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仁静(即列尔士)在去年被捕之后,即表示了政治上的动摇,不能保持革命者应有的坚决态度。惟当时仅凭同志口传,本同盟不能率尔置信。近阅江苏反省院出版之半月刊,见有刘仁静投登的长文《节制资本刍议》(见半月刊三卷十一期),《读西洋史论》(见三卷二十一期)等篇,完全证实其思想的反动与叛变。他认为“现在民族复兴的途径只有靠阶级调和,一致对外,如罗马盛时贵族平民合作的情形”(读西洋史论),他又认为“就中国现状看来,在中国想实现社会主义或非资本主义,乃是一种人道主义的幻想”。因此他主张目前的中国应该“节制私人资本,即是创造国家资本,即是为了有计划的发展中国实业——如中山先生在实业计划中所指示的——而创造国家资本”。他认定“要实现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实现那“互为条件的与不可分离的三民主义”(以上均见《节制资本刍议》)。 此种思想之反动与叛变极为明显,已毋庸再加指摘;文中有几句虽模棱两可,然此种说法决不能为其根本思想之叛变辩解。 本同盟认为中国民族之解放,必须彻底打倒帝国主义的势力,而欲打倒帝国主义的势力,则全靠中国无产阶级领导贫农及一切被压迫群众起来,进行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首先铲除帝国主义的代理人——资产阶级,地主,军阀及其政治的工具——国民党,我们认为在殖民地国家宣传阶级调和,与在帝国主义国家中进行此种宣传同样反动,其结果只能帮助资产阶级,也就是间接帮助了帝国主义。 本同盟认为假使依中国单独一国目前的经济条件为准则,而空谈社会主义实现之是否可能,那不是史大林主义反动理论之可怜的应用,就是资产阶级学者有意的撒诳。我们认为社会主义之完全实现,不仅有落后的中国,即令在任何单独一国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亦属不能,盖社会主义的彻底实现,只能在世界的范围——至少在好几个先进国家中,才可思议。但社会主义革命在某一个国家中之首先爆发,乃至首先胜利,则绝对可能与必要。依国际形势及国内的阶级关系分析起来,中国革命之基本任务,虽仍系民主与民族的,但欲谋得其完全解决与胜利,则非靠社会主义性的无产阶级专政,及由此而开展社会主义的革命不可。如果以为中国民主与民族的任务可以在非社会主义的政治机构以内来实现,那简直是反动的幻想。刘仁静一面利用那吴稚晖等反动的老论据,断定“实现社会主义或非资本主义为人道主义的幻想”,另一方面则主张实现孙中山小资产阶级的反动理论——节制资本——以图发展资本主义。此种理论,完全自觉地为反革命的国民党服务,与本同盟的根本立场完全相反。 为此,本同盟正式宣布刘仁静为共产主义的叛徒,开除其党籍。 载自中国共产主义同盟机关报《斗争》第一卷第十四期,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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