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在北大期间的革命实践（上）

陈独秀自青年时期起，便致力于探索民族自强之路，他早年受改良资本主义思想影响，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急剧变化，陈独秀逐渐开始信奉马克思主义，并投入到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中。在北京大学期间的革命活动是陈独秀一生的重要节点。当前，学术界对于陈独秀在北大期间的活动进行过多方面的研究，如对陈独秀的教育思想、《新青年》的发展、《每周评论》的影响力等均有不同角度的解读，但系统论述陈独秀在北大期间革命活动的文章尚比较少见。本文试图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对陈独秀在北大期间的革命活动做更全面的梳理，探究陈独秀与北大之间如何互相成就及其对民族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陈独秀自称“是一个迷信教育的人”，在他看来，推动社会进化的“根本”是教育与实业。出生于封建家庭的陈独秀自幼饱尝科举制度的痛苦，很早就对封建教育深恶痛绝。早在1905年、1906年，陈独秀主持安徽公学、创办徽州初级师范学堂时就致力于教学改革并为革命活动服务。辛亥革命后又担任安徽高等教育学校教育主任，再次推行教育改革，但被保守派所阻，最终被学生驱逐。

1915年《青年杂志》创刊，陈独秀在第1卷第2号上发表了《今日之教育方针》，阐述教育对于救国兴民的重要性，并在比较各国教育现状之后提出自己的教育方针：一是现实主义，用科学和现实生活的教育取代复古迷信的“理想主义”教育；二是惟民主义，用民主主义的教育取代专制主义的教育；三是职业主义，用职业教育取代空洞的伦理说教的传统教育；四是兽性主义，重视“意志顽狠，善斗不屈；体魄强健，力抗自然；信赖本能，不依他为活；顺性率真，不饰伪自文”等方面的训练。

以上种种，都可见陈独秀对于教育革命之执着。他的教育革命理想，正与蔡元培改造北京大学的思想吻合。因此，陈独秀上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后，立即在蔡元培的支持下，对文科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加之陈独秀还担任《北京大学日刊》编辑、北京大学入学考试委员会副会长等职，从而使得他对北大文科的整顿工作较为全面。

陈独秀教育改革的总体思想，是反对旧教育，提倡新式教育。1917年7月，陈独秀在天津南开学校演讲《近代西洋教育》中说：教育“必须取法西洋”，近代西洋教育的几种大方针“第一，是自动的而非被动的，是启发的而非灌输的。”“第二，是世俗的而非神圣的，是直观的而非幻想的。”“第三，是全身的，而非单独脑部的。”中国教育要在这三样上十分注意。1918年9月，陈独秀在北京大学开学式上的演说词提到：大学学生之目的，惟有研究学理，才与大学适合，而研究学理的方法，一是注重外国语，二是废讲义，三是多购参考书。可见，陈独秀极力倡导自主的、全面的、科学的西洋教育，力图改变以科举制度为核心的被动灌输式的封建教育。

开展新式教育，必然需要“新”的老师。陈独秀上任后，积极为文科聘请著名学者。1917年1月，陈独秀致函胡适：“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回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俱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同年8月，胡适留美归国即任北大文科教授，兼哲学研究所主任。刘半农从1916年就为《新青年》撰稿，陈独秀聘其为北大理科预科国文教授兼文科国文门研究所教员。加上原在北大的钱玄同、沈尹默等人，新派教师人数增加，教育改革有了年轻而富于学术活力的教师团体。

其次，陈独秀大力推进教学改革。一是扩充文科，增设新系。北大文科原有四门（系），即中国文学、中国哲学、中国史学和英语。陈独秀任职后，中国文学系除散文、诗之外，增设词、曲、小说。外国文学系于英国文学外，增设法、德、俄诸国文学系，世界语也列为选科，矫正偏重英语之旧习。哲学系于中国哲学、西洋哲学外，增设印度哲学等。史学系于中国史、西洋史外，增设印度史、东洋诸国史、考古学、古文字学、美术史等课。另分别设立哲学、中文和英文研究所。二是允许自由授课、自由讲课。教师可以自由开设新课、决定教学方法、教科书选择、图书设备添置等；学生也可以自由跨系选修课程。三是整顿学风，严明纪律。陈独秀在《北京大学日刊》先后发布数十份《文科学长告白》，针对学生纪律松弛的现象，明确考勤、选课、考试制度；学生升级、留级、毕业都以学习成绩为准，经学长亲自审阅，上报学校，而后发给文凭。四是采购图书，广设阅览室。陈独秀通知“文科各门拟各设阅览室”，教员“将所授课至不可少之参考书（汉文或译文）约需若干部开单赐下，以备采要购置”。

此外，陈独秀还与沈尹默等人提出组织大学俱乐部，划分大学区域，制定教员制服等建议，有的在全国试行，又与刘半农等人推动白话文教学。陈独秀特别鼓励和支持北大文科师生成立各种进步社团、创办进步书刊，1917年-1919年间，校内文科师生成立有音乐会、画法研究会、成美学会、少年中国学会、新闻研究会等各种团体，《国民》《少年中国》《新潮》等杂志均对当时新文化运动起了很大的助推作用。

在蔡元培和进步师生的支持下开展的这一系列教育改革，在短短两三年的时间内重开了北大风气。北大的教学质量得以提升，更重要的是，学生们接受了新事物、新思想，冲破了封建主义的思想闸门，他们敢于质疑、敢于批判，勇于求异创新，并迅速行动起来，结社团，举行集会，积极参与国家大事。

1917年2月，陈独秀携《新青年》，由上海迁到北京，开始了“一校一刊”的结合。迁入北京之前，《新青年》杂志已出版两卷，但反响并不激烈，进入北京后，陈独秀团结北大的一批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加盟，形成以《新青年》编辑部为核心的新文化阵营，使得《新青年》影响力日渐扩大，新文化运动由此得到迅猛发展，也推动北京大学率先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传播中心、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和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传播地，在全国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

迁入北京之前的《新青年》一、二两卷是陈独秀一人主编，随着胡适归国任教、李大钊出任北大图书馆主任，位于箭杆胡同九号陈独秀寓所的《新青年》编辑部逐渐成型，增加了钱玄同、刘半农、高一涵、胡适、李大钊等人，每期轮流负责。1918年出版的《新青年》第四卷宣布“本志自第四卷一号起，投稿章程，业已取消。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共同担任，不另购稿”。之所以可以做到“不另购稿”，就是因为其背靠最高学府北大，除了编辑部同人外，蔡元培、王星拱、马寅初、罗家伦、傅斯年等北大师生也经常为《新青年》撰稿。1919年出版的《新青年》第六卷则正式亮出编辑名单，明确标注该卷的六期依次由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责任编辑。轮流主编的体制赋予了某期的主编者自主的用稿权力，激发了北大教授群体参与新文化运动的积极性，并发挥所长。

在编辑内容上，《新青年》的办刊重心逐渐从反对尊孔移向文学革命并不断扩大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力。1917年1月，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要求以白话文彻底取代文言文，并以文学作为白话文的主要载体和场域，“从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彻底取代旧文学，创造中国崭新的白话文学，即要对旧文学发动一场彻底的革命”。随后，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认为只有通过文学革命的方式才能实现文学形式的彻底变化。《文学改良刍议》和《文学革命论》的横空出世，打响了文学革命第一枪。然而，此时的新文化运动并未激起多大反响，这场运动仍处于“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的尴尬境地。

来源：北大红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