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陈独秀、李大钊都没有参加中共一大？原因竟然是很牵强的

     建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个党需要政治纲领，需要严密的组织和分工，更需要有对敌斗争的经验。1921年5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来中国，促成了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中共一大的历史，在很长的时间里并不是梳理得非常清楚。主要原因是在当时环境下，与会的人没有及时回忆，且随后革命形势艰难，没有条件研究。新中国成立之初胡乔木撰写《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时，说一大开会时间是1921年7月1日，代表是12人，这就成了权威说法。直到1970年代，一些当事人包惠僧、刘仁静写了回忆录，陈公博在美国保存的中共一大史料传回国内，这段历史才逐渐清晰。

1920年维经斯基来华，各地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但还没有形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政党。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先后到达上海，帮助建立中共组织，促成中共一大的举行。

马林（1883-1942），荷兰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执行局于1920年8月委任马林为赴远东的代表，驻地为上海，任务是“研究远东各国的运动，与之建立联系，并就共产国际是否需要和可能在远东建立个办事处做一些调查”。

马林从莫斯科出发，经欧洲来上海的途中受尽磨难。因为马林曾在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从事革命活动，被当局驱逐出境。荷兰警方已经把他列入“黑名单”，对他的行踪特别注意。

1921年6月马林乘意大利“阿奎利亚”号邮轮来上海，荷兰当局提前通知其驻上海总领事馆，要他们监视马林的行动。上海是自由港、冒险家的乐园，没护照也能待下来。马林使用了一个化名安德烈森，下榻于南京路大东旅社，后又住进麦根路（今康定东路归仁里一带）32G号公寓。荷兰驻沪总领事叫马林去登记，这样他就处于被监控的状况。不久，他又转移到汇山路（现霍山路）俄国人里亚赞诺夫家居住，但是仍然没有摆脱租界当局对他的监视。马林在上海能完成召开中共一大的使命，靠的是他多年的地下斗争经验。

与此同时，尼克尔斯基来上海，开展工作。他的情况长期不清楚。直到1989年，苏联学者卡尔图诺娃在苏联《远东问题》杂志上公开发表《尼克尔斯基：一个被遗忘的参加过中共一大的人》，尼克尔斯基的身世才被搞清楚。

尼克尔斯基（1898-1943），曾在远东赤塔商学院读书。1919年至1920年在远东共和国人民革命军中服役。1921年加入俄共（布），同年转入共产国际机关行政处工作，当时取名瓦西里或瓦西里耶夫，被派到中国东北工作。尼克尔斯基不仅是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来中国的代表，而且还是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同时肩负着两项使命。中共一大结束后，尼克尔斯基参与组织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张国焘就是在他安排下出席1922年1月召开的莫斯科会议的。

由于尼克尔斯基只会俄语，与中国代表交流有困难，大家以为尼克尔斯基是马林的助手，精通英语的马林却可以与李达、李汉俊自由交谈，尼克尔斯基只能在一旁静静地听着。

1938年，尼克尔斯基因托派嫌疑被捕入狱，1943年被错杀，终年45岁，后被平反。

其实，尼克尔斯基与马林的地位是平等的，马林也遵守了组织原则，他们俩在上海工作期间配合得不错。马林的报告说：

1921年6月书记处派尼克尔斯基到上海工作。我也同时到达那里，立即同这个同志取得联系，他与我合作一直到12月初。我们几乎天天见面。我与伊尔库茨克的书记处并无组织上的联系。书记处的权限仅到中国和日本，对我来说还有菲律宾印度支那和荷属印度。虽说可以按照地域的不同来与这些殖民地联系，可是我离开莫斯科前就阐明了我的意见：应当把这些殖民地同英属印度放在一起。

和尼克尔斯基同志同在上海的期间，我做的仅是帮助他完成书记处交办的任务，为避免发生组织上的混乱，我从不独自工作。

马林到上海后，对中共建党的工作进展很不满意：“这里几乎说不上社会主义者对工人的影响，只是一小部分知识分子在探讨社会主义。”于是他催促李达、李汉俊尽快召集各地代表来上海开会。李达、李汉俊给各地组织写了信。因为信是从邮局寄的，不可能把情况写得很详细，要每个地区各派两名代表来上海开会。还给每位代表汇了100元当作路费。

马林以国际代表名义，要求中共绝对服从他的领导，一来就与李达、李汉俊搞得很不愉快。

张国焘参与会议筹备，与李汉俊交往较多，所以了解一些情况：“他（指李汉俊）叙述马林和他及李达晤谈的经过。马林曾向他声称是共产国际的正式代表，并毫不客气地向他要工作报告。他拒绝了马林的要求，理由是组织还在萌芽时期，没有什么可报告的。马林又问他要工作计划和预算，表示共产国际将予经济的支持。他觉得马林这些话过于唐突，因此直率地表示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正式成立，是否加入共产国际也还没有决定；即使中共成立之后加入了共产国际，它将来与共产国际所派的代表间的关系究竟如何，也还待研究，现在根本说不上工作报告计划和预算等等。他向马林表示：共产国际如果支持我们，我们愿意接受；但须我们按工作实际情形去自由支配。他们之间就因这种争论处于不愉快的僵持状态中。”

如此重要的中共一大，南陈北李居然都没有参加。原因也是很牵强的。北京的代表是怎么选出来的，刘仁静说：“一九二一年暑假，我们几个北大学生，在西城租了一所房子，办补习学校，为报考大学的青年学生补课。张国焘教数学，邓中夏教国文，我教英文。正在这时，我们接到上海的来信（可能是李达写的），说最近要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要我们推选出两个人去参加。我们几个人——张国焘、我、罗章龙、李梅羹、邓中夏就开会研究。会前是否征求过李大钊先生的意见我不知道，李先生很和气，就是征求他的意见他也不会反对。在会上，有的人叫邓中夏去上海开会，邓说他不能去，罗章龙也说不能去，于是就决定我和张国焘两个人去出席一大。”

陈独秀在广州也不来，包惠僧回忆：“上海来了一封信，是张国焘、李汉俊联名写的。据说第三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派来了代表，他们建议中共应该在上海举行一次全国代表会议，他们同意这个意见，并请各支部各选出出席代表二人，特别要请陈独秀回上海去主持这次的会议。陈独秀说：我为了广州大学预科筹备工作，暂时不能离开广州，这里出席代表我想派陈公博、包惠僧两位同志去。公博开完了会快点回来，惠僧开完了会回武汉工作。现在是工作多人少，各方面都要照顾到。党的初期，陈独秀对党的工作是有点家长统治的精神，他说了就算照做，大家也没有意见。”

北京的做法近似儿戏，居然没和李大钊商量，几个学生自己决定。刘仁静是个19岁的孩子，当了一大代表。陈独秀认为教育厅长工作比开一大重要。或许陈独秀和李大钊当时都没太重视即将召开的一大，所以都没有出席。

——摘自《火种》，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文来源：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