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前驱者”与“精神界之战士”（之一） ——陈独秀与鲁迅比较观 ... ...

2007-9-13 16:27| 发布者: 王福湘| 查看:10644| 评论: 0|原作者: 王福湘|来自: 王福湘

摘要: 人类历史发展到20世纪上半叶，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在内忧外患、风雨苍黄之中，产生了一代以救国救民为己任、引导中国现代化的新型知识分子。他们由于理论信仰和政治立场的分歧，曾经形成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两军对垒 ...

人类历史发展到20世纪上半叶，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在内忧外患、风雨苍黄之中，产生了一代以救国救民为己任、引导中国现代化的新型知识分子。他们由于理论信仰和政治立场的分歧，曾经形成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两军对垒的可悲格局，终于两败俱伤，出师未捷身先死，其领军人物陈独秀和胡适都是失败的英雄。逝者如斯，现在已进入21世纪，学术潮流也与世浮沉，自由主义的呼声颇有压倒共产主义之势。有人说，20世纪是鲁迅的世纪，21世纪是胡适的世纪。这后一句预言还有待时间验证，前一句断言其实并不太准确。就20 世纪上半叶来说，对中国社会思潮和历史进程的实际影响之大，先后转向共产主义的陈独秀和鲁迅的确都要超过始终坚持自由主义的胡适，而陈比鲁犹有过之，其结局虽都是悲剧，但陈独秀命运的悲剧性则显然无人可比。目前学界对后来分属不同阵营的鲁胡的比较研究比较深入，而对基本属于同一阵营的鲁陈的比较研究却很不相称。我以为，鲁陈比较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决不亚于鲁胡的比较。这就是本文写作的缘起。

关于陈鲁二人在中国现代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人们熟知的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鲁迅的评价，他称鲁迅是五四以后产生的共产主义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1】却很少有人知道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肯定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2】似乎两者的关系，一个是“旗手”和“主将”，一个是“总司令”，但这里存在时间差，一个是“五四以后”，一个只是“五四运动时期”，既不共时也非全体的比较。若顾及全人和所处的整个时代，那么，也许还是借用鲁迅自己的话较为确切，即：陈独秀一生都是“革命的前驱者”，^【^3】而鲁迅一生都是“精神界之战士”。^【⁴^】他们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总的说来大同小异，终极关怀与目标同，具体行为与方法异。他们都是近代中华民族的先知先觉和先驱，伟大的爱国者、革命者和启蒙思想家，在新文化运动中紧密合作，结下了战斗的友谊，相互间有了深刻的了解，此后虽一度分道扬镳，终于殊途而近乎同归。他们都毕生致力于变革社会和民族解放的斗争，但陈独秀同时注重从制度上探索中国和人类的未来，鲁迅则更多地从精神上批判民族的历史和现实，陈独秀勇敢地进行政治革命的直接行动，鲁迅则坚韧地在思想革命中创造实绩。比较而言，鲁迅受传统文化尤其是伦理道德的浸染稍深，陈独秀文化心理的反传统和西化则尤为彻底，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和苏俄影响方面更有早晚之分深浅之别，但都表现出崇高的人格和独立自由的精神。他们同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最光辉的旗帜，最优秀的楷模，共同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一 陈鲁接受维新思想的比较

陈独秀生于1879年10月，鲁迅生于1881年9月，他们是同一代人。但这年龄上的两岁之差，在那个时势急剧动荡的清朝末年，就可能成为影响人的命运的一个先天因素，加上出生的地方和家庭及社会关系等诸种环境因素的综合作用，虽然都是时代的先驱，但鲁迅比陈独秀却要“慢半拍”。不过这个“慢半拍”只是就起步而言，至于鲁迅在一生中多个重要的转折时期似乎都比陈独秀“慢半拍”，当然还有别的主观和客观的复杂原因，本文后面也将会有所涉及。

陈独秀在1896年17岁以院试第一名考中秀才，次年赴宁乡试期间结识维新志士汪希颜，回皖后与汪希颜胞弟汪孟邹等新派人物密切交往，是年冬即私人刻印散发《扬子江形势论略》一文，根据《时务报》上所载德国人的考察报告及历史材料，提出加强长江防务的具体方案，表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爱国情怀和英雄气概，文末写道：

近时敌鼾卧榻，谋堕神州，俄营蒙满，法伺黔滇，德人染指青齐，日本觊觎闽越，英据香澳，且急急欲垄断长江，以通川藏印度之道路，管辖东南七省之利权，万一不测，则工商裹足，漕运税饷在在艰难，上而天府之运输，下而小民之生计，何以措之。时事日非，不堪设想，爰采旧闻旅话暨白人所论，管蠡所及，集成一篇，略述沿江形势，举办诸端，是引领于我国政府也。勉付梨枣，愿质诸海内同志，共抱杞忧者。^【⁵^】

这是现存陈独秀的第一篇文章，也是他积极参与政治谋求保国战略的第一步行动。鲁迅在1898年底从南京回会稽，和周作人一起参加了一次县试，也是17岁，兄弟俩都没考上，以后鲁迅即没有再考。本年他刚到南京进水师学堂后，给周作人寄回了他写的《戛剑生杂记》，第一则就抒发了独走异地的伤感和浓重的怀乡之情：

行人于斜日将堕之时，暝色逼人，四顾满目非故乡之人，细聆满耳皆异乡之语，一念及家乡万里，老亲弱弟必时时相语，谓今当至某处矣，此时真觉柔肠欲断，涕不可抑。故予有句云：日暮客愁集，烟深人语喧。皆所身历，非托诸空言也。^【6^】

这是《鲁迅全集》中最早的文章，保存在周作人的日记里。直到1901年秋周作人也去南京读书之前，鲁迅写给他的诗文都未脱离这种愁苦情调。1900年初的《别诸弟三首》第一首云：“谋生无奈日奔驰，有弟偏教各别离。最是令人凄绝处，孤檠长夜雨来时。”最后鼓励弟弟好好读书写文章：“我有一言应记取，文章得失不由天。”^【⁷^】1901年初夏历除夕，鲁迅还写了一篇《祭书神文》，结尾是：“他年芹茂而樨香兮，购异籍以相酬。”^【⁸^】此文也由周作人录入日记，看来主要是祈祷书神保佑他来年秋闱中式。而此时陈独秀的思想和行动，都已远远走在鲁迅前面，陈已是安徽著名的维新人士，鲁只是绍兴周氏一房的长兄。有意思的是，鲁迅到日本留学不久，即用他在南京矿路学堂所学的知识，写过一篇《中国地质略论》，概述中国大陆的地质构造及煤炭资源的分布情况，表达了爱国反侵略的热烈情感，和陈独秀的《扬子江形势论略》有异曲同工之妙。热爱祖国保卫祖国，是他们接受维新思想的共同的感情和人格基础。

鲁迅和陈独秀都是在19世纪末，从读梁启超主笔的《时务报》开始，接受西方近代文化和变法图存的维新派思想，陈比鲁大约早四年。1897年陈独秀随大哥到南京参加乡试，目睹那班考生的怪现状，“联想到这班动物得了志，国家和人民要如何遭殃；因此又联想到所谓抡才大典，简直是隔几年把这班猴子、狗熊搬出来开一次动物展览会；因此又联想到国家一切制度，恐怕都有如此这般的毛病；因此最后感觉到梁启超那班人们在《时务报》上说的话是有些道理呀！这便是我由选学妖孽转变到康、梁派之最大动机。一两个钟头的冥想，决定了我个人往后十几年的行动。”^【⁹^】当时安庆设有《时务报》代销处，陈独秀自得风气之先。鲁迅在1899年考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路学堂，开始学习自然科学知识，“第二年的总办是一个新党，他坐在马车上的时候大抵看着《时务报》”，“看新书的风气便流行起来，我也知道了中国有一部书叫《天演论》。星期日跑到城南去买了来，白纸石印的一厚本，价五百文正。”《天演论》的石印本1901年出版，也就是说，鲁迅是在到南京两年多之后读到它的。“学堂里又设立了一个阅报处，《时务报》不待言，还有《译学汇编》”。^【¹⁰^】正是这些新书报传播的知识使鲁迅也成为一名“新党”，并决心走赴日留学的新路。此后一段时间，陈鲁二人继续从梁启超创办的《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吸取新思想，同时大量阅读外文书刊和中文译述，了解时事，认识世界，深入思考中国的问题，主动投身时代潮流，并且从改良派转向革命派。他们从梁启超出发，以后超越了梁启超。但这个起点是如此之高，本身如此博大，对他们的影响如此深远，因此谈论陈鲁必从梁启超始，1873年2月出生的梁氏乃是他们先进思想的启蒙者，由此可见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代际传承的血缘关系。陈独秀办《新青年》时还坦然承认：“吾辈少时，读八股，讲旧学，每疾视士大夫习欧文谈新学者，以为皆洋奴，名教所不容也；前读康先生及其徒梁任公之文章，始恍然于域外之政教学术，粲然可观，茅塞顿开，觉昨非而今是。吾辈今日得稍有世界知识，其源泉乃康、梁二先生之赐。是二先生维新觉世之功，吾国近代文明史所应大书特书者矣。”又说：“厥后任公先生且学且教，贡献于国人者不少，而康先生则无闻焉。”^【¹¹^】具体缕述陈鲁所受梁氏之教和超越梁氏之处，不是本文的任务。概而言之，私塾出身而后学贯中西的陈独秀和鲁迅，在上两个世纪之交先后接受了严复和康梁尤其是梁启超的变法维新独立自强的改革思想，于是拿来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西方进化论和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思想文化，禀承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和“经世致用”的儒家传统文化精神，由此起步，都成为伟大的爱国者和坚决的革命者。但由于家庭、环境和个人经历的不同，他们的爱国感情和革命精神就具有不同的个性特征，在思想和行为方式上都表现出明显的同与异，而且在后来的动荡岁月中又都有各自的坚守、改变和发展。

二 陈鲁革命活动的个性特点的比较

陈独秀在1898年即有反清活动，为逃避警察追捕，去了在东北做官的继父陈衍庶处。目睹俄国侵略军奸淫烧杀的暴行，深受刺激。1901年到日本留学，参加留学生组织的“励志会”，后因政见不同而退出，思想趋向激进。1902年3月回国后，与同乡进步青年潘赞化、柏文蔚等在安庆藏书楼“组织励志学社，传播新知，牖启民智，宣传爱国，鼓吹革命”。9月被清政府通缉，“再次赴日，进成城学校陆军科”。冬，与友人“另行发起组织，仿意大利独立前马志尼创立的革命团体‘少年意大利’取名‘青年会’。”该会“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乃“日本留学界中革命团体之最早者”。1903年三四月间，陈独秀因反对清政府对留日学生的控制，约同张继、邹容等将学监姚煜“割发代首”，被日政府强行遣送回国后，即参加了安徽的“拒俄运动”,并与潘氏兄弟等同志筹组“安徽爱国会”，5月爱国社成立，6月遭清政府查办，陈独秀逃亡上海，8月与章士钊等创办《国民日日报》，宣传排满革命，至12月停刊。1904年初，陈独秀到芜湖，住在汪孟邹经营的科学图书社，创办《安徽俗话报》，进行思想启蒙，一时驰名全国。^【¹²^】这年秋天，他还到上海参加秘密革命组织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1905年初，他又与柏文蔚等发起组织“岳王会”，任总会会长，后形成较大势力，直到1907年春再度遭清政府缉拿，离皖赴日。从以上的叙述已可看到一位大无畏的青年革命家形象，且显示出以下特点：一、文武双修，直接行动，满怀雄心壮志，提倡尚武精神。陈独秀是个文人，知识广博，文章写得又好又快，但又十分注重军事政治，从《扬子江形势论略》到留学日本学习陆军，不仅有言，而且有行。以他为首起草的安徽爱国社章程开宗明义就宣布其宗旨：“本社因外患日亟，结合士群为一团体，发爱国之思想，振尚武之精神，使人人能执干戈卫社稷，以为恢复国权基础。”^【¹³^】二、组织团体，创办报刊，宣传和发动群众，保持着昂奋的政治热情。陈独秀是个实干家，他不辞劳苦，不怕牺牲，只要有需要和可能，他就不顾一切拼命干。或“一肩行李，一把雨伞，足迹遍江淮南北，到处去物色革命同志，以为推翻满清，建立民国的准备”；^【¹⁴^】或寄居斗室之中，除主编撰稿外，还一人负责刊物的排版、校对、分发等全部工作，虽与虱子臭虫为伴，也不觉得。三、特立独行，不保守，不盲从，敢为天下先，具有领袖的气质和才能。陈独秀总是站在时代思想和政治潮流的最前列，勇于和善于接纳新思想新事物，凡事都有主见，坚持原则，与人结交能合则合，不能合则分，无论组社团还是办报刊，都表现出极强的独立性和号召力，靠自己的人格魅力和工作能力，在朋友和同志中赢得极高的声望。这些特点贯穿了他的一生，主观上至死都没有丝毫改变，客观上则因条件限制而未能贯彻到底。以后的办《新青年》，建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五卅”运动、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统一中国托派组织，直至晚年的论文书信，无不是这些特点的充分体现。陈独秀工诗善对，常以此抒情言志。1903年，他为科学图书社写的对联，“推倒一时豪杰，扩拓万古心胸”，他刊登在《国民日日报》上的两首诗，《哭汪希颜》，《题西乡南洲游猎图》，诗中“英雄第一伤心事，不赴沙场为国亡”，“说起联邦新制度，又将遗恨到君身”，“直尺不遗身后恨，枉寻徒屈自由身”，“男子立身惟一剑，不知事败与功成”，都是青年陈独秀自身以至整个一生的写照。^【¹⁵^】

鲁迅的旧体诗无疑可与陈独秀媲美。他恰恰也是在1903年，在东京弘文学院的江南班中第一个剪掉标志奴隶身份的辫子，写下了那首脍炙人口的《自题小像》，赠给同窗好友后成为终生挚友的许寿裳：“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¹⁶^】宣告自己将热血和生命献给拯救国家民族的伟大事业的决心。他于1902年到日本，急于寻求新知识，“除学习日文，准备进专门的学校之外，就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¹⁷^】他课余喜读哲学和文艺书，还把自己读过的新书报托人带回国内供弟弟阅读，使兄弟们一同前进。这时鲁迅的思想已迅速追赶并逐渐超越一般从事反清革命活动的人士，他思考得最多的是人性和国民性的问题，常与许寿裳讨论：“一、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¹⁸^】改造国民性从此成为他毕生孜孜不懈的奋斗目标。这里有美国传教士斯密斯的《中国人气质》一书和当时日本报刊及梁启超“新民说”的影响，但同样重要的是由于个人生活的经验和感受。和陈独秀一样，青年鲁迅也曾很有尚武精神，早在南京读书时就自号“戛剑生”，向往戎马生涯。1903年应许寿裳之约为浙江同乡会刊物《浙江潮》写稿，第一篇就是提倡尚武精神和为国捐躯的《斯巴达之魂》。但他选择的专业却是学医，1904年进了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因为他从书上“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¹⁹^】据许寿裳说，鲁迅学医的动机，“除此以外，还对于一种具体的事实起了弘愿，也可以说是一种痴想，就是：救济中国女子的小脚，要想解放那些所谓‘三寸金莲’，使恢复到天足模样。”^【²⁰^】对裹脚的痛恨也来自生活的感受。总之，个人的生命体验在他的人生选择中起了重要作用。1906年，鲁迅弃医从文，因为从课堂放映的画片上看到日俄战争中中国人被杀者和旁观者的麻木神情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²¹^】看幻灯片所受的刺激只是一根导火线，不可能是决定鲁迅终生事业的唯一原因。根本的原因有三：其一，已经形成的改造国民性思想。“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途路中看见的“世人的真面目”，即在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中展示的国民的劣根性，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是鲁迅改革思想的经验基础。其二，过高估计文艺“转移性情改造社会”^【²²^】的功能。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极言“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²³^】对鲁迅必有很大的影响。其三，爱好文艺尤其是小说和图画的兴趣。这兴趣从小由尽读家中藏书培养起来，进而搜求、借阅、购买，甚至养成抄书描影的习惯，从古旧小说，到林译小说，到外国小说，鲁迅对小说的兴趣始终不衰。这三点既是鲁迅弃医从文的动机，也是他思想行为的个性特征的成因，此后对文艺功能的认识有所改变却无大变。当时他联络许寿裳等筹办《新生》杂志未成，就在《河南》月刊发表一系列长篇论文，又与周作人合译出版《域外小说集》，虽没有什么反响，但正如许寿裳所说，“鲁迅实在是介绍和翻译欧洲新文艺的第一个人。”^【²⁴^】他在东京也参加了反清的秘密革命团体“光复会”，但没有做多少实际工作。他敬佩为武装起义而壮烈牺牲的秋瑾等烈士，但自己则坚守在自己选择的文艺阵地上，进行精神界的斗争。

三 陈鲁革命精神、自由思想和爱国主义的比较

如上所述，陈鲁二人在20世纪初以维新派思想为起点，带着各自的个性特点，先后走上为民族解放和社会变革而斗争的共同道路。他们在以后的年代里思想都有新的发展，为中国历史进步做出了不同的贡献。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有一些基本的相同点。

首先是自觉的救国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牺牲精神。1916年，陈独秀在答复《新青年》读者对他有“悲观主义”的误解时说：“仆误陷悲观罪戾者，非妄求速效，实以欧美之文明进化一日千里，吾人已处于望尘莫及之地位。然多数国人犹在梦中，而自以为是，不知吾之道德、政治、工艺，甚至于日用品……无一不在劣败淘汰之数。虽有极少数开明之士，其何救于灭亡之运命。迫在目前，盖若烈火焚居，及于眉睫矣。急不择语，咎又奚辞，惟既生斯土，聊尽我心。一息尚存，寸心不懈。此可告于爱我责我之良友者也。”^【²⁵^】1933年在国民党的法庭上，他庄严宣告：“共产党是代表无产阶级及一切被剥削被压迫人民的政党，它的成功，是要靠多数人民之拥护，而不尚少数的英雄主义，更非阴谋分子的集团。予前之所行所为，即此物此志，现在及将来之所思所作，亦此物此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息尚存，予不忍眼见全国人民辗转悲号于外国帝国主义及本国专制者两重枪尖之下，而不为之挺身奋斗也。”^【²⁶^】陈独秀说到做到，的确是为之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鲁迅也是如此。从参加新文化运动以后，不管多么寂寞孤独，遭到明枪暗箭的攻击，面对多大的压力和危险，他都坚持在自己的战斗岗位上，决不退缩和屈服。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统治下，他将生命置之度外，对关心他安全的外国友人坚决表示：“只要我还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²⁷^】他谆谆勉励苦难中的革命青年：“人生现在实在苦痛，但我们总要战取光明，即使自己遇不到，也可以留给后来的。我们这样的活下去罢。”^【²⁸^】他活着，就是为了战斗。他的日本学生增田涉回忆道：“他由衷地爱着中国和中国人。所以任何时候都思念着中国和中国人的将来。而对于将来，他流露出有些悲观的看法。因此尽管特别怜爱现实的中国和中国人，却不得不挥动叱咤的鞭子。”一位日本歌人问他，那么你讨厌出生在中国吗？“他回答说，不，我认为比起任何国家来，还是生在中国好。那时我看见他的眼里湿润着。”^【²⁹^】晚年在重病缠身的日子里，他谢绝了出国治疗休养的邀请，不肯离开中国，离开上海，因为这里是中国文化界的中心，思想斗争的前线，他要留在这里战斗，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陈鲁二人的牺牲精神也是同中有异，显示出各自的思想性格和行为特征。陈一生五入监牢，几遭枪决，然而从容不迫，置生死于度外。鲁则主张打“壕堑战”，反对赤膊上阵，要逼到没有法子时就短兵相接。他们战法不同，但都是不怕死的英雄。

其次是对个人与团体关系的认识与处理原则。这里的团体专指政治团体党派，不包括文学或文化社团。陈鲁二人在一生中都多次参加和发起革命的政治团体，担任过团体的领导人。他们都深知革命必须依靠团体的力量，而个人和团体之间又必然产生矛盾，都曾努力在遵守团体纪律维护团体利益的同时保持个人的自由和独立，但都以个人与团体决裂的悲剧而告终。鲁迅参加过光复会、中国革命互济会、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列名发起过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虽没有参加过任何正式的政党，但光复会和左联都带有半政党或准政党的性质。他与光复会领袖陶成章关系密切，在东京寓中还替陶收藏过部分秘密文件，^【³⁰^】甚至接受过上级布置的暗杀任务，但在准备去执行命令时，却向上级提出疑问：“如果自己死了，剩下母亲怎样生活呢？”结果没有让他去。^【³¹^】后来他对许广平说，他不能够做革命者，更不能够做革命的领导人，因为“凡做领导的人，一须勇猛，而我看事情太仔细，一仔细，即多疑虑，不易勇往直前，二须不惜用牺牲，而我最不愿使别人做牺牲（这其实还是革命以前的种种事情的刺激的结果），也就不能有大局面。”^【³²^】这实际上包含了他对政党的独立性，他有自己的思想，不愿意盲目服从。1925年，许广平就是否加入团体（指当时革命的国民党）征询他的意见，他的回答是：“这种团体，一定有范围，尚服从公决的。所以只要自己决定，如要思想自由，特立独行，便不相宜。如能牺牲若干自己的意见，就可以。”^【³³^】明知不相宜，30年代鲁迅还是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并担任了名义上的领袖，从此陷入矛盾的漩涡，直至左联奉命解散，鲁迅重获自由，他拒绝参加周扬们新组织的作家协会，并断然宣布“旧公事全部从此结束了”，^【³⁴^】不再和他们发生关系。总之，十分珍惜个人自由的鲁迅对团体一直抱若即若离的态度，即在团体中也有一种深刻的孤独感。

与鲁迅相比，陈独秀一生对团体更主动更执着更热情，而最后的决裂也更彻底。他参加过励志会、亚洲和亲会，发起组织过励志学社、青年会、安徽爱国会、岳王会，当然最重要的是创建了中国共产党，被开除后又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即托派）。他和鲁迅一样清楚团体之弊，民国成立后曾明确提出：“团体之成立，乃以维持及发达个体之权利已耳。个体之权利不存在，则团体遂无存在之必要。必欲存之，是曰盲动。”^【³⁵^】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他对于组织政党并不热中，且有非难，号召新青年“从事国民运动，勿囿于党派运动”。他承认“人生而私，不能无党；政治运用，党尤尚焉”，但又认为“政党政治，不适用于今日之中国”，“凡一党一派人之所主张，而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运动，其事每不易成就，即成就矣，而亦无与于国民根本之进步”。^【³⁶^】他根据欧美情况论述了政党与宪政的关系：“宪政实施有二要素：一曰庶政公猪舆论，一曰人民尊重自由。否则虽由优秀政党掌握政权，号称政党政治则可，号称立宪政治则犹未可。以其与多数国民无交涉也。”^【³⁷^】针对当时中国政党四分五裂的现状，他指出“当抛弃以一党势力统一国家的思想”。^【³⁸^】五四运动后不久，他以《新青年》杂志社名义发表宣言：“我们主张的是民众运动社会改造，和过去及现在各派政党，绝对断绝关系。”对于政党，“我们也承认他是运用政治应有的方法；但对于一切拥护少数人私利或一阶级利益，眼中没有全社会幸福的政党，永远不忍加入。”^【³⁹^】陈独秀是以政党是否代表多数人利益的尺度来决定个人与政党的关系的。所以，他在1920年接受共产国际代表意见，毅然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公开宣布，要想解救奴隶境遇中的中国同胞，非“跟着俄国的共产党”走革命的道路不可。^【⁴⁰^】他大声疾呼“改造政党！”^【⁴¹^】把苏俄作为革命的理想。中国共产党加入了苏共指挥下的共产国际，他和其他中共党员按苏共指示加入了中国国民党，但他同时希望保持中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和个人的独立自由。然而，在实际运作过程中，他发现二者不可得兼。他曾坚决主张不能要共产国际的钱，“他说拿人家钱就要跟人家走，我们一定要独立自主地干，不能受制于人”。^【⁴²^】但在西方帝国主义压迫下，他不得不接受共产国际即苏俄的资助，遵守国际的纪律，服从国际和苏俄的指导，结果是被在斯大林支持下夺取了政权的国民党清党，第一次大革命惨遭失败，他本人则因为坚持己见不愿屈从而被开除出党。后来陈独秀按托洛茨基的意见建立了统一的中国托派组织，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却又因为不同意托派多数成员的错误主张而被开除出托派。在他的晚年，终于彻底断绝了与所有党派团体的关系，完全恢复了独立自由。与陈独秀选择孤立的结局不同，鲁迅在其生命的最后阶段虽然宣布与周扬们的团体和组织断交，但决不意味着与周扬们所属的整个中共党组织断交，相反，他更紧密地靠拢中国共产党，自愿成为党所领导的革命队伍中一名拿笔的士兵，并且以此为荣。其实，陈独秀至死也仍然关心和注视着他亲手缔造的中国共产党，他只是反对斯大林的路线，而斯大林的走狗王明康生则造谣诬蔑他是拿日本津贴的汉奸，亟欲置他于死地。所以，对于鲁迅和陈独秀来说，孤独同为被迫的无可奈何的选择。

再次，陈独秀和鲁迅都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的爱国者，其爱国思想与人类进化论和世界主义相联系，持一种以人为本的理性的国家观。陈独秀早在20世纪初办《安徽俗话报》时，就阐述了以土地、人民和主权三者为基本要素的现代国家思想。1914年，他在《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中对各种名同而实不同的所谓“爱国心”作了辨析，提倡国人要有自觉心：“爱国心，情之属也。自觉心，智之属也。爱国者何？爱其为保障吾人权利谋益吾人幸福之团体也。自觉者何？觉其国家之目的与情势也。是故不知国家之目的而爱之则罔，不知国家之情势而爱之则殆，罔与殆，其弊一也。”“盖保民之国家，爱之宜也；残民之国家，爱之也何居。”“残民之祸，恶国家甚于无国家。”“国家国家，尔行尔法，吾人诚无之不为忧，有之不为喜。吾人非咒尔亡，实不禁以此自觉也。”^【⁴³^】在袁世凯倒行逆施国政剧变人民生机断绝的日子，他甚至设想亡国之后的情景，“急欲习世界语，为后日谋生之计”。^【⁴⁴^】1916年，他进一步把爱国和国民性的改造联系在一起，认为为国捐躯的爱国行为诚然可歌可泣，但只是一时的，乃治标而非治本，“持续的治本的爱国主义者”必须自觉提高民德民力，改善国民的性质与行为，培养勤、俭、廉、洁、诚、信的高尚人格。^【⁴⁵^】在五四运动高潮中，他更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指出：“感情和理性，都是人类心灵重要的部分，而且有时两相冲突。爱国大部分是感情的产物，理性不过占一小部分，有时竟全然不合乎理性（德国和日本的军人，就是如此）。”“若不加以理性的讨论，社会上盲从欢呼的爱国，做官的用强力禁止我们爱国，或是下命令劝我们爱国，都不能做我们始终坚持有信仰的行为之动机。”他充分肯定受压迫的中国人应有发达的民族自爱心，而应否爱国的问题要视国家的性质而定，他的回答是：“我们爱的是人民拿出爱国心抵抗被人压迫的国家，不是政府利用人民爱国心压迫别人的国家。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⁴⁶^】在抗日战争中，陈独秀继续宣传和躬行这种永远充满激情而又高度理性的爱国主义，终其一生，他都是伟大的具有世界主义终极关怀的爱国者。

鲁迅没有专门写过谈国家观的文章，但在他的作品和书信中，民族之国和政府之国是分得清清楚楚的，他所热爱的要拯救的是中华民族的祖国，所憎恶的要反对的是统治中国的政权。在国运危殆之日，他也谈到亡国的前景，但进化论的思想使他比陈独秀显得更加理性因而更加达观。五四时期他在给许寿裳的信中说明了自己对国家问题的长远思考：“历观国内无一佳象，而仆则思想颇变迁，毫不悲观。盖国之观念，其愚亦与省界相类。若以人类为着眼点，则中国若改良，固足为人类进步之验（以如此国而尚能改良故）；若其灭亡，亦是人类向上之验，缘如此国人竟不能生存，正是人类进步之故也。大约将来人道主义终当胜利，中国虽不改进，欲为奴隶，而他人更不欲用奴隶；则虽渴想请安，亦是不得主顾，止能侘傺而死。如是数代，则请安磕头之瘾渐淡，终必难免于进步矣。此仆之所为乐也。”^【⁴⁷^】又在《新青年》的“随感录”中含蓄地公开表白这一思想：“想到人类的灭亡是一件大寂寞大悲哀的事；然而若干人们的灭亡，却并非寂寞悲哀的事。”“人类总不会寂寞，因为生命是进步的，是乐天的。”“一个人死了，在死者自身和他的眷属是悲惨的事，但在一村一镇的人看起来不算什么；就是一省一国一种……”^【⁴⁸^】省略号的意思是不言而喻的。他警告中国人，要保存我们自己，就必须弃旧图新，守旧派“保存国粹”的结果将是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想在现今的世界上，协同生长，挣一地位，即须有相当的进步的智识，道德，品格，思想，才能够站得住脚：这事极须劳力费心。而‘国粹’多的国民，尤为劳力费心，因为他的‘粹’太多。粹太多，便太特别。太特别，便难与种种人协同生长，挣得地位。”“于是乎中国人失了世界，却暂时仍要在这世界上住！——这便是我的大恐惧。”^【⁴⁹^】这和陈独秀爱国就要改革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在鲁迅笔下，民族（中国人、国民）和国家显然具有不同的含义。和陈独秀一样，他也严格区别“国家”一词所指的不同对象，爱憎分明。在《“友邦惊诧”论》中，“党国”和“国”决不混同，“友邦人士”是“国民党政府”的，是党国的，不是中国的。^【⁵⁰^】他之所以不满于周扬们提出的“国防文学”口号，认为“它本身含义上有缺陷”，而和冯雪峰、胡风一起另提“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⁵¹^】我以为原因之一就是“国防”的“国”意义不明了，容易被理解为国民党政权即“党国”的“国”。当然，对这个问题分析得最透彻最精彩的无疑还是陈独秀在国民党法庭上宣读的《辩诉状》和《上诉状》，其浩然正气、爱国感情、革命精神，与无可辩驳的理论、事实和逻辑力量融为一体，至今读之，仍句句作金石之声，可惜无能摘引，又限于篇幅，只好割爱。

四 陈鲁身份定位的比较和“以暴易暴”问题

比较陈独秀和鲁迅的全部人生，其思想行为在当时社会所产生的实际作用和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地位与影响，既不能画等号，也不宜简单地抑扬褒贬。他们的出身、环境、个性和成长经历不同，对人生道路有不同的选择，形成不同的身份定位。陈独秀对内政外交、经济军事和各种人文与社会科学都注意研究，他的实际活动是政治变革和思想启蒙两种方式并举，强调直接行动而且身体力行，不同时期活动的重心不同，二者随情势变化而交替。如办《安徽俗话报》时以启蒙为主，辛亥革命时以政治为主，办《新青年》时期以启蒙为主，建党和北伐战争时期又以搞政治为主。启蒙为主时兼谈政治，搞政治为主时不忘启蒙。即使在托派时期，在坐牢时期，在抗战时期，不论条件如何艰难，他都一边学一边教，边思索边行动。就活动的范围和影响的大小来说，可谓大起大落，从进步青年景仰的导师，叱咤风云的中共领袖，到国民党的囚犯，共产党的死敌，寄人篱下的孤家寡人，前后确有天壤之别，但从思想上看，总是引领着或代表着先进的时代潮流，不愧是、永远是“革命的前驱者”。慢半拍的鲁迅，则从筹办《新生》杂志失败的经验，看见自己“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⁵²^】他在《摩罗诗力说》中颂扬“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愉悦”的摩罗诗人，^【⁵³^】呼唤中国“精神界之战士”，正是他自己理想的心声。这也是他的自知之明和自我定位。他非常关心政治，但不太愿意或较少直接参与实际的政治活动。他极其痛恨专制政权，但基本上只限于在报刊上写文章加以抨击。他自认“既没有主义要宣传，也不想发起一种什么运动”，^【⁵⁴^】所欲从事和实际从事的主要是对于中国的“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⁵⁵^】在胡适与陈独秀为《新青年》的性质和编辑办法发生分歧的时候，鲁迅采取的是中间态度，怎么办都可以，但更倾向于胡适的“不谈政治”，然而不必重发宣言，“此后只要学术思想艺文的气息浓厚起来——我所知道的几个读者，极希望《新青年》如此，——就好了。”^【⁵⁶^】对左联也是从文艺的角度看得多，从政治的角度看得少，他把自己当成帮助革命文学青年成长的“梯子”，^【⁵⁷^】和党的领导者利用他的影响扩大政治宣传的意图形成大错位，这一点他却至死都不明白。固然后来谥之为“伟大的革命家”，究其实他仍只是“精神界之战士”。

那么，同为现代中国历史伟人的陈独秀和鲁迅有无高下之分呢？我以为硬要做这种区别并无多大意义。在国内国际异常强大的敌人包围中，在传统的阻力和错综复杂的形势下，挽救民族危亡和改造中国社会，是极其伟大而又危险的事业，它需要“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崇高意志，需要多方面配合的共同奋斗，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和牺牲。政治变革（包括政治运动和武装革命）和思想启蒙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相辅相成互补互动的两种主要斗争方式，两者没有高下之分，从事这两种斗争的人也没有高下之分。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根据自己的个性、能力和种种条件，选择适合自己的行为方式，发挥各自的推动社会进步历史发展的作用。这是一种自觉的职业上的社会分工。两者之外，还有其他，如科学研究、经济建设、教育、艺术等等，在社会结构和历史的合力中缺一不可。一个人的能力和作用有大小，但职业和社会分工无高下。用这个观点来看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职业革命家的陈独秀和选择了自由职业的文学家鲁迅，前者的历史作用明显大于后者，但两人所选择的岗位和从事的斗争同样重要，他们都是伟大的革命者。

值得讨论的倒是近年来学界谈得较多的“以暴易暴”的问题。许多论者推崇胡适反对暴力革命主张和平演进的自由主义理念，对鲁迅赞同暴力革命的立场持批评态度，更不消说领导和实行了暴力革命的陈独秀。在他们笔下，暴力革命只不过是以暴易暴而已。我以为这些论者所犯的一个大错误，就是忘记了时代，脱离了国情，忽略了具体的社会历史文化环境。各民族有各民族的传统，各国有各国的国情，是采取暴力革命还是和平演进，不能一概而论，要视革命对象和革命者双方的素质而定，时代大环境当然也是重要的因素。纵观20世纪世界的政治变革，尤其是欧洲政治格局的反复变化，暴力革命并不是唯一的或必经的道路。但是，和平演进即改良的方式，不适用于满清王朝、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的中国。胡适的自由主义前在大陆后在台湾都碰了壁，就证明此路在20世纪中国行不通。中国有自己习惯的运行轨道，非以暴力革命不能推翻其专制政权，这已是不争的历史事实，无须多说。问题在于，暴力革命的结果并不一定是专制的变种的延续。“以暴易暴”，如果把“易”释为“取代”，那当然应该反对以一家专制取代另一家专制即改朝换代式的革命，但如果把“易”释为“改变”，那就无可厚非，究竟如何，需要具体分析。17、18世纪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和美国的独立战争都使用了暴力，结果是取消了原来的王室专政或殖民统治，建立了新型的民主宪政，以暴易暴只是革命中的短暂过程而非革命后的长远结果，所用的“暴”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以暴去暴，虽暴可也。所以，问题的关键是推翻了旧的专制政权以后怎么办，是以新的专制政权代替旧的专制政权呢，还是以民主政权代替专制政权。对这个问题，陈独秀和鲁迅的思想并不完全相同，各自的思想前后也不一致。

陈独秀在五四以后建党以前，尚没有用暴力推翻北洋军阀政府的想法，他主张召开国民大会的任务，“对内我们只要想法子指导政府，不要想法子推倒政府，指导政府不是说空话，是叫他们要明白非遵照人民底公共意见办事不可，是叫他们不敢贪赃枉法卖国殃民。推倒一个政府若是再建一个政府，张王李赵无论谁来组织政府，都是‘鲁卫之政’，指导政府是根本的、永久的办法，若是不能指导政府，徒然推倒政府，不过升官图上改换了几个姓名，于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变化，只添上一些无谓的扰乱罢了。大家如若不信，请看民国底政府比前清怎么样？现在的内阁比以前的内阁怎么样？”^【⁵⁸^】他想防止以暴易暴的政权更迭，但用国民大会来指导军阀政府，当然是陈独秀一厢情愿的空想。接受马列主义开始建党后，他即用刚学来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来批驳自由主义、议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强调“非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来改革社会制度不可”，^【⁵⁹^】要用“劳动阶级底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他说：“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后事如何，就不是我们所应该所能够包办的了。”^【⁶⁰^】看来此时陈独秀对暴力革命的“后事如何”并不了然。等到他了解苏俄革命后的以暴易暴并非他想象的“开明专制”，而是斯大林的独裁专制后，他对这个问题就重新进行了思考。他没有完全否定暴力革命的必要性，但把它推向了遥远的未来。他坚决主张在现实政治活动中提出“国民会议”的口号，开展合法的群众斗争，争取人民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以为将来条件成熟时举行暴动的准备，革命成功后也不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是无产阶级民主制以至全民民主制。这样，陈独秀在最后基本否定了以暴易暴，部分回归了五四又超越了五四。

在这个问题上，陈独秀主要着眼于政治经济法律制度的革命和建设，鲁迅则主要着眼于对专制的批判和国民性的改造。鲁迅认为，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是“吃人”的历史，将人不当人且使人不成其为人的专制主义就是中华文明的悠久传统，儒家所谓乱世和治世不过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⁶¹^】中国从来就没有过孔孟理想的行仁政的“王道”，只有他们羞谈的“霸道”，被他们宣传为王道祖师爷和专家的周朝，伐纣时“血流漂杵”，后来有“顽民”作乱，可见实际上并非王道而是霸道，总之，以暴易暴乃是中国社会变迁的规律。“据长久的历史上的事实所证明，则倘说先前曾有真的王道者，是妄言，说现在还有者，是新药。”^【⁶²^】晚年写的小说《采薇》就是取材于《史记 • 伯夷列传》记载的伯夷叔齐反对以暴易暴终于绝食而死的故事。鲁迅把“暴”即专制主义归于中国的国民性。历史上的农民游民起义，他亲自参加的辛亥革命，无论是否改朝换代，实质都是以暴易暴，而中国的百姓永远是奴隶。“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以明末例现在，则中国的情形还可以更腐败，更破烂，更凶酷，更残虐，现在还不算达到极点。但明末的腐败破烂也还未达到极点，因为李自成，张献忠闹起来了。而张李的凶酷残虐也还未达到极点，因为满洲兵进来了。难道所谓国民性者，真是这样地难于改变的么？”^【⁶³^】“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⁶⁴^】然而鲁迅仍然寄希望于革命而且是暴力革命，认为“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孙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国还是如此者，最大原因还在他没有党军，因此不能不迁就有武力的别人。”^【⁶⁵^】他先是拥护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晚年拥护共产党的革命战争，希望革命党的党军能走出以暴易暴恶性循环的轨道，像他心目中的苏俄革命一样，使被压迫的奴隶真正解放成为主人。但是，由于鲁迅片面强调改造国民性而一向忽视制度的建设，对他所认同的暴力革命结果能否避免和怎样避免陷入中国式以暴易暴的怪圈，他虽心存疑虑却少作研究，与陈独秀和胡适相比，这不能不说是鲁迅的欠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