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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前驱者”与“精神界之战士”(之三)——陈独秀与鲁迅接受布尔什维主义的比较 ...

2007-3-13 16:20| 发布者: 王福湘| 查看:10650| 评论: 0|原作者: 王福湘|来自: 王福湘

摘要: 一象接受维新思想和从事启蒙运动一样,陈独秀与鲁迅接受苏俄式马克思主义即布尔什维主义的过程也在时间上有先后,行动上有区别,思想上有异同。两人的思想都经过曲折的发展变化,自我否定和更新,处在与时俱进的动态 ...

                            

象接受维新思想和从事启蒙运动一样,陈独秀与鲁迅接受苏俄式马克思主义即布尔什维主义的过程也在时间上有先后,行动上有区别,思想上有异同。两人的思想都经过曲折的发展变化,自我否定和更新,处在与时俱进的动态过程中。陈独秀早在19202月题为《新教育之精神》的演讲中就使用了“与时俱进”一语,说明“天下无百年不变的法则”,时移事变,教育要“与世界一齐进步”。1对待马克思主义和苏俄的态度,最能体现陈鲁二人与时俱进的精神。但总的来说,鲁迅比陈独秀“慢半拍”。陈在五四运动之前,就已经预见到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将极大地推动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成为“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2指出:“二十世纪俄罗斯之共和,前途远大,其影响于人类之幸福与文明,将在十八世纪法兰西革命之上,未可以目前政象薄之”。3社会主义学说流行和共产党执掌政权的“风气恐怕马上就要来到东方”。4《贫民的哭声》等文毫不含糊地宣传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主义思想。五四之后,他的启蒙和革命活动重心从知识分子转向工农劳苦人民方面。军阀政府的逮捕和共产国际代表的东来,加快了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和走俄国革命道路的步伐,19205月陈独秀即发起成立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着手组建中国共产党,成为继李大钊之后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新青年》同人由此分裂。鲁迅虽然意识到陈李是在“前进”,但并未立即跟上,在一段时间内还继续寄稿支持陈独秀,但在办刊方针上却接近胡适,也不介入胡适与李大钊的“问题与主义”之争。19195月他曾在《新青年》上发表过“随感录”《“来了”》和《“圣武”》,讽刺北洋军警防范“过激主义”即布尔什维主义的慌忙,赞扬别国“有主义的人民”为主义而奋斗牺牲,战胜了“刀与火”的专制,迎来了“新世纪的曙光”,但鲁迅并没有明言对“过激主义”的评价,别国的“主义”也非单指布尔什维主义,他所肯定的“外来思想”泛指所有提倡“自由平等”、“互助共存”的西方近代学说,文章主旨不在宣传什么主义,而是批评中国人不能“发生新主义”也不能“容纳新主义”,极端自私和愚昧、只信“圣武”即“刀与火”的国民性。5胡风认为《“圣武”》“可以说是当时的少数共产主义者的庄严的宣言”,说明“鲁迅在那时就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文学家和思想家”,6实在是把鲁迅的思想转变整整提前了一个阶段。鲁迅在192054日,与陈独秀开始建党活动大体同时,在给一位学生的信中写道:“今之论者,又惧俄国思潮传染中国,足以肇乱,此亦似是而非之谈,乱则有之,传染思潮则未必。中国人无感染性,他国思潮,甚难移殖;将来之乱,亦仍是中国式之乱,非俄国式之乱也。而中国式之乱,能否较善于他式,则非浅见之所能测矣。”7对“中国式之乱”的预言已为20世纪的中国历史所确证,显示了鲁迅思想的无比深刻,但“传染思潮则未必”的看法则有违事实,表明他与陈李的思想距离。他一直希望着新的社会,在俄国十月革命后,“知道这‘新的’社会的创造者是无产阶级,但因为资本主义各国的反宣传,对于十月革命还有些冷淡,并且怀疑。”8然而作为有志于革命的精神界之战士,鲁迅十分关注俄国革命后的文艺思潮。1925年,他为中共党员任国桢编译的《苏俄的文艺论战》作《前记》,开始购买阅读关于苏俄文学艺术的书籍,其中最重要的是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这是他接受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第一本著作。次年为勃洛克的长诗《十二个》中文译本作《后记》,即将托氏书中《勃洛克》一章译出置于卷首。1927年初鲁迅到广州后,与中共中山大学总支部负责人来往密切,读到他们赠送的党团刊物,并与陈独秀之子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亲切会面。从此,鲁迅在政治上明显地倾向共产党和苏联,文艺理论上自觉地学习和应用马克思主义,成为20 世纪中国最早真正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家。所以,如果要给鲁迅的思想转变划定一个时间的话,应以1927年为宜。1928年创造社和太阳社对他的围剿,不过加快了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和靠拢苏俄的步伐。而此时的陈独秀则已被迫离开中共领导岗位,进入反思和超越苏俄思想以至马克思主义的新阶段。但本文的重点不在区分陈鲁二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时间先后,而是具体比较他们在这方面思想的异同,各自的贡献和局限。


                           


陈鲁二人都接受了以历史唯物主义即唯物史观为哲学基础和共产主义社会为终极理想的马克思主义,陈主要用来研究人类和中国的社会及其发展进化的历史,探索中国政治革命的道路,鲁主要用来研究文艺问题,作为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的武器。


陈独秀从1920 年成为社会主义者以后到北伐战争前的几年里,写了许多文章,作了大量讲演,以《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等经典著作为蓝本,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发展史、剩余价值学说、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驳斥当时在中国颇为流行的无政府主义,并且批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工团主义和修正主义。可以说,他把新文化运动以科学和民主为旗帜的思想启蒙转变成了以马克思和列宁为旗帜的共产主义的思想启蒙,救国救民改造社会的革命目标没有变,革命的道路即理论方法武器手段变了。他认为:唯物史观是研究过去历史之经济的说明,要义是告诉我们,历史上一切制度的变化是随着经济制度的变化而变化,所以,我们创造将来历史之最努力最有效最根本的方法是经济制度的革命。9而改革社会制度的手段就是阶级战争。他这样概括共产主义者的主张:“立脚在阶级争斗的原则上面(此点与基尔德社会主义及无政府主义不同而与工团主义相同),集合无产阶级中最觉悟最革命的群众,组织为无产阶级做革命运动的共产党;无产阶级的革命成功,即应建设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此点与工团主义不同),利用无产阶级的国家这个武器,压制资产阶级的反动,加入世界的革命,扑灭全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国家;然后渐渐灭绝资产阶级的私有制度及私有习惯与心理,建设无产阶级的工业与文化,最后达到废除一切阶级无国家的共产社会。这就是共产主义破坏与建设之大略程序。”而“中国劳动阶级和社会主义者的目前工作,首先要做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国民革命”,10即“集中全国民主主义的分子组织强大的政党,对内倾覆封建的军阀,建设民主政治的全国统一政府,对外反抗国际帝国主义,使中国成为真正的独立国家”。11他又根据列宁的著作,把国际工人运动中发源于马克思主义的俄国布尔什维主义和德国社会民主主义两派的对立归结为:前者主张阶级战争、直接行动、无产阶级专政、国际运动,后者主张劳资携手、议会政策、民主政治、国家主义,前者是真马克思派,共产主义,后者是修正派,改良主义;而“中国底改造与存在,大部分都要靠国际社会主义的运动帮忙”。12所以,他在这个阶段理论上是列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实践上是依靠共产国际即苏俄帮忙的中共领导人。他提出了中国革命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进行的所谓“二次革命论”,但在行动上不得不服从共产国际和苏俄顾问的错误指挥,导致国民革命的失败。这次失败既是中国革命的转折点,也是陈独秀人生道路和思想发展的转折点。血的教训和共产国际嫁祸于人的行径使他首先踏上反思并进而反对斯大林主义的艰苦而漫长的历程,他仍然是“革命的前驱者”。


这也是鲁迅人生道路和思想发展的转折点。在陈独秀开始反思的时候,鲁迅却开始全面地接受,同样是血的教训使他做出了与陈独秀不同的选择。他从1928年以后陆续购进很多讲解历史唯物论、辩证法唯物论和阶级斗争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入门书,前三年较为集中,且大多是日文本。1928年春他给任国桢写信,希望任介绍一些马列主义关于文艺的论述给他看,或介绍书目他自己去找,任与楚图南找苏联中东路在哈尔滨附设的图书馆馆长商量,给他拟了一份书目寄去。13鲁迅一边搜求、阅读、研究,一边翻译、介绍、应用,甚至教许广平学日文也用《马克思读本》,“除序文而外,内容共分十讲:一、马克思的生涯及事业;二、唯物论辩证法;三、唯物史观、四、阶级斗争说;五、马克思主义与国家;六、劳动价值说;七、剩余价值说;八、资本积蓄说;九、利润说;十、资本崩溃说。”14可见鲁迅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已有大致的了解,但他接受的重点始终在文艺层面,活动的领域也主要是在文艺界。他参加编译了《文艺理论小丛书》和《科学的艺术论丛书》,自己翻译了《文艺政策》,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论》和《文艺与批评》,日本片上伸的《无产阶级文学的理论与实际》等著作和论文。他感谢创造社,“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15他不但对文艺描写并影响社会的功能有了恰如其分的认识,而且确立了新的阶级论的文艺观:“在我自己,是以为若据性格感情等,都受‘支配于经济’(也可以说根据于经济组织或依存于经济组织)之说,则这些就一定都带着阶级性。但是‘都带’,而非‘只有’。所以不相信有一切超乎阶级,文章如日月的永久的大文豪,也不相信住洋房,喝咖啡,却道‘唯我把握住了无产阶级意识,所以我是真的无产者’的革命文学者。”16与陈独秀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社会不同,鲁迅首先是用来解剖自己。他以普罗米修斯窃火给人自喻,“但我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17他承认自己是破落户,身上还有“中产的智识阶级分子的坏脾气”,“只是原先是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后来又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18这“将来”就是共产主义的无阶级社会。与陈独秀引经据典长篇大论的马列主义理论家姿态更不同,鲁迅声明自己对于唯物史观是门外汉,不懂经济学,没读过《资本论》,“然而启示我的是事实,而且并非外国的事实,倒是中国的事实,中国的非‘匪区’的事实”。19从对“事实”的经验和感受来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鲁迅的思想特点。他批评创造社不懂唯物史观,却主张一切都非依这史观来著作不可,指出“他们对于中国社会,未曾加以细密的分析,便将在苏维埃政权之下才能运用的方法,来机械的地运用了”。20正是在同创造社和太阳社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论争中,鲁迅掌握了唯物史观的文艺理论,建立起中国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在文艺领域开始了反对左倾教条主义和生搬硬套苏俄经验的斗争。21他接受马克思主义虽然比陈独秀起步晚,但一起步就反围剿,而且“横站”着左右开弓,他仍然是“精神界之战士”。


                            


然而,由于马克思主义自身及其衍生形态的复杂性,由于20世纪中国、苏俄和国际社会的复杂性,在陈鲁二人身上又很明显地表现出人类认识自我和认识环境的局限性。这是不足为怪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演进,苏联的成功和失败,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人性的变化和矛盾,总之,现代中国和世界的一切人事,都呈现为或短或长的过程,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一切都在运动中,联系中,矛盾中。当事情的真相还没有充分暴露或正在逐渐暴露的时候,当科学研究还没有把人的本质完全揭示出来的时候,人们的认识就难免犯错误,简单片面机械,或出现曲折和反复。革命的思想家陈独秀和鲁迅先后全盘接受列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把布尔什维克的苏俄当成“导师和朋友”,称赞他们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功,把中国革命的希望寄托给斯大林统治的苏联和共产国际,就包含了这类时代的局限。至于策略性技术性的错误,实际领导革命的陈独秀当然比坚守精神界的鲁迅犯得多得多,这不在本文比较的范围。本文要比较的是他们的基本思想。他们在树立了阶级性和阶级斗争的新观念以后,还保留着启蒙时期的人性、人道主义和改造国民性等原有观念,没有从理论上解决如马克思所提出的人的一般本性及其历史性变化的问题,即人性、民族性、阶级性、地域性及个性的关系问题,思想都不无矛盾。陈独秀在强调阶级性党派性时否定全民性国民性的存在,在批判无政府主义思潮时却又说老庄以来的虚无主义是国民性堕落的根源。鲁迅在正面立论文学的阶级性时强调“都带”而非“只有”,在反驳梁实秋的人性论时却有把阶级性绝对化的倾向,在批评“第三种人”时根本否认有超阶级的忠实于自己的艺术家,在一些私人通信中却仍然坚持改造国民性的主张,在评介苏俄“同路人”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时,一边从实际出发讨论人性和人道主义及作品的艺术,一边却用“拉普”宗派的革命政治标准给作家划分阶级。陈鲁二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矛盾具有相同的性质,但鲁迅作为文学批评家常常涉及这个问题,谈得较具体,内容较丰富。而陈独秀作为革命前驱者和领导者,更多地关心政治经济问题,做的工作多,犯的错误多,思想矛盾也多。他接受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后,对中国是否需要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之间是否应该有一个资本主义阶段,如果有的话,这个阶段实行什么样的政制,思想是模糊的,犹疑不决的。他接受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后,对民主的性质、价值和意义产生了动摇和怀疑,以至把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对立起来,把民主归属于资产阶级,有时又把民主主义分为资产阶级的和无产阶级的两种,认为前者是少数人的,形式的,虚伪的,后者是多数人的,实质的,真正的,更未能解决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的关系问题。


解决这些问题都需要时间。然而鲁迅没有时间。他忙于当下的战斗,文坛的论争,写杂文,译小说,印笺谱,教木刻,还要挣钱养家,本来对理论就兴趣不大,现在既然斗争方向已经明确,理想社会已经出现,大问题就算基本解决,何况重病缠身,来日无多,那么,剩下的事就是朝着既定的方向奋斗前行,死而后已。他有自知之明,抓紧时间做自己想做能做的事,“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作为“历史的中间物”,人类进化链子上的一环,就尽了自己对社会和大众的责任,也给将来留下了精神的“遗产”。陈独秀则不然。他的“世界识见”比鲁迅广博,经历更非鲁迅可比,尤其能看到鲁迅看不到的苏俄的内部材料。而且,他有时间。他不背家庭包袱,一身轻松干革命。大革命失败后,先交卸了职务,后开除了党籍,成立托派组织不久,又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判刑,关了五年,出狱后积极宣传抗日,却被王明康生诬为汉奸,从此穷途飘泊,寄居四川乡下,靠北大同学会照顾艰难度日,于1942年病逝,比鲁迅晚六年。这是极为宝贵的六年。他把监狱当成研究室,出了监狱就进“研究室”,在贫病交加的最后几年,一息尚存,依然著作研究不止。从被迫辞去中共总书记以后开始的革命反思,经过狱中的深思熟虑,产生了飞跃,又总结了国内外特别是苏联的最新的经验,愈来愈彻底,终于达到那个时代的理论前沿。陈独秀至死也是“革命的前驱者”。


长达十五年的反思是一个过程,陈独秀不断地逐步地否定前一阶段所接受的斯大林式的布尔什维主义,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把《新青年》时期的启蒙思想提升到新的高度,为寻求中国现代化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正确道路作出了难能可贵的思想贡献,从理论上和宏观上解决了建设何种政治经济制度的世纪难题。这是埋头苦干攻击黑暗反抗旧社会的鲁迅所不可能解决的。鲁的思维偏于破坏,重在扫荡旧物,陈的思维偏于建设,重在创造未来,二者异向互补,但陈更具前瞻性和预见性。


                            


抗战初期,陈独秀作了一系列文章和讲演:《民族野心》、《资本主义在中国》、《告反对资本主义的人们》、《我们为什么而战?》、《我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科学地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论证了中国需要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性命题。他用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作用来解释现代国家和国民精神的盛衰强弱,提出中国二千年来停滞在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前资本主义时期”的新观点,“虽然多次治乱循环,多次更换王朝,统治权终于建立在落后的农业和商业上面,在朝在野扮演重要角色的,也终于是一班代表农民和商人的无知而又无耻的士大夫群,能产生孔、孟、老、庄、宋儒,发挥佛教等礼让退婴学说的,还算是其中优秀分子”,“在这样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基础上,也只能产生我们固有的武器,固有的道德与文化,即所谓东方文化与精神文明。”22他深知资本主义制度含有缺点与罪恶,但根据中国社会各种经济成分并存状态的比较分析,确认资本主义在中国还大有发展的余地,在内部经济政治不成熟和外部影响尚在等待的条件下,不可能跳过资本主义而实行真正的社会主义。他多次引用列宁的话:“俄国工人吃了资本主义不发达的苦,而不是吃了资本主义发达的苦。”加上一句:“在中国更是如此!”23他相信“社会主义对于生产力之增高和人类幸福,都好过资本主义”,但在具体研究了几个世纪欧洲空想社会主义运动失败的历史之后,认识到“在科学的社会主义者看来,资本主义无论为功为罪,而毕竟是人类社会进化所必经的过程”。又在深入研究了苏俄社会的阶级关系之后,指出“苏俄虽然经过了社会革命,变更了财产关系,变更了国家的阶级性,剩余劳动在名义上归了工人自己的国家,而实际上远远优裕过一般工人工资和生活的高级职员及寄生官僚这一阶层,还存在着,如此便不能够说已经走出了人剥削人的资本主义制”。因此,中国要进步,要发展民族工业,决不能学俄国的民粹派和中学为体的洋务派,也“不要学唯名主义者,一听到社会主义便肃然起敬,一听到资本主义便畏之如蛇蝎,厌之如粪蛆”,“必须毅然决然采用资本主义制度来发展工业,只有发展工业,才能够清除旧社会的落后性,才能开辟新社会的道路。”24这些思想都是鲁迅终生没有达到过的。他没有研究过社会主义的历史,更不了解苏联的内情,早年他承认19世纪西方文明的进步和成就,但强调其缺点和弊病,晚年用苏俄作比较,更是只看到资本主义的罪恶,通过革命战争建设苏俄式的理想社会则成了他坚定的信念。而坚持真正的唯物史观,却使陈独秀不仅得出“资本主义是中国经济发展必经的过程”的结论,并且更彻底地认为:“战争与革命,只有在趋向进步的国家,是生产力发达的结果,又转而造成生产力发展的原因;若在衰退的国家,则反而使生产力更加削弱,使国民品格更加堕落——夸诞、贪污、奢侈、苟且,使政治更加黑暗——军事独裁化。”25这些远见卓识,也已为20世纪中国和世界的历史所确证,不只对中国,而且对所有不发达国家都有重大的意义。与鲁迅的“中国式之乱”的预言相比较,陈是基于唯物史观的科学研究,用的是理论语言,鲁是由于对中国历史和国情的真知灼见,用的是文学语言。陈志在探讨人类社会走向光明的必由之路,鲁则着眼于挖掘和批判中国历史过程中的黑暗。在经历“中国式之乱”后,中国终于重新肯定发展资本主义的必要,比陈独秀晚了半个世纪。


                           


陈独秀对民主与专政问题的反思开始最早,时间最长,文字最多,思想最深刻,最前卫,对人类的贡献也最大。这是一个逐步接近真理的认识过程。因此本文不能不用较多的篇幅加以描述。大革命失败后,他从亲身经历体验了官僚主义领导集团在反对“极端民主化”的名义下扼杀党内民主的灾难性后果,从1929年起奋起批判反民主的官僚集权制,指出“德谟克拉西,是各阶级为求得多数意见之一致以发展其整个的阶级力所必需之工具;他是无产阶级民主集权制之一原素,没有了他,在党内党外都只是集权而非民主,即是变成了民主集权制之反面官僚集权制。在官僚集权制之下,蒙蔽,庇护,腐败,堕落,营私舞弊,粉饰太平,萎靡不振,都是相因而至的必然现象。”26官僚主义的组织路线“以委派制度与绝对的命令主义消灭了党内德莫克拉西”,以所谓“铁的纪律”等借口为武器,“箝制党员对于政治问题的讨论,变布尔什维克热烈争辩的精神为官僚的盲目服从,从支部到国际活像君主专制之下从地保到皇帝一样,只许说一声‘是’,否则马上便有不测之祸,因此所有党员都不敢说一句心中所想说的话。”27他引用列宁的话来证明党内民主的重要,也仍然以列宁的话来批判所谓“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说:“民主主义不是超阶级的,一般所称为民主主义的,实际上只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这一民主主义本来是资产阶级从前用做反抗封建贵族以及欺骗劳动阶级之工具”。他又根据托洛茨基的观点,指出无产阶级力争“国民会议”民主化的斗争,只是“借用资产阶级这一有锋芒的工具(民主主义),来对付资产阶级”,“我们应该尽量利用民主政制来促进民主政制之死亡,而不应该歌颂资产阶级的民主政制。我们是要利用民主口号与运动来辅助我们夺取政权的根本目的。民主政制不是我们的根本目的。”“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才是我们的“前途”。28他同时认为,实现立法权力和执行权力合一化的苏维埃政制,“是民主主义在历史上发展到今天的最新最高阶段,也是一切政制在历史上发展到今天的最高最后形式。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共产主义者,本是最忠诚最彻底的民主主义者。”29在托派活动期间,他围绕着“经过国民会议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同中国托派中反对国民会议的极左派主张辩论,但没有出现根本性的思想突破。突破是在国民党的监狱中实现的。他在狱中继续研究国际政治和中苏革命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列宁、斯大林主义,关键就是民主问题。同狱内外托派成员的争论,实际上也是在清理和否定自己前一阶段的某些错误。他更加强调民主运动民主口号关联中国无产阶级命运,“它不仅是某一时期的策略,而是中国革命的骨干,中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之全部策略的基石”,警告说,“对于民主主义斗争估价过低,会成为无产阶级之致命伤”。30他对《新青年》倡导的民主与科学作了更新的解释,赋予了更深刻长远崇高广大的意义。当时在狱中照看他的托派成员濮德治回忆,陈独秀认为今天大讲民主科学,并未过时,反而更加需要。没有民主,就没有进步,也没有革命,没有科学就不能生存,就要亡国,有民主才能有科学,有科学才能保民主,二者缺一不可,少一点也是不行的。陈讲了他对人类社会民主历史的研究,“我认为民主制度是人类政治的极则,无论资产阶级革命或无产阶级革命,都不能鄙视它,厌弃它,把它当做可有可无,或说它是过时的东西,在东方落后国家,长期受封建制度束缚,没有民主的气息和习惯,更应把它当做战斗的目标而奋斗。”陈说“从马克思到列宁都没有把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分裂开来”,“他们多次教导,从资产阶级形式民主,到无产阶级实质民主,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他批评托派青年“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相当片面,相当机械而且幼稚”,“你们总是把专政这个名词奉为神灵,而把民主视为妖魔,岂不怪哉。现在苏联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专政到反动派,我举双手赞成,但专政到人民,甚至专政到党内,难道是马克思、列宁始料所及吗?此无它,贱视民主之过也。”“总之我认为民主与科学是人类长期的要求,决非权宜之计,临渴凿井的对策。如果用公式表达,就是原始社会里,共产主义和民主主义是两大支柱。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推倒和埋葬了这两大支柱。资本主义社会,发掘了民主,发展了科学,人类大踏步前进。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民主与科学无限发展,走向人类大同。”陈独秀认为,他把民主与科学提到贯穿历史的高度,并未违反阶级分析的原则,“代表大多数人民利益,就是最好的阶级立场。成天大叫无产阶级万岁的人,未见得有利益于大多数人民,也未见得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苏联就是把人造成一个模型,不容有别的样式,还自诩为马列主义。马列地下有知,想会慨叹呜呼的。”31濮的回忆文字会有出入,但基本传达了陈的思想。他在狱中写过一篇《无产阶级与民主主义》,作为反思民主问题的理论成果,发表在托派机关报《火花》,指出“人们对于民主主义,自来有不少的误解。最浅薄的见解,莫如把民主主义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人类社会,自有政治的组织及其消灭,民主主义乃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形成各阶级的内容与形态。”“所以民主主义乃是人类社会进步之一种动力。”他改变了以前认为民主是手段不是目的的看法,肯定“我们采用民主主义的政纲与口号,是目的,并不是手段。”32出狱前他还写了一篇《孔子与中国》,从高扬民主的观点继续五四时期对孔子礼教的批判,从中国近代史上民主运动失败和尊孔潮流高涨的逻辑联系中揭示礼教反民主的本质,重申科学与民主是人类社会进步之两大主要动力,“人类社会之进步,虽不幸而有一时的挫折,甚至于一时的倒退,然而只要不是过于近视的人,便不能否认历史的大流,终于是沿着人权民主运动的总方向前进的。”33出狱后,他根据实际的历史事变的发展,而不是根据抽象的公式,继续反省“苏联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后十年的苦经验”,34在最后论文和书信中,终于将“吾辈”即国内外托派包括他自己以前关于民主问题的见解“彻底推翻”,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具体的意见,其中包含了极其重要的新思想。他对民主政治的内涵作出了新的明确的界定:“民主主义是自从人类发生政治组织,以至政治消灭之间,各时代(希腊、罗马,近代以至将来)多数阶级的人民,反抗少数特权之旗帜。”35“民主政治的真实内容是:法院以外机关无捕人权,无参政权不纳税,非议会通过政府无征税权,政府之反对党有组织言论出版自由,工人有罢工权,农民有耕种土地权,思想宗教自由,等等。”36对以前所批判的“资产阶级民主”的历史和现实的真实价值,不但给予了充分肯定,而且为之摘掉了“资产阶级”帽子:“近代民主制的内容,比希腊、罗马要丰富得多,实施的范围也广大得多,因为近代是资产阶级当权时代,我们便称之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其实此制不尽为资产阶级所欢迎,而是几千万民众流血斗争五六百年才实现的。科学,近代民主制,社会主义,乃是近代人类社会三大天才的发明,至可宝贵”,“即英、法、美不彻底的民主制也有保护的价值”,“如果认为资产阶级民主制已至其社会动力已经耗竭之时,不必为民主斗争,即等于说无产阶级政权不需要民主,这一观点将误尽天下后世!”37与此同时,他去掉了以前涂饰在“无产阶级民主”头上的虚幻的光环,指出其基本内容与“资产阶级民主”的一致性:“所谓‘无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和资产阶级的民主只是实施的范围广狭不同,并不是在内容上另有一套无产阶级的民主。”38“‘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名词,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或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39“十月以来,拿‘无产阶级的民主’这一空洞的抽象名词做武器,来打毁资产阶级的实际民主,才至有今天的史大林统治的苏联,意、德还是跟着学话。”40他总结了斯大林独裁的反面经验,从而论证了所谓“无产阶级独裁”的虚假性。独裁即专政,不过专政为中性词,独裁含贬义。陈独秀用词上的变化显示出前后不同的价值判断和感情色彩。他说:“无产政党若因反对资产阶级及资本主义,遂并民主主义而亦反对之,即令各国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出现了,而没有民主制做官僚制之消毒素,也只是世界上出现了一些史大林式的官僚政权,残暴、贪污、虚伪、欺骗、腐化、堕落,决不能创造甚么社会主义,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些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41他对斯大林的批判因而有了新的飞跃,具有彻底唯物主义的科学高度和历史深度:“如果说史大林的罪恶与无产阶级独裁制无关,即是说史大林的罪恶非由于十月以来苏联制度之违反了民主制之基本内容(这些违反民主的制度,都非创自史大林),而是由于史大林的个人心术特别坏,这完全是唯心派的见解。史大林的一切罪恶,乃是无产阶级独裁制之逻辑的发达”,“是凭藉着苏联自十月以来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这一大串反民主的独裁制而发生的”,“是独裁制产生了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产生独裁制”。他告诫他的托派年青朋友:“我们若不从制度上寻出缺点,得到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史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史大林倒了,会有无数史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42陈独秀关于“无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反思,否定了他以前相信过的布尔什维主义,而且超越了马克思,或者说修正了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其结论是以20 世纪上半叶所谓“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事实为依据的,并且为20 世纪下半叶世界政治经济发展变化的事实所确证,完全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在理论与实践真正紧密结合的基础上,陈独秀的民主思想在逝世前几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现实性、深刻性和创造性,不但已经被历史证明为真理,且对后人极富启示意义。


在民主与专政问题上,鲁迅和陈独秀的思想看来差距甚大,鲁没有正面讨论过民主问题,更没有直接宣传过民主主义,似乎无法与陈进行具体的比较。但实质上他们有一个基本的共同点,即反专制,而反专制就意味着要民主。鲁迅早年以绝对平等误解“社会民主之倾向”,批判“多数之说,缪不中经”,是因为众人凡庸无特操,所以他主张“任个人而排众数”。43五四时期这一思想并无大变,但强调的是反暴政,即反专制,认为“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暴君的暴政,时常还不能餍足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欲望”。4420年代中期,他仍然反对“多数”,但反专制的思想更加明确,无论什么人的专制都在反对之列,说:“暴君的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愚民的专制使人们变成死相。”451927年以后,他用冷嘲热讽的方式同国民党统治者顽强战斗,痛斥其“以党治国”的独裁政制和屠杀革命者的刽子手行径。正是从这时起,鲁迅全面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和科学社会主义,同新月社理论家梁实秋展开论争。梁实秋追随其师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攻击和歪曲卢梭,片面强调人的差别,否认人格平等男女平等,指责“近代的德谟克拉西的思想,平等的观念,其起源即由于不承认人类的差别”,鲁迅主动撰文批驳,并引用美国作家辛克莱的话,揭露白璧德批评卢梭是因为“畏惧卢梭所发向世界上的新思想和新感情的激流”,目的是“将我们带到子女服从父母,奴隶服从主人,妻子服从丈夫,臣民服从教皇和皇帝,大学生毫不发生疑问,而佩服教授的讲义的善良的古代去”。46鲁迅站在被压迫阶级和弱势群体的立场,拥护人权平等的民主思想,反对专制和等级制度。也就是从这种基本立场出发,他歌颂苏联“一个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从地狱底里涌现而出,几万万的群众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运的人”。47他庄严宣布:“我们不再受骗了”,然而遗憾的是,他虽然不再受“帝国主义及其侍从们”的骗了,却越来越受斯大林主义的骗了。他按照共产国际的口号说,“我们反对进攻苏联,我们倒要打倒进攻苏联的恶鬼”,但实际上进攻苏联的恶鬼不是帝国主义的美英法,而是后来与斯大林友好合作瓜分波兰的希特勒德国。鲁迅当时几乎处在被围困的生存状态中,无法获得苏联对外封锁的实情,一些表面的虚假的新闻报道和见闻录使他信以为真,竟丧失了他所固有的怀疑和批判意识。在思维方式上也陷入“非此即彼”的绝对化的二元对立模式,“帝国主义和我们,除了它的奴才之外,那一样利害不和我们正相反?我们的痈疽,是它们的宝贝,那么,它们的敌人,当然是我们的朋友了。”如此简单化的“当然”逻辑,反映出鲁迅在国际政治关系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的严重不足。他相信苏联报纸公布的审判“实业党”、镇压知识分子、大规模制造冤案的假材料,却拒不相信一位名记者关于“苏联无产阶级专政,智识阶级就要饿死”的警告,有点天真地反驳说:“无产阶级专政,不是为了将来的无阶级社会么?只要你不去谋害它,自然成功就早,阶级的消灭也就早,那时就谁也不会‘饿死’了。”他还确定地表示,“这也才是我们自己的生路!”48鲁迅走了一辈子路,寻了一辈子路,最终却相信了斯大林主义的苏俄的路。他翻译卢那察尔斯基1922年写的剧本《解放了的堂·吉诃德》,又为瞿秋白的译本作《后记》,批评攻击苏俄“一党专政”的人道主义者为有毒的“吉诃德主义”。他在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机关刊物《国际文学》上发表答问,写道:“现在苏联的存在和成功,使我确切的相信无阶级社会一定要出现,不但完全扫除了怀疑,而且增加许多勇气了。”49在那个所谓“红色的三十年代”,几乎全世界都受了斯大林的骗,连高尔基也皈依了斯大林,何况消息闭塞的鲁迅。他因不知情而误信,当然是他的局限,其思想也不能与陈独秀相比,但应该可以理解。而他始终坚持的反专制的本质立场,至死也没有改变,则仍然与陈一致。对他来说,最困难的是在左翼阵营中反专制的斗争,这点与陈相似,不同的是,陈是从整体的过程中反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并上升为人类社会发展的理论,鲁是从历史的延续中深挖中国左翼文艺界的恶劣根性,暴露黑暗,鞭笞群魔,以挽救中国文艺的前途。他称领导人为“文坛皇帝”、“元帅”、“奴隶总管”、“工头”,自己则是“奴隶”、“苦工”,乃是专制者与被专制者的关系。他说:“有些手执皮鞭,乱打苦工的背脊,自以为在革命的大人物,我深恶之,他其实是取了工头的立场而已。”50“首先应该扫荡的,倒是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呼别人;小不如意,就倚势(!)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横暴者。”51陈鲁的反专制斗争贡献有大小,但其战斗的民主精神和对“独裁者”、“横暴者”认识的深刻性,当是相近的。两人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都为反抗内部的专制耗尽了精力,在这个意义上可谓殊途而同归。



但是,陈鲁二人的关系却在最后发生了悲剧性的转折。这与他们对托洛茨基的态度及斯大林的反托派斗争有关。鲁迅对托氏不但本无恶感,而且是从读托氏的《文学与革命》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并用之于建设中国的革命文学。1926年,他翻译了其书第三章《勃洛克》,在《后记》中写道:“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大概还以为托罗兹基是一个喑呜叱咤的革命者和武人,但看他这篇,便知道他也是一个深解文艺的批评者。”52对苏联诗人勃洛克,“若用了纯马克斯流的眼光来批评,当然也还是很有可议的处所。不过我觉得托罗兹基的文艺批评,倒还不至于如此森严。”53显然鲁迅是不赞成教条主义的“纯马克斯流”而认同比较灵活宽容的托洛茨基的。1927年,他用托氏的理论讲解“革命时代的文学”,支持未名社翻译出版《文学与革命》,认为“可以销路较好”。54托氏被苏共开除出党后,鲁迅在跟创造社论争时仍肯定说:“托罗兹基虽然已经‘没落’,但他曾说,不含利害关系的文章,当在将来另一制度的社会里。我以为他这话却还是对的。”55总之,他在文艺方面肯定托氏,并不涉及政治斗争。随着对斯大林统治的苏俄越来越亲近,他不再提托氏的文艺批评,态度有了变化。在陈独秀成为托派并且被国民党囚禁后,鲁迅的态度是两重的。一方面,从私人关系上他心怀感激,“这里我必得记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56也如实地承认《新青年》时期陈独秀和胡适倡导文学革命之功,他“佩服陈胡”,57且不指名地称陈为“革命的前驱者”。58他把陈独秀列为中国最优秀的杂文作家,59还特意推荐1922年出版的《独秀文存》的编法,“附有和所存的‘文’相关的别人的文字”,“这样的集子最好”。60简言之,他肯定陈的过去。但另一方面,从政治立场或阶级立场出发而否定陈的现在。他在题为《再论第三种人》的“北平五讲”之一里,用“西装”“皮鞋”比喻资产阶级,“泥腿”比喻无产阶级,说五四运动时期,被旧文学家占领的文艺园地,“西装先生的皮鞋踏进来了,这就是胡适之、陈独秀先生的文学革命”,结果新文学家胜利了,“不料想三四年前,下等人的泥腿插进了文坛,此时前者反对后者,即是皮鞋先生反对新兴普罗文学,因而他们说,左翼的文学家是拿卢布的,陈独秀反而称革命的工农为土匪了,不过事实已经证明,左翼作家的确没有拿卢布,工农也确实不是土匪,于是旧文艺的保护者,想起了另一种的办法,于是‘第三种人’之说便出来了”。61这段话引自当时报纸刊登的记录稿,未经鲁迅审阅改正,字句上虽有错误,然而参照同时的其他报道,大体意思及表述是可信的。由此可见,鲁迅当时把陈独秀也视为资产阶级,与胡适和“第三种人”同类,方法上误用了阶级分析,其比喻恰恰生动地证明了他在理论上对托派问题的隔膜。


这种隔膜的突出表征就是那封著名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此信虽是因鲁迅病重由冯雪峰主动代庖,但鲁迅既然同意署名发表,就应该算为鲁迅的文章,信中的内容也都是鲁迅认同的思想。“事实胜于雄辩”,问题是鲁迅并不清楚斯大林反托和大清洗的真的事实,而用斯大林的苏俄的“成功”来说明托洛茨基“晚景的可怜”,倒颇有点自己反对过的“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中国式的历史论”的气味。最严重的错误是搬用斯大林诬陷苏俄托派为帝国主义间谍的谎言的逻辑,明白地暗示中国托派“下作到拿日本人钱来出报攻击毛泽东先生们的一致抗日论”,接着严厉地警告:“你们的高超的理论,将不受中国大众所欢迎,你们的所为有背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62这就坐实了前句的暗示,为王明之流造谣诬托陈派为日寇奸细提供了杀伤力极强的武器。他们在国外出版的《救国时报》从报道鲁迅的信同时发表社论开端,连篇累牍地大骂托陈派是汉奸匪帮,甚至在陈独秀释放以后,还要求国民党政府,“以铁一般的国法和军律,来搜捕、公审和枪决陈独秀叶青徐维烈张慕陶梁乔等汉奸匪徒”。63鲁迅这封信被他们反复登载,引以为据,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


陈独秀在监狱中得知了鲁迅这封信,反应之强烈是清理之中的。据托派成员王凡西回忆,陈“大发脾气,问我们为什么会对鲁迅发生幻想。他认为,鲁迅之于共产党,无异吴稚晖之于国民党,受捧之余,感恩图报,决不能再有不计利害的是非心了。”64但在鲁迅逝世周年之际,他写了一篇短文《我对于鲁迅之认识》,非常冷静和公正地评价了鲁迅,肯定《新青年》时期的周氏兄弟“有他们自己独立的思想”,所以作品“特别有价值”,“鲁迅先生的短篇幽默文章,在中国有空前的天才,思想也是前进的。”陈对鲁迅与政党的关系极具洞察力:“在民国十六七年,他还没有接近政党以前,党中一班无知妄人,把他骂得一文不值,那时我曾为他大抱不平。后来他接近了政党,同是那一班无知妄人,忽然把他抬到三十三层天以上,仿佛鲁迅先生从前是个狗,后来是个神。”他还“真实的鲁迅”以“人”的本来面目:“我却以为真实的鲁迅并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个人,有文学天才的人。”最后,针对当前现实,颇有共鸣地指出:鲁迅对抗日联合战线政策的意见“未必全无理由”,“在这一点,这位老文学家终于还保持着一点独立思想的精神,不肯轻于随声附和,是值得我们钦佩的。”65


“独立思想的精神”,也就是反专制的精神,正是陈鲁二人最基本的共同点。陈独秀对托派的态度也最能体现这种精神。他在得到托派各种重要文件,特别是知道托洛茨基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是坚决的反斯大林、布哈林的机会主义政策”后,“根本承认托洛茨基同志的主张是合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66于是毅然决然转向托派,并担任中国托派组织领导人,一面开展“国民会议”民主运动,反对国民党独裁政权,一面宣传托氏的“不断革命论”,反对斯大林主义。他跟托派成员们不停地争论,经过艰苦的长期的狱中反思,终于在出狱后和托派断绝了组织联系,表示愿意和中共合作,拥护国民党政府领导的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努力宣传抗战。他向托派成员郑重宣告:“我只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我在此所发表的言论,已向人广泛声明过,只是我一个人的意见,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将来谁是朋友,现在完全不知道。我绝对不怕孤立。”67进一步的反思,使他彻底认清了“托派(国外以至国内)先生们的荒谬见解”,“在本国不合,在俄国及西欧又何尝正确?”68他致信托洛茨基,断言中国托派“这样一个关门主义的极左派的小集团(其中不同意的分子很少例外)当然没有发展的希望;假使能够发展,反而是中国革命运动的障碍。”69其实托洛茨基就是陈独秀所批判的极左派,所以,这封信也是向托氏宣布他和托派在思想上的决裂。把陈独秀致托氏的信和鲁迅答托派的信加以比较也很有意思,同是对托派的否定和批判,陈以大量事实为依据,进行理论的分析,得出科学的评价,鲁以斯大林的谎言为依据,进行主观的推测,得出荒诞的结论:两人反托派的反法竟完全相反。


陈独秀晚年在极端困难的生存条件下,用提纲式短文写出《我的根本意见》,“重新估计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及其领袖(列宁托洛斯基都包含在内)之价值”,这也是他反省自己革命一生的亲身经历与功过是非的理论总结,是他留给后人的政治遗言。这种价值重估是“根据历史及现时之事变发展”,“根据苏俄二十余年的教训,非拟以马克思主义为尺度也”。他在探求真理的道路上保持着理性的批判态度,既不迷信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儒家道家等传统经典,也不迷信形形色色的洋权威洋教条,包括共产国际和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托洛茨基,他是彻底唯物主义的无神论者,如胡适所言“终身的反对派”。70在某种意义上,鲁迅也是“终身的反对派”。他在病重力竭之时,念念不忘的仍是病倘稍愈,同把持文艺界的“奴隶总管”和“工头”们继续战斗,他说:“我真想做一篇文章,至少五六万字,把历来所受的闷气,都说出来,这其实也是留给将来的一点遗产。”71这将也是他的政治遗言。然而他没有时间和精力来做这篇文章。他只留下了给亲属的遗嘱,来不及留下他更想“留给将来”的遗产。但长文即使写出,也是叙述自参加革命文艺运动以来“所受的闷气”,决非陈独秀重估布尔什维主义的“根本意见”之类,两份遗言自有其不同的价值,可以想象,鲁的遗言将成为陈的根本意见的有力的佐证。


注释:

1】【9】【10】【11】【12】《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97页,315316页,470477页,378页,253256页。

2】【3】【4】《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525页,364页,515页。

5】【43】【44】《鲁迅全集》第1卷,354356页,4653页,366页。

6】《胡风晚年作品选》,漓江出版社1987年版,29页。

7】【54】《鲁迅全集》第11卷,370537页。

8】【49】【51】【57】【60】【62】《鲁迅全集》第6卷,18页,18页,537页,72页,430页,588页。

13】楚图南:《鲁迅和党的联系之片断》,《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的12期。

14】《十年携手共艰危——许广平忆鲁迅》,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200页。

15】【16】【17】【18】【20】【47】【48】【55】【56】【58】《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6页,127页,209页,191页,297页,426页,430431页,112页,512页,456页。

19】《鲁迅全集》第12卷,273页。

21】参见王福湘:《鲁迅与“同路人”文学》,《鲁迅研究月刊》1997年第5期。

22】【23】【24】【25】【26】【27】【28】【29】【30】【33】【34】【35】【36】【37】【38】【39】【40】【41】【42】【65】【66】【67】【68】【69】【70】《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490491页, 498499页,515519页,562页,5253页,121122页,147156页,285页,334335页,386389页,555页,560页,547页,555556页,547页,566页,554555页,430页,96页,432433页,528页,531页,567页。

31】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文史资料选辑》第71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版,6164页。

32】唐宝林编:《陈独秀语萃》,华夏出版社1993年版,203204页,266267页。

45】【46】【53】《鲁迅全集》第3卷,43页,553页,343页。

50】【71】《鲁迅全集》第13卷,379页,383页。

52】《鲁迅全集》第7卷,301页。

59】斯诺整理:《鲁迅同斯诺谈话整理稿》,《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3期。

61】朱金顺辑录:《鲁迅演讲资料钩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182183页。

63】《讬陈汉奸匪徒卖国通敌捣乱后方 陕甘宁特区政府公审讬陈匪徒》,《救国时报》193825日第1版,人民出版社1980年影印本。

64】王凡西:《双山回忆录》,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2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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