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经历与海派文化红色文化互通互融

2019年11月26日，“陈独秀诞辰14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沪举行。本文图片 主办方提供

2019年11月26日，由复旦大学上海史国际研究中心、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上海市历史学会、上海市地方史志学会、上海江南书院共同主办的“陈独秀诞辰14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上海社科国际创新基地召开。来自上海、安徽等地的陈独秀研究方面的专家学者，以及陈独秀的后人，共同参加了此次学术研讨会。

陈独秀孙女陈长璞

陈独秀孙女陈长璞自幼对爷爷人生充满好奇，从上世纪80年代起，她致力于陈独秀史料的搜集和整理，于1995年创建了陈独秀生平陈列室，宣传陈独秀的思想文化。她表示，多年来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支持，以及各位专家学者的无私帮助，对此她铭记在心，非常感激。

在上海市地方史志学会会长王依群主持下，与会代表主要围绕“陈独秀与建党”、“陈独秀与上海”、“陈独秀与学术研究”三个核心议题展开讨论。王依群表示，与会代表对于陈独秀个人研究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对党史和新中国史研究诸多关键问题，都提出了不少新观点、新见解，不仅有助于进一步提升陈独秀个人研究的学术基准，也有利于我们更好、更准确地理解近代中国历史。

会议现场

陈独秀的功绩

原上海市历史学会会长、复旦大学教授姜义华仔细梳理了陈独秀从1920年4月来到上海渔阳里2号，5月开始筹备，至1920年8月在上海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事实。他提及，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年谱》第62页上已明确记载：8月，“上海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该组织拟定一个具体的党纲党章内容的文件，并选举陈独秀为书记，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部”。

在姜义华看来，陈独秀成为建党领导人之一也并非偶然，其丰富的群众运动实践经验和运筹帷幄的组织能力，使他成为当之无愧的创建者。

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会长、上海大学教授忻平认为，陈独秀有两大首创之功：一是对五四运动的启蒙之功，二是创党之功。“他是中国共产党最主要的创始人。今天，不能忘记当年陈独秀为首的先行者们在上海老渔阳里初步建党的首创之功。1920年在上海和北京等地开始了党的初步建设，在此基础上，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成为党成立的一个标志。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说： 如上海建立的组织，一开始就叫中国共产党，北京组织叫北京支部。它们都是不久后组成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

“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过程中，陈独秀起着重要作用。在上海成立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是各地共产主义者进行建党活动的联络中心。”忻平还强调，陈独秀和毛泽东先后启蒙了当代中国人。

忻平说，1920年夏天，毛泽东在上海老渔阳里拜访从无政府主义转而信仰马列主义不久的陈独秀，陈独秀讲了自己转变，这对毛泽东影响极大。

上海是陈独秀施展才华与抱负的最佳舞台

陈独秀与上海这座城市有着无法割舍的缘分。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上海江南书院院长熊月之提出，陈独秀这样独特的人物是学界研究江南文化、海派文化、红色文化最佳的连结点。

“陈独秀从抗清、到旅沪、再到创党等一系列的经历，都体现出江南文化、海派文化和红色文化的互通互融的情形。”熊月之说，陈独秀因其思想、能力、作为，成为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的魅力型的权威人物。这也是后来他虽然没有参加中共“一大”，却依旧当选为中央局书记的重要原因。熊月之认为，陈独秀的起步、北上、南下，以及建党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都与上海息息相关。而陈独秀一再选择上海，是由上海这座城市五方杂处、一市三治的特殊政治环境决定的。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梳理了上海与陈独秀之间的关系。他认为陈独秀在上海的人生经历可分为四个阶段：1901年至1903年，这时的上海只是陈独秀匆匆路过的码头，而近代化都市的繁华和自由留给他深刻印象；1903年至1914年，这一时期陈独秀的早期革命活动主要在安徽，上海仅是一个暂时的避难所；1914年至1929年，陈独秀视上海为中国革命的中心，并在上海施展他的政治才华；第四阶段是在1929年之后，大革命的失败对中国共产党和陈独秀个人都造成强烈冲击。直到1937年出狱辗转来到四川江津，再也没有回到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徐涛以1922年陈独秀离沪赴俄出席共产国际四大为时间节点，讨论了在此之前他与上海之间层层递进的关系。

徐涛认为，陈独秀与上海关系有着三段经历：1905年前，还是康梁信徒的陈独秀对上海多是一种想象，也曾短暂来沪尝试办报；1915年、1916年间，是陈氏不忘办报创刊之初心与定居上海的时期；1920年后，他携《新青年》南下，展开建党大业。“这三段上海经历，也伴随着陈独秀思想从有教无类，到敬告青年，再到启发劳工、动员左派的三次跨越。上海成为了陈独秀思想每一次华丽跳跃的最佳舞台。从陈独秀的个人思想演变亦可窥见，中共 ‘一大’在上海召开是历史必然的结果。”

如何持续深入推进陈独秀的学术研究

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教授徐光寿对百年来陈独秀已有的研究做了完整的学术回顾与梳理。他认为，陈独秀百年学术史的脉络大致可分五个阶段：1919-1927年，是“光芒万丈的彗星”，陈独秀是正面人物；1927-1949年，是毁誉相参的22年，定性评价多于具体研究、政治结论多于学术观点；1949-1978年，是以批判为主的30年；1979-1999年，是全面研究的20年，显示了拨乱反正、实事求是的巨大威力；1999-2018年，随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全面贯彻和中外国家历史档案资料的陆续解密，进入全面深入研究的20年。

那么，当前陈独秀研究面临哪些难题？徐光寿指出三点：一是如何切实运用唯物史观客观公正地研究政治与学术交织的陈独秀；二是如何科学分析和全面把握1927年后陈对于中国革命的基本主张，尤其晚年陈独秀对于十月革命、苏联政府乃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三是如何做好陈独秀研究的组织工作，包括做好研究的规划。

徐光寿还说：“我们应深刻理解陈独秀研究的多维价值。一是政治意义，即它对于党的创建和百年党史的价值；二是学术意义，即它对于近现代中国学术文化的贡献；三是教育意义，指它对于党史育人尤其当前主题教育的意义；最后是道德意义，一个负责任的党对待自己创始人的态度。”

上海历史学会会长、复旦大学教授章清表示：“我们始终关注如何持续深入推进陈独秀的学术研究。我们现在身处一个史料层出不穷的年代，较之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如何利用各种新文献、使用各种新方法，扩展这样一个对近代中国历史发展有至关重要影响的人物，是史学界同仁皆应尝试和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