中共党员梁复燃听张仁道回忆时所记录，而这也是共产党在香港发展最初的根源。 1923年，李义宝到广州，通过新学生社找到共产主义青年团。回港后，就在香港建立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李义宝被选为支部书记。不久，林昌炽接替李义宝专门搞工人运动。之后，香港中共党小组成立，有李义宝、张仁道、林昌炽三人，其中林昌炽是候补党员。这是香港最早的党组织。 当时党团不分，都在李义宝家中开会。党小组只是在讨论工运问题或共产党时出现。讨论学生运动问题时，又是以团的名义出现。由于在地下活动，他们来往函件多用暗语。社会主义青年团叫“S.Y”，共产党称为“C校”，党员们是“C校同学”。 学者们考证过蒙养小学，几经搬迁及合并，当年黄泥涌的旧址已不复存在。但这里初见的红色星火，却从未熄灭。 工运潮起 大道不孤。 在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寻找同道中人时，殖民统治下的劳工已经开始了漫长的抗争。 1921年8月，中国共产党在成立第二个月，就成立了全国的劳动组织“中国劳工组合书记部”。很快，第一场席卷全国的罢工潮就已到来，而这一罢工潮的起点，其实就在香港。 1922年1月，香港海员举行大罢工。海员是香港最早出现的产业工人之一，但从业者长年遭受外国船东与包工头的双重剥削，工作繁重，工资微薄。海员工会此前多次为海员争取加薪，未被理会，引发海员大罢工，参加罢工的海员被安排分批返回广东。在近两个月的罢工后，港府同意海员工会提出的条件，大罢工以工人的全面胜利宣告结束。 “香港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华南发展的一个重要基地，孕育党的思想其实主要是从产业工人开始的，尤其是海员。”深圳博物馆副馆长蔡惠尧近年来十分关注近代以来的深港历史，他认为，产业工人尤其是海员对共产党发展的影响值得重视。“那时候人们大多比较闭塞，海员在全世界跑，他们能接触到的新思想、新理念，会促使他们在思想上有所变化。” “香港海员大罢工虽然只有56天，但从中国革命的全局来观察和评价，其意义不可小觑。”清华大学国际研究生院兼职教授、香港中联办研究部原部长、国务院参事室原特约研究员曹二宝介绍，香港海员大罢工是中国第一次工运高潮的起点，在此次工运中，京汉铁路沿线都成立了“援助香港海员”组织，而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开滦五矿工人大罢工以及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等，都是紧随香港海员大罢工发生的，在1922-1923年掀起了工运高潮，一浪接着一浪，宣告中国无产阶级已经觉醒。 山鸣谷应 工人运动的火苗已酝酿于南海之畔，一触即发。 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左双文告诉记者，在上世纪20年代的工运潮中，澳门并未缺席。澳门的工人阶级组织了工会，积极参加反帝爱国运动。1922年5月29日，澳门发生葡警打死华人45人、打伤60多人的惨案，激起澳门各界华人的极大愤怒，纷纷抗议示威。在各行业工会组织下，3万多工人罢工，学生罢课，澳门华商也宣布罢市。1927年，为了抗议江门“新南海”轮无理开除工人和国民党当局压迫工人，澳门海员工人参加了广州、香港、江门海员工人联合举行的罢工。 工人运动中，粤港澳在政治经济方面的紧密关系和相互影响体现得淋漓尽致。 1925年，省港大罢工登上了历史舞台。 当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后，引发全国范围的反帝爱国运动。港人知悉英国巡捕在上海的行为后，咸表愤慨。6月上旬，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代表召集香港各工会组织举行联席会议，并动员罢工。6月19日晚，大罢工在香港爆发；率先行动的是海员、电车和印务工人，其他工人随后加入。罢工工人依照海员罢工的先例，陆续搭乘火车、轮船返回广州。 深圳思月书院见证了那段历史。“这里是省港大罢工路线上重要的一个节点。参与罢工的香港工人分别乘火车或步行到深圳墟，在思月书院的罢工工人接待站，凭罢工证领取补给并做休整，再前往广州或其他地方。”深圳博物馆副研究馆员李飞告诉记者。当时，深圳各大小商号以及各乡的农民，也积极置办茶粥，欢迎香港工友，罗湖、南塘、水贝、黄贝岭等处的居民还将自己的房屋腾出来，给工友临时住宿。每日由深圳乘火车回广州的罢工工人有1000多人。 如今，思月书院已在东门老街重建。历史云烟散尽，这里成为了不少书画展的举办地，静谧平和。但在书院的介绍碑文上，仍记录下了当时的紧张而激烈的抗争—— 当时，为了更有效地发挥罢工的力量，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广州成立省港两地统一的罢工领导机构“省港罢工委员会”，并宣布对香港实行经济封锁。罢工委员会为此组织了一支多达2000余人的工人纠察队，负责维持秩序，同时封锁香港、沙面交通， 并查缉走私。 在大规模、有组织的罢工与严厉的经济封锁双重打击下，香港社会与经济陷入一片混乱：街道垃圾堆积成山，市内及对外交通停顿，粮食供应短缺，食品价格暴涨，社会陷入瘫痪的状态，当时参与者回忆道：“香港都成了‘臭港’了”。 1926年7月，国民政府成立国民革命军北伐，省港罢工工人响应号召，纷纷加入北伐军的行列。考虑到形势的变化，省港罢工委员会在1926年9月决定取消封锁香港及结束罢工。 省港大罢工的意义受到专家们的高度评价。“省港大罢工是1920年代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在列强超过半世纪的侵略、欺压、剥削下民族主义力量的一次爆发。20多万人投入反对帝国主义的大罢工，说明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是当时香港一股强大的社会潮流。”刘蜀永表示。 香港的工人运动为中国共产党锻炼和培养了一批党员骨干，林伟民、苏兆征、陈郁、曾生是他们的杰出代表。中共早期领导人邓中夏则直接领导了省港大罢工。“香港是我党早期培养干部、锻炼干部的重要基地。”蔡惠尧表示。 “省港大罢工创造了世界工人运动中罢工时间最长的纪录：16个月，这个纪录一直保持到上世纪80年代，它猛烈冲击了港英殖民统治的经济根基，以后历届港督对这次罢工都‘谈虎色变’。”曹二宝表示，共产党在香港成功策动了两场席卷全国、震惊世界的工运海啸，实际为一次大革命轰轰烈烈的北伐和农运，准备了队伍、拉开了序幕。“港澳特别是香港，在中国革命中独有的‘难比难替’的全局性地位功能，这个时期已初露端倪。” 来源：深圳特区报（作者：深圳特区报记者 韩文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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