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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宏檩:陈独秀在广州的创党活动

2023-8-19 13:13| 发布者: 恭常| 查看:10307| 评论: 0|原作者: 余宏檩|来自: 『青运春秋』微信公众号

摘要: 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陈独秀曾三次来广州,进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活动。陈独秀从1920年到广州开始进行革命活动,先后指导中国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等的召开,创 ...



       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陈独秀曾三次来广州,进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活动。陈独秀从1920年到广州开始进行革命活动,先后指导中国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等的召开,创建广州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1923年中共三大的召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和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都留下了陈独秀不朽的业绩。




       一、陈独秀主管广东教育期间打下了广州建党的舆论基础


     (一)陈独秀与“安马分流”


       无政府主义在广州的传播早于马克思主义,其代表人物是刘师复。1915 年刘师复去世后,黄凌霜、区声白、梁冰弦等人继承其衣钵。他们在学生和工人中有较大影响,还控制了茶楼、理发等行业工会组织,创办了《民声》《民风》《劳动者》周刊等。这些刊物在揭露反动政府和资本家压迫剥削劳动人民,号召群众起来斗争方面,起过积极作用;但也使一些青年受其蒙骗,误把无政府主义当作最革命的理论,分不清无政府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区别。无政府主义的主要错误是把工人受压迫剥削的根源归咎于政府,声称要打倒一切政府和权威,强调个人的绝对自由。这种小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潮,曾在广州泛滥一时,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大障碍。


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1893年4月-1953),先后六次来华。


       1920年12月底,陈独秀到广州。这段时间,维经斯基随陈独秀到广州,一直到1921年1月12日。在没与陈独秀取得统一意见的情况下,他解散社会主义者同盟,所谓解决与无政府主义者的“分流”问题。陈独秀对Anarchism安那其主义即无政府主义,是有一定保留态度的,对维经斯基亲自操作“安马分流”是不完全苟同的,“预日托故离开广州作短程旅行,比不出席”。因为“分流”无疑削弱了无产阶级力量,无政府主义中的有益部分,一些有改造社会思想的进步青年,无疑被一刀切“分流”出去了,机器工人也在此时被“分流”出去,最后走到党的对立面。而这些进步青年和机器工人如在此时加以引导和领导,无疑是有成长为革命力量的。当然,陈独秀在《下品的无政府党》中也贬斥那些真正的“下品”者,但同时指出了无政府主义者中有不少“纯洁的青年”。曾庆榴先生提出的“数十年后‘姓社’‘姓资’的争论”时,“邓小平这时发明了‘不争论’”,“当年‘姓安’、‘姓马’的问题,是不是也可以照此办理呢?”或许是解决当年“安马”是否“分流”的较好办法。但是历史不可能重来,陈独秀当年的回避态度也应有各种复杂的历史背景和问题使然。


     (二)批判无政府主义,主张无产阶级专政


       无政府主义在广东传播较早,在广大工人中有较大的影响。实际上,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在推翻旧社会这一点上是一致的,问题在于推翻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以及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在这点上是有分歧的,或者说是还没有达成共识。由于陈独秀对社会主义的宣传,强调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必然性,与无政府主义的观点大相径庭,所以引起无政府主义者的注意。陈独秀到广州之前,俄国人米诺而、别斯林与黄凌霜、梁冰弦、区声白等无政府主义者已成立一个名为“广东共产党”的组织。“1999年11月,日本学者石川祯浩给笔者寄来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收藏的几份有关早期广东共产党组织史的资料,其中的一份是剪自1920年12月24日《广州晨报》的剪报,内容是转述在广州市内各马路散发的一张印刷品,署名为‘共产党广州部’”。说明1920年前后,广州曾出现署名“共产党广州部”的无政府主义印刷品。这些无政府主义者宣传要“自创一个无牧师、无皇帝、无总统、无法官、无狱吏、无警察管辖和无寄生虫之社会”。1920年12月底,陈独秀到广州后,首先与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通过书信的形式进行讨论,这些书信公开在《广东群报》上发表,可以说是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


陈独秀在《广州群报》创刊号上发表的文章《敬告广州青年》。


       1921年1月15日,陈独秀在广东省公立政法学校作题为《社会主义批评》的演讲,剖析各种“社会主义”理论观点,并着重批评了无政府主义。1月22日,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在《群报》发表《致陈独秀先生书》,反对陈独秀的观点。在这场论战中,区声白三次诘难,陈独秀三次辩驳。陈独秀在广州期间,通过文章、演讲、书信等方式,在革命道路、生产与分配、阶级斗争、社会组织、国家政权等问题上,对无政府主义进行了系统的批判,并着重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作用。他指出:“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不许有产阶级得到政权的意思,这种制度乃是由完成阶级战争消灭有产阶级做到废除一切阶级所必经的道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宣传马克思主义,批判无政府主义,使社会主义者从思想上划清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界限。


       1921年8月,陈独秀将这些书信在广州出版发行的《新青年》上公之于众,宣传社会主义和批判无政府主义,但很大成分是基于学术上的讨论和批判。陈独秀还在《新青年》《劳动与妇女》等刊物上发表《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下品的无政府党》等一系列文章,还通过演讲、书信等形式,对无政府主义进行了全面的批判,批判无政府主义者宣扬的绝对自由的虚无主义,宣传了马克思主义,从而划清了科学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界限,使一些一度受无政府主义所蒙骗的革命青年转为信仰马克思主义。


     (三)创新教育,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


       1920年12月,应广东省长陈炯明之邀,陈独秀首次到穗,出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当时,粤系军阀陈炯明自福建漳州率粤军回粤,赶走了原来踞守在广东的桂系军阀莫荣新。陈炯明主政广东后,邀请当时在上海的陈独秀到广东,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职务。陈独秀上任前向陈炯明提出教育不受行政干扰和教育要得到行政保护及经费支持等问题,得到陈炯明难得的支持。陈炯明许诺“保证决以全省岁入十分之一以上为教育经费,无论如何,绝不短发”。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是非常有利的条件。利用这一条件,陈独秀在给广东教育带来了改革和新做法新思路的同时,主持创办了宣传员养成所、机器工人夜校、注音字母教导团等。尤其是1921年初开办的位于广州起义路维新横路素波巷30号,今广州市第十中学内的“广东省立宣传员养成所”“注音字母教导团”,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广东支部成立的地方,也是1922年前中国共产党广州早期党组织的主要活动地和《青年周刊》的通讯处。“广东省立宣传员养成所”的开办,主要是培养具有共产主义理论知识的人才,培养向广大工农群众进行革命宣传、传播马克思主义知识的宣传员,谭植棠任教务主任,谭平山、杨章甫、邓瑞仁等任教员。学员来自广东各地,学习的主要内容有国语常识、社会科学、共产主义知识、三民主义教程。此外,还创办了“俄语学校”“机械工人夜校”。除让学员们学习一般的文化知识外,主要是让他们能学习到十月革命经验和马克思主义,以提高基层宣传干部的政治理论水平。同时,还派梁复然、王寒烬等到佛山组织建立土木工会和理发工会,开展工人运动。


1921 年元旦《广州群报》增刊有关于陈独秀到达广州的报道。


       1921年4月,《新青年》(原称《青年杂志》)因被上海法国巡捕房查封而被迫迁来广州,更加强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力量。《青年杂志》是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主编的,1916年第二卷第一号改名为《新青年》,提出民主和科学两大口号,标志着中国新文化运动兴起。1916年年底,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协助陈独秀把刊物的编辑部迁到北京,李大钊、吴虞、刘半农、胡适、鲁迅等成为《新青年》的撰稿人后,刊物逐渐获得广大知识分子和群众的欢迎。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新青年》由民主主义的刊物逐渐转变成社会主义的刊物,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上起了重大作用。特别是1920年8月,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组织——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后,陈独秀任书记,《新青年》从第八卷开始就作为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与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各流派进行了理论上的斗争,在思想上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新青年》迁到广州后改成季刊,季刊第一期的发刊词《新青年的新宣言》明白地揭示了无产阶级的理论性刊物的性质,肯定过去的“《新青年》杂志是中国革命的产儿”,曾“成为革命思想的代表”;同时又指出“中国的真革命乃独有劳动阶级方能担负此等伟大使命”,因此,“《新青年》乃不得不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罗针”。《新青年》自改成季刊后,就变成了纯粹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刊物,变成了党的最早的理论性机关刊物之一。它宣传了党在革命迅速开展时期中的路线和策略,贯彻了统一战线的方针,并大力介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和国际工人运动经验,对反动的实用主义思想展开了深刻的批评。




       二、陈独秀推动广州的创党活动顺利进行


       1920年8月,在中国工业和工人运动中心的上海,建立起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中共上海发起组,陈独秀任发起组书记。从此,上海就成为创建全国无产阶级政党的活动中心。接着,北京、武汉、长沙、济南等城市也先后建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1920年9月,俄国共产主义者苏俄政府代表米诺尔(即斯托杨诺维奇)、佩斯林(亦称佩尔林或别斯林,俄文为“МирТруда”)从天津到广州建立俄国通讯社。他们伙同区声白、梁冰弦等无政府主义者于1920年底成立共产党,并出版《劳动者》,在工人中有一定影响。据《广州共产党的报告》称:“去年年底,B和佩斯林来到广州,建立了俄国通讯社,对组织工会采取了措施,并在《劳动界》周刊上发表了文章。黄凌霜同志把他们引荐给广州革命界,这样一来,他们就被无政府主义者包围了。尽管组织了共产党,但是与其称作共产党,不如称作无政府主义的共产党。党执行委员会的九个委员当中,七个是无政府主义者,只有米诺尔和佩斯林同志是共产主义者。由于观点不一致,谭平山、谭植棠和我拒绝加入这个小组。”也有一种说法,广东学者沙东迅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对“五四运动在广东”的专题进行调研过程中,先后走访了谭祖荫、刘石心等(现均已辞世)有关人士,内容也涉及到广东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等问题。据谭祖荫、刘石心回忆,“当时无政府主义者只是与两位苏俄政府代表联系,并没有建立什么组织”。这种说法无考。


       在上海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不久,1920年8月,陈独秀决定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并让俞秀松负责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同月,俞秀松、施存统、沈玄庐、陈望道、李汉俊、金家凤、袁振英、叶天底等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在上海新渔阳里6号,建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由俞秀松担任团书记。此后,上海团中央局继续联络各地创建团组织。到第二年春,在北京、长沙、武汉、天津、济南等地社会主义青年团先后成立时,陈独秀也通过书信与谭平山等人相约在广州组织团组织。1920年下半年,谭平山、杨匏安、阮啸仙、刘尔崧等人在广州组织了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为广州党组织的建立做了铺垫。


       1920年12月,陈独秀因受邀到广东任广东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长,经香港,于12月26日抵穗,先入住大东酒店。陈独秀后搬至广州泰康路太平沙回龙里九曲巷11号二楼,并自起名“看云楼”。在这里,陈独秀开展了一系列建立党组织和革命宣传活动,直至1921年9月离穗返沪。陈独秀到广州后,找到7 月已回到广州开展新文化运动的谭平山,并让其担任广东教育行政委员会副委员长,委托他筹组广州党组织。在谭平山的协助下,陈独秀召集陈公博、谭植棠和省立甲工学生阮啸仙、周其鉴、刘尔崧及杨匏安等人,重起炉灶,筹建广州党组织的活动(有别于早期无政府主义者成立之共产党)。1921年3月,作为全国6个之一的第一批党的早期组织广州共产党组织正式成立。这一时期,全国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城市有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如加上1920年秋施存统、周佛海等在日本东京的旅日支部和1921年张申府、周恩来、赵世炎、刘清扬等在法国巴黎成立的旅法支部,总共应为8个。这些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名称不一,有的称“共产党”,有的称“共产党支部”或“共产党小组”,但它们的性质相同,都是组成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后来长期被通称为“共产主义小组”。新成立的广州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党员有陈独秀、谭平山、谭植棠、沈玄庐、袁振英、李季等,米诺尔和佩斯林也参与创建,一共8人。陈独秀任书记(后为谭平山),活动据点主要在素波巷。


陈独秀在广州的住址“看云楼”所在地——
广州太平沙九曲巷(今北京路太平沙)。


       1921年初“宣传员养成所”和“注音字母教导团”等各种学校的创办,也为培养党的组织骨干和为发展组织做了必要的准备。《广东群报》是1920年10月开始出版的日报,编辑有谭平山、谭植棠、邓瑞仁等。其内容主要是反映社会现实生活,报道劳工运动状况,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世界新闻和苏俄的消息等。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把《广东群报》和上海发起组成员沈玄庐主编的《劳动与妇女》作为自己的机关刊物,加上当时由上海迁来广州出版的《新青年》,发展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


       正值广州早期党组织建立前后,1920年成立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没有明确的宗旨,加上经费和人事的变动等原因,思想比较混乱,主要体现在对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理解上。“那时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只不过带有社会主义倾向,并没确定了那一派社会主义。所以分子很复杂:马克思主义者也有,无政府主义者也有,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也有,工团主义者也有,莫名其妙的也有。”各地成员主要都是对社会主义思想向往的青年组成,在此前受五四运动影响和启蒙,但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还比较肤浅和混乱,或者说一知半解。无政府主义者的言论和宣传,往往对这些刚刚加入团组织的进步青年造成了误导。因此,当时团的活动和会议的举行和商议往往发生争执和冲突。“在广东、北京每一次开会均有争论,并且有时甚至动武,组织上表现的非常冲突”。由于指导思想上的分歧,广州的无政府主义者大多退出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在1921年4月前后开始分化了。无政府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逐渐分道扬镳,也导致1921年5月前后团的工作一度出现停顿。这种现象引起了陈独秀、蔡和森等人的注意。他们意识到“继续同这些无政府主义者共事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开始以共产主义组织的名义发表关于他们目标和原则的宣言,而他们的目标和原则同我们对共产主义的基本概念是背道而驰的”。


1921年4月迁到广州昌兴街26~28号的《新青年》杂志社。


       青年团组织是党的后备力量,如果不加整顿,势必会影响刚刚建立的共产党组织的发展。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把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党的预备力量,决定加强对各地团组织的领导。随后召开的共产国际三大和青年共产国际二大,给予中国建青年团组织作出指示。根据中国代表张太雷带回的精神,陈独秀在广州对青年团中的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混淆进行整顿和统一,明确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吸取1920年初宗旨不一致的经验教训,明确规定“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以区分无政府主义思想。1921 年底,陈独秀让谭平山等人筹备成立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2月26日,广东团组织创办的《青年周刊》创刊。在创刊《宣言》中明确提出:“‘社会革命’四个大字,就是我们的先行旗帜。”周刊是八开小报,每号出四版,杨匏安、阮啸仙、郭瘦真是周刊的主要撰稿人。从3月7日第二号开始,周刊逢周日出版,通讯处则设在素波巷19 号。3月14日,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青年周刊》成为广东团组织的机关刊物。3月22日,周刊第四号刊登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当天的《成立大会演说撮录》,其中声明“本团的宗旨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并企图实现马克思主义”。周刊的内容很广泛,除报道青年团的活动、反映各地情况外,还传递世界信息,转载共产国际指示。《青年周刊》是五四运动后发行较广、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刊物之一,它对广东乃至全国青年传播马克思主义发挥了广泛的影响。


       在广州期间,陈独秀还指导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和早期旅法党组织的成立。陈独秀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起草党纲和致与会代表的信,并就组织和工作提出几点意见,如关于党员的发展与教育、党的组织原则、党的纪律、党的群众工作等。虽然召开地点是在上海,但陈独秀为这次会议的顺利召开一直在做多方面的指导工作,并关注会议召开的全过程。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多次催促陈独秀亲自赴沪参加会议,但由于陈独秀当时兼任广东大学预科校长,正忙于筹建校舍,遂指派陈公博和包惠僧代为出席中共一大。早期旅法党组织的成立也是在陈独秀的关心下成立的。据相关资料记载:张申府1977年回忆:“周恩来和刘清扬(时在法国)都是我介绍入党的,时间约在1921年1月或2月,先介绍刘清扬,然后由我和刘清扬介绍周恩来。当时入党手续是和周恩来谈话后,写信向陈独秀(时在广州)报告。”


       1921年7月23日,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确定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工人阶级,领导工人运动。在陈独秀缺席的情况下,大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中共一大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指出,陈独秀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不应再兼任资产阶级政府的官员,要求陈独秀回沪主持中央工作。同年8月,陈独秀回到上海主持中央局工作。回上海前,陈独秀让谭平山等人在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基础上适时组织成立中国共产党广东支部(谭平山为书记,谭植棠负责宣传),隶属中共中央局领导。中共广东支部成立后,大力发展组织,特别重视在工人中发展党员,培养了许多党员和干部,为广东成为大革命的策源地做了组织上的准备。中共一大后,先后吸收阮啸仙、刘尔崧、杨匏安、冯菊坡、王寒烬、罗绮园、杨章浦、黄裕谦、郭植生、梁复然、陈适曦、张善铭、谭天度等入党。10月,陈独秀正式辞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职务,全力领导党组织将重心放在工人运动和党团组织的发展上。至1922年6月,中共广东支部共有党员32人,其中一半是工人。由于广东党组织的不断发展扩大,1922年,党的活动地点逐步转移到司后街(今越华路)杨家祠,原处仍然作为广东团组织的活动地点。




       三、在陈独秀审时度势中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最终形成


       不可否认,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力量是薄弱的,客观上需要更多的革命力量的合作或加入。在寻求合作力量的过程中,早在1922年陈独秀就对孙中山和陈炯明作了分析,认为两方都“希望很少”。同年6月30日,他在给维经斯基的函中说:“南方孙文与陈炯明分裂,孙恐不能制陈,陈为人言行不能一致,在南方也不能有所建设,他对于社会主义,我确知道他是毫无研究与信仰。我们很希望孙文派之国民党能觉悟改造,能和我们携手,但希望也很少。”


       在苏俄有关档案解密之前,关于陈独秀与共产党人怎样加入国民党或者说加入国民党方式的历史问题是模糊的,其实情况应从西湖会议说起:1922年4月4日,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全会,马林提出共产党人直接加入国民党的意见,而陈独秀是坚决反对的。其反对的理由可在陈独秀给维经斯基的信中了解一二:“(一)共产党与国民革命之基础及所据之基础不同;(二)国民党联美国,联张作霖、段祺瑞等政策和共产主义太不相容;(三)国民党未曾发表党纲,在广东以外之各省人民视之,仍是一争权夺利之政党。共产党倘若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上信仰全失(尤其是青年社会),永无发展之机会;(四)广东实力派陈炯明,名为国民党,实则反对孙逸仙派甚然,我们倘若加入国民党,立即受陈派之敌视,即在广东亦不能活动;(五)孙逸仙派向来对于新加入之分子,绝对不能容纳其意见及假以权柄;(六)广东、北京、上海、长沙、武昌各区同志对于加入国民党一事,均已开会议决绝对不赞成,在事实上亦已无加入之可能。”这可以证明那些认为是陈独秀决定共产党人直接加入国民党甚至与陈独秀后期一些问题联系起来的观点是有待商榷的。


1922 年4月下旬,陈独秀第二次来广州后,召集准备出席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代表大会的党团领导干部,在高第街素波巷召开工作会议。图为修缮后的会议旧址。


       对于怎样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和国共联合的问题,陈独秀非常重视。他为此事与张国焘一起回到广州连续召开了三次会议,直到1922年5月中旬才回沪。1922年4月底,陈独秀主持在广州召开中共党团领导干部会议,会议除传达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反帝反封建民族民主革命问题的精神外,就是着重讨论了怎样与国民党联合的问题。按出席会议的苏俄全权代表达林回忆:“4月底5月初在广州举行的共产党的会议上,关于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问题引起了热烈的争论。”“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持续了好几天。陈独秀动摇不定,但长时间的讨论以后他认识到了统一战线的策略,但没有通过一定的决议,会议决定继续讨论。”从这些资料中不难看出,当时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对于共产党人以什么样的方式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的重大问题上是比较慎重的,认识是不断深化的。同年5月初,陈独秀出席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和青年团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指导两个大会提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口号。6月,陈独秀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提议邀请国民党及社会主义各团体召开联席会议,采取“党外合作”的形式建立民主主义的革命联合战线。“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就中国民主革命的重大问题,向社会各界公开自己的政治主张,也是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分析中国社会状况,解决中国革命的新起点。它为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完成制定党的民主革命纲领的历史任务,奠定了基础。”7月,中共二大召开。于8月下旬,中共中央特别会议(第二次西湖会议)召开,苏俄代表马林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要求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但受到陈独秀的反对,同时也表示:如果这是共产国际的不可改变的决定,也只能服从。最后,陈独秀妥协,但条件是必须改组国民党,得到李大钊的赞成。为了党组织的生存和发展,在这段时间,陈独秀高度重视广东势力分析,曾赴惠州劝说陈炯明与孙中山处理好关系,甚至劝其加入共产党,未果。从这些情况分析,陈独秀告诫党内同志注意:“广东恐怕不久必有变故。我们应有所适从。”不久,“孙陈事变”爆发,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立即断绝与陈炯明一切关系,支持孙中山,不因孙中山暂时受挫而改变党的政策,有力促进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国共合作的实现。


       第二次西湖会议后,陈独秀在马林和李大钊的协助下,拜访孙中山,与国民党建立联系,并根据共产国际的精神和二次西湖会议的决定,带头加入国民党,第一批同时加入的还有李大钊、蔡和森、张太雷。在此期间,陈独秀受党中央委派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并根据大会《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中关于国共合作的精神,筹备召开中共三大。


中共三大旧址。


       1923年6月12—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顺利召开。在中共三大召开前,中共广东区委受大会委托,租赁了房子作为会址和代表宿舍。同时,各个委员会接到中央通知,都要求选派代表参加中共三大。中央对参加中共三大的代表作出具体要求:以产业工人为主体,从事工农革命运动的主要负责人和省、区的书记。北方区共选出12名代表,是全国各区代表中人数最多的,他们是:李大钊(时任北方区委书记)、罗章龙、王荷波、王一仲、王俊、张德惠、何孟雄、孙云鹏、陈涛、刘天章等。两湖区有:毛泽东、陈潭秋、项英等。江浙区有:徐梅坤、王振一、于树德、金佛庄等。广东区有:谭平山、冯菊坡、阮啸仙、刘尔崧等。中央代表为:陈独秀、张国焘、张太雷。此外,从法国回来的蔡和森、向警予和从苏联回来的瞿秋白也参加了会议,刘仁静以中共出席共产国际四大代表的身份列席会议。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也参加了中共三大。出席中共三大的代表共约40人(有一说是30多人,但陈独秀得票最高是“40票”。故代表最少应是40名,代表着全国党员 420 人。


中共三大情景复原图之一。站立者为陈独秀。


       中共三大的召开没有举行开幕仪式,由陈独秀主持。一个多星期的会议日程安排得十分紧凑。12日上午,陈独秀代表中央作关于第二次代表大会以来的工作报告,下午由马林在会上报告国际形势和国际工运问题。第二天,代表们就陈独秀报告进行讨论。第三、第四天,由各地代表汇报一年来的工作情况。瞿秋白在会上简要介绍共产国际“四大”的情况,陈潭秋报告“二七”惨案的经过,孙云鹏讲述京汉铁路大罢工被捕工人的救济工作,毛泽东等还就农运工作发言。会议经过讨论,决定共产党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合作的方针。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宣言》《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以及党纲草案、劳动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等项议案。选出由陈独秀、蔡和森、罗章龙、谭平山、毛泽东等人组成的中央局。中共三大主要历史功绩是确定了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以推动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


1923年9月1日,在广州出版发行的《陈独秀先生讲演录》。


       陈独秀在广州的创党活动和相关历史活动,一定程度上说明陈独秀在这段历史期间的思想、工作、活动和作出的贡献。陈独秀在广州的创党活动,使广州成为党创建时期重要的诞生地;成为继上海、北京之后的党的创建地;成为党早期组织成立的国内六个城市之一。陈独秀对党的创建、国共合作的实现、推动建立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文章来源:《岭南文史》2021年第1期,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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