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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在北大期间的革命实践(中)

2023-7-15 11:02| 发布者: brights888| 查看:10170| 评论: 0|来自: 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公众号

摘要: 为了改变这种处境,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钱玄同和刘半农自导自演了“双簧信”。1918年3月15日,《新青年》杂志第四卷第三号上,忽然发表了一篇写给《新青年》杂志社的公开信,署名“王敬轩”。信是用文言文写的,4000 ...

为了改变这种处境,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钱玄同和刘半农自导自演了“双簧信”。1918年3月15日,《新青年》杂志第四卷第三号上,忽然发表了一篇写给《新青年》杂志社的公开信,署名“王敬轩”。信是用文言文写的,4000多字,不用新式标点,以一个封建思想和封建文化卫道者的形象,列数《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的所有罪状,极尽谩骂之能事。而就在同一期上,发表了另一篇《复王敬轩书》一文,署名“本社记者半农”,所写观点皆与前文针锋相对。全文洋洋万余言,对王敬轩的观点逐一批驳。对于这场自导自演的辩论,时人既有称赞,也有不满,然而,从客观影响上来说,新文化运动的确因此得到了更多人的关注。


与此同时,《新青年》关于文学革命的作品也日渐增多,《新青年》第三卷将之前提出的文学革命思想具体化,在文学、教育、白话文等许多领域,高举文学革命的大旗,大张旗鼓地在全国推进文学革命运动。第四卷第一号破天荒地刊出胡适的《一念》、沈尹默的《月夜》和刘半农的《相隔一层纸》等白话诗,中国新文化史上的第一批白话诗呱呱坠地。鲁迅在第四卷第五号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后,新诗和新文学理论著作大量出现。第四卷第六号“易卜生号”着重介绍欧洲现实主义戏剧大师易卜生,第一次集中、系统地向民众介绍挪威伟大的戏剧家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以及他的反叛精神、个性解放思想和高超的现实主义表现手法,在中国的思想界和戏剧界刮起了一股强有力的思维解放的冲击波。由此,《新青年》从内容到文字都出现较大的转型,讨论的专题由伦理革命转向文学革命,写作文字从浅近的文言文转为白话文。


1917年爆发的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带来了巨大影响,使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看到了民族解放和民族复兴的希望,新文化运动由此有了新的内容,进入了宣传十月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新阶段。


1918年10月,李大钊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篇文章,较早地将马列主义介绍到中国,不仅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同时也预示着一个伟大的政党即将诞生。


伴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封建顽固派和复古派的反抗也更加公开化和表面化。1919年1月,陈独秀在第六卷第一号发表《本志罪案答辩书》,对该刊创办三年以来所进行的宣传作了总结,并从根本上反击顽固派的进攻,最后表明自己的决心:若因为拥护德、赛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五四运动之后,在陈独秀、李大钊的影响下,《新青年》革命色彩更为明显。1919年至1921年上半年,《新青年》发表有关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和工人运动的论文和翻译文章达130余篇。李大钊负责编辑的第六卷第五号,办成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专号”。其中刊载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简明透彻地介绍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反映了十月革命对中国思想界的深刻影响。


可以说,《新青年》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北大,对北大的现代化转型起了重要作用,也影响了社会革命的发展。1919年6月11日-9月16日,陈独秀被捕入狱,《新青年》因此停刊,直到11月1日第六卷第六号出版。1920年2月,陈独秀在李大钊的护送下从北京辗转天津前往上海,《新青年》也随其迁回上海,逐渐转变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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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办《每周评论》,转向政治斗争


《新青年》自创办以来,一直以思想文化为重,极少介入政治。随着国内新文化运动和欧战结束时期世界变化步伐的加快,为弥补《新青年》标榜“不谈政治”而无法密切配合政治斗争进行宣传的不足,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打算创办周报《每周评论》。1918年11月27日,陈独秀召集创刊会议,参加者有李大钊、高一涵、高承元、张申府、周作人等人。会议公推陈独秀为书记及编辑,其他人为撰述。每人交5元大洋,充作开办经费。编辑所在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办公室。1918年12月22日,《每周评论》正式创刊,每期四版,逢周日出版。


《每周评论》前25期由陈独秀主编,一直坚持反对军阀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政治鼓动,宣传反封建的文化思想,初步介绍社会主义思想,将关注点锁定在外争民族平等自由、内争民众平等自由。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被捕,作为《每周评论》主要发起人之一的李大钊也因此离京暂避,《每周评论》第26期起由胡适主编,方向发生改变,掀起“问题与主义”之争,直到1919年8月31日被北洋军阀政府查封。


《每周评论》创刊之时,巴黎和会即将召开,和会召开前,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十四点原则”,指出“对殖民地之处置,须推心置腹,以绝对的公道为判断。……此种主义,各国须绝对尊重,不得丝毫假借。” 陈独秀在《发刊词》中援引欧战后“公理战胜强权”的呼声,提出本刊宗旨是“主张公理,反对强权。”并写道:“美国总统威尔逊屡次的演说,都是光明正大,可算得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好人。”


然而,巴黎和会上,中国非但没有收回主权,反要将德国在山东强占的权益,无条件转让给日本。1919年1月27日,日本代表在秘密召开的“十人会议”上提出由日本接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引发中日代表的激烈辩论。北洋政府外交部于2月10日发表声明称:“各国代表在巴黎会议席上,顾本国之利益,为正确之主张,为今日国家独立自存应有之意,他国绝无干涉之理。”中国与会代表虽据理力争,但原先的不平等条约却未能得到废除。4月22日“五国会议”上,美英两国都明确表示支持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权益。


中国与列强交涉的消息不断传回国内,陈独秀对其向往的西方民主国家如法国等十分失望。他评论说,“不知理想高远的法兰西国民,都到那里去了”。对于青岛问题的直接相关方日本,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发了一系列文章如《中日亲善》《日本人的信用》《不忘日本的大恩》《亚洲的德意志》等,揭露其侵略图谋。陈独秀等人认识到巴黎和会是西方列强的分赃会议,他撰时评称,“如今那海洋自由问题,国际联盟问题,巴尔干问题,殖民地占领问题,都是五个强国秘密包办,至于弱小国的权利问题,缩小军备问题,民族自决问题,更是影儿都没有”,并指出,所谓和会乃是“按国力强弱分配权利”。


1919年4月27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第19号刊文《南北代表有什么用处?》中指出:“若想真和平,非多数国民出来,用那最不和平的手段,将那顾全饭碗、阻碍和平的武人、议员、政客扫荡一空不可。”对威尔逊的评价也由“世界上第一个好人”改称为“威大炮”。


来源:北大红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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