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与房秩五，一个是近代中国杰出的思想家、文学家、民主革命家，一个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爱国教育家，两人相识于安庆青年励志社，相知于携手创办《安徽俗话报》的进步活动中。共同的兴趣和强烈的爱国心，使陈独秀与房秩五在岁月的磨砺中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患难相知 1901年陈独秀从日本回国后，与潘晋华等主张变法维新的爱国知识分子，在安徽安庆组织成立了“青年励志社”。陈独秀利用从东京、上海带回的《时务报》等时政报刊，传播革命思想。“青年励志社”在陈独秀的倡议下，每周进行集会，讨论国事，提倡变革图新思想。也正是在“青年励志社”的集会上，陈独秀结识了房秩五。 房秩五，1877年出生于安徽桐城（今、安庆市枞阳县）白湖公塥。他自幼读书勤奋，少年应试时就曾在县府名列第一。1902年春，为生活所迫，房秩五应邀到安庆蔡家教书。到安庆后不久，他便结识了鼎鼎大名的“皖城志士”陈独秀。 其时，陈独秀作为维新人士的代表在安徽甚至整个中国都已经小有名气。陈独秀经常在“青年励志社”集会上发表演说，他乐观大气的革命豪情、渊博的学识、敏捷的才思以及对政治问题鞭辟入里的分析，都让房秩五大为叹服。而思想进步、对教育事业很有见地的房秩五也给同样重视教育的陈独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相识后，两人往来频繁，常在一起抨击时弊，抒发人生感慨。 “青年励志社”的一系列活动逐渐引起清廷的注意，腐败无能的清政府视维新思想为“洪水猛兽”，更视陈独秀等传播新思想的青年志士为“眼中钉，肉中刺”，一定要除之而后快。在清政府的授意下，安徽地方当局开始密谋逮捕陈独秀等“青年励志社”的骨干人物。在清廷爪牙的四处抓捕下，陈独秀在安徽无法藏身，被迫于1902年秋离开安庆，转道前往日本。不久，房秩五也因曾在“青年励志社”集会上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而受到清政府的通缉，遂与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以考察学制的名义共同赴日。 到达日本后，房秩五在一个偶然的场合碰到了陈独秀。他乡遇故友，两人兴奋异常，当晚便“抵足而眠”，畅谈国事。从这以后，两人在日本过往更加密切。他们时刻关注着国内时局，积极寻找机会回国从事革命活动。1903年4月，鉴于安徽反动当局对“青年励志社”事件的处理已经告一段落，陈独秀遂从日本返回安庆。不久，房秩五亦由日本回到安庆，在吴汝纶创办的桐城县学堂任学长。在日本的共同经历，让陈独秀与房秩五成了无话不说的好友，两人在心中都把对方引为知己。 危难情真 陈独秀和房秩五回到安庆时，正值中国国内反俄情绪高涨之时。事情起源于俄国对中国东三省的侵占：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时，沙皇俄国趁机占领了中国的东北三省。1902年义和团运动被镇压后，清政府曾与俄国签订《东北三省交收条约》，商定俄国应在1903年4月从东北撤军，将东三省交还中国。然而，协约时间到后，俄国不但不撤兵，反而重占营口，并向清政府提出“东三省置于俄国监督之下，不许他国干预”等七项无理要求，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一时间全国各地的反俄运动层出不穷。安徽也不例外，以省会安庆为中心，各地的反俄运动迅速高涨。 陈独秀十分挂念安徽反俄斗争形势的发展，他时常约房秩五等革命志士商讨进一步的行动。一天，潘赞化和房秩五等人应邀来陈独秀家里闲谈，陈独秀对他们说：“现在大家爱国情绪十分高涨，我有一个想法，写一个‘知启，在藏书楼开一个演讲大会。你们看怎么样?”房秩五等人都表示赞同。 1903年5月17日，大雨倾盆。24岁的陈独秀撑着一把红油纸伞，由姚家口匆匆插向拐角头的藏书楼。他到达时，藏书楼楼里楼外都挤满了喧闹的青年学生。待大家稍微安静下来后，陈独秀便开始登台演讲，他先讲他在东北耳闻目睹俄国士兵欺压华人的暴行，然后说：“我们与俄国人仇结不解，我国之人有一人不与俄死战皆非丈夫……我们人少力薄，要益于国事不能闭塞耳目，要消息灵通；要有爱国思想；要有健壮的体魄，提倡军人精神……全中国人既如是沉梦不醒，我等既稍有一知半解，再委弃不顾，则神州四百兆岂非无一人耶!故我等在全国中虽居少数，亦必尽力将国事担任起来。”陈独秀演讲完毕，室内掌声雷动。接下来，卫国桢、潘晋华、葛光庭等人也都发表了演讲。待诸人演说完毕，陈独秀提议“趁热打铁”，成立“爱国学社”，创办《爱国新报》。 台下300余青年学生听众均来自安徽高等学堂、安徽武备学堂、桐城中学堂以及凤鸣中学堂等新式学堂，他们本身就是安徽的青年精英，平常满腔爱国热情，此刻有领袖人物引导，更加摩拳擦掌，跃跃欲试。陈独秀提议刚罢，便欢呼一片，当场就有126人宣誓加入“爱国学社”，并推举陈独秀等7人立即起草社章，即“发爱国之思想，振尚武之精神，使人人能执干戈卫社稷，以为恢复国权基础”。房秩五也作为桐城中学堂的一员签名入社。陈独秀演讲的第二天，安徽大学堂的总办、提督、总教的办公桌上，学生不上课的请假条越来越多。有的学生甚至公开号召停止上课，要求校方专门操练学生、组织学生军到东北与俄军作战。两江总督端方闻讯后大惊失色，急电安徽巡防营统领韩大武，谓“爱国学社与东京拒俄义勇队互通消息，实为排满，且密布党羽，希图大举，务将陈仲甫（即陈独秀）等学社的为首分子一体缉获，无任逃遁”。幸好韩大武的文案吴汝澄也是“爱国学社”的成员，他看到电文后，立即赶到房秩五家报信。房秩五听了吴汝澄的消息后十分吃惊，念及老友陈独秀的安危，他立即同吴汝澄通知陈独秀连夜转移。次日清晨，吴汝澄才将端方的来电呈送韩大武，待韩大武派出的侦骑来到陈独秀的住处搜捕时，陈独秀等人早已离开安庆，避往上海。后来安庆知府桂英在端方的电令下，查封了藏书楼，并要学堂的总办、提督“将闹事的为首分子开除学籍”。安徽大学堂总办遂以“议论拒俄，煽动是非”的罪名开除了十几个请假闹事的学生。 陈独秀等人举办的藏书楼演说是安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群众大会，在安庆乃至安徽全省各界都引起了广泛的响应。虽然爱国活动最终被腐败无能的清政府镇压下去，但却在安徽播下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火种。 对这次救助陈独秀的行动，房秩五多年来一直记忆犹新，他常以此为傲。而陈独秀对房秩五的这次救命之恩也念念不忘，无论是居于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高位，还是落寞寄居四川江津鹤山坪，他都常常提及此事。虽然陈独秀与房秩五由于种种原因相隔甚远，不能相见，但每忆及此，一生珍视亲情和友情的陈独秀都会热泪纵横，对挚友的挂念与感激之情尽显无遗。 开馆办报 1903年底，陈独秀从上海回到安庆。此时，房秩五所在的桐城中学堂也已正式开学。桐城中学堂位于安徽抚署东侧的督练公所，往南经钱牌楼、大二郎巷、胭脂巷，便是陈独秀居住的培德巷东老宅子。因此，陈独秀几乎日日都到桐城中学堂，同房秩五“纵谈时事，极嘻笑怒骂之雄”。当时，安徽的革命志士正在广泛进行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宣传活动，以唤起民众，共同推翻清政府的反动统治。他们开展宣传鼓动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创办报刊。鉴于此，常为“安徽省地面着实很大，念书的人也不见多，还没有俗话报”而慨叹的陈独秀，萌发了办报纸宣传革命思想的念头。一日，陈独秀同房秩五等人商量道：“安徽人多躲在鼓里，不知道外面发生的事情。我有一个主张，大家在一起办一份白话报，让安徽人通达时事，长点见识。”房秩五当即表示支持。 1904年3月31日，一份32开，薄薄40页的《安徽俗话报》随上海至汉口的客轮，运抵安庆。报纸设有“论说”、“要紧的新闻”、“本省的新闻”、“历史”、“地理”、“教育”、“实业”、“小说”、“诗词”、“闲谈”、“行情”、“要件”、“来文”等栏目。房秩五为教育编辑，负责教育方面的稿件；吴守一为文艺副刊编辑，负责小说、杂文、漫画方面的稿件；其余栏目由主编陈独秀一人包揽。每期稿件由陈独秀汇齐寄往芜湖的汪孟邹，然后由汪寄至上海章士钊主办的东大陆书局印刷，印就后再寄回芜湖由汪孟邹的科学图书社来具体发行。 《安徽俗话报》创刊后，陈独秀以“三爱”、“由己”等笔名，在其上共发表文章近50篇，其主题一是爱国救亡，二是积弱溯源。陈独秀在文中指出：“眼见得几千年故国将亡，四万万同胞坐困。乐的是，自了汉。苦的是，有心人。好长江各国要瓜分，怎耐你保国休谈，惜钱如命。拍马屁，手段高，办公事，天良尽。怕不怕他们洋人逞洋势，恨只恨我们家鬼害家神。安排着洋兵到，干爹奉承，奴才本性。”陈独秀的文章揭发了帝国主义在安徽掠夺矿权和清政府出卖国家主权的大量事实，激励了读者的民族民主革命思想，客观上为以后安徽的革命打下了思想基础。 房秩五认为办学校是育人才，强国家的主要途径，他在陈独秀支持下，也在《安徽俗话报》第一期上撰文：“近来有见识的人，大半以学堂的多少定他国家的强弱。学堂办得多的，那国家必定是强；学堂办得少的，那国家必定是弱。”房秩五的文章充分体现了他重视教育的思想，客观上也是陈独秀教育观的反映。 《安徽俗话报》的办报宗旨是“救亡图存，开通民智”，向社会揭露帝国主义对华各种侵略的表现形式，激励群众为维护自己的权益进行斗争；向读者广泛介绍新知识、新思想，抨击传统的封建文化思想。又因其兼具新闻报纸和刊物的两种特点，内容丰富新颖，门类多样有趣，语言通俗生动，图文并茂，装帧考究，发行伊始便深受广大读者欢迎，一时间“洛阳纸贵”，购者无数。报纸也从开始的每期印刷1000份，主要在安徽安庆、芜湖两地销售，到后来每期3000份，除安徽外，上海、南京、武昌、长沙、南昌等大中城市都有销售，“销路之广，为海内各白话(报)之冠”。 同眠故乡 1904年秋，桐城中学堂在桐城的校址竣工，桐城学堂易名桐城中学，迁回桐城，吴汝澄随校到桐城，房秩五也由桐城中学堂公派，赴日本选修师范。鉴于《安徽俗话报》的编辑同仁即将各自离去，自己又接到芜湖的安徽公学与赭山中学的任教聘书，陈独秀“便背了一个包，拿着一把雨伞”，于这年夏秋之际将编辑部从安庆迁到芜湖江城，由他一人主办。 来到芜湖后，陈独秀住在汪孟邹的科学图书社。那时，虽“三餐食粥，臭虫满被”，但满怀革命激情的陈独秀并不以为苦。他白天到学校教书，晚上在小楼上伏案书写，每期刊物出版后还要亲自动手分发、卷封、付邮，常常忙得不亦乐乎。陈独秀的坚持影响了一大批有志之士，蔡元培后来曾说过：“我对于陈君（指陈独秀），本来有一种不忘的印象，就是我与刘申叔君同在《警钟日报》服务时，刘君语我：‘有一种在芜湖发行之白话报，发起的若干人，都因困苦及危险而散去了，陈仲甫一个人又支持了好几个月’”。 房秩五由安庆去日本前，挂念老友陈独秀的身体及《安徽俗话报》编辑诸事，便到芜湖与陈独秀叙别。到芜湖后，天气转阴，陈独秀便对房秩五说：“你是天留客。”劝他在芜湖多留些时日。绵绵秋雨接连下了三日，两人也纵谈天下事，一连谈了三日。第四天，云开雾散，房秩五执意要走，陈独秀便帮他提着包袱，送他上船。船到江心，房秩五仍能看到衣冠不整的陈独秀立在岸边，向他挥手。一瞬间，房秩五禁不住潸然泪下，他为能拥有陈独秀这样重情谊的朋友而感到幸福。 房秩五在日本时，结识了著名的女革命家秋瑾，领悟了革命道理，思想上有了很大的提升。1905年夏，安徽公学增设“公立速成师范学校”，李光炯电邀房秩五回国主持，他遂由日本回到芜湖，着手兴办速成师范，同时继续参加《安徽俗话报》的编辑工作。孰料，房秩五再次参加《安徽俗话报》编辑工作不久，报纸便因登载外交消息，被中国官厅勒令停办。陈独秀此时亦因好友吴越刺杀清廷出洋五大臣失败而牺牲的事情无法平静，忙着与柏文蔚、常恒芳等组织以“暴力推翻清王朝”为宗旨的岳王会，在皖北进行革命联络活动，无暇顾及报纸的各项事宜，《安徽俗话报》遂于这一年8月宣告停刊。陈独秀和房秩五等人创办的《安徽俗话报》，虽然只出了短短23期，但却是当时安徽最早宣传革命的刊物，“对青年届的反帝爱国思想散播了较为深刻的影响”，“起了组织革命和宣传革命的作用”。 《安徽俗话报》停办后，陈独秀便掀开了其革命生涯新的一页。他先是于1915年倡导发起了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新文化运动”，接着于1919年领导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1921年他又同李大钊联手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党的第一至第五届中央总书记，成为“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 房秩五则依然从事着自己的办报、办学事业，他先是于1911年春赴奉天（今沈阳）任《东三省日报》主笔，后于1912年春到北平主编《司法公报》，又于1925年在桐城创办浮山小学，三年后创办浮山初级中学。他以自己的职业与声望支持革命工作。房秩五在浮山中学主持校政时，曾掩护地下党员进行革命工作，暗中支持校内的进步教师向学生宣传马列主义理论，使该校师生多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的王步文曾在浮山中学避难数月。无产阶级革命烈士孙炳文在上海遇难后，其夫人任锐带着四个子女也在浮山中学避居两年有余。中共党员陈雪吾、章遂明以及朱蕴山、周新民等人，亦常往来于浮山中学。对此，周恩来说过：“浮山中学不同于一般学校，她是当时那个地区革命活动的中心”，这是对房秩五革命功绩的极大肯定。 1942年5月，陈独秀在贫病交加中去世。噩耗传来，房秩五悲伤难抑，写下哀悼诗：“是非已付千秋论，毁誉宁凭众口传？……往事苍茫谁与语？侧声西望泪滂沱。”失去挚友的痛苦之情，跃然纸上。对老友的后人，房秩五也甚为关怀，他于1950年以《感事》诗示陈独秀第三子松年，当时陈松年在安庆东门外种地数亩维持生计，房秩五在诗中慰勉：“独秀山前日影斜，几回惆怅故人家。西华葛帔孤儿泪，犹傍青门学种瓜。” 新中国成立后，房秩五于1951年10月以特邀代表身份赴京参加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于休息厅紧握他的双手，赞扬他为革命和培养人才做出的贡献，勉励他晚年要为人民政协多做点事情。朱德总司令还特地到房秩五的住处看望房秩五。此后，房秩五历任安徽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副主席等职。1966年，被誉为“民主革命斗士”和“爱国教育家”的房秩五因病在安庆宜城去世，享年八十九岁。遵照其遗嘱，遗体被葬于浮山中学校园。 在这之前，陈独秀的灵柩已于1947年由四川江津迁回故乡安庆，葬于北门外十里乡叶家冲的一块坡地上。陈独秀与房秩五生前在安庆并肩奋斗，死后亦在安庆相伴，共同注视着故乡的一草一木，聆听着家乡的鸟语花香。正如两人当年意气风发，携手救国，共赴危难的情景一样。 来源：《党史纵横》2009年4期 注：本篇转载文章，仅供学术交流使用，作者（版权所有人）如果不希望被转载，请联系管理员删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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