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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陈独秀的四十封信

2017-8-29 10:55| 发布者: 多声| 查看:1060| 评论: 0|来自: 人民政协报

摘要: 杨鹏升,1900年出生在四川省渠县三汇镇一个没落的书画之家,自幼丧父,家境贫寒,由伯父收养过着苦难的童年生活。杨鹏升靠自学写得一手好字,特别擅长篆刻,后流落四川渠县街头以卖字刻章为生,恰逢四川军阀杨森、李 ...

杨鹏升,1900年出生在四川省渠县三汇镇一个没落的书画之家,自幼丧父,家境贫寒,由伯父收养过着苦难的童年生活。

杨鹏升靠自学写得一手好字,特别擅长篆刻,后流落四川渠县街头以卖字刻章为生,恰逢四川军阀杨森、李家钰等路过,觉得杨鹏升聪明能干,便特别器重招其入伍,后又资助其就读北大。

忘年之交

北大读书期间,杨鹏升对李大钊、胡适、蔡元培、鲁迅极为崇拜,喜读《新青年》,多次有幸聆听陈独秀的讲演,对其崇拜得五体投地,于是他找到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引荐自己。因得幼年时相同的身世和经历,陈独秀与这个比自己整整小21岁的四川学生甚是投缘,从此两人交往频繁,终成忘年之交。

不久,杨鹏升留学日本。回国后投笔从戎,在上海任国民革命军第五军司令部上校参谋。1938年,武汉沦陷,杨鹏升调任四川成都。

陈独秀也于1938年秋寓居江津。

两人同在蜀地书信往来更为频繁,陈独秀对杨鹏升的精湛艺术深为欣赏,同时,陈的书法也有一定的造诣,于是以文交往,互赠往来频繁。杨鹏升曾为陈独秀精心刻阳文“独秀山民”四字章,陈独秀视之为珍品,为他人题字常盖上这四字章。陈独秀把小他21岁的杨鹏升视为晚年倾诉衷肠的知己,从1939年5月至1942年4月5日,陈独秀致杨鹏升的信函就达40件之多。

40封信见证友情

从这40封信中,我们可以大致还原出陈独秀与杨鹏升的关系:

1939年3月,陈独秀养母谢氏在江津病逝,他十分悲痛。5月5日他在致杨鹏升信中说:“弟遭(母)丧,心情不佳,血压高涨,两耳轰鸣,几乎半聋,已五十日,未见减轻,倘长久如此,心丧何止三年……”那年月,书信往来成了他们相互交流的纽带和桥梁。

1940年2月,杨鹏升从信中得知陈独秀去重庆看病,他及时寄给陈独秀住院医疗费300元,陈独秀甚感不安:“顷接行严(即章士剑)由渝转来16日手书并汇票300元一纸,不胜惶恐之至!先生此时亦不甚宽裕,赐我之数,耗去先生一月薪金,是恶可乎……”而陈独秀也以写条幅、或赠其作品如《中国古史表》、《韵表》等以作答谢。

1940年8月3日,陈独秀在给杨鹏升的信中说:“弟对大局素不敢乐观,近益情见势绌,倘一旦不支,成渝水陆大道,必为敌人及汉奸所据,乡间又属土匪世界……兄为川人岂无大碍,弟为老病之异乡人,举目无亲,惟坐以待命耳!”自然生出英雄陌路之感。

陈独秀与杨鹏升的最后一封信为1942年4月5日。这天,陈独秀正好收到杨鹏升赠他的信纸、信封及1000元,感到却之不恭而受之有愧。他在复信中不无感慨地说:“鹏升先生左右:3月12日两示均敬悉,承赐信纸二百信封一百,吾兄经济艰难,竟为弟谋念,且感且愧!与晋公素无一面之缘,前两承厚赐,于心已感不安,今天寄千元,且出于吾兄之请求,更觉渐恧无状,以后务乞勿再如此也”(文中言及晋公当杨鹏升为瞒学长而托名耳)。

据杨祖慧女士回忆:当先父6月20日收到陈独秀这封信时,陈已于5月27日病故于江津,先父颇为伤感地在信封背后记道:“此为陈独秀先生最后之函,先生于五月廿七日逝世于江津,四月五日寄我也。哲人其萎,怆悼何极。”

政协助力平反昭雪

1949年12月,成都解放时,杨鹏升随邓锡侯等国民党军将领率部起义。

解放后,他先后任西南美专国画、雕刻教授,西南博物院委员,西南文联美协委员,成都市政协委员等职。而这40封信,杨鹏升一直视为家珍收藏。陈独秀一定没有想到,这40封信会给这位一直帮助他的知音带来冤屈招致深陷囹圄。

1953年,杨鹏升由于陈独秀的牵连而致罪,1954年12月4日,在成都青羊宫祖堂内被以“残余历史反革命罪”罪名逮捕,后解回原籍渠县羁押。1960年2月27日,渠县人民法院“(59)法刑字第362号刑事判决书”以“历史反革命罪”判处杨鹏升有期徒刑20年,解送大竹县四川省第三监狱服刑。据杨祖慧女士后来到大竹三监狱了解,杨鹏升在服刑期间,因为博学,涉猎广泛,每到狱内逢年过节写写画画,都请他挥墨急就。

1968年,杨鹏升病故狱中,终年68岁。

恢复名誉

1979年,杨祖慧胞弟杨祖愈从成都到姐姐工作的广西铁路局省亲,跟杨祖慧讲起“成都正在办理有关落实起义人员政策”一事。杨女士当时想:先父正是起义将领,应在政策落实人员之列,又曾做过成都市政协委员,要为父亲洗刷冤屈,从政协的角度向领导反映情况甚为妥当。于是,她就了解的情况,向四川省政协、统战部写了信,要求落实杨鹏升作为起义人员的相关政策。

省政协和统战部领导做了大量工作,要求加紧确认落实起义人员政策,终于在1983年2月4日,渠县人民法院根据党对起义人员的政策,“现经复查结果:杨鹏升确属率部起义军官,依照我党‘既往不咎’的政策规定,特作如下改判:撤销本院1960年2月17日(59)法刑字第362号刑事判决书,确认其率部起义将领身份。”1985年12月25日,颁发了“起义人员证明书”。

但由于填写过于简单,相关政策也没有具体落实。

杨祖慧利用广西铁路局的休假时间往返于广西、成都与渠县之间,因人地生疏,遂找到四川原省长杨超,找到成都大学原校长杨大纲(渠县人),杨大纲又托渠县政协委员王家帧、熊卓云,托原渠县政协副主席何修荣等帮助落实相关政策。

何修荣热心地带杨祖慧找到了时任渠县统战部部长的雷盛先。雷部长见到杨家后人分外高兴,并告诉她渠县统战部正到处找杨鹏升将军后人。雷盛先找出杨鹏升的档案给杨祖惠看,在正落实政策的人员名单中,杨鹏升子女情况一栏赫然写着“下落不明”。“你们来得好,来得非常及时,马上把你们的情况写一写,然后拿给我们(县统战部)。”

于是,杨祖惠在渠县旅社根据自己的回忆写了好几篇情况说明交给了雷盛先。统战部随后进一步落实了党的政策:一是更换起义证书,将杨鹏升原军衔“中将高参”加上去了。二是按起义投诚人员子女标准发放了一次性生活补贴。

至此,国军中将杨鹏升终于得以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楚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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