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宣传和学习独秀精神

    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在贫病交迫中度过了他最后的岁月，于流寓之地四川江津寂寞地辞世。此时他从国民党监狱释放不到五年，还处在特务宪兵的监视之下，共产党则早已开除了他的党籍，且在原来的“右倾机会主义”、“投降主义”的路线错误之上又加之以反革命托派汉奸的罪名。三年后，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的讲话中，毛泽东基本正确地肯定了陈独秀在五四运动和建党时期的历史功绩：“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我们是他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 后来有一部分进入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我说陈独秀在某几点上，好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做了启蒙运动工作，创造了党，但他思想上不如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在俄国做过很好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陈独秀则不然，甚至有些很不正确的言论，但他创造了党，有功劳。”^[1]然而，所谓在第一次大革命后期，“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发展为投降主义路线，拒绝执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志的许多英明指示，拒绝接受毛泽东同志和其他同志的正确意见，”以致这次革命终于失败；所谓土地革命时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小部分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的投降主义者，这时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逐渐变成了取消主义者。他们采取了反动的托洛斯基主义立场”，“不但不肯接受党的意见，放弃这种机会主义的取消主义的反党观点，而且还同反动的托洛茨基分子相结合，成立了反党的小组织，因而不得不被驱逐出党，接着并堕落为反革命。”^[2]这些诬陷不实之词却正式写进了中共中央同时作出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留在大陆的中国托派成员被一网打尽，陈独秀则被作为一个反面人物，牢牢地定位在历史教科书上。

        经过半个世纪的沧桑巨变，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苏联的解体，当年共产国际和联共档案资料解密并在是中国翻译出版，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的工作终于在陈独秀问题上取得了决定性的突破，被颠倒的历史又颠倒过来：一，说陈独秀拿日本人津贴当汉奸，完全是原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正副团长王明康生的造谣诽谤，与斯大林将十月革命的元老托洛茨基等人诬为外国间谍暗杀匪帮如出一辙；实际上，陈独秀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坚决拥护者。二，陈独秀在大革命失败后曾一度转向托派并组织党内反对派，主要是因为他与托洛茨基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反对斯大林的意见共鸣，托、陈的主张虽有错误，但属于革命阵营内的分歧，陈与托也有分歧，但都决不是反革命；前苏联的托派冤案已经公开正式完全平反。三，1924－1927年大革命中的右倾机会主义以至投降主义路线来源于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主要责任者是斯大林，主要执行者是他们派往中国的代表，都不是陈独秀，而且陈还进行过抗争和抵制，陈的错误是抵制无效后服从国际纪律作为执行者的错误 。

        真相大白之后，陈独秀终于恢复了他本来的历史地位，近代史学界已经公认：他是中国近代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启蒙运动的领袖，杰出的民主主义者、爱国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自觉继承鲁迅传统的中共党内老一辈杂文家、原人民出版社总编辑曾彦修撰文给陈独秀重新“定位”：“我以为，陈独秀不仅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稀有伟人之一，也是三千年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大伟人之一。”“他是全中国各民族历史上高揭反对封建主义的纲纪伦常、人生哲学之旗的第一个最彻底的革命思想家，是最早而又最坚决要求彻底改变我们民族不幸的、落后的命运，改造我们民族灵魂的伟大的战斗的思想家。他是‘德先生’‘赛先生’两个名词（民主与科学）的提出者，是一心要使中国现代化的先知。”^[3]这些评价也已逐渐成为学术界的共识。虽然还存在某些方面的阻力，但陈独秀研究正一步一步艰难地从“险学”走向“显学”。

        当然还需要继续冲破阻力。与此同时，我们应该从陈独秀的历史遗产中继承珍贵的思想文化财富，也吸取重要的经验教训。在辩诬的任务完成之后，最迫切的需要不是脱离现实的所谓“纯学术”、“纯历史”研究，而是宣传和弘扬陈独秀的伟大精神，——许多研究者称之为“独秀精神”。

        我以为，构成独秀精神的内涵有两个基本方面，一是永远寻求真理努力实践的精神，一是永远执着于民主和科学的精神。它们互相联系相辅相成，超越了一般的概念，具有陈独秀的特质。兹分述如下：

        永远寻求真理努力实践的精神。陈独秀生活在民族灾难深重和革命风云激荡的年代，他从青年到老年，始终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和革命者， 不倦地寻求着救国救民的真理，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从反帝反清的民族主义，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他的思想与时俱进，总是引领着时代潮流前进的方向，不但保持着先进性，而且具有超前性。陈独秀对真理的求索有三个显著的特点，这些特点又都表现出一以贯之的实践品格。首先，他是以社会历史的实践作为衡量某种思想理论的价值标准，从而决定自己的态度。对孔子儒家学说的批判和否定，是基于它对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作用，对国民个性的压迫和对社会进步的阻滞。他向发达的西方寻求真理，采取如同鲁迅所提倡的“拿来主义”，把眼光投向先进的法国、美国和十月革命时期的俄国，选择和输入那些已经或正在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社会科学理论，作为改造旧中国的思想武器。其次，一旦他认定和掌握了某种真理，他便勇敢地积极地付诸实践，掀起了或参与了中国近代史上一次次巨大的变革。辛亥革命时期他就是安徽的革命领导者之一。1915年他创办《青年杂志》，发动和领导了启蒙主义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中，他亲自撰写《北京市民宣言》，印发传单，并因而被军警逮捕。他总结五四运动特有的精神，五四运动比以前爱国运动不同的地方，就是“直接行动”和“牺牲精神”两点。^[4]130接着他在共产国际帮助下，创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进入新阶段，掀起新高潮。即使革命遭到挫败，个人身处逆境，他仍然通过各种途径发表意见，尽全力实践自己的思想，心口如一，知行一致，奋不顾身，死而后已。第三，他能够根据实践的检验不断地自我反省，勇于坚持真理，也不惮于修正错误，不惜推翻以前的见解去探索新的真理。在探索过程中出现失误本是在所难免的，难能可贵的是他时时保持一种冷静反思的心态，能在实践中发现失误并努力纠正失误。陈独秀的主要失误可分为政治策略和基本理论两类。在政治策略上，他始而屈从共产国际和联共的指示，采取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不平等合作方式进行国民革命，失败后又转向托洛茨基，建立托派小组织，并主张以“国民会议”取代武装斗争。在基本理论上，他一度把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政治对立起来，低估了民主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长远地位和作用。这些错误不可谓不大，但都是他自己发现的，最早提出改正的，并且经过反思达到了理论的自觉，实现了认识的飞跃。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反思和飞跃是在监狱里进行的，陈独秀践履了自己在“五四”时发表的一段名言：“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4]21陈独秀正是凭着他持之以恒的无所畏惧的探索精神和实践精神，为中华文明走向现代化作出了最有生命和价值的开创性的贡献。

         永远执着于民主和科学的精神。民主和科学是陈独秀从西方拿来的真理，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的启蒙运动，他义无反顾地回答守旧派对《新青年》的攻击：“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5]442-443陈独秀认为民主与科学紧密相连不可或缺，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两大动力：“没有民主，就没有进步，也没有革命，没有科学就不能生存，就要亡国，有民主才能有科学，有科学才能保民主，二者缺一不可，少一点也是不行的。”^[6]陈独秀的民主精神包括政治思想的民主主义和为人处世的民主意识两个层面。前者是他终身为之奋斗的社会理想，也是他永在探索和实践的革命途径。他的民主思想有一个曲折的发展演变的过程，20世纪初创办《安徽俗话报》到五四时期为第一阶段，建党到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为第二阶段，被解除职务开除党籍到逝世为第三阶段。^[7]他总结了人类追求民主的历史尤其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俄苏和中国革命的事实，经过否定之否定，最后达到新的思想高度，极具现实性和预见性。后者则是他安身立命的伦理思想和行为准则，也是他改造国民性的首要目标，即：独立自主。他把培养独立自主的民主意识视为国人最需要的最根本的伦理道德的觉悟，在《新青年》创刊号“敬告青年”，“谨陈六义”第一义就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5]130与此相类，陈独秀的科学精神也表现在两个层面，即具体的专门的学科层面和基本的普泛的意识层面。前者主要包括政治学、文化学、伦理学、文字学、音韵学等，他都有深入的独到的研究。后者指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和实事求是的方法论，贯穿于他的全部思想和行为，使他在探求真理的道路上保持着理性的批判态度，既不迷信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儒家道家等传统经典，也不迷信形形色色的洋权威洋教条，包括共产国际和列宁、斯大林、托洛茨基，他是彻底的无神论者，如胡适所言“终身的反对派”。他说：“我向来有两种信念：一是相信进化无穷期，古往今来只有在一时代是补偏救弊的贤哲，时间上没有‘万世师表’的圣人，也没有‘推诸万世而皆准’的制度；一是相信在复杂的人类社会，只有一方面的真理，对于社会各有一种救济的学说，空间上没有包医百病的良方。”“这本是我个人的一种愚见，是由种种事实上所得一种归纳的论断，并且想用这种论断演绎到评判各种学说，研究各种问题的态度上去。”^[4]106这种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与独立自主的民主意识互为因果，奠定了陈独秀一生特立独行的最坚实的思想基础。

       上述精神能被研究者称为“独秀精神”，也是陈独秀最伟大之处，在于这些精神已经化为他的人格操守，他真正做到了为全中国乃至全人类的解放奋斗终身，真正做到了“贫贱不能移，宝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先忧后乐舍生取义的古仁人志士之风和献身真理启蒙民众的现代思想家革命家的品格近乎完美地统一在他身上，使他极富人格魅力。最难得的是他始终不渝，做到了两个“永远”（即上文所述“永远寻求真理努力实践”，“永远执着于民主和科学”），尤其在晚年面对极端困难复杂的环境，他的高风亮节更是发挥到了极致。他在狱中题写的一副对联：“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就是独秀精神的生动写照。他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最优秀的楷模。由陈独秀领导创建中国共产党，是历史最正确的选择，也是历史的必然，这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光荣，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今天宣传和学习独秀精神，对于改造和提高中国人的文明素质，培育真正现代的中国知识阶级，从根本上推进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郁达夫在《怀鲁迅》一文中这样感叹：“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因鲁迅的一死，使人们自觉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为，也因鲁迅之一死，使人家看出了中国还是奴隶性很浓厚的半绝望的国家。”^[8]这段话移用于陈独秀之死和国人对他的态度，实在是再恰当不过了。陈独秀当然不是完人，但无疑是我们民族少有的伟人。陈独秀的沉冤昭雪，独秀精神薪尽火传，再一次证明中国大有希望。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谨以此文学习和弘扬伟大的独秀精神，纪念这位历史伟人。

参考文献：

[1]毛泽东．“七大”工作方针[N]．人民日报，1981-7-17.
[2]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毛泽东选集(3)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905-906．
[3]严秀．我看陈独秀[N]．文汇读书周报，1999-5-8.
[4]陈独秀著作选（2）[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5]陈独秀著作选（1）[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6]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G]//文史资料选辑(71)．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61-64.

[7]王福湘.陈独秀的民主三部曲[J].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2，（1）：49-55.
[8]郁达夫.怀鲁迅[J].文学，193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