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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证陈独秀“九月五日”致胡适信的“年份”

2024-5-17 17:28| 发布者: brights888| 查看:10182| 评论: 0|原作者: 李传玺|来自: 作者授权

摘要: 由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主编、人民出版社2023年出版的《思想之光——陈独秀、李大钊等信札手迹》收录有一封陈独秀“九月五日”给胡适信,这封信在中共党史上很有名,因为许多专家据此分析陈独秀与胡适、李大钊之间关系 ...
    由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主编、人民出版社2023年出版的《思想之光——陈独秀、李大钊等信札手迹》收录有一封陈独秀“九月五日”给胡适信,这封信在中共党史上很有名,因为许多专家据此分析陈独秀与胡适、李大钊之间关系、以及建党相关事宜在此时的变化。但这封信出自哪一年却一直存在争议。

书信原貌

陈独秀“九月五日”致胡适信

适之兄:


      《新青年》已寄编辑诸君百本到守常兄处转交(他那里使用人多些,便于分送。),除我开单赠送的七十本外,尚余卅本,兄可与守常兄商量处置。

       皖教厅事,非你和叔永不会得全体赞成,即陶知行也有许多人反对,何况王伯秋!

 

弟独秀    

九月五日。


争议情况

唐宝林先生认为该信出自1921年,一是根据2009年嘉德拍卖此信时标的时间,另一根据是《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卷所示1921年8月27日陈独秀给胡适信的内容,信上所说“皖事”即教育厅长推荐之事。唐先生据此得出的结论是,之前的《新青年》杂志,都是请胡适分送的,但由于政治思想的分歧,胡适对陈独秀利用《新青年》宣传马克思主义耿耿于怀,自然不能再请胡适分送。而当时,李大钊不仅是陈独秀最亲密的合作者,而且他身边聚集着一批北京的共产主义者,那么请李大钊代劳分送杂志就显得合情合理。但与此同时,陈独秀仍因推崇胡适的才智,推荐他出任安徽省教育厅厅长,这也反映出陈独秀的品格。


欧阳哲生先生则认为该信出自1920年。其根据是,信中所言“已寄编辑诸君百本”,前一天即1920年9月4日陈独秀致周作人信中也提及,说明8卷1号已于9月1日出版,赠送刊物份数也与群益书社前此提供的数目相同。欧阳哲生先生认为,“到守常处转交”一语与前此1920年8月7日陈独秀致王星拱、程演生信,要求他们将筹款“送守常或申府手收”意同,说明李大钊经常在北京帮助陈独秀处理事务,并表明1920年8月在上海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开始有意识地建立自己的联系管道。


陈独秀


新近由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出版的《思想之光——陈独秀、李大钊等信札手迹》就此信时间赞同欧阳哲生先生的观点。该书将此信写就时间定为1920年9月5日的一个新理由,是1920年8月27日陈独秀给胡适的另一信,信上述及“闻叔永兄已任教部秘书,出为厅长,较秘书更有权可以办事”,任叔永1920年10月正式接到教育部聘书,1921年1月正式赴任;同时,1920年10月14日,教育部正式任命张继煦为安徽教育厅长,皖事就此解决。由此,之前所谓1921年8月27日的信应是1920年8月27日,根据此信确定的“9月5日”信也只能是1920年9月5日。


推理分析

此信出自1920年9月5日,还可从另一个渠道来进一步证实。这个角度就是胡适日记。


1920年的这段时间,胡适确实是在讨论推荐安徽省教育厅长,并考虑自己是否离开北大一段时间。1920年8月31日,胡适曾写信给教育部长范源濂说安徽教育厅长事。此段时间胡适脚上“风气很利害,站了三点钟,竟不能走路了”,所以当Greene(格林)来信请他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找一个中国文教授时,他开始想推荐自己,使自己能“休息两年”;蔡元培和蒋梦麟两先生得知胡适身体后,也劝他休息半年。


而1921年7月至1921年9月中旬这段时间,陈独秀在广州,胡适在上海。1921年7月11日,胡适送走杜威。15日,因高梦旦邀请他赴商务印书馆任职,胡适前往上海商务印书馆考察,后又推荐王云五代替自己。8月2日到6日,胡适应安徽教育界邀请前往当时省会安庆讲学,7日下午7点半再到上海,9月7日上午9点半乘车离上海回北大。也就是说此间胡适共有50多天在上海。


而在上海的最后两天即9月5日、6日,胡适都与陈独秀有关。在《胡适日记全编》中,9月5日的日记曾记有,“到名利旅馆看吴敬轩,他已走了。到独秀家看他的夫人。”6日,“回寓后,独秀夫人来谈。”


而陈独秀于1920年底应陈炯明邀请,前往广东担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12月20日到达广州。由于干得不顺心,1921年5月和8月两次辞职不干,并于9月11日不待陈炯明批准便离开广州回上海。


原说1921年8月27日陈独秀劝胡适就任安徽省教育厅长一信,收录在《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细读其内容与语气,“皖事已有变化,我们在上海的同乡主张专力在教育上用功夫”,“弟意吾兄下年倘决计不在北大,到安徽去办教育,也到很好。”这应是陈独秀在上海、胡适在北京的口吻。再看此封“9月5日”信,其中“《新青年》已寄编辑诸君百本到守常兄处转交”“兄可与守常兄商量处置”也是他在沪、胡适在京的语气。


因此,如把“9月5日”信包括“8月27日”信的年份定为1921年,从语气上看,便说不过去。胡适在上海期间的一个星期去了安庆,并未说要换教育厅长。而陈独秀这时已不想再干广东教育“厅长”,当然也是因为干不下去了,何由建议两位好友再去干这个“位子”,更何况他还天真地说“更有权可以办事”。


胡  适

如果非要说从陈独秀的语气看,并不能确定他一定在上海,而且他不一定知道胡适这段时间一直在上海。但殊不知,胡适一到上海,有关报刊即刊登了消息,有的甚至用《胡老板登台记》为标题,说胡适即将担任商务印书馆主撰每月薪水五千元比大总统舒服。再加以自汪孟邹将陈、胡牵上关系后,二人就一直没有中断过联系,由此可知,陈独秀不可能不知道胡适在上海。


说“9月5日”信的年份是1920年,陈、胡二人一个在北京,一个在上海,再结合当时的人事变化,则一切都说得过去。


因此,此信出自1920年9月5日无疑。此时,陈独秀寄过去的《新青年》杂志正是9月1日出版的第8卷第1号,也正是从这期起,《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公开出版的机关刊物。

 

(作者:李传玺  作者单位:中共安徽省委统战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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