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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延年的“形象”

2023-3-22 09:41| 发布者: brights888| 查看:102021| 评论: 0|原作者: 李传玺|来自: 来稿

摘要: 超燃的《觉醒年代》中,陈独秀父子三人的形象大放光彩。陈延年、陈乔年二人作为“觉醒的青春”的象征更是在观众或者读者心目中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那么陈延年的实际形象,当时人是如何记忆的呢?         ...

超燃的《觉醒年代》中,陈独秀父子三人的形象大放光彩。陈延年、陈乔年二人作为“觉醒的青春”的象征更是在观众或者读者心目中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那么陈延年的实际形象,当时人是如何记忆的呢?

           一

陈独秀的老乡、老朋友、老革命党人、对二人自小形象便十分熟悉的潘赞化这样描述二人,陈延年“自幼,气宇深沉,不苟言笑,私塾读书,聪颖过人”;乔年“性情活泼,好谈笑,有朝气,充沛革命乐观主义者。无事打打闹闹,一片孩气,天真烂漫。但讨论问题时,则一本正经,毫不放松,辩论批评,绝不马虎,是则是,非则非,正义凛然也。到了他生气的时候,话也不说了,面也不笑了”(《陈独秀研究资料》第1辑,安庆市历史学会、安庆市图书馆1981年1月编印第203页)。

他的这种印象也得到了二人弟弟陈松年的印证,“延年个子不高,浓眉大眼,皮肤粗黑,看上去根本不像一个读书人的样子,但实际上,他读书十分用功,头脑也聪明,记忆力极强。据家里大人们讲,他读起书来日夜不停,好像着了迷一样”,乔年“皮肤白皙,身材瘦削,像个白面书生。他的性格开朗,调皮,喜欢说笑打闹。乔年同延年感情很好,从童年时,一直到从国外留学回来为止,乔年都同延年在一起,随延年读书”(《兄弟碧血映红旗》,徐克学 万峰岩 何翔编著,黄山书社2012年9月第1版第101-102页)。

二人的这种“形象”一直“延续”到了后来革命同事甚至敌人的“记忆里”。

亚东图书馆经理、曾由陈乔年介绍入党、并担任过武汉时期中共中央出版局局长的汪原放也是这样描述,“他(本文作者注:指陈独秀)从北京写信给我叔叔(指汪孟邹),要亚东图书馆从他的稿费中每月付给延年、乔年俩人十元钱,供他们读书、生活之用。那一天,兄弟俩来亚东图书馆取钱,穿着蓝粗布长衫,颜色都已洗得发白了。延年长得粗壮,似有拘束,不爱多讲话;乔年瘦削,活泼开朗,喜欢说笑”(《安徽文史资料》第19辑,安徽省政协文史委编,安徽人民出版社198411月第1版第33页)。

一直追随陈独秀,同陈延年亲如兄弟的郑超麟回忆:“延年没有结婚,他小时生过病,脸很不好看”(《兄弟碧血映红旗》第84页)。

“一大”代表包惠僧到广州第一次见到陈延年时,印象是“他的身材不高,体质健壮,面色黑,有极细微疙瘩,骤然看去像有斑麻。(上书第52页)”

和陈延年在广州时期一道工作过的筱林回忆:“这一间小小的书记室,就是对于两广福建南洋群岛共产党发号施令的总指挥部。两张简陋的办公桌,办公桌上用很醒目的红色布覆盖着,壁上挂着列宁的画像,一条红布白字的标语,写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陈延年,这大本营的总指挥,坐在一张旧得发黑的藤椅上……皮肤是这样粗,又是这样黑,虽然不像萧楚女那样一脸大麻子,而他脸上那一堆堆‘怪肉横生’,简直比麻子还丑!”“每个群众领袖都在严肃紧张中常有和霭可亲的态度,延年也不例外。他时常是在笑,他每说一句话,未开口之前先笑。他在笑的时候,露出了一口焦黑的牙齿。由于他的焦黑的牙齿,我注意到他手中的卷烟。卷烟不仅熏黑了他的牙齿,而且把他的手指烧黑了”(上书第93页)。

赵世炎爱人夏之栩回忆:“延年同志个性沉静,平时不多谈话。” “乔年同志很活泼,爱说笑,有青年学生的朝气,充沛着革命的乐观主义,青年同志都很喜欢他。他还有点孩子气,休息的时候,他还喜欢打闹着玩。若飞同志他们来了,一进门,他们常常打闹着玩一阵,有时甚至扭在床上打几下滚,然后,坐起来,正正经经地谈工作。他喜欢谈笑,可是惹得他生了气的时候,他可以整天不开口,不说话。我们知道了,就想办法引他说话,直到他开口为止。(上书第61页)”

吴稚晖一开始曾称赞兄弟二人是“安庆两小英雄者”,在他俩去法国勤工俭学时,还特意写信给有关人员,“陈先生昆仲为陈独秀先生之令嗣,志行为弟等深佩”,请他们给“以友谊的招待”。但当兄弟俩从无政府主义者转信共产主义后,他切齿痛恨,必欲除之而后快。1927年7月1日得知陈延年被杨虎等人逮捕后,他写信给杨虎,用极其恐惧的笔触描述陈延年,“其人发生额下,厥状极丑……先生真天人,如此之巨憝就逮,佩贺之至。陈延年之恃智肆恶,过于其父百倍。所有今日共产党之巨头,若李立三、若蔡鹤孙若罗亦农,皆陈延年在法国所造成。彼在中国之势力地位,恐与其父相埒……上海彼党失之,必如失一长城。(1927年7月5日《申报》)

有人甚至认为陈延年一直没有爱人,一是因为他害怕谈恋爱耽误工作,从而不近女色,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长得丑,找不到女朋友。

           二

陈延年真的是如上述描述的那样长得丑吗?

同样是一位年轻女性,她眼中的陈延年却是另一番模样。1926年3月起任鲍罗廷翻译的维什尼亚科娃.阿基莫娃(1904-1965)如此描述:“我几次见到陈延年,但只同他谈过一次话”,“他是一位年仅二十八岁的青年人,有一张十分聪明和令人愉快的面庞。他像父亲,但看起来又有不同。陈独秀是典型的教授模样,他的温文尔雅说明他属于中国高级知识分子。可是看见陈延年,马上就感到,他虽然无疑很有学识,但却是一个无产阶级的代表。他穿着十分简朴,几乎和当时所有工人一样穷困,也像工人一样剃着光头。人们常称他小陈,以区别于其父”,“在中国,他立即成为工人阶级的有才能、受欢迎的领导者。陈延年同无产阶级血肉相连,并肩战斗并为其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中国大革命见闻》,维什尼亚科娃.阿基莫娃著,王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7月第1版第181页)。

乔年在大家记忆中的“形象”基本一致,为什么延年的“形象”,中外“革命者”会有如此反差呢?如果陈延年真丑的话,为什么同他打过不止一次交道的共产国际年轻女翻译没有这种印象,没有看出他的丑,相反赞美他“有一张十分聪明和令人愉快的面庞”。陈延年给中国同志的印象会不会与他的生活作风和工作作风有关呢?

在苏联时,有人这样描述他,虽然苏联政府对这些旅莫学生仍很照顾,吃饭、穿衣、住房全由学校负责,但据郑超麟回忆,陈延年仍保持着“艰苦朴素生活,经常穿列宁式工人服装和戴便帽,脚穿黑皮鞋,为了节省,天气暖和时便不穿袜子”。他的这种生活作风回国后仍然保持着。赖先声回忆:“记得1924年秋间,陈延年烈士奉党中央派到广州之初,我曾奉党命到他的临时寓所文明路一间小楼去迎接他,望见他魁伟而不高的身材,体质非常坚实,浓眉、粗脸、阔口,两眼炯炯有神光,身穿灰色粗绒的工作服装,头戴列宁式便帽,足登有统黑皮鞋,步履沉着而有劲”,“每月与工作同志们领取同样的最低生活费,同饮共食。服装只冬装一套,夏服二套,穿着有黑统皮鞋,经常不穿袜子”,“他惟一的小嗜好,就是喜欢抽烟”,“当时我们秘书处同志称颂他六不生活作风:‘不照相,不看戏,不闲逛,不上食馆,不讲穿着,不作私交’”(《兄弟碧血映红旗》第87页)。

谭天度也这般回忆:“他中等身材,粗壮,结实,眉毛浓黑,两眼闪着坚毅沉着的光辉,穿着一套残旧的中山装衣服,看来很像装修房子的工人”,“那时正是黄昏,他留我吃饭……他叫我不要走,等他去厨房把烧饭的工作安顿后出来再谈。我跟他到厨房去,见他手勤脚快地淘米切菜,非常熟练,像做惯了厨房工作似的”。“如有人说,延年同志和黄包车夫特别好,经常替他们拉黄包车;又说他常不在家吃饭,总是跑去二厘馆(是最低等的饭馆)和工人一起吃饭;又说陈延年同志为了工作和读书,常常几天几夜可以不睡觉;又说他成个月不理发不刮胡子等等”(上书第71页)。

包惠僧还描述了陈延年在广州的生活形象,“他的生活极简单朴素,卧室里只有一套铺板,一条席子,一条很粗的毛毡,一条被子。床头间经常摆着一个黄色皮包,也就是他的枕头,床底下有一个小皮箱。他的办公室里也只有一张条桌,一把广东人通用的藤椅,一个书架,书架上堆满了书报”,“他在广州工作约近三年,老是穿着从法国穿回来的一套粗哔叽学生装,从春到夏,从秋到冬,等于游方和尚的破衲袄,油渍斑斑,袖领破烂”。

没想到这身衣服他于1927年4月中旬逆行上海时又穿过来了。夏之栩与陈延年一见面是这样的情景:“1927年6月的一天,世炎同志高兴地告诉我,明天延年同志要搬到我们家里来住”,“第二天中午,世炎同志陪着延年同志来了。他穿着一件旧中山服,提着一个小皮箱(也许是小提包)大步地走了进来。我怔住了,他就是延年同志吗?怎么一点不像乔年呢?”“他把提包打开来,取出一块手绢,揩擦脸上的汗。这时我看见他的提包里只有几件旧衣服,此外,就是一些书籍。他一面揩汗,一面从口袋里掏出几张钞票(约三四十元)给我,笑着对我说:‘我不会管生活,在这里有吃有住就行,这些钱就交给你支配好了。’”“这时,我才发现他穿的衣服已经不合季节,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他这套旧中山装是不大适应环境的。我就赶忙去给他准备夏衣以及一些日用品。”

被捕那天,他召集省委会议,也是“穿着短衫裤,裤脚上还扎着草绳,开始没有暴露身份。敌人也以为他是干粗活的工人” (孙诗圃回忆,《安徽文史资料》第19辑第51页)。《申报》1927年7月7日记载:陈延年、郭伯和等为掩护其他同志脱险,便以桌椅板凳为武器,与冲入房内的反动军警进行搏斗,“于是双方扭打,以致筋疲力尽,皮破血流,衣服等亦均为之撕破。结果,被逃二人,捕获四人,即朱立先、张楚鉴、陈友生(即陈延年、陈独秀之子)、吴福民。”

           三

根据这些回忆和记载,我们可以看出陈延年可能小时真的生过大病,使得他的脸色不像乔年那么好看。而从女翻译的回忆来看,陈延年又不是真不好看的人。作为亲兄弟,乔年如此,延年因生病脸色不好看,但也不会不好看到哪里去。只不过由于他平时不修边幅,生活很随意简单朴素,这些更加重了其外在形象面貌“很不好看”的观感。设想一下,与共产国际的同志打交道,特别是有女同志在场,总得要注重一下中共领导人的形象吧,于是稍一留心,形象立马改观。

可问题是,陈延年平时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根据大家的回忆,一是党和革命还是艰难起步时期,必须要艰苦奋斗,领导同志更要如此,更要给大家树立一个榜样;最主要的恐怕还是为了便于同各方面群众打交道,能够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同广大底层民众零距离打成一片,增强广大民众对共产党的良好认知,从而能够很好地推动工农革命运动的进一步开展。

郑超麟说陈延年在苏联时,虽然苏联给他们提供的生活学习保障,用陈延年自己的感叹“一生从未有过这样好的生活”,但仍保持着艰苦朴素的生活,天气暖和时连袜子也不穿,是由于他认为苏联才实行新经济政策不久,各方面还不宽裕,食品和衣服还较为缺乏(《陈延年画传》,曹典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7月第1版第46页)。

徐彬如,从广州就在陈延年领导下工作,1927年6月26日陈延年被捕时,恰好提前一点时间从会议地点出来躲过了劫难。他说曾见到如此一幕幕场景,“他惟一的嗜好就是剥花生。到了晚上卖花生的来了,他就拿几个铜板买一点花生来剥拉剥拉。他烟抽得较多,都是百雀牌的。他穿的衣服大都是黑色的。开会,作报告,他都席地而坐”。“记得有一次,我们在中山大学开群众大会,会后向他汇报时发现他对情况知道得一清二楚。我奇怪地问他,你是不是也参加了会议?又一次开会时,我看到他化了装站在群众中。我们和右派斗争的一切经过,他都了如指掌。我们向他汇报工作,一点不能掺假,只有老老实实地说实话。(《兄弟碧血映红旗》第127页)”

筱林的描述也能给予证明,我与陈延年“第一次的会见,是在省港罢工委员会的活动分子大会上,他报告省港罢工与中英谈判的意义。一个穿着粗土布的黑汉子,不仅他的服装完全是一个苦力,而他的容貌也完全像一个拉黄包车的……他的讲演很有力量,很合于一个从实际斗争中训练出来的群众领袖的身份。特别是在工人群众中,他的讲演博得听众的热烈欢迎”。

陈延年“丑”,但又不“丑”,而他的“丑”,可能也有他刻意为之的因素。这“意”恐怕正在于能够使自己很和谐地融入到工农群众中去,同他们交织在一起。


作者:李传玺(安徽合肥包河区中山路一号省委统战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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