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完人”王星拱：帮助陈独秀、李大钊建立中共

在安徽怀宁高河镇，走出了一位伟大教育家、科学家与革命者——王星拱。

年少时，他不忍山河破碎，毅然加入同盟会，反对清廷统治，还帮助陈独秀、李大钊创立中共。

和国共两党关系深厚，他却宁死不加入任何一个党派，一心投身教育，以布衣之身执掌武汉大学17年，被陈毅元帅评价为“一代完人”。

被严复赏识的少年

1888年，王星拱出生于安徽省怀宁县高河镇王家大屋的一个清贫书香人家，父亲是清末秀才。

星拱在家排行第三，幼年丧母，5岁在外祖父刘家私塾读书。

他聪慧异常，又勤奋好学，经过私塾严格教育熏陶，八年寒窗朗读背诵，四书五经、唐宋诗词、二十四史等经史子集都了然于胸。

1902年，年少的王星拱考入安徽高等师范学堂。毕业之际，近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的严复担任了师范学堂的校长。

此时，严复正在翻译《天演论》，由商务印书馆新出版的书，还未畅销，书本堆满了严复的宿舍一角。

爱好读书的王星拱，时常拜访严复，自然有幸读到了这本《天演论》。

书中，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理论视角阐发其“救亡图存”的观念，提倡“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自强自立”挽救国家民族于危亡。

这部著作使他大开眼界，从中受到深刻教育和长远影响，更对严复校长的渊博学识崇敬非常。

认真阅读后、他常常思考：偌大中国如何备受外侮侵略，不平等条约多如牛毛？岂不正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天然演化的现实景象吗？

又通过古代文史典籍、中华民族兴衰史，王星拱渐渐悟出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产生了忧国忧民的思想。

有了这种“为国家民族振兴而学习”的精神，他在作文中往往表现出人意料的新见解，学习成绩居上乘，成为全校出类拔萃的高才生。

在国内革命思潮萌动时，思想开阔的他，俨然一位思想前卫的活跃分子。

严复看在眼中，对王星拱十分赏识，并寄予厚望。

为了实现救国的理念，王星拱问严复：我欲救国，当作几何？

严复答道：“去欧洲。”

任教北大，他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

1916年，王星拱完成学业。

作为一位真知灼见的青年学者，他积极参加民主革命活动，并多次对科学哲学发表过卓越见解。因此，还未回国，王星拱早闻名国内。

一回到祖国大地，他就接到了北京大学新任校长蔡元培先生的聘书，请他担任北大化学系教授。

一般情况下，北大聘请教授一概以留学欧美名牌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为基本条件，却对只有留学硕士学位的王星拱破了例。

王星拱任教北大期间，曾与陈独秀、沈尹默、钱玄同等爱国进步教授发起组织成立北京大学俱乐部，并参与《新青年》、《学潮》杂志的编辑与撰稿工作。

1919年5月4日，爆发了震惊世界的五四运动。

在“五四运动”中，王星拱冒着生命危险，积极参与并支持这场爱国运动，一时间和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来往密切。

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员战将，王星拱还和学生们一起陈独秀、李大钊印制的《北京市民宣言》，斥责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行径。

而随着“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1923年，又爆发了一场轰动全国的“科学与玄学”大论战。

论战之中，王星拱连续发表了《什么是科学方法？》、《科学的起源与效果》、《科学与人生观》等一系列文章，在中国青年和思想界都产生重大影响。

他用实际行动，宣传、维护了新思潮，是五四运动的身体力行者和中坚力量。

任教期间，王星拱还撰写了《科学概论》与《科学方法论》两部著作，开创了我国早期科学普及的先河。

1928年，王星拱回到了安庆，担任初创时期的省立安徽大学校长。

不到半年，安徽大学在他的领导下完成了理学院、文学院、法学院和预科的建设，这充分体现了他的组织领导才能。

执掌武大17年

1928年7月，时任大学院（后称教育部）院长的蔡元培决定在武昌第二中山大学的基础上，重新组建一所新型大学。

才华出众的王星拱接受了蔡元培的邀请，即刻来到武昌，出任理学院院长。

在武汉大学，王星拱表现出非凡的组织才干。

当武汉大学的第一任校长王世杰，离任时，曾高度评价他说：四年的时间，付出最多，为兴学最多功劳的就是王星拱。

自此，王星拱正式担任武大校长，这一出任就是整整12年，从1933年5月到1945年7月，他是民国时期武汉大学历届校长中任职最长一位。

在国立武汉大学中，王星拱呕心沥血，任劳任怨。在他任职期间武汉大学声誉鹊起，武大校风严谨、学习风气浓郁，不同学术思想“百花齐放”十分活跃，素有“北大的民主，武大的自由”之美誉。

从王星拱1933年上任时到抗战爆发前，在他的领导和武大全体的师生的努力下，学校又陆续完成了图书馆、体育馆、法学院、工学院等大楼建筑。

这些建筑与老斋舍、文学院与理学院大楼等珠联璧合、浑然天成，错落有致、布局得体，整体大气、蔚为壮观！

基本形成一所山清水秀、建筑恢宏、洞天林荫、赏心悦目的人文自然景观。为国立武汉大学的继续发展奠定了美丽的校园环境和良好的物质基础。

珞珈山新校舍完工后，武大又乔迁新址，珞珈山逐渐成为武汉大学的载体、标志与象征。

至今，武大依旧是全国最好的大学之一。这一切，王星拱功不可么！

1938年迁往乐山的武汉大学校门

抗战爆发后，王星拱多次发表演讲，号召全民抗战，并要求将抗战精神灌注到日常教学之中，强调在抗日战争与国难时期的人格教育，并在乐山武大写下 “痛心疾首，奋起抵抗，一腔热血，培育人才” 的誓言。

日寇攻占贵州独山后，王星拱慷慨激昂，当场表示：“如果日寇真打到四川，我们也要守住学校与之共存亡！”

他的爱国热情，极大地感染了广大师生，一批进步青年因此投笔从戎，陆续奔赴全国各地抗日战场成为光荣的革命战士，为国家民族流血牺牲、建立功勋！

武汉大学经济系1944年毕业生在乐山纪念合影

在办学中，王星拱一直主张学术自由，“无为而治”，反对任何政权参与到学校的工作中。

抗战时期，国民党当局要在全国各大学强制推行“党化教育”和军事管理。不想，王校长却一概不予执行，对于“训导制”也是敷衍了事、推行无力。

1940年7月，乐山国民党军警特务突然进校逮捕了一批进步学生，王星拱极为震怒，上书教育部据理力争、甚至不惜要求辞职以示抗议，最后得到“不再发生类似事件”的保证才罢休。

当时，有一名学生由于不满国民党特务“管制”方式与军训教官发生冲突，教官骄横跋扈不已，竟然无理要求将该生开除学籍，还以“辞职”相威胁，王星拱校长却明确向其表示：“我宁愿换一个教官！”

王校长的做派，气的胡宗南都称他是“茅岗里的石头”。

1949年初，国民党多次致电王星拱，要他去台湾任职，被王星拱断然拒绝。

因国民政府的压制，王星拱只得带着全家回到安庆。

最终，在安庆积劳成疾，于1949年10月8日在上海永川医院病逝，享年61岁。

他的离世，是教育界的一大损失。

武大、中山大学、安大及学术界纷纷召开了追悼会，上海市长陈毅元帅亲笔题写挽联：“一代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